安乐死合法化-论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一 : 论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摘要:安乐死是当今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其间渗透着人类理性和情感、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如何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运用法律手段来严格规制安乐死,使其真正符合人类理性和道德的要求,是我国立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www.loach.net.cn)

一、安乐死起源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的理论困境与合法化路径

安乐死之所以会备受争议,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安乐死有诱使医师假借实施安乐死为名实施故意杀人犯罪之虞,实施安乐死有悖于公众所认可的医师的职责与职业道德,因此而受到了伦理道德的非难,以及医学界缺乏实施安乐死的有效的规范标准等等。但是,这些原因都是在实施安乐死的实践中容易出现的流弊,或者是技术方面的原因。随着科技的发展、观念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完善,上述的这些问题均能得以解决。因此,这些原因不是安乐死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只有从法律角度来诠释安乐死,才能真正找到安乐死的理论困境,从而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开辟路径。从法律角度来说,安乐死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法与私法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带来的公权与私权的紧张对立。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1、“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

2003年,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四十五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又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定,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及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此等说法引起极大争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色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2、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 两者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第二, 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第三, 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第四, 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第五, 主动方不同。“安乐死 ”是由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四.立法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将安乐死进行“谨慎的有限合法化”,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安乐死单行法。所谓谨慎,是指应当进一步对我国的绝症并痛苦不堪的疾病、医疗技术和条件、医疗福利措施等方面进行医学调查,进一步对我国的民众情感、民众基础进行国情摸底,进一步积累医学案例和司法实践经验,重视个案的正当性处理,对于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安乐死行为予以司法认可,从点到面,循序渐进地引导安乐死合法化。所谓有限,是指在法律上、在司法实践中,只承认那些既符合医学标准又符合自愿的、消极的安乐死行为法律标准的行为合法,防止安乐死成为政治利用与谋杀他人的工具,避免损伤国民的善良情感。基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在安乐死立法中应当规定以下几个方面基本内容:

(一)明确规定安乐死的正当目的和宗旨。安乐死的实施只能是为了维护安乐死者的合法权益,减轻病人的痛苦,实行人道主义。

(二)明确规定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所针对的只能是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且到了该病的末期而又无法忍受特别巨大的肉体、精神痛苦的病人;但不包括无法做出意思表示的植物人。对植物人实行尊严死被排除的原因是:一是因为植物人无法表示自己的意愿,而他人代为表示意愿,违背了意志自由和个人主义原则;二是侵犯了植物人的生命权,且不符合人道主义和国民善良情感;三是为慎重起见,避免被他人利用其实施非正当目的。

(三)明确规定安乐死的具体操作程序。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必须是其本人有确意思表示,具体方法可参照民法上立遗嘱和公证的方式;由省级(含省级以上)医院成立安乐死委员会,并由安乐死委员会签署书面同意书;安乐死只能由有医师资格证的专职医师实行;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具有社会相当性,即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特别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本身不会给病人带来额外的痛苦,不能损害病人的人格尊严。

(四)明确规定违背安乐死操作程序的处罚措施。对于违反操作程序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应当承当相应的民事、经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总之,我国目前有关安乐死的规范还很混乱。笔者在此撰文的宗旨在于呼吁尽快立法。这样才能使其从目前的无序状态走向有序,从而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

二 :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摘要: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对患者以临终关怀,使之死亡状态得以优化从而使死亡安乐化。安乐死具备现实性、合理性,所以安乐死应该有其合法化的地位。

关键词:安乐死起源 现状 立法思考 实施程序

目录:

一、安乐死的起源及各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的定义

(二)安乐死各国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事件

(四)国内的民众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二、安乐死的学说

三、安乐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二)存在的合法性

四、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一)实施程序

(二)违法执行安乐死应承担的责任

五、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1

一、安乐死的起源及各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语源自希腊语“美丽的死”(Euthanlos),又称安死术或称怜杀原意是指舒适或无痛苦地死亡。①

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目前尚无一个统一完整的定义。《牛津法律指南》将安乐死定义为“在不可救要的病危者自己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其定义为:“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救药的并濒临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未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安乐死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安乐死”实施的对象应该是指那些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并正处于极端痛苦之中的病人或者是无生命价值的人。 2、“安乐死”应该是在病人自愿请求的前提下进行的。如在病人在非自愿情况下,而强行对其实施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3、在这一行为中,执行人,只能是取得合法资格的医护人员,且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死亡的问题 ,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类的死亡,体现了自然的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因为即使不实施安乐死,该病患也会死亡,而且是痛苦的死亡,所以,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把死亡由“痛苦”向“安乐 ”的转化。其本质是驾驭消除痛苦的机制和规律,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消除痛苦,是病患死的安乐,是优死。

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而分为:1)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

消极的“安乐死”有称被动的“安乐死”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救治、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辅助设施和药物,是病人自然的死于疾病。2)根据被实施者明确表达愿望与否,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病患在意志清醒时候,有明确的表示,自愿实施“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指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由于这类人都无行为能力,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对于这类病人的安乐死应由其监护人代为提出。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想发起于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洛克、休谟等都阐述过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还对如何实施安乐死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20世纪30年代,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危重病人的生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延长,这在极大程度上激化了医学伦理中延长病人生命和解除病人痛苦的矛盾,使安乐死合法化运动与人权运动结合起来,并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1944年,澳大利亚和南非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983①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

年美国成立了“无痛苦致死协会”。②

(二)安乐死在各国的立法

澳大利亚,是一个历史上较早在个别区域范围内通过了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之一。1995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临终患者权利法案》。该法案自1997年起生效实施,于1999年3月被废止。③

至今为止,英国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安乐死成文法。但并不等于医生不能为患者实施安乐死。2002年3月22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意了普雷蒂娜女士可以实施安乐死。这一判例,表明安乐死在英国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④ 荷兰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日本是世界上首次以司法判例形式附条件地认可安乐死行为合法的成文法国家。1962年12月12日,名古屋高等法院公示的适用安乐死六个条件,它不但为日本本国日后的安乐死案件审理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准则,亦成了世界各国刑法学届约定俗成的一个不成文惯例。⑤

(三)我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女儿的要求,为患者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经历了6年诉讼后,蒲连升终获无罪释放。这并不意味安乐死是合法的,只是蒲连升开出的冬眠灵并非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1994年9月8日,河南省宁陵县的吴秀云因患肝癌疼痛难忍而要求其丈夫刘某协助其安乐死并写下遗嘱,刘给吴喝下半杯农药,致吴某死亡。后吴家人将刘告上法庭,法庭认定刘是处于安乐死的动机协助其妻自杀,但按我国现行法律,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⑥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四)国内的民众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1992年我国首例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受到关于安乐死的提案,要求立法。2001年4月10日,荷兰参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④此事在我国引起较大反响。一时间安乐死成了人们的热点话题之一,赞成安乐死、应当为安乐死立法的意见空前坚定和高涨。据中国天虎网2001年4月24日的最新网上调查结果,在32,000名参与调查人员中,74%赞成安乐死,反对者仅占26%。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为老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的调查,其中赞成率占72.56%,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同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

