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问题-高中政治题目关于农业经济问题要怎么回答?急求

一 : 高中政治题目关于农业经济问题要怎么回答?急求

高中政治题目关于农业经济问题要怎么回答?急求

高中政治题目关于农业经济问题要怎么回答?急求的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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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农民负担问题的经济分析

农民负担问题的经济分析
摘要

本文既是对于农民负担问题的经验研究,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索。本文探讨了农民负担的特点,并从分析农民、乡村干部和政府的关系入手,分别就重工业化战略、部门行为、政府管制、财政制度以及政治体制失范、数字腐败、政府规模膨胀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做了有关分析,指出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对于农民财产权利的侵犯。在寻求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时,作者就农业税制改革、地方债务问题、教育制度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转换政府职能、合理配置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建立廉价政府等对策的现实可行性问题做了相关分析,最后指出只有通过运用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关键词:农民负担 政府 制度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农业是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自立的基础产业,三农问题则是决定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现实走向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集中体现为农民负担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民负担问题逐渐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它不仅关系千家万户农民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本文运用经济学并结合实际情况,对于中国农民负担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并期望这种研究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路径与方法。
二 中国农民负担制度的特点
根据本人的理解,农民负担制度是政府为从农民那里取得农业剩余而设定的规则。现实中农民负担制度的特点,可以做如下概括。
(一)、管理混乱,政出多门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级政府规模迅速膨胀,人员大幅度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即便维持吃饭财政也相当不易,但上级片面强调各个职能部门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乡镇政府对口设置机构,除了党委、政府和人大外,各种二级机构一应俱全。这些机构吃饭不仅需要大量财政资金,它们还要为上级工作并承担为上级开辟经费来源的任务。因此不得不通过各种收费来解决经费问题,而这并不进入乡镇预算,但对于农民而言都是乡镇政府直接加在他们头上的负担。乡镇领导既担心各种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又担心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屈服于上级的压力。
我国纳税人的财政负担并不轻,原因在于税外乱费太多。混乱的收费局面,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到农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全国不少乡镇自筹资金相当于预算内资金的比重可以高达100%300%,无论收费标准和收费管理制度均极为混乱,因此有了“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说法。
(二)、不具公正性,对农民极端不利
我国税负状况是农民重于市民,种粮的农民重于务工商的农民。由于农村税费制度是以乡镇或村为单位,在同一个乡镇或者村里均按照人头平均征收,并没有考虑到农户经济装状况的差别,如今农户间收入差距正在拉大。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农村中小康户占10%左右,富裕户占30%左右,温饱户占50%左右,绝对贫困户占10%左右。平摊税费的制度安排具有累退性,它使得那些生活相对困难的人们不得不承担相对于自己收入更多份额的负担,并使得其生活更加困难。还有的地方对于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实行均摊,一些不种特产收入的农户也要缴纳农业特产税,他们自然感到不公正。一些地方农民缴纳的税费由村干部强行收取,农民因困难交不起税费,有的被强拿财物,有的甚至人身权利受到了侵犯。
(三)、人为色彩浓厚,不具科学性
分级累进的所得税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部分地消除人们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具有调节收入差距并合理负担的功能。我国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加之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赠予税,从而人为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并且由于统计制度上的问题,这种问题很难得到体现。如安徽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的相关文件规定:“各地统计数据必须严格按照省统一规定的口径和内容如实填报”,“各县(市、区)上报的统计数据和方案必须经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审核签字并加盖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公章”。这样,不符合领导要求的数字和信息就很难得到真实反映。
