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因材施教-孔子因材施教

一 : 孔子因材施教

文言文《孔子因材施教》选自高中文言文大全,其古诗原文如下:
【原文】
子路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注释】
斯:就。
诸:合音词。放在句中,解释为“之于”。
也:是否。
兼人:好勇过人。
敢问:冒昧地问。敢:表敬副词。
由:指子路。
赤:即公西华本人。
求:即冉有。
退:指做事不果敢,缩手缩脚。
【翻译】
子路问孔子: “听到什么就行动起(www.loach.net.cn)来吗?”
孔子说:“你有父亲兄长在,你怎么能听到这些道理就去实行呢!”
冉有也来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
孔子说:“应该听到后就去实行。”
公西华问道: “子路问是否闻而后行,先生说有父兄在。冉有问是否闻而后行,先生说应该闻而即行。我弄不明白,想请教先生一下。”
孔子说:“冉有为人懦弱,所以要激励他的勇气。子路武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

二 : 论孔子因材施教

论孔子因材施教

在《论语·子罕》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因材施教的秘密就蕴含在这一章中,孔子从十五岁开始立志为学,一生好学不倦,却说自己“无知”。“无知”之“无”和“空空如也”之“空”,其实即是“吾道一以贯之”之“一”。阳明先生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孔子之“学”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学而无所学,知来本无知,故曰“空空如也”。孔子因材施教、随机点化,这是“尽人之性”,所谓“叩其两端而竭焉”。

《传习录》295条记录了阳明先生对《论语》此章的解释:

“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

朱子对此章有不同的解读。朱子说:

“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程子曰:‘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

对于孔子说自己“无知”,朱子认为这是孔子自谦,“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而阳明先生认为“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朱子解释“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竭”是指孔子尽其所知教人。而阳明认为“竭”是“鄙夫之心便已了然”,如颜子所谓“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之“竭”。

朱子注解这一章还引用程子之言:“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观于孔子、孟子,则可见矣”。

孔子温良恭俭让,决不以“圣”与“仁”自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程子认为孔子是圣人,圣人“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孟 1 / 6

子称自己“知言”,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能言善辩,给时人的印象是“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程子据此认为“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孟子也不像孔子那样谦虚,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故程子认为孟子只能算是贤人,“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

阳明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传习录》74条记载了阳明先生与学生的一段对话: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何?”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正如孔子曰“天德不可为首也”,“天”不为万物之“首”,而是在万事万物之中。“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故对于“天”来说,根本不存在“降而自卑”。圣人教化众生无人相,无我相,有仁德自然可亲,《中庸》所谓“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何待“降而自卑”,然后众人尊亲之?

此外,程子对孟子的评价也失之偏颇。“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引而自高,则伪矣”,如何能使道尊?故孟子“未尝引而自高”。生于战争频仍、思想混乱的战国时代,孟子之言行只是相对于那个时代显现出来的“迹”,而其心则“纯乎天理之极”。“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辟异端邪说所表现出的好辩和英气,与孔子之温文尔雅以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主张,“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据《传习录》313条记载,钱德洪与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

“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钱德洪等王门弟子“为先生道途中讲学”,这是“以善服人”而不是“以善养人”,这才是“引而自高”。阳明先生因病用药,以“降而自卑”对治,故曰: 2 / 6

“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真正的讲学即是“己欲立而立人”、“修己以安人”,不是“教人以善”,而是直接“以善养人”,逐渐打通人、我之间的界限。“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包含着泯灭人相、我相这层意思。《中庸》13章曰:“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所谓“教人以善谓之忠”,还只属于“忠恕违道不远”这个层次。钱德洪等在返乡途中为阳明先生讲学,这是“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论语》中记载许多孔子因材施教的话语和案例,只是因材施教本身正如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主要体现的是内在的德行,而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所以常人也难以学习和模仿。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但研究孔子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侧面作出的不同回答,可以从义理上去融会贯通,进而领悟孔子所谓“一致”和“同归”。