⑦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②

③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3、324页 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9页

④拿达里﹒安吉尔著,张涛译:《善待生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43页

⑤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8页

⑥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4页

⑦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36页

3

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来予以调整。

二、安乐死众学说

(一)赞同派

1、“生活质量”说:在哲学理论界较为流行。有哲学家认为,人生活的质量和意义并不在于寿命的长或者短,而在于生活中能实际享受到的幸福有多少以及幸福程度的高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对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倍受痛苦折磨的人来讲,生活中己经没有了幸福和快乐。所以这样人继续生活下去必然毫无生活乐趣可言,更无继续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医生对这些生活质量明显欠缺(甚至根本都不存在)的人适用安乐死,丝毫不违背当代人的幸福观原则。⑧

2、“生命价值”说:持该说的学者们主张,根据历史唯物论观点的要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自然属性看,他是属于个体的,而从社会属性看,他又是属于社会的。换言之,人是自然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古往今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具有价值,基本上取决于两个意义不同的参数。一个参数是生命对个人自身的价值,而另一个参数则是生命个体对社会或者某个群体的价值。这是当代哲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对人生价值评价的基准。同时,也是评价一个人生命价值大小与高低的“尺度”。从人的社会属性高于其自然属性的原理推论,无疑人对社会或者群体的价值自然要重于人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结论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有无与大小,绝对不在于他是如何得到或者这样索取,而在于他怎样进行奉献。既然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一般都是己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并且不可能恢复的“索取型”人物,显然,其生命己无任何的社会价值。那么,对这类人就可以适用安乐死,对这类人也应当适用安乐死。⑨

3、“权利赋于”说:作为赞成安乐死派的一个重要理由在法理学界最为通行,并且,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人道主义学者和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该说认为,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他不但有生存权,而且还有死亡的自主决定权。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安乐死权属于人权概念。荷兰著名人道主义学者简·格拉斯特·范隆始终坚信,延续一个人的生命与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之间的选择与这种自我决定的权力紧密相关。所有的人都必须被允许自我决定自己的生死,应当有成文的法律规定保证和保护人们对自己生命做决定的权力,对于死亡不可避免而又遭受极大痛苦的病人来说,满足他们人生最后一个要求是人道的,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利。⑩

4、“人道主义”说:人道主义者们一贯主张并认为,关心弱者和同情弱者是人道主义的基本信仰,而从行动上帮助他们,尤其是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更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信念的人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对一个备受痛苦煎熬而又孤立无援的生命垂危者,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到达之前予以其“临终关怀”,这是

11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应该得到支持的。

(二)反对派 ⑧

⑨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39页 王晓慧著《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40页

⑩ 〔美〕保罗·库尔兹著,肖峰译:《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59页 11王晓慧著《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l月,第42页

4

1、“生命神圣”说:西方宗教界领袖以及具有浓郁的宗教思想和观念的人士多持该说,他们认为安乐死严重地违反了人的生命宗教意义。生命神圣,万物中,人的生命可谓是最宝贵的。死生有命、气数在天,这些是永恒的千古不变之真理。“生命的期限是上帝规定的,所以,死亡是归依于上帝的旨意,他的到来,也必须经过上帝的允许。”12基督教圣经的《旧约》也写到,“凡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身份、地位和能力的不尽一样,但每一个人的寿命却都是上帝预先规定的。”总之,天命是不可违的。“人总是会死的,至于生命的期限均认为由上帝规定。13

2、“阻碍医学发展”说:个别的临床医生同样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如果实施安乐死,将不利于我国医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这涉及到对医学技术上所谓“绝症”的认识以及如何

解决绝症的问题。安乐死中所谓的“不治之症”只是一个暂时的相对难题而已。根据医学技术发展史的经验,人类必须相信,“我们掌握的技术己有能力在某种限度内改变死亡的到来之期。在为期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可将这种能力扩大到控制死亡。14

3、“危险先例”说:刑法学界,部分学者担心,安乐死一旦立法,必然随之产生一种危险的不良的社会后果。于是,有人担心“一旦针对临终病人确立了安乐死的原则,那么,该原则被适用所有成为家庭和社会负担的人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15“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16

4、“人道主义”说:个别人道主义者人为安乐死有悖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宗旨,其本质就剥夺了一个人的实际生命。 综观世界的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17

三、安乐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法律对安乐死还未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可见其意义深远性和可行性。

生与死是自然的现象,人不仅有生的权利而且有尊严死的权利。对于身患绝症而明知治愈无望而采用人工的方法延续其生命不仅让患者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而更是精神上的折磨。这显然是不人道的,同时也损害了患者生命的尊严。从病人家属的角度来看,长期看到自己的亲人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自己确无能为力,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担负着巨大的压力。病情危重无生存希望的病人长期占用医疗设备、医务人员,消耗大量的医疗药品用以延续无治愈希望的病人,显然是对有12

13 《古兰经》第三章第139节 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97页

14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光明日报出版社20以年1月版,第5页

15张毅:“论安乐死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中国刑事法》2002年第3期,第117一118页。 16夏强:“安乐死合法化探究”,《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25页

17杜金香、王晓燕著:《医学伦理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11页

5

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由此可见,安乐死有助于节约医疗资源,使有限的医疗合理分配。

(二)存在的合法性

安乐死的合法化的关键在于人权是否包括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何为人权呢?所谓人权,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人权的本质是要求自由平等的。自由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的压迫和歧视获得尊严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自由。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的生命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18而安乐死从某中程度上体现的也是一种人身自由的权利。

根据立法规定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具有上个基本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刑罚当罚性。其中,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上个基本特征中首要的特征,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决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民的权利是以法律规定为限。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安乐死,所以公民可以为之。

从犯罪构成来看,安乐死行为和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犯罪构成不符。从犯罪客体方面看,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利是每个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和特殊条件下公民对生命的自决权。生命权利是我国法律保护的一种社会关系。从客观来看,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违法性是构成本罪的必要特征。安乐死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忍受极大病痛的病人选择死亡的方式,而非对病人生命的非法剥夺。实施安乐死,对身患绝症的病人生命来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不同的是死亡过程的加速而已。由此可见,安乐死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从主观来看,故意杀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刑法中所说的故意,应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如行为在客观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无犯罪故意可言。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与怜悯,出于人到主义,其目的是为了解除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之安然逝去,行为人在主观上根本不存在杀人的故意。19

四、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一)实施程序

1、申请程序。除无近亲属的病人由单位代为申请外,实施安乐死首先必须有当事人的自己提出。申请必须是以正式的书面形式,写明申请的理由、意图、愿意接受安乐死的承诺,并由当事人签名。