农村税费制度本身问题也不少。从征管格局上说,农业税收由财政所征收,工商税收由税务所征收,有的还分设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班子。乡镇财政税收脱节,征管漏洞较多,人力分散。从征税成本上来说,国税成本相当于国税的5%,地税成本相当于地税的8%,而农税成本相当于农税的25%,比20%左右的收费成本还高出5个百分点。农村各种乱费的征收成本竟然相当于收费额的90%,许多地方陷入了“养人收费,收费养人”的恶性循环。实际征管中法计税不规范,各地对于农业税收的征收办法、计税依据随意变动,如农业特产税征收中有的地方无论有无特产一律按地亩分摊到户,有的地方按果树株数预测产量超前计税,屠宰税的征收不是据实征收而是根据人头数平均分摊到户上。在实行责任制后,农户成为纳税主体,一些地方 “以队缴纳,以队结算”或“以户缴纳,以队结算”,即便采取了“以户交纳,以户结算”,也是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下达分配任务的方式征收。因乡村纳税人普遍财务基础制度不健全,且税源分散,在税收征纳时随意性较大,“人情税”、“关系税”、“买卖税”、“借税”、“垫税”、“摊税”、“任务税”等不规范现象十分严重,这些不规范行为也给乡镇财政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乡村干部为完成各种任务,应对各种目标考核,不得已采取强硬手段来开展工作。农村税费的征收是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让他们十分头痛的问题。一些乡村干部坦言自己的工作就是“要人、要钱、要粮、要命”。乡村干部一年四季忙于催粮派款,由于一些干部工作方法强硬,手段粗暴,造成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农民集体上访和乡村干部遭报复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乡镇干部枪击群众以及农民围攻乡镇政府的事件。现实中的农民负担问题已经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成本。
三 农民负担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民负担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不能不引起人们从更深层次去思考这一问题。尽管农民负担问题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结合新中国五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这些人为因素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1.重工业化战略与农民负担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0%,重工业产值比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能否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关系到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苏联模式无疑对于中国具有着强大的诱惑力。
然而当时中国资本资金极为缺乏,外汇奇缺,资金动员能力也极为低下。为动员资源实现重工业化,政府实行了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能源和原材料的低价政策。为确保原始积累,1953年10月中央决定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人为地实行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汲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金积累。尽管当前不少农产品价格在保护下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远远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农民收支相抵后所剩无几。那些为实施这种战略而组建的部门也逐步成为改革的对象,而任何试图改变这种利益格局的努力不得不面对巨大的改革成本。
2.涉农部门行为与农民负担问题
人们往往认为政府能够从“全局”或“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然而政府由各个不同的部门组成,各个部门也有着独立的自身利益。现实中,各个部门并没有主要从“全局”或者“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作为本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涉农部门利益的做法通常有,将拥有的信息提供给政府,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有时涉农部门甚至联合起来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使政府能出台一些有利于它们的政策。有些部门甚至还超越政府授权,创立设定权利义务规范。它们对国家政策各取所需,甚至突破有关规定以扩充部门职权,在政策规定外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各部门有时对于仅属于提倡或者属于农民自主决定的事情,也规定为农民必须尽的义务。在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粮棉收购中,就存在类似问题,不遵守就处罚,使得政策法规成为部门“罚”规。
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取向。我国农业政策属于政府直接干预型政策,范围广,内容多,政府至今尚未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制偏好”以及由控制而产生的利益。而政府与有关部门的关系也类似于政府与国企之间的父子关系,政府往往也承受不了业务部门放弃政策工具的恫吓。与农民相比,部门无疑具有更强的行动能力。这意味着当涉农部门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部门更容易取得政府的支持,政府很可能为了迁就有关部门而不得不牺牲农民的经济利益。
3.政府管制与农民负担问题
农民负担问题在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政府的管制政策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多数管制措施由国家层层下达一系列政策、任务或指标,对各级政府都是硬性的政治任务,每种管制措施及力度要求的变化,都会对各级政府、乡镇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博弈行为直接产生影响,上级政府下达任务和指标,下级政府据此调整自己的预期目标和行为,并同上级政府讨价还价,而农民则是最终结果的承担者。