《论语·阳货》篇记录了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孔子对子路等弟子说“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这句话对孔子自身并不适用,因为孔子能够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正如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生于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面对“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局面,孔子并没有选择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而是周游列国,以道援天下,“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如果言行能做到忠信、笃敬,即使去蛮貊之邦也可畅行无阻,这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忠告显然也不在同一层次。

《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 3 / 6

“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冉有同属于“孔门十哲”之政事科,所谓“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但子路“过”,冉有“不及”,所以对于子路、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因材施教,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张之“过”与子夏之“不及”均偏离了中道。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均可见子夏之“不及”。从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便可知子张属于狂者进取的那一类型。孔子告诫子张慎言、慎行,是针对子张之“过”而对症下药。

对于不同弟子问“仁”、问“孝”,孔子均是随机应答,不拘一格。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樊迟前后两次问“知”与“仁”,孔子的回答也不相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一般来说,随着樊迟德行与学问的增长,孔子对于“知”与“仁”的回答也会走向深入。但根据孔子这两次回答的内容,还真不好判断哪次对话在先。

宰我善言辞,属于“孔门十哲”之言语科。宰我反对三年之丧,说起反对的理由可谓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宰我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对于宰我提出的理由孔子根本不予理会,而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女安则为之”。伦理道德的准则不是圣人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僵死的教条,其存在的根据在于心安与否,是否符合良知本心。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4 / 6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孔子说“女安则为之”,目的是使宰我反求诸己,叩问自己的良知。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常把颜子与子贡这两位大弟子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朱子注解:“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

朱子对本章的注解不一定符合子贡的本意,但对颜子和子贡二人的评价非常到位。“明睿所照”是德性之知,“即始而见终”,孟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无所不悦”,是指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告往知来”,是指孔子曾表扬子贡:“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之所以说自己“闻一知二”,正是因为孔子说他“告诸往而知来者”。

在《传习录》113条,阳明先生也对此章进行了阐释: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力,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

子夏说“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说明子夏知道“终”“始”的涵义,但子贡对于“原始反终”的内涵不一定能明白。子贡说颜子“闻一知十”,朱子以“即始而见终”来解“闻一知十”,阳明先生却认为“十”与“二”只是量上的差别,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闻一知十”来区别自己与颜子之为学,还局限在博学多识上。孔子让子贡把自己的学问与修行与颜子进行比较,其用意是启发子贡向颜子学习,多在心地上用功夫,子贡却没有明白孔子一番苦心。

《论语·卫灵公》篇有孔子与子贡的一段经典对话: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予一以贯之”,即孔子对曾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也是开示子贡,“学”要鞭辟入里,正如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子对于子贡可谓诲人不倦,子贡从此知道圣人不是通过博学积累而至,孔子之所以为圣 5 / 6

人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闻见之知。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太宰把“圣”与“多能”混为一谈,子贡回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又”字说明子贡已自觉把“圣”与“多能”区分开。

颜子说夫子循循善诱人在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而子贡把“圣”与“多能”区分开,同时也把“下学”与“上达”割裂开,走向了另一极端,仍然没有明白孔子所说“一以贯之”的内涵。“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焉;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圣”不是“多能”,但“圣”又不离“多能”,程子曰:“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既然说“一以贯之”,“一”即在“多”中,没有“多”,也就无所谓“贯”。阳明先生说:“上达只在下学里”。

对于颜子,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朱子注解:“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通,无所疑问,故夫子云然,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阳明先生说:“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

孔子希望颜子问难,从而帮助自己把义理发挥得更加精粹。对于子贡,孔子则说:“莫我知也夫”;“予欲无言”。由此可见颜子与子贡在德行上的差距。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应发生在颜子逝世之后。孔子忧道不得其传,品读孔子之言,其中既有教诲,也包含着对颜子之外的其他孔门弟子的失望。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对于教化众生来说,“化”和“养”是本,言教为“末”,故孔子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然而子贡等弟子循“迹”而忘“本”,“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孔子两次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其实孔子主要不是说给鲁哀公和季康子听的。“知耻近乎勇”,孔子之言众弟子听了后会“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为何只有颜子好学?后人读了对于“学”字也不敢再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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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论孔子因材施教