2、确诊程序。所在医院应组成专家组对病人所患的绝症进行确诊,做出书面结论,载明诊断结果和医生对病情说明及处理建议。

3、审查程序。当事人提出申请由医院专家组会诊确认后并需经专业审查和司法审查。首先,进行专业审查:将病人的申请书及医院专家组的确诊意见递交18

19郭春孚:《经济与法》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期 肖良平:《对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报》2003年第2期,第28页

6

上级专家委员会(由各个医院该疾病方面诊断专家组成,专家不得少于三人)亲自对病人的情况进行复诊,做出准予或不准予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专业意见。做出准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时,还应就实施安乐死的方法、用药剂量等问题做出详细的规定。其次,需要进行司法审查:专家委员会做出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应报医院所在地的地(市)级人民检察分院从法律上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由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批准。对准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存有疑点,有权要求有关专家做出明确的解释。

4、执行程序。安乐死的最终执行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在批准的时间、地点、方法,由具备资格的医生进行操作。执行应当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地(市)级人民检察分院必须派员到场监督,病人家属有权要求在场见证。

5、备案程序。安乐死虽然不是司法程序,但由于是对人的生命的非司法处置,所以还应当强调对其进行司法监督。这需要执行完毕后附加一个备案程序,由所有参加执行人员当场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检察机关的公章,最后将这些材料送检察机关归档备案。

(二)违法执行安乐死应承担的责任

1、刑事责任:?出于善良动机,医护人员或近亲属未经合法的审批程序擅自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刑罚可以酌情从宽。出于卑劣动机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相关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审查人员、执行人员、监督人员未履行或未认真履行责任,导致重大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形象的应以玩忽职守从严论处。

2、民事责任:对于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单位,受害人家属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五、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安乐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必然与传统观念产生冲突,也势必给安乐死的立法带来重重阻碍。同时,我国医务人员的思想和技术也有待提高,这也影响着人们对医生诊断的信任度。面对现况,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亦不能急躁贸然进行。安乐死的立法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循序渐进,从严把握。既要满足人们对安乐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尽力避免安乐死的滥用。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应是濒于死亡并承受巨大痛苦的病人,如无法忍受病体折磨的癌症晚期患者、植物人(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人工制造的没有意识、任认摆布的“生命”)、患有严重生理或智力缺陷的新生儿,现代医学确实无法救治且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今后的生活质量的,而且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的。

在立法形式上,因我国地域广阔,各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在近期内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且内容详尽的《安乐死法》是不太现实的。可考虑采用渐进式方案,先从阻力较小的、公众容易接受的被动安乐死开始,即先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内容简略的、仅规定患者可以拒绝治疗,医生也可以尊重患者的意愿、停止对其进行治疗的《自然死亡法》,该法可规定要求安乐死者自己以遗嘱或由其亲属表示同意的方式停止维持其生命的治疗。制定该法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待其施行一段时间后随着科学的生死观深入人心和被动安乐死实施经验的积累、人们观念的变化,此时才可以考虑制定《安 7

乐死法》。同时,我国的安乐死立法应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16岁以下患者的安乐死决定必须由其家长或监护人做出,16到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做出决定。

第二,必须有医生的诊断。申请安乐死者必须经两名医生(其中一名是患者的主治医生)确诊身患绝症且身体上的病痛程度是药物所不能控制或已处于垂危状态,主治医生必须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当一切努力均不可能时才能考虑安乐死,禁止医生向病人作任何可以把安乐死作为一种选择的暗示。必要时,还需要一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以确认其神志清楚,完全有能力自己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安乐死申请应有上述医生签字同意方为有效。

第三,必须有患者或其亲属的申请。申请安乐死者如果有表达意愿的能力,则必须提交由其亲笔签名的书面申请,若口头提出申请则必须是录音且必须有二名以上的见证人。原则上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本人提出安乐死申请。神智不清、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绝症患者,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除非他们在神智清楚时已立有希望实施安乐死的遗嘱或有了解病人愿望的亲人提出请求。了解病人愿望的亲人是指那些长期服侍病人、能理解病人真实心愿的家属。当然,患者或其亲属可随时撤回申请。

第四,必须是患者明确、真实且深思熟虑后的意思表示。患者必须以语言或文字明确表示求安乐死,以暗示或其他方式表示的,都不能认为是明确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还必须是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出自胁迫、欺骗、诱惑等其他非本人意愿的因素。

第五,必须有患者亲属的认可。安乐死申请者的父母、妻子、儿女等共同生活者,必须对申请安乐死的要求共同认可,并在安乐死申请者的申请书上签名。

第六,必须经过专门委员会批准。由具有一定职称的医生和伦理、法律专家组成。病人的安乐死请求经有关医生签署意见后,专家组鉴定提出安乐死申请的病人所患疾病是否为绝症,决定可否实施安乐死。

第七,患者的安乐死申请被批准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安乐死申请被批准7天后,如果病人仍然坚持安乐死,那么病人还要再签一份申请书,他自己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字之后,还要再等48小时,如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安乐死才可以正式实施。

第八,必须经指定医院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遵循严格的程序是防止安乐死被滥用的关键,安乐死应体现“安乐”,给死者创造一个愉快或无痛苦的死亡过程。安乐死必须在指定医院施行。并由申请人及其家属签名,施行时必须有死者家属及见证人在场。

第九,必须用医学方法实施安乐死。具体是由医护人员给患者注射针剂或由患者自己服用安眠药片等,所用方法不应使病人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或使他人产生残酷的感觉。

第十,申请安乐死的患者的主治医生不能因为患者实施安乐死而从死者或其亲属处获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20

综上所述,安乐死是人类理性面对现实,探索死亡文明的客观体现,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安乐死问题涉及面虽广,实施难度也很大,但却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观念的不断更新,对安乐死的争论将20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载《科学﹒经济﹒社会》2002年第1期,第78、79、80页

8

会越来越激烈。社会现实状况表明,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日益支持的社会问题,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安乐死制度,明确安乐死的非罪性,分清安乐死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是必须而又迫切的。安乐死行为是人性善良的张扬。

参考文献

1、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

3、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

4、拿达里﹒安吉尔著,张涛译:《善待生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5、肖良平:《对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报》2003年第2期

6、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载《科学﹒经济﹒社会》2002年第1期

7、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8、郭春孚:《经济与法》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期

9、〔美〕保罗·库尔兹著,肖峰译:《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0、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1、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光明日报出版社20以年1月版

12、张毅:“论安乐死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中国刑事法》2002年第3期

13、夏强:“安乐死合法化探究”,《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5期

14、杜金香、王晓燕著:《医学伦理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9

三 : 论安乐死合法化

论安乐死合法化

法学院艾红永

【摘要】“安乐死”一直是今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从最初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围绕是否“违宪”,逐渐深入到对安乐死的合理性、定义、条件等问题的理性探讨。2001年至2002年荷兰、比利时相继通过安乐死法案又引发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至于我国,一些学者也致力于该方面的研究,甚至有学者起草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建议稿)。因此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就成为一个众人探讨的话题。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