即使在今天,国家不仅对农村保持政治上的控制,而且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各方面施加了许多非市场化的管制。国家对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管制措施主要有强制性粮棉收购政策、户籍制度以及计划生育等等。以粮食政策为例,政府对于农业的生产资料投入、农产品的生产决策、农产品的销售过程进行全方面的干预,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在现实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改革开放后,这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种管制又有被加强的趋势。
中央政府任何管制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均离不开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合,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民收取各种税费,也是利用贯彻和完成国家政策和任务的名义。很多情况下,各级政府更关心其下级政府是否完成了层层下达的国家任务,如果减轻农民负担与完成国家任务的目标发生冲突的话,各级政府可能更倾向于牺牲农民的利益。
由于上级政府无法了解下级政府为完成任务需要多少人手和预算资金,下级政府以此为借口同上级政府讨价还价,要求扩充编制,增加预算。由于基层政府的信息优势及中央政策的合法性,这使得基层政府无论对上还是对农民均有充分理由扩大管制的实施范围和力度,并借机巧立名目,从中渔利。历史上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大多具有这种特征,中央政府一分税到农民头上就变成了十分。地方政府借口执行中央政策搭车收费,进行层层盘剥,农民负担也因此越来越重。目前的财政制度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效应,国家在下达各种任务的同时却不提供足够的预算资金,客观上也为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提供了条件和借口。
4.财政制度与农民负担问题
历史上的经济兴衰均与政府的作用息息相关,然而历代王朝的崩溃无不与财政问题有着直接关系。就当前来说,我国财政体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包干制度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向农民收费。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中央以及地方的财权,但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不够清晰明确,造成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和乡镇政府往往是有事权而无财权,这样对于诸如道路交通、文化教育、卫生防疫等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县和乡镇政府凭借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无力提供,而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又很有限,只好向农民伸手,面向农民的摊派集资也就在所难免。二是财政收入预算的多渠道,造成制度外财政收入剧增。由于分税制并没有扭转财政收入分散化的现状,政府的财政职能弱化。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这种分散化的财政格局使地方政府沦为“吃饭财政”,预算内收入不足以维持政府机构运转。为完成上级任务只好通过各种行政性收费等制度外收入来养人。三是速度型的经济目标加重了现有财政体制的矛盾。自上而下不切实际的考核制度,迫使县和乡镇政府往往置农民意愿和经济承受能力于不顾,急功近利,贪大求洋,巧立名目,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
扭曲的财政制度导致农民的各种税费与其获得的各种公共服务完全脱节或不成比例。如果社会秩序有人维持,公共福利与日俱进,农民也愿意承担较高的负担。反之,如果农民上缴的各种税费被用来搞些形象工程、吃喝或者购置小汽车的话,即便少些也容易出问题。很多地方农村税费征收难,就有这种原因。农民认为自己上缴的税费并没有得到合理的使用,因而自发抵制政府征缴税款的努力。
在重工业化战略和城乡间的人为歧视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受到了很大约束,这表现在农村各种公共物品却要由农民自掏腰包以各种费的形式解决,从而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负担转嫁给了农民,致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由于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决策特征,以及伴随而来的信息不对称,农民对于这种决策过程既无法参与也无法监督,加之管理过程中的混乱,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受到利益驱动不免向农民摊派收取费用,农民负担因此很难减轻。
5.政治体制失范、数字腐败与农民负担问题
鉴于苏联模式曾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也曾经指望政府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但许多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使人民生活的更健康、更快乐,没有有效的政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实现赶超战战略而逐渐成为无所不管的万能政府,因此具有了无限政府的特征。无限政府是指一个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有效法律和社会制约的倾向,它具体表现在:(1)政府权力不受来自下级的和独立的权力机构的约束,只受上级主管的约束;(2)政府职能无限扩张,越来越多地承担本来完全可以由社会或市场自己去履行和完成的事情,政府权力深入到纯粹属于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3)政府规模的无限扩张,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官员越来越多;(4)政府经费全面短缺、财政紧张。鉴于政府规模不断扩张导致的财政紧张,有人认为应加大中央政府提取的力度。但是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是政府的摊子太大,扩展蔓无节制。官员太多,必然无法做到高薪养廉;工资微薄,官员们必然要设法获取额外灰色收入。中央政府则陷入了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中央征税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沉重,中央税收却无明显增加。政府为维持生存,只有选择后者。但由于财政体系巨大的漏洞,中央政府强化财政能力的努力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机会,最后只好竭泽而渔。民间则不堪重负,长久下去导致社会动荡,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也多因为此。