论孔子因材施教

在《论语·子罕》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www.loach.net.cn]”孔子因材施教的秘密就蕴含在这一章中,孔子从十五岁开始立志为学,一生好学不倦,却说自己“无知”。“无知”之“无”和“空空如也”之“空”,其实即是“吾道一以贯之”之“一”。阳明先生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孔子之“学”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学而无所学,知来本无知,故曰“空空如也”。孔子因材施教、随机点化,这是“尽人之性”,所谓“叩其两端而竭焉”。

《传习录》295条记录了阳明先生对《论语》此章的解释:

“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

朱子对此章有不同的解读。朱子说:

“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程子曰:‘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

对于孔子说自己“无知”,朱子认为这是孔子自谦,“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而阳明先生认为“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朱子解释“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竭”是指孔子尽其所知教人。而阳明认为“竭”是“鄙夫之心便已了然”,如颜子所谓“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之“竭”。

朱子注解这一章还引用程子之言:“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观于孔子、孟子,则可见矣”。

孔子温良恭俭让,决不以“圣”与“仁”自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程子认为孔子是圣人,圣人“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孟 1 / 6

孔子因材施教 论孔子因材施教

子称自己“知言”,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www.loach.net.cn)孟子能言善辩,给时人的印象是“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程子据此认为“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孟子也不像孔子那样谦虚,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故程子认为孟子只能算是贤人,“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

阳明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传习录》74条记载了阳明先生与学生的一段对话: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何?”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正如孔子曰“天德不可为首也”,“天”不为万物之“首”,而是在万事万物之中。“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故对于“天”来说,根本不存在“降而自卑”。圣人教化众生无人相,无我相,有仁德自然可亲,《中庸》所谓“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何待“降而自卑”,然后众人尊亲之?

此外,程子对孟子的评价也失之偏颇。“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引而自高,则伪矣”,如何能使道尊?故孟子“未尝引而自高”。生于战争频仍、思想混乱的战国时代,孟子之言行只是相对于那个时代显现出来的“迹”,而其心则“纯乎天理之极”。“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辟异端邪说所表现出的好辩和英气,与孔子之温文尔雅以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主张,“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据《传习录》313条记载,钱德洪与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

“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钱德洪等王门弟子“为先生道途中讲学”,这是“以善服人”而不是“以善养人”,这才是“引而自高”。阳明先生因病用药,以“降而自卑”对治,故曰: 2 / 6

孔子因材施教 论孔子因材施教

“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www.loach.net.cn]真正的讲学即是“己欲立而立人”、“修己以安人”,不是“教人以善”,而是直接“以善养人”,逐渐打通人、我之间的界限。“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包含着泯灭人相、我相这层意思。《中庸》13章曰:“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所谓“教人以善谓之忠”,还只属于“忠恕违道不远”这个层次。钱德洪等在返乡途中为阳明先生讲学,这是“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论语》中记载许多孔子因材施教的话语和案例,只是因材施教本身正如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主要体现的是内在的德行,而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所以常人也难以学习和模仿。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但研究孔子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侧面作出的不同回答,可以从义理上去融会贯通,进而领悟孔子所谓“一致”和“同归”。

《论语·阳货》篇记录了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孔子对子路等弟子说“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这句话对孔子自身并不适用,因为孔子能够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正如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生于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面对“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局面,孔子并没有选择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而是周游列国,以道援天下,“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如果言行能做到忠信、笃敬,即使去蛮貊之邦也可畅行无阻,这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忠告显然也不在同一层次。

《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 3 / 6

孔子因材施教 论孔子因材施教

“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www.loach.net.cn)”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冉有同属于“孔门十哲”之政事科,所谓“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但子路“过”,冉有“不及”,所以对于子路、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因材施教,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张之“过”与子夏之“不及”均偏离了中道。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均可见子夏之“不及”。从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便可知子张属于狂者进取的那一类型。孔子告诫子张慎言、慎行,是针对子张之“过”而对症下药。