本文主要论述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在长期的理论探讨和一些“安乐死实践”后,安乐死逐渐成为多数人所赞同,安乐死的理论根基也日渐强固。随着一些国家率先完成安乐死立法,安乐死的合法化也被一些国家提上议事日程。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试论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一、安乐死概述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即无痛苦地安然死去。然而对于安乐死定义的分析则层出不穷、莫衷一是。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其近亲属的同意(病人是植物人),医生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生存无望,在濒临死亡之前,为解脱难以忍受之病痛而萌生自杀之决意,而又缺乏自杀能力或勇气,乃嘱托他人帮助杀害自己,以达其自杀之目的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安乐死是指取得有关机关授权的医生,应病人真诚的、自愿的要求,为减少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难以承受的肉体上的痛苦,依照法定程序采取适当的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3】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把安乐死的请求权扩大到植物人等无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患者的亲属值得商榷;第二种观点则把安乐死与自杀行为相混淆,至于最后一种观点则相对较为全面。

从法律的角度讲,合法的安乐死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其一,安乐死的对象只能是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期的伤病患者;其二,安乐死的前提必须基于伤病者的真诚请求和明确的表示,对死亡的要求不能推测。至于脑死亡者和已经没有感觉、自我意识完全丧失和陷入不可逆转昏迷状态的病人,在其意识清醒时所立“生前遗嘱”即在其意志清醒时就同意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只要能证明其合法有效就可以作为伤病患者的明确表示;其三,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是为了解除患者肉体上难以忍受的痛苦,不能是为了解除其精神上的痛苦,更不能是为了其亲属的利益或国家利益;其四,施行安乐死的主体必须是具有医疗资格的医师,不具有医师资格但具有相当的医疗知识的人,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才能施行安乐死;其五,安乐死的方法必须适当并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安乐死的概念和条件都已大致明晰,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相关论证

反对安乐死的学者大多从安乐死“违宪”,侵犯人权(生命权),可能成为家庭、国家摆脱重负的手段等方面驳斥安乐死的合法化,成为安乐死合法化道路上的一种阻力。笔者认为,有些观点根本无立足之基;有些观点则仅从对那方面来扩大实施安乐死的负面效果,以此作为论据反对安乐死,这种片面看待问题的方法只会导致因噎废食,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须知面对问题应是迎难而上去解决而不是逃避。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论证安乐死的合法性。

(一)理论层面

(1)安乐死是否违宪?

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反对者认为安乐死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但其忽略了《宪法》同样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宪法》的规定旨在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就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使他们的自由。认为安乐死剥夺了公民的生存权是对安乐死的一种误解,安乐死的选择权掌握在适用安乐死疾病患者的手中,安乐死立法只是规范安乐死的实施程序、条件等。并不意味着强制所有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疾患者都适用安乐死。那些不想适用安乐死的人仍享有国家的物质帮助的权利;另一方面,《宪法》有关对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规定,仅仅体现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其生命的责任,而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在安乐死法律框架内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那种强制疾病患者在痛苦中无尊严、不体面的死去岂不是对《宪法》保障人权的一种公然违反?因此安乐死不不违反宪法。

(2)安乐死是否侵犯生命权?

生命权是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4】其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司法保护救济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5】对于前两项权利人们看法普遍一致,并无多大异议。对于第三项权利却存在许多的争议,这也是安乐死理论上的最大障碍之一。黑格尔认为“法定的权利不论是私人的或是国家、市镇等公共的,原先就称之为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一种自由”【6】从自由说角度讲,法律的制定和运作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主旨并最终使主体获得自由与平等。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其权利人自然应具备对其生命利益的自由支配权,这就包括了处分的权利。

生命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这也就是法律为何强调维护生命安全、延续生命。权利是与义务相对而言的,任何权利人既是自身利益的权利享有者,又是他人利益的义务的承担者。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其本质属性为社会属性,因此生命权的权利人生命中还承担者他人的利益,即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如对父母的赡养,对配偶的扶助以及对子女的抚养等。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也就意味者权利人有生存可能的时候就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这种对生命的处分权时不可以任意行使的。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安乐死的适用者,其生命已走近末端,在现代医术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其生命丧失了履行义务的任何条件,即其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要么已经履行完毕要么丧失履行的可能和意义。那么此时作为享有生命处分权的权利人与其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等待死亡的降临,还不如做出一个理智的选择,尽早结束这种痛苦,给人生画上一个体面、尊严的句号。

(3)安乐死与故意杀人

陕西省汉中市居民夏素文(女,59岁)因长期患肝癌于1986年6月23日入住汉中市传染病医院,在夏的儿子的再三要求下,该医院医生蒲连升于6月29日给夏注射大剂量冬眠灵致其身亡。【7】这被称为“中国安乐死第一案”,虽然蒲王二人最终被宣告无罪但判决书中仍然认为他们的行为属于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行为,只不过蒲给病人开具的药物不是使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从安乐死的条件分析,该案称不上是安乐死,因为该案从头至尾体现的都是患者儿子的“再三要求”,医生依据的也是患者儿子的“再三要求”,并没有关注患者自身的意愿。

但1994年9月8日,河南省宁陵县发生了另一起安乐死案。当事人刘河波的妻子吴秀云因患肝癌疼痛难禁,再三要求刘河波协助她安乐死并立下了遗嘱。刘逆不过妻子的请求,不忍看妻子继续受病魔的折磨,于是给吴喝下了半杯“1605”农药,至吴死亡。法庭经过调查确认刘是出于安乐死的动机帮助妻子自杀,但按我国现行法律,接受他人委托并帮助其自杀的,仍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因而判处刘河波有期徒刑三年。而日本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在关于一例安乐死案件的判决中明确表示,为了解除病人肉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而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第35条关于“紧急避险行为”的规定,这样实行安乐死而不受法律的惩处的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作为”紧急避险行为”的违法性阻却。

虽然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在结果、客体特征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其与故意杀人还是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主体方面讲,安乐死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医生,医生实施安乐死是顺从患者意愿履行医务人员的本职工作;其次,主观方面医生并没有要杀害患者的动机,其行为只是应患者要求而实施的,不存在故意与过失的心态;再次,客观方面医学专家们将患者为摆脱病痛而寻求“安乐死”的方法分为“被动安乐死”和“主观安乐死”,前者指患者的安全依赖于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时,患者可以要求医生取下人工呼吸装置或其他辅助措施,等待死神的降临,这种争议最小。争议最大的就是后者中医生通过注射毒液协助患者死亡,但应明白对垂危病人使用安乐死的方法,其所追求和希望的不是死亡的结果,因为这个结局已定,其追求的是通过人工调节的措施改变临死前的痛苦状况。这从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来看缺乏社会危害性,因此即使尚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但也不构成刑法意义的犯罪,因此笔者赞同日本做法即把安乐死作为阻却违法性行为而使其实施者免受法律的制裁。虽然我国判例并非司法裁判的正式依据,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首先建立实践形态的安乐死法体系,从而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发展。