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我国县乡两级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主要是执行本级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政府的决议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行政事务;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一切正当权利;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这里不难看出,政府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仅是一个管理者,它应该承担起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责任。
我国政府在改革进程中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不仅未能实现及时转换,反而纷纷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逐利群体,政府的行为也具有了企业化的特点。中国的县乡政治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将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的硬指标逐层下达,从县到乡再到村,村再将每一项指标落实到每个农民头上。这样县乡两级首尾连贯的经济承包制就演化为政治承包制,形成了县委(县政府)-乡镇党委(政府)-村支书(村长)的连坐制。各级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干部升迁大多也与这些指标紧紧挂钩,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考核重“政绩”,有政绩的则表扬晋升。对于政绩的评价取决于对上级下达指标的完成情况。农村各项事业的决策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建立起逐级考核制度。因此层层压指标事事搞评比,“部门出点子,政府拍板子,农民掏票子”也就有了其必然性。政府和政府领导的行为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机会主义的特点。
多种达标升级活动负担最终都会落到乡镇和农民头上,或增加农业特产税,屠宰税,进行教育、修路集资等来筹款,要不就是借农业税等皇粮国税来搭车收费。这些税费的收取,开始其中一部分还“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变了用途,成为养人的来源,向农民更多的索取,越收农民越穷,越穷越收,形成“剩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
在这种压力体制下,很多地方每年下达的指标永远只升不降。既然上面不顾规律地下指标,下面也就只有不顾法规地凑数字。上级要完成的政绩,就往下级压指标,一压就压出了漂亮的统计数字;下级往上级报数字,就不断的报大数,报出了漂亮的政绩,也获得了升迁。于是就有了“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对于地方领导来说,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出于政绩考虑。一些领导,为确保任期内各项经济指标达标或超标,不惜“拔苗助长”,授意统计部门造假,以虚报政绩。其次是出于“报喜不报忧”的心理。有些地方工农业超亿元的乡镇,其领导享受副县级待遇,甚至可以当场宣布为县委常委。有些地方领导认为报喜会带来好处,而报忧则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最后,政府体系运作过程中层层下达任务,层层承包,责任到人,领导人为追求“到位率”,弄虚作假也就成为必然。领导们很难容忍手中的指标出现下滑,甚至逼着属下对数字“注水”。在政绩所带来的利益驱动下,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必然全力以赴提前或超额完成“数字”指标,这就使得政府行为目标逐渐偏离提供公共物品的目标,想方设法完成“数字指标”任务。统计部门是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统计数字往往与官员们的政绩和职务升降相关联。因此一些领导干部指使统计人员做假甚至要求造假也就有了其必然性,“不做假账”的教诲也就难以拗过通过数字游戏得到政绩的渴望。
数字游戏必然导致 “水份政绩”,不仅导致政府政策的失灵,从而降低政府管理的有效性,而且在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上,也因为数字游戏把相当多的底层百姓排除在社会救济和保障之外。农民人均收入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它也是增加对农民税费征收的依据,因此在统计中就具有了只升不降的刚性,各地对其计算有明显拔高的现象,即一些基层干部也不避讳这一点。如果上级有要求,则按照上面的要求进行多报,不多报不行,如果有时达不到全局的“平衡”,则要返回“核实”。大部分乡镇有两种数字,一种是根据经验统计的农民收入水平,一种是上报数字。如果上面有明确要求,就按照要求上报;如果没有,则把经验统计数字向上浮动一定范围后再上报。虚报农民收入必然导致农民负担加重,甚至会威胁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6.政府规模的恶性膨胀与农民负担问题
政府规模的恶性膨胀也是无限政府的主要表现之一。伴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国家从1983年起决定建立乡镇政府,到1985年成时,中国形成了包括中央、省、地(市)、县、乡五级空前庞大的政府管理体制。全国共有4.8万个乡镇政府,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不包括教师)高达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养活一个干部。另据统计,全国乡镇总供养人员为1285万人,除去已离退休的280万人,在职的还有1005万人,其中党政干部140万人,平均每个乡镇31人,平均每个乡镇实际供养人员已经高达235人。