对于不同弟子问“仁”、问“孝”,孔子均是随机应答,不拘一格。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樊迟前后两次问“知”与“仁”,孔子的回答也不相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一般来说,随着樊迟德行与学问的增长,孔子对于“知”与“仁”的回答也会走向深入。但根据孔子这两次回答的内容,还真不好判断哪次对话在先。

宰我善言辞,属于“孔门十哲”之言语科。宰我反对三年之丧,说起反对的理由可谓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宰我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对于宰我提出的理由孔子根本不予理会,而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女安则为之”。伦理道德的准则不是圣人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僵死的教条,其存在的根据在于心安与否,是否符合良知本心。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4 / 6

孔子因材施教 论孔子因材施教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www.loach.net.cn)孔子说“女安则为之”,目的是使宰我反求诸己,叩问自己的良知。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常把颜子与子贡这两位大弟子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朱子注解:“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

朱子对本章的注解不一定符合子贡的本意,但对颜子和子贡二人的评价非常到位。“明睿所照”是德性之知,“即始而见终”,孟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无所不悦”,是指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告往知来”,是指孔子曾表扬子贡:“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之所以说自己“闻一知二”,正是因为孔子说他“告诸往而知来者”。

在《传习录》113条,阳明先生也对此章进行了阐释: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力,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

子夏说“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说明子夏知道“终”“始”的涵义,但子贡对于“原始反终”的内涵不一定能明白。子贡说颜子“闻一知十”,朱子以“即始而见终”来解“闻一知十”,阳明先生却认为“十”与“二”只是量上的差别,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闻一知十”来区别自己与颜子之为学,还局限在博学多识上。孔子让子贡把自己的学问与修行与颜子进行比较,其用意是启发子贡向颜子学习,多在心地上用功夫,子贡却没有明白孔子一番苦心。

《论语·卫灵公》篇有孔子与子贡的一段经典对话: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予一以贯之”,即孔子对曾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也是开示子贡,“学”要鞭辟入里,正如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子对于子贡可谓诲人不倦,子贡从此知道圣人不是通过博学积累而至,孔子之所以为圣 5 / 6

孔子因材施教 论孔子因材施教

人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闻见之知。(www.loach.net.cn]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太宰把“圣”与“多能”混为一谈,子贡回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又”字说明子贡已自觉把“圣”与“多能”区分开。

颜子说夫子循循善诱人在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而子贡把“圣”与“多能”区分开,同时也把“下学”与“上达”割裂开,走向了另一极端,仍然没有明白孔子所说“一以贯之”的内涵。“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焉;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圣”不是“多能”,但“圣”又不离“多能”,程子曰:“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既然说“一以贯之”,“一”即在“多”中,没有“多”,也就无所谓“贯”。阳明先生说:“上达只在下学里”。

对于颜子,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朱子注解:“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通,无所疑问,故夫子云然,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阳明先生说:“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

孔子希望颜子问难,从而帮助自己把义理发挥得更加精粹。对于子贡,孔子则说:“莫我知也夫”;“予欲无言”。由此可见颜子与子贡在德行上的差距。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应发生在颜子逝世之后。孔子忧道不得其传,品读孔子之言,其中既有教诲,也包含着对颜子之外的其他孔门弟子的失望。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对于教化众生来说,“化”和“养”是本,言教为“末”,故孔子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然而子贡等弟子循“迹”而忘“本”,“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孔子两次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其实孔子主要不是说给鲁哀公和季康子听的。“知耻近乎勇”,孔子之言众弟子听了后会“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为何只有颜子好学?后人读了对于“学”字也不敢再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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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孔子因材施教之子路篇



  

2007-01-25 20: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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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生很多,孔子对他们的个性、长处和偏向都有深入的了解。他根据学生具体情况的不同,充分作到因材施教。《论语》中孔子的话,大多也是教诲和启发某一具体学生,都是极有针对性的。