(4)安乐死合法化是否意味着安乐死的滥用

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会被人利用来合法的杀人,尤其是病患者的家属为摆脱沉重负担,医生为推卸治疗过程中的责任等。但我们首先应明白,安乐死从社会意义上的确会导致家庭负担的减轻,也有利于稀有资源的公正分配的结果,但这仅是结果,并不能成为实施安乐死的原因,我们不能因果倒置地看待问题;其次,如前所述,合法的安乐死应具备一定的条件,并不可以恣意地施行。为了杜绝安乐死的滥用,防止安乐死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对安乐死进行合理的规范,明确安乐死的权利由谁行使。首先,从根本上讲,安乐死的权利属于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本人,他人无权决定是否实行安乐死。因为其一生命权属于绝对权,它是对世的权利,权利人本人之外的任何人对其负有的均为义务,因此他人无权支配,也就不存在决定是否实行安乐死的问题;其二,法谚有云:权利不及于他人人身。因此任何个体均不能跨越这一界限去主宰他人的人身,决定他人的生死。其次,安乐死权利的行使必须出自安乐死的适用对象的自愿。因为权利的行使具有选择性,当事人可以选择作为也可以选择不作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符合安乐死条件的主体都必须选择安乐死,而只是那些自愿行使安乐死权利的患者,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荷兰《依请求终止生命权和协助自杀(程序审查)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明确指出:确信病人提出的要求是自愿并经慎重考虑过的。最后,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选择安乐死并不是一种义务。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患者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并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和减轻他人的负担。义务论的观念是十分危险的,它会使那些衰弱的老人、患者和残疾人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被迫同意安乐死,从而使安乐死的权利变成了死亡的义务,个人的选择变成了社会的责任,这就势必会打开一条危险的通道,产生不可遏制的道德滑坡。【8】安乐死的确存在负面弊端但这并不是阻止安乐死合法化进程的借口,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弊端才更有合理规范调整的必要。

(二实践层面

首先,关于安乐死的实践源流甚早,有人认为,早在史前时代就有过安乐死的实践,“如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来,加速他们的死亡。”【9】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存在于野蛮社会的一种自然法则——优胜劣汰,因此这仅仅能称为“遗弃”而不可作为现代意义上安乐死的源流。公元10世纪英国统治者制定的法律曾规定,因为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者是因精神错乱而导致的自杀将不会受到惩罚。【10】16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作品《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有组织的实施安乐死的主张,对患有痛苦而无望治愈的疾病患者可以根据一组传教士和法官的建议,通过本人自杀或有当局采取医疗上的人道措施来加速其死亡。【11】而在我国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大同书》一书中有“若其(指病重而承受极度痛苦者,笔者注)气尽,呻吟太苦,众医脉之,上医脉之,知其无效,则以电气尽之,俾其免受临死呻吟之奇苦焉。”【12】

其次,世界大多数国家或积极或消极地认可安乐死的存在。在国外,英国至今未有安乐死立法,但英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最早成立安乐死组织的国家。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的一项安乐死法案声明:医生给一个作出宣布的合格病人实行安乐死是合法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法院开始明确承认被动安乐死,而对主动安乐死表示了宽容的态度。1994年美国俄勒刚州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内科医生在特定条件下协助病人自杀。1996年美国联邦第二上诉法院作出了一项决定,废除纽约州的一件禁止医生帮助病人的法律,相当于宣告某种特定方式的主动安乐死的合法性。遗憾的是该法案在反对声中暂停施行。在以色列,1996年1月特拉维夫地区法院的法官曾判决遵照病人的请求,结束其生命属合法行为。日本可以说是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1950年4月14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一个安乐死案件判决中指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行为,不应受到惩罚。安乐死得到有条件的法律认可。至于荷兰、比利时则相继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在国内,虽然媒体报道相继有实行安乐死主体受到法律追究,但安乐死实践仍在民间存在并适用。据调查,上海某大医院536位危重病人的死亡中,有28%的绝症病人是在其本人或家属的主动要求下停止治疗死亡的。【13】我国卫生部有对晚期癌症病人放宽使用麻醉药限量的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一定范围内对癌症病人安乐死的默许。【14】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期间,北京、上海的60多位代表曾提出两个议案,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法。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田世宜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安乐死的法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务委员会通过了《被动安乐死守则》,台湾地区当局则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临终病人可选择缓和医疗的尊严死亡。

最后,安乐死已为多数民众所认同和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思想感情上对安乐死表示接纳的人越来越多。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举行各种民意测验,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安乐死的意见,1950年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30%的人支持不分类别的安乐死。1972年,美国《生活》杂志进行民意测试,有41000人投票,90%的人认为临床病人有权拒绝延长生命的人工手段,1973年支持安乐死的人数上升到53%,法国1987年底的民意测试表明,75%的人希望修改法律,使协助安乐死合法化,英国一次民意调查也显示,72%的人赞成在一定条件下施行安乐死。与此相应,1976年以来欧美一些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国群众自发建立了“安乐死协会”,倡导安乐死合法化。截至1994年6月底,日本已有67985人在《安乐死宣言书》上签名,并在安乐死协会登记。在国内,北京方面一次500例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可以实施安乐死的占79.8%,1988年2月中央电台收到350封听众来信,90%的人赞成实施安乐死。据2001年6月网上的材料反映,在总体人群中,只有占5%的人旗帜鲜明地表示反映并应绝对禁止实施安乐死。

三、结论

安乐死问题虽然一直倍受世人关注,且争论也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上讲,安乐死合法化并不是到底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时间上早晚的问题。随着安乐死观念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受,主动要求安乐死施行安乐死的濒死病痛者也在“秘密”地进行着。安乐死的规范化、合法化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虽然国外一些国家或在全国范围内或在局部地区使安乐死走向了合法化,而且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建议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一定要跟上时代潮流,制定出自己的安乐死法案。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使自己的行为朝着产生自身幸福和人类幸福的方向;但有时候立法者不应该(至少对具体的个人立即实施惩罚的直接方法)试图指导其他一些社会成员的行为。看来有利于全社会(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动去做,但并非每一个这样的行为,立法者都应该强迫别人去做。看来有害于全社会(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动的不做,但并非每一个这样的行为,立法者都应该强迫别人不做。【15】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还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选择出适合我国的安乐死。结合一些学者建议及国外一些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的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可先从局部入手,先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开展安乐死试点,先摸索出经验,再向更大范围内推广;其二,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司法实践等途径使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案件排除在犯罪之列,使当事人免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其三,生命的终结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一种重大社会现象,目前还未进行必要地科学调节,相当广泛地存在着死亡愚昧和不科学的干预现象。因此在安乐死的合法化过程中应将其同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相结合,让病患者正确理性地面对死亡,同时又让其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历程。其四,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安乐死的合法化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开展安乐死的立法;其五,应制定出一套类似于伤残鉴定或精神状况鉴定的程序和制度,对安乐死适用者的适用原因进行科学合理的鉴定,以防止安乐死的滥用;最后就是要加强安乐死实践的监督,防止安乐死弊端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肖良平:“对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金子桐:“情理与法的大决斗——介绍国外有关‘安乐死’的争论”,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5期;