面对空前庞大但效率低下的政府,也曾搞过多轮机构改革,但机构和人员反而越精越多。以最基层的乡镇政府为例,据农业部有关调查乡镇党委内设机构和县(市)级部门的派出机构一般都在3040个,其中前者平均每镇为16个,干部总人数平均为158人,远远超过4060的编制人数,后者每镇平均为19个,干部总人数平均为290人,事实上,很多部门业务量非常小,没有必要单独设立部门。不仅如此,在体制外又衍生出庞大的部门,如乡联防队、计划生育小分队,冗员越来越多。而这些冗员的工资收入和补贴标准不断上调,一切开支都要从农民头上巧取名目。
个别地方甚至膨胀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宁夏同心县全县人口33万,全县吃“皇粮”的为1.1万人,超编2800多人。1996年自治区为其核定的行政编制为872人,而同年全县科级干部达740多人。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不到2个月时间里突击提拔干部432人,其中正副科级干部就有270多人。干部管理制度的混乱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至于农民负担的具体数字,农经局估计是平均每年从农民收取的税费加上罚款为1200亿元,国务院农调所的估计是1780亿元,曹锦清估计是25002800亿元,李昌平则估计全国农民负担年均在4000亿元以上。
据调查,我国农村乡镇年均预算内财政可用资金只有314万元,根本无法满足其工资性支出(262万元)和公务费支出(114.4万元)。为弥补资金缺口,各乡镇不得已采取很多“增收措施”,要么向农民平均分担,要么依靠行政权力和执法手段加大罚款力度(如计划生育罚款等等),要么举债。无论何者,最终的负担者还是农民。由此可见农民负担问题的成因极为复杂,但都表现为对于农民合法财产权利的侵犯,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的财产权利问题。
四 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探讨
农民负担问题成因复杂,且与三农问题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因此成为近年来政府十分重视然而却又极为头痛的问题。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经济、政治、法律多个层面去有效维护农民的财产权利,否则就不会有农民负担问题的根本解决。
1.废除农业税制
自古以来“皇粮国税”的观念对人们影响极深,农民长期只是对于纳税的多少、负担的轻重存在过异议和不同看法,很少有人对于农业税自身的合理性提出过质疑。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我国农业税费制度的不合理性全面暴露出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中间,也只有我国征收面向农民的农业税费。2000年,美国对于每公顷农业土地给予直接补贴100150美元,欧盟给予每公顷农业土地直接补贴300350美元;而我国在同年却向每公顷耕地征收100150美元的各种农业税费。众所周知,我国农业个体劳动是低效率的,如此一进一出,我国的农业生产更加显得薄弱。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农业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农业税收的财政意义已经下降,不需要特别对待。2001年我国农、牧业税为285.8亿元,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为195.9亿元,农业各税合计为481.7亿元。农业各税只占2001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如果需要重视优待农业,只需要在相应的增值税、所得税条款中给予农业优惠即可。现有的增值税、所得税条款都已对服务于农业的相关环节给予了优惠甚至减免,但因农业上有单独的农业税条例而没有将农业生产加以考虑。
有人根据农业产量较以前提高了许多而认为农业税实际税率过低,但如果在产业间横向比较的话,农业税收负担并不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同样也需要投入自己的劳动,如果我们以民工进城打工所获得的收入视为其劳动投入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的话,农民从事农业的经济利润并不高。当一个国家工商业已经占到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即便要养活劳动人口的50%也是很不容易的,再要求它去养活一个巨型政府那更是勉为其难。
横向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农业一般没有单独的税制体系,而是与其他纳税对象一样征收同样的税,如在流转税方面对农产品征收增值税,在所得税方面对农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只是在税率和减免等方面与其他纳税对象有所差别。如法国对自耕农和分成农以及佃农从事农林经营所得的收入金额,扣除必要费用和折旧后的实际收益征收所得税;德国、瑞典、英国、澳大利亚、我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与之相类似;伊朗在个人所得税分类下设农业所得税,对农业所得按超额累进税率征税;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也是对从事农业所得收入征收所得税。我国单独设立农业税,导致农业生产的成本上升,并使得我国农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说取消农业税在财政上也是可以承受的。如果一时尚不宜完全取消掉农业各税,农业特产税也应优先考虑去掉。近年来地方税务机关陷入“收税养人,养人收税”的怪圈,和地方征收农业特产税等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征税人员就可以大幅减少,农民的负担也可以进一步减轻。杜青林也承认农业特产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供求不是很平衡、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制定的,特产税的减免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发展。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妥善解决。
2.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减轻农民负担
地方债务包括县乡村各级政府和组织所欠下的债务。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的乡村不顾农村经济实际情况和自身承受能力,盲目举债,不良债务大量增加,而这些债务最终都会转嫁到农民头上。