仲由字子路,是孔子弟子中很独特的一个,性格粗野,果敢好勇。孔子评论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是说仲由之学已达到正大高明的境界了,只不过未能深入精微罢了。孔子知道子路有自以为是什么都懂的毛病,就教诲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才叫真懂啊。

子路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当然知道勇敢本是君子的美德,可对子路没有直说,以免火上浇油,使子路更加鲁莽。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说关键是看勇敢的适宜不适宜,而且进一步解释起“义”来: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样一讲,子路虽以自己勇敢为自豪,却也知道必须裁度事理,以适于义,而不能私逞其勇了。

子路还问过孔子:“闻斯行诸?”意即听到朋友穷困,是否可以立刻去帮助他呢?孔子说:“有父兄在,你应该和他们商量一下,怎么能一听到就干呢?”然而孔子对冉有说:“闻斯行之!”即听到就干起来吧。公西华于是问孔子:“他们两人问同一问题,而先生回答为什么却不相同呢?”孔子解释说因为冉有的性格怯懦,所以便鼓励他一下,而子路好胜人,自以为是,所以就抑制他一下。这一进一退,都合乎道理,确实可以让这两个学生做得无过又无不及了。由此可知,孔子在子路的因材施教上,可谓用心良苦

五 :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孔子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 野人贱人大盗均可入学

孔子讲学图。(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子路

曾参自幼以孝出名。

孔门弟子品类复杂 高柴愚笨曾参迟钝子路鲁莽 孔子对他们实行因材施教

孔子在我国古代率先实行教育改革。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受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孔子开办私学后,提倡“有教无类”,让平民子弟也有机会入学。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一改以往生硬死板的教学方式,实行因材施教,使“愚者”(高柴)成为有德之士,“鲁者”(曾参)成为大儒,“野人”(子路)成为君子,“辟人”(子张)成为“显士”。能把这些“素质”不怎么样的学生培养成才,是孔子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

孔子教学方法启示录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开门招生

野人贱人大盗均可入学

孔子之所以被后人奉为至圣先师、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是因为他在春秋末期从事教育时间最长,所办学校规模最大,招收学生人数最多,实行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最深远。

在春秋以前,入学读书受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孔子从开办私学开始,就打破常规,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让平民子弟也有机会入学读书,使原来不知文化为何物的“贱人”也有机会系统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进而学习“六经”(《易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春秋》),最终成为“大人”,进入“君子”的行列。

既然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就意味着不管年龄大小、出身如何,都可以成为孔子的学生。事实上,在孔门弟子当中,除孟懿子等少数人是贵族外,大多数来自社会中下层。如子路原是不知礼的“野人”,仲弓之父为“贱人”,子张出身于“鲁之鄙家”,颜涿聚原是“梁父之大盗”。有的学生年龄只比孔子小几岁,另外一些学生比孔子小四五十岁。

面对品类如此复杂的学生,孔子是怎么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呢?朱熹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就是说,因材施教是孔子最重要的教学方法。春秋以前的官学,立足于“禁”和“敬”,教师用体罚和威胁等方式强迫学生读书,并且要学生自幼养成盲从的习惯。孔子一改这种生硬死板的教学方法,他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注意观察学生的所作所为,听其言而察其行,从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出发,施以不同的教育。

实行因材施教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了解每一个学生,即要有知人之明;其次要用恰当的方法进行教育,对教师本人的能力要求极高。孔子善知人,他的识人方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考查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观察他为达到一个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了解他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孔子精通六艺,在知识方面集古代文化之大成,所以无论对什么学生他都能找到恰当的方法进行教育。

孔子欣赏“贱人”出身的冉雍的德行

帮助冉雍克服自卑心理

鲁国人冉雍字仲弓,比孔子小29岁,他以德行著称,是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很欣赏他的德行,曾经说过:“雍也可使南面(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做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的长官)。”