【3】陆敏:“安乐死的立法思考”载《河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4】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22页;

【5】倪正茂、李惠、杨彤丹著《安乐死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0页;

【6】转自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载《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议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81页;

【7】周启华:“我国‘安乐死’大事纪要”,载《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年第1期;

【8】呼满红、张晖:“‘拿了死’离我们有多远”,载《民主与法制》2001年第11期;

【9】[日]千叶一正:《法律多元》,强史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10】谈大正著《生命法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91页;

【11】同【5】第50页;

【12】傅维康:“康有为曾倡导‘安乐死’,载《医故知识》2002年第2期;

【13】倪正茂、陆庆胜等著《生命法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354页;

【14】李宝珍:《应为“安乐死”立法》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

【15】[英]杰里米.边沁著[JeremyBentham]《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程立显、宇文利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31页。

四 : 论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摘要:安乐死是当今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其间渗透着人类理性和情感、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如何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运用法律手段来严格规制安乐死,使其真正符合人类理性和道德的要求,是我国立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www.loach.net.cn)

一、安乐死起源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的理论困境与合法化路径

安乐死之所以会备受争议,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安乐死有诱使医师假借实施安乐死为名实施故意杀人犯罪之虞,实施安乐死有悖于公众所认可的医师的职责与职业道德,因此而受到了伦理道德的非难,以及医学界缺乏实施安乐死的有效的规范标准等等。但是,这些原因都是在实施安乐死的实践中容易出现的流弊,或者是技术方面的原因。随着科技的发展、观念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完善,上述的这些问题均能得以解决。因此,这些原因不是安乐死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只有从法律角度来诠释安乐死,才能真正找到安乐死的理论困境,从而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开辟路径。从法律角度来说,安乐死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法与私法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带来的公权与私权的紧张对立。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1、“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

2003年,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四十五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又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定,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及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此等说法引起极大争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色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2、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 两者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第二, 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第三, 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第四, 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第五, 主动方不同。“安乐死 ”是由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四.立法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将安乐死进行“谨慎的有限合法化”,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安乐死单行法。所谓谨慎,是指应当进一步对我国的绝症并痛苦不堪的疾病、医疗技术和条件、医疗福利措施等方面进行医学调查,进一步对我国的民众情感、民众基础进行国情摸底,进一步积累医学案例和司法实践经验,重视个案的正当性处理,对于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安乐死行为予以司法认可,从点到面,循序渐进地引导安乐死合法化。所谓有限,是指在法律上、在司法实践中,只承认那些既符合医学标准又符合自愿的、消极的安乐死行为法律标准的行为合法,防止安乐死成为政治利用与谋杀他人的工具,避免损伤国民的善良情感。基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在安乐死立法中应当规定以下几个方面基本内容:

(一)明确规定安乐死的正当目的和宗旨。安乐死的实施只能是为了维护安乐死者的合法权益,减轻病人的痛苦,实行人道主义。

(二)明确规定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所针对的只能是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且到了该病的末期而又无法忍受特别巨大的肉体、精神痛苦的病人;但不包括无法做出意思表示的植物人。对植物人实行尊严死被排除的原因是:一是因为植物人无法表示自己的意愿,而他人代为表示意愿,违背了意志自由和个人主义原则;二是侵犯了植物人的生命权,且不符合人道主义和国民善良情感;三是为慎重起见,避免被他人利用其实施非正当目的。

(三)明确规定安乐死的具体操作程序。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必须是其本人有确意思表示,具体方法可参照民法上立遗嘱和公证的方式;由省级(含省级以上)医院成立安乐死委员会,并由安乐死委员会签署书面同意书;安乐死只能由有医师资格证的专职医师实行;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具有社会相当性,即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特别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本身不会给病人带来额外的痛苦,不能损害病人的人格尊严。

(四)明确规定违背安乐死操作程序的处罚措施。对于违反操作程序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应当承当相应的民事、经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总之,我国目前有关安乐死的规范还很混乱。笔者在此撰文的宗旨在于呼吁尽快立法。这样才能使其从目前的无序状态走向有序,从而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

五 : 论安乐死合法化

论安乐死合法化

法学院艾红永

【摘要】“安乐死”一直是今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从最初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围绕是否“违宪”,逐渐深入到对安乐死的合理性、定义、条件等问题的理性探讨。2001年至2002年荷兰、比利时相继通过安乐死法案又引发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至于我国,一些学者也致力于该方面的研究,甚至有学者起草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建议稿)。因此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就成为一个众人探讨的话题。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

本文主要论述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在长期的理论探讨和一些“安乐死实践”后,安乐死逐渐成为多数人所赞同,安乐死的理论根基也日渐强固。随着一些国家率先完成安乐死立法,安乐死的合法化也被一些国家提上议事日程。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试论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一、安乐死概述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即无痛苦地安然死去。然而对于安乐死定义的分析则层出不穷、莫衷一是。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其近亲属的同意(病人是植物人),医生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生存无望,在濒临死亡之前,为解脱难以忍受之病痛而萌生自杀之决意,而又缺乏自杀能力或勇气,乃嘱托他人帮助杀害自己,以达其自杀之目的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安乐死是指取得有关机关授权的医生,应病人真诚的、自愿的要求,为减少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难以承受的肉体上的痛苦,依照法定程序采取适当的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3】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把安乐死的请求权扩大到植物人等无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患者的亲属值得商榷;第二种观点则把安乐死与自杀行为相混淆,至于最后一种观点则相对较为全面。

从法律的角度讲,合法的安乐死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其一,安乐死的对象只能是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期的伤病患者;其二,安乐死的前提必须基于伤病者的真诚请求和明确的表示,对死亡的要求不能推测。至于脑死亡者和已经没有感觉、自我意识完全丧失和陷入不可逆转昏迷状态的病人,在其意识清醒时所立“生前遗嘱”即在其意志清醒时就同意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只要能证明其合法有效就可以作为伤病患者的明确表示;其三,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是为了解除患者肉体上难以忍受的痛苦,不能是为了解除其精神上的痛苦,更不能是为了其亲属的利益或国家利益;其四,施行安乐死的主体必须是具有医疗资格的医师,不具有医师资格但具有相当的医疗知识的人,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才能施行安乐死;其五,安乐死的方法必须适当并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安乐死的概念和条件都已大致明晰,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相关论证

反对安乐死的学者大多从安乐死“违宪”,侵犯人权(生命权),可能成为家庭、国家摆脱重负的手段等方面驳斥安乐死的合法化,成为安乐死合法化道路上的一种阻力。笔者认为,有些观点根本无立足之基;有些观点则仅从对那方面来扩大实施安乐死的负面效果,以此作为论据反对安乐死,这种片面看待问题的方法只会导致因噎废食,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须知面对问题应是迎难而上去解决而不是逃避。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论证安乐死的合法性。

(一)理论层面

(1)安乐死是否违宪?