2001年5月的《中国新闻周刊》通过采访调查,认为目前中国乡镇债务高达2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县级政府债务和乡村债务。1999年上半年湖南省农办、财政厅在全省范围内对乡镇负债状况进行普查,其结果是全省2000多个乡镇总负债85.4亿元,乡镇负债面高达88.2%,每个乡镇平均负债363万元,有的乡镇在1999年就已经吃完了2003年的财政预算。其中负债最高的乡镇负债达5111万元,为乡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财政收入之和。2000年8月,安徽宿州市政协对宿州市15个乡镇税费改革情况进行调查,15个乡镇历年滚存债务总额为1.0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为727.1万元,其中欠债千万元以上的有3个,500万元以上的有7个,债务的构成主要包括欠发工资、乡镇建设工程欠款、乡镇企业欠款、世界银行贷款、农业发展资金等。其中有些债务因为税费改革无法解决,如部分乡村教育集资建校三年计划,已实施一年,现在约三分之二的资金无法偿还。乡镇企业破产倒闭也造成一批烂帐,而债务也落到了乡镇财政头上。
一些乡镇负债已经超过其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两三倍。这种巨额债务极易引发财政危机。由于乡镇负债大多品质较差,成本高昂,除少部分来自银行或者信用社贷款外,80%以上来自农民或职工集资、农村合作基金、私人组织甚至民间高利贷。为按时完成预算上缴入库任务,乡镇垫税现象也很严重,其后果形成了虚假的“泡沫财政”,一些垫税资金如果来源枯竭,将有可能因负债累累而导致财政上的崩溃。
对于债务问题,笔者提出了如下意见:(1)千方百计制止政府债务的增长趋势,不让债务规模继续增加;(2)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将这些债务予以逐步消解;(3)必要的情况下处理一部分政府资产,化解债务危机。
3.改革教育制度,减轻地方政府与农民负担
近代大凡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的国家,大都得益于教育。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人口的总体文化素质,增强人们把握机遇的能力,提高人的劳动边际报酬,也有利于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和社会有序性的提高。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增强农民获取更高收入的能力,教育对此是必不可少的。舒尔茨指出,在中国要重视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培育人力资本,使农民劳动效率和土地产出率同步不断提高,发展“劳动密集+知识密集”型产品,增强国际竞争力。盖尔•约翰逊也认为,中国农民接受的低水平教育是影响他们收入的重要因素。农民接受的教育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生产率,也会影响到农民移民到城市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回报是,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收入增长3.5%—5.5%。
中国近年来教育经费总量有所增长的,但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却不断下降。教育经费投入上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根据我国办学体制:村办小学,乡镇办初中,县办高中。根据一项调查报告,在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财政负担占78%,县财政负担占9%,省市财政负担约占11%,中央财政负担约占1%。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可用财力普遍大幅度下降,教育设施毁损严重,教师因拖欠工资而无心教书。税费改革后,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到2000年8月,安徽省全省累计拖欠教师工资15亿元。由于基础教育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国外一般多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而我国中央政府将这一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财政上没钱,只有在税外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由于近年来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民手头普遍紧张,各种问题由此产生,一些地方失学严重。虽然近年来有些部门决定教师工资由县财政统一发放,但全国大部分县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财政上多年赤字,工资发放也成问题,税费改革后县财政减收幅度很大,财力更紧张。各个地方常有挪用、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形。以安徽省砀山县为例,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财政缺口为2000多万,如此下去也必将把县财政拖垮。
这种情况与极不规范的财政分配关系有着很大关系。我国财政体制高度集中,但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上级点菜,下级买单”。下级政府责任重但可用财力少,乡镇政府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可靠有保证的税收收入。因此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事权,如义务教育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既然可以拿出几千亿给公务员涨工资,每年拿出几百亿来彻底地解决义务教育经费问题问题也不大。
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来看也具有很大的可行性。我国目前小学教师的人数总共有579.8万人,按照2/3的人口在农村的比重来估计,粗略计算有380万农村小学教师,按照每人每月500元工资计算,工资总额为232亿元。初中教师为334.8万,按2/3的比例,农村有223万左右,按照每人每月工资800元计算,工资总额214亿元,两项合计446亿元。如果完全由中央来支付,占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的5.2%。由于中、西部地区不少县的教师工资已经由中央财政来支持,实行这项政策,中央所实际增加的支出要少于上述的数目。义务教育不仅表示学龄儿童有接受教育的义务,而且也意味着政府义务为学龄儿童提供教育。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完全由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承担,既体现义务教育的精神,也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通过建立专款专用的制度,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县级政府挪用和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情形。