冉雍的父亲是个地位低下的“贱人”,因而冉雍难免有自卑心理。孔子针对他的心理状况进行因材施教,他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耕牛产下之子长着赤色的毛、整齐的角,虽然不想用它作牺牲来祭祀,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古代供祭祀的牺牲常用赤色的牲畜,一般不用耕牛,自然也不会用耕牛所产之子。孔子这番话的意思是,耕牛所产之子如果够得上作牺牲的条件,山川之神一定会接受这种祭品。比喻冉雍的父亲虽是“贱人”,但冉雍已经学业有成,社会不会因其父地位低下而舍弃他。

在孔子的教育和鼓励下,冉雍克服了自己的自卑心理,成为孔子门下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战国时的荀况很推崇他,把冉雍和孔子并列为大儒。

冉求字子有,亦称有子,比孔子小29岁,鲁国人。他多才多艺,长于政事,尤其善于理财,曾任季氏宰。他还精通军事,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任左师统帅,以步兵执长矛的战术以弱胜强,打败了齐国的军队。趁这次立功的机会,他说服掌握鲁国政权的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十多年的孔子,后来冉求由于帮助季康子敛财,受到孔子严厉批评。季康子问孔子算不算有仁德,孔子回答:“吾不知也。”

冉求性格谦退,孔子对他的教育很有针对性。有一次,冉求问:“闻斯行诸(一听说有事要做就应立即行动吗)?”孔子说:“行之(立即行动)。”

后来子路也问同样的问题,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父兄在,哪能立即行动呢)!”孔子的弟子子华觉得不解,他问:“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求遇事犹豫退缩,所以我要激励他;子路胆大好胜,所以我要抑制他)。”

冉求尽管有不少缺点,甚至曾被孔子宣布革出孔门,但他仍被后人认为是孔门最有政治才干的人物,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

孔子要子路改正好逞勇斗狠的毛病

告诫子路好勇不可无义

孔子教育子路成才可以说是因材施教的典范。

子路,即仲由,字子路,因他曾为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又被称作季路,比孔子小9岁。史书记载,子路出身微贱,生性粗野,好逞勇斗狠,为人刚强爽直,经常头戴鸡冠式的帽子,身佩用野猪皮装饰的剑,曾想“陵暴”孔子,孔子通过礼仪慢慢诱导他,使他改邪归正,改穿儒服,拜孔子为师。

逞通好斗是子路的缺点,孔子便在施教过程中加以纠正。有一次,子路问:“君子好勇乎?”孔子回答说:“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告诫子路首先要崇尚义,如果没有义只有勇,无论身份高低,都会走上歪门邪道。

子路为人耿直,光明正大,做事专一,对孔子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保护孔子唯恐不周,不愿孔子遭人非议,对孔子处理和南子、佛肸、公山弗扰等人的关系敢提意义,成了孔子的监督者。孔子说他可以管理千乘之国的军事,又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又发出这样的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我的道如果行不通,就乘小筏到海上去,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可见师生间感情之深。

在孔子的教导下,子路的进步很快,由野人变成言行一致的“君子”。在学问方面,孔子称他已经“登堂”,但仍未“入室”。对他的好勇,孔子始终加以批评,他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指出子路好勇,很不可取。又预言子路如果继续好勇下去,一定会“不得其死”。

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内乱,这时子路在卫国担任孔氏宰。孔子听说卫国内乱,便断定子路必死,继而闻报子路被砍成肉酱,时年已72岁的孔子感到悲痛无比。史书记载子路临死也不忘礼仪,他的帽带被人砍断了,子路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结好帽带便死去了。

个性鲜明的子路与冉求同为孔门政事科的杰出代表,也曾担任过鲁国的季氏宰,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他闻过则喜的学习态度,始终如一的高尚品德深受后人好评。宋人程颢说:“子路亦百世之师。”

子挖掘曾参潜质传以孝道

曾参虽“鲁”成“宗圣”