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反对者认为安乐死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但其忽略了《宪法》同样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宪法》的规定旨在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就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使他们的自由。认为安乐死剥夺了公民的生存权是对安乐死的一种误解,安乐死的选择权掌握在适用安乐死疾病患者的手中,安乐死立法只是规范安乐死的实施程序、条件等。并不意味着强制所有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疾患者都适用安乐死。那些不想适用安乐死的人仍享有国家的物质帮助的权利;另一方面,《宪法》有关对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规定,仅仅体现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其生命的责任,而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在安乐死法律框架内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那种强制疾病患者在痛苦中无尊严、不体面的死去岂不是对《宪法》保障人权的一种公然违反?因此安乐死不不违反宪法。

(2)安乐死是否侵犯生命权?

生命权是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4】其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司法保护救济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5】对于前两项权利人们看法普遍一致,并无多大异议。对于第三项权利却存在许多的争议,这也是安乐死理论上的最大障碍之一。黑格尔认为“法定的权利不论是私人的或是国家、市镇等公共的,原先就称之为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一种自由”【6】从自由说角度讲,法律的制定和运作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主旨并最终使主体获得自由与平等。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其权利人自然应具备对其生命利益的自由支配权,这就包括了处分的权利。

生命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这也就是法律为何强调维护生命安全、延续生命。权利是与义务相对而言的,任何权利人既是自身利益的权利享有者,又是他人利益的义务的承担者。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其本质属性为社会属性,因此生命权的权利人生命中还承担者他人的利益,即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如对父母的赡养,对配偶的扶助以及对子女的抚养等。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也就意味者权利人有生存可能的时候就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这种对生命的处分权时不可以任意行使的。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安乐死的适用者,其生命已走近末端,在现代医术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其生命丧失了履行义务的任何条件,即其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要么已经履行完毕要么丧失履行的可能和意义。那么此时作为享有生命处分权的权利人与其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等待死亡的降临,还不如做出一个理智的选择,尽早结束这种痛苦,给人生画上一个体面、尊严的句号。

(3)安乐死与故意杀人

陕西省汉中市居民夏素文(女,59岁)因长期患肝癌于1986年6月23日入住汉中市传染病医院,在夏的儿子的再三要求下,该医院医生蒲连升于6月29日给夏注射大剂量冬眠灵致其身亡。【7】这被称为“中国安乐死第一案”,虽然蒲王二人最终被宣告无罪但判决书中仍然认为他们的行为属于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行为,只不过蒲给病人开具的药物不是使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从安乐死的条件分析,该案称不上是安乐死,因为该案从头至尾体现的都是患者儿子的“再三要求”,医生依据的也是患者儿子的“再三要求”,并没有关注患者自身的意愿。

但1994年9月8日,河南省宁陵县发生了另一起安乐死案。当事人刘河波的妻子吴秀云因患肝癌疼痛难禁,再三要求刘河波协助她安乐死并立下了遗嘱。刘逆不过妻子的请求,不忍看妻子继续受病魔的折磨,于是给吴喝下了半杯“1605”农药,至吴死亡。法庭经过调查确认刘是出于安乐死的动机帮助妻子自杀,但按我国现行法律,接受他人委托并帮助其自杀的,仍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因而判处刘河波有期徒刑三年。而日本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在关于一例安乐死案件的判决中明确表示,为了解除病人肉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而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第35条关于“紧急避险行为”的规定,这样实行安乐死而不受法律的惩处的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作为”紧急避险行为”的违法性阻却。

虽然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在结果、客体特征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其与故意杀人还是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主体方面讲,安乐死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医生,医生实施安乐死是顺从患者意愿履行医务人员的本职工作;其次,主观方面医生并没有要杀害患者的动机,其行为只是应患者要求而实施的,不存在故意与过失的心态;再次,客观方面医学专家们将患者为摆脱病痛而寻求“安乐死”的方法分为“被动安乐死”和“主观安乐死”,前者指患者的安全依赖于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时,患者可以要求医生取下人工呼吸装置或其他辅助措施,等待死神的降临,这种争议最小。争议最大的就是后者中医生通过注射毒液协助患者死亡,但应明白对垂危病人使用安乐死的方法,其所追求和希望的不是死亡的结果,因为这个结局已定,其追求的是通过人工调节的措施改变临死前的痛苦状况。这从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来看缺乏社会危害性,因此即使尚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但也不构成刑法意义的犯罪,因此笔者赞同日本做法即把安乐死作为阻却违法性行为而使其实施者免受法律的制裁。虽然我国判例并非司法裁判的正式依据,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首先建立实践形态的安乐死法体系,从而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发展。

(4)安乐死合法化是否意味着安乐死的滥用

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会被人利用来合法的杀人,尤其是病患者的家属为摆脱沉重负担,医生为推卸治疗过程中的责任等。但我们首先应明白,安乐死从社会意义上的确会导致家庭负担的减轻,也有利于稀有资源的公正分配的结果,但这仅是结果,并不能成为实施安乐死的原因,我们不能因果倒置地看待问题;其次,如前所述,合法的安乐死应具备一定的条件,并不可以恣意地施行。为了杜绝安乐死的滥用,防止安乐死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对安乐死进行合理的规范,明确安乐死的权利由谁行使。首先,从根本上讲,安乐死的权利属于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本人,他人无权决定是否实行安乐死。因为其一生命权属于绝对权,它是对世的权利,权利人本人之外的任何人对其负有的均为义务,因此他人无权支配,也就不存在决定是否实行安乐死的问题;其二,法谚有云:权利不及于他人人身。因此任何个体均不能跨越这一界限去主宰他人的人身,决定他人的生死。其次,安乐死权利的行使必须出自安乐死的适用对象的自愿。因为权利的行使具有选择性,当事人可以选择作为也可以选择不作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符合安乐死条件的主体都必须选择安乐死,而只是那些自愿行使安乐死权利的患者,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荷兰《依请求终止生命权和协助自杀(程序审查)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明确指出:确信病人提出的要求是自愿并经慎重考虑过的。最后,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选择安乐死并不是一种义务。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患者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并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和减轻他人的负担。义务论的观念是十分危险的,它会使那些衰弱的老人、患者和残疾人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被迫同意安乐死,从而使安乐死的权利变成了死亡的义务,个人的选择变成了社会的责任,这就势必会打开一条危险的通道,产生不可遏制的道德滑坡。【8】安乐死的确存在负面弊端但这并不是阻止安乐死合法化进程的借口,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弊端才更有合理规范调整的必要。