4.完善土地产权制度,让农民获得退出权
中国农民对于土地是有感情的。中央也认为只要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晰了经营权,再将承包期加以延长,农民就会加大对于土地的投入。不过这里蕴涵着一个假定,那就是当且仅当土地能够给农民带来一定收益时,农民才会有种地的积极性。如果土地不能给农民带来收益,甚至成为农民的负担时,无论经营权如何明晰,农民也不会有种地的积极性。
如今农民却又为什么视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枷锁?按现行财政制度,乡镇财政采取的是“确定基数,按比例递增,包干上缴的做法”,因此就财政汲取上是逐年加重的。我国农村土地相关政策,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农民自主经营,在分配方式上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但对于何谓“集体”、谁来代表集体、什么叫“够”等问题并没有予以界定。凡是未得到清楚界定的权利,总有人下手“攫取”。因此现实中往往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没有多少自己的”。农民要么弃田外出,一走了之,要么赔钱倒包。由此可见:其一,农民获得的土地权利是不完整的,农民所拥有的仅仅是残缺的土地使用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从地方政府屡屡“逼民致富”简单事实可以断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其二,农民没有对于土地的退出权,这使得农民当自身的权利受到严重伤害时,无法通过退出权的实施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进一步的伤害。舒尔茨曾指出,“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但错误的信号和糟糕的制度却也足以使农民视黄金如粪土。农村土地权利的下一步改革应该考虑给予农民不受强权任意侵害的土地使用权和退出权问题。
5.重新界定政府职能,理顺农民政府关系
农民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应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农民问题的最大问题在于传统身份性的归附,农业税是因为身份低下而征收的这种税,并不是一种全民统一平等的税,农民负担仍具有皇粮的性质。现在的农民,不管是否愿意都得交税,现在征税的合理性仍然延续的皇粮国税的思路。所谓税费问题其实还是一视同仁的问题,用同等眼光看待城市和农村的问题,减免税也不因某种身份而决定。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重新界定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的作用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这一观点蕴涵着一个不真的假定,即政府能够代表社会和公众利益,并能够按照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去纠正市场过错而不会造成新的后果。但政府机构中的官僚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他们追求所在机构最大化。因为官僚们总是希望不断扩大机构规模,增加其层级,扩大其权力,以相应提高其机构的级别和个人待遇。为扩大机构规模,各机构官员均试图证明本部门比其他部门更重要,以争取更多的预算和费用。其结果就使得政府机构膨胀和财政的赤字扩张。这种种行为很可能造成政府的失灵,降低政府参与公共活动的有效性。
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假定各级公职人员是全局利益的代表但却没有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很难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而导致行政行为的离散化,政府支出约束预算乏力而造成政府行政行为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制度约束方面的缺陷所致。因此现实中政府行为必然表现为严重的“越位”和“缺位”,如政府按自己的想法包办代替农户和企业的经营活动,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有效配置资源,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为农户和企业提供政策、科技和信息服务的功能比较弱等等。由于我国关于政府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尚不健全,而且适用范围太小,造成大量的政府行政行为未受行政程序的制约,加重了行政腐败,也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
要解决好这些现实问题,就需要制订政府的《事权法》,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依法行政,对于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通过建立法治政府,从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的惟我独尊,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限制行政权的无所不管。政府必须遵循平等、公开和公正原则。通过建立责任政府,规范行政权力,落实依法行政。通过国家行政程序法和相关制度的约束,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程序监督,从而提高政府行政过程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减少行政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管理的公开性和政策的透明度,实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福祉。
6.合理配置各级政府财权事权,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大凡在经济发展上做的比较成功的国家,政府组织管理的效率也很高。中国存在着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这一体制对于管理一个封闭、静态、区域差异较少、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有效的,与现实却不相适应。现实中这种政府体系带来了以下问题:一是政府内部工作不协调或者协调成本很高;二是政府行为效率很低,一件事情多头来管,管理效率就会下降;三是对老百姓的负担和限制增加,多设部门就要增加工作人员,财政压力也随之增大;四是很容易造成重复建设的问题,当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时,经济效率和市场分工就会受到影响。