孔子评价学生的缺点有一句话很著名,就是“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

要对学生实行因材施教,首先要了解学生的长处和短处,在这方面,孔子观察入微,对每个学生的天赋和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高柴字子羔,身高不到五尺,是个矮个子,其貌不扬,针对他天性愚笨这一点,孔子是怎么教育的?因史料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他经孔子教导后相当有成就,子路就曾经推荐他当费地的长官,孔子还怕他不能胜任。高柴先后在鲁、卫两国四次为官,历任鲁国费宰、郕宰、武城宰和卫国的士师,他为官清廉,执法公正,广受好评。他是孔门弟子中从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可见只要教育得法,愚人也可成才。

曾参字子舆,16岁拜孔子为师,是孔子晚年的学生。他的记忆力、理解力、口才等远不如颜回、子贡等人,所以被孔子评价为“鲁”。曾参也有自知之明,他以勤补拙,刻苦好学,注重修身养性,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他为人谨慎,待人谦虚,特别以“孝”出名。据说他和母亲的感应很强烈,曾参出外,“母欲其归,则啮指,而曾子心痛。”孔子正是看出他“孝”的特点,因材施教,把孝道传给他,而曾参毕生实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原则,直到临死前还叫弟子检查自己的手脚,发现无损后才叹道:“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从今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祸害刑戮了,学生们)!”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传播儒家思想的重任,任重而道远。把得自孔子的真传传给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子思又传授给孟子。这样,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成为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相传他著述的《孝经》,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与《春秋》并列为两部最重要的经典。到宋以后,他更由贤升为圣,被尊为“宗圣”,在孔庙中的地位仅次于“复圣”颜回。

颜回与曾参,一个聪明绝顶,英年早逝;一个反应迟钝,大器晚成。颜回早逝,令人惋惜;曾参以迟钝之资终成大器,连宋人程颢也不得不佩服,他说:“参也,竟以鲁得之(曾参这个人这么迟钝,通过不懈努力竟然也得到了孔子的真谛)。”程颢还说:“曾子传圣人之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

孔子告诫子张不要太偏激

子张虽“辟”成“显士”

被孔子评价为“辟”的颛孙师,字之张,陈国人。他出身微贱,据说还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后,终成“显士”。

他好学深思,喜欢与孔子讨论问题,但观点往往比较偏激,不符合孔子的仁义之道。如有一次他和孔子讨论“士人怎样才算通达”的问题时,子张认为士人在诸侯国中有声望,在大夫家中也有声望就是通达。孔子纠正他的观点,指出“闻”与“达”的区别,他说:“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这是声望罢了,不是通达。所谓通达,应该质朴正直,好行义事,善于体察别人,对人恭敬有礼,无论在哪里,行为准则都一样。而那些讲究声望的人,表面追求仁义,行动与之相违,以仁义自居,大言不惭却可能在国在家都有声望)。”

子张和卜商(字子夏)都是孔门中出众的人才。子贡问孔子:“师与商孰贤?”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就是看问题和处理事情过分偏激,所以孔子要纠正子张的观点和行为。教育子张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记住“忠信笃敬”。孔子说,无论站立行走或是坐在车中,要让“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时时出现在面前。因为只有奉行“忠信笃敬”的原则,才能到处都通行无阻。子张牢记孔子的教训,把“忠信笃敬”这几个字写在腰带上,以示终身不忘。孔子死后,子张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

端木赐(字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能言善辩之人,是孔门言语科的代表人物。

史书称:“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孔子之所以经常批驳子贡,是防止子贡走入狡辩的歧途。子贡天资聪颖,孔子说颜回比他更聪颖,使他骄傲不起来。子贡很善经商,家境非常富有,子贡认为自己富而不骄已经很不错了,孔子说:“不如富而好礼”,使子贡哑口无言,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经过孔子的教育和指点,子贡在言语方面突飞猛进,成就显著。他和子路一文一武,成为孔子的左辅右弼。子贡广交公卿,擅长外交,为孔子与各国君主交往穿针引线,当鲁国受到齐、吴两国的威胁后,他挺身而出,在齐、吴、越、晋诸国间游说,使吴国攻齐,从而保全了鲁国,并引起诸侯国间力量对比的连锁变化。正如《史记》中所说的:“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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