(二实践层面

首先,关于安乐死的实践源流甚早,有人认为,早在史前时代就有过安乐死的实践,“如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来,加速他们的死亡。”【9】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存在于野蛮社会的一种自然法则——优胜劣汰,因此这仅仅能称为“遗弃”而不可作为现代意义上安乐死的源流。公元10世纪英国统治者制定的法律曾规定,因为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者是因精神错乱而导致的自杀将不会受到惩罚。【10】16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作品《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有组织的实施安乐死的主张,对患有痛苦而无望治愈的疾病患者可以根据一组传教士和法官的建议,通过本人自杀或有当局采取医疗上的人道措施来加速其死亡。【11】而在我国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大同书》一书中有“若其(指病重而承受极度痛苦者,笔者注)气尽,呻吟太苦,众医脉之,上医脉之,知其无效,则以电气尽之,俾其免受临死呻吟之奇苦焉。”【12】

其次,世界大多数国家或积极或消极地认可安乐死的存在。在国外,英国至今未有安乐死立法,但英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最早成立安乐死组织的国家。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的一项安乐死法案声明:医生给一个作出宣布的合格病人实行安乐死是合法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法院开始明确承认被动安乐死,而对主动安乐死表示了宽容的态度。1994年美国俄勒刚州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内科医生在特定条件下协助病人自杀。1996年美国联邦第二上诉法院作出了一项决定,废除纽约州的一件禁止医生帮助病人的法律,相当于宣告某种特定方式的主动安乐死的合法性。遗憾的是该法案在反对声中暂停施行。在以色列,1996年1月特拉维夫地区法院的法官曾判决遵照病人的请求,结束其生命属合法行为。日本可以说是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1950年4月14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一个安乐死案件判决中指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行为,不应受到惩罚。安乐死得到有条件的法律认可。至于荷兰、比利时则相继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在国内,虽然媒体报道相继有实行安乐死主体受到法律追究,但安乐死实践仍在民间存在并适用。据调查,上海某大医院536位危重病人的死亡中,有28%的绝症病人是在其本人或家属的主动要求下停止治疗死亡的。【13】我国卫生部有对晚期癌症病人放宽使用麻醉药限量的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一定范围内对癌症病人安乐死的默许。【14】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期间,北京、上海的60多位代表曾提出两个议案,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法。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田世宜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安乐死的法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务委员会通过了《被动安乐死守则》,台湾地区当局则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临终病人可选择缓和医疗的尊严死亡。

最后,安乐死已为多数民众所认同和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思想感情上对安乐死表示接纳的人越来越多。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举行各种民意测验,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安乐死的意见,1950年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30%的人支持不分类别的安乐死。1972年,美国《生活》杂志进行民意测试,有41000人投票,90%的人认为临床病人有权拒绝延长生命的人工手段,1973年支持安乐死的人数上升到53%,法国1987年底的民意测试表明,75%的人希望修改法律,使协助安乐死合法化,英国一次民意调查也显示,72%的人赞成在一定条件下施行安乐死。与此相应,1976年以来欧美一些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国群众自发建立了“安乐死协会”,倡导安乐死合法化。截至1994年6月底,日本已有67985人在《安乐死宣言书》上签名,并在安乐死协会登记。在国内,北京方面一次500例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可以实施安乐死的占79.8%,1988年2月中央电台收到350封听众来信,90%的人赞成实施安乐死。据2001年6月网上的材料反映,在总体人群中,只有占5%的人旗帜鲜明地表示反映并应绝对禁止实施安乐死。

三、结论

安乐死问题虽然一直倍受世人关注,且争论也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上讲,安乐死合法化并不是到底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时间上早晚的问题。随着安乐死观念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受,主动要求安乐死施行安乐死的濒死病痛者也在“秘密”地进行着。安乐死的规范化、合法化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虽然国外一些国家或在全国范围内或在局部地区使安乐死走向了合法化,而且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建议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一定要跟上时代潮流,制定出自己的安乐死法案。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使自己的行为朝着产生自身幸福和人类幸福的方向;但有时候立法者不应该(至少对具体的个人立即实施惩罚的直接方法)试图指导其他一些社会成员的行为。看来有利于全社会(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动去做,但并非每一个这样的行为,立法者都应该强迫别人去做。看来有害于全社会(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动的不做,但并非每一个这样的行为,立法者都应该强迫别人不做。【15】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还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选择出适合我国的安乐死。结合一些学者建议及国外一些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的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可先从局部入手,先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开展安乐死试点,先摸索出经验,再向更大范围内推广;其二,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司法实践等途径使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案件排除在犯罪之列,使当事人免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其三,生命的终结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一种重大社会现象,目前还未进行必要地科学调节,相当广泛地存在着死亡愚昧和不科学的干预现象。因此在安乐死的合法化过程中应将其同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相结合,让病患者正确理性地面对死亡,同时又让其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历程。其四,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安乐死的合法化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开展安乐死的立法;其五,应制定出一套类似于伤残鉴定或精神状况鉴定的程序和制度,对安乐死适用者的适用原因进行科学合理的鉴定,以防止安乐死的滥用;最后就是要加强安乐死实践的监督,防止安乐死弊端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肖良平:“对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金子桐:“情理与法的大决斗——介绍国外有关‘安乐死’的争论”,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5期;

【3】陆敏:“安乐死的立法思考”载《河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4】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22页;

【5】倪正茂、李惠、杨彤丹著《安乐死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0页;

【6】转自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载《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议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81页;

【7】周启华:“我国‘安乐死’大事纪要”,载《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年第1期;

【8】呼满红、张晖:“‘拿了死’离我们有多远”,载《民主与法制》2001年第11期;

【9】[日]千叶一正:《法律多元》,强史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10】谈大正著《生命法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91页;

【11】同【5】第50页;

【12】傅维康:“康有为曾倡导‘安乐死’,载《医故知识》2002年第2期;

【13】倪正茂、陆庆胜等著《生命法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354页;

【14】李宝珍:《应为“安乐死”立法》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

【15】[英]杰里米.边沁著[JeremyBentham]《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程立显、宇文利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31页。

下页更精彩: 1 2 3
上一篇: 南通工学院历史沿革-井冈山大学:井冈山大学- 历史沿革,井冈山大学-办学条件 下一篇: 路虎揽胜极光-2015日内瓦车展探馆:路虎新款揽胜极光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