地方政府承担着宽广、具体的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它们的的事权、财权在合理化、法治化框架下协调,职责与财力对称。中国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表现为过分的集权,计划色彩十分浓厚。下级政府工作机构设置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下级政府的工作必须在上级政府工作布置以后才能安排;全国财政收入由中央政府计划制定后,层层分解给下级,下级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等等,计划事实上变成了命令。近年来各级政府在财权向上集中的同时,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和乡镇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的矛盾突出。县和乡镇政府不仅要提供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治安、行政管理等多种地方公共物品,还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县和乡镇政府要履行的事权,大都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出基数大增长快,无法压缩。如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各类基础设施长期严重不足,欠账累累,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又要求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负担沉重。
从世界范围看,政府层级多的国家,税种也比较多,这样有利于收入划分。但税种数量都不可能过多。税种随意设置,势必扰乱市场经济运行并约束社会进步、损害社会效率与公平。不论政府层级有多少,税种设置的科学性不能违背。5级政府与28个税的对比,使得中国不可能象国外那样主要是完整地按税种划分收入,而只能加大共享收入。设立了5级政府也就是需要把税源切成五个层次,而从税收的属性和不同特点看,无论怎样划分都无法把“分税种形成不同层级政府收入”的分税制基本规定性,贯彻到一个五级政府的架构内去。这使得分税制在收入划分方面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可行性。而且我国地方财政制度是五花八门,有的安排了复杂易变的分享,有的则对县乡干脆实行包干制,“讨价还价”色彩浓重,与分税制的距离还相当大。而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要求政府职能与管理规则必须作出相应调整,这使得财源不对位,财力分配紊乱、低效的矛盾更加突出。五级政府架构与分税分级财政之间,存在不相容性质,近年地方财政困难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不相容性日渐明朗和突出所致,改革这种政府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7.用宪政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
农民的人数虽然多,但组织程度最差,声音最弱,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得不到尊重,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就是排斥宪法的恶果,我国政策法律制度,对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均有所不同,这种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明显背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忽视了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宪法权利。由于政府对于农民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用宪法切实保护农民的人权就十分必要的了。缺乏了宪政保护的农民,其利益更容易受到伤害。中国的农民负担问题与我国宪政制度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黄宗羲曾经指出,“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我国尽管组建了了农民负担管理部门,但农民负担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让农民参与制定“游戏规划”,也是现代法治的客观要求。通过宪法和法律的贯彻实施来保障公民的人权,特别是保障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人权,对于当前就有了极为现实的意义。在这些方面,政府可以做也应该做一些事情。然而政府的一些认识是有问题的,如一些官员认为农民上访是“妨害公务”,“越级上访是违法行为”。公民揭发或检举不法行为和人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宪法》第41条还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此可见,农民上访不是“妨碍公务”,而是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动辄给上访农民扣上“闹事者”、“刁民”、“妨碍公务”等帽子,并进行残酷的打击报复,却是违法行为。
保护农民的人权,应该从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开始。财产权是最重要的人权,它是一个文明的、正义的、自由与繁荣的社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人们只有在有权正当占有劳动成果时,才会放手创造财富,这要求政府公开承诺对财产权的保障。财产权是经济繁荣与效率的关键,保障个人的财产权比废除个人的财产权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财产权不受保护必然导致盗匪横行。从历史经验看,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成长也是靠私有财产的严格保护,而不是靠不断地彼此剥夺。保护财产权有真保护与假保护之分。用来侵犯别人财产权的各种借口举不胜举,其目的与做法都不过是有钱有势的人想方设法侵犯别人,尤其是穷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他们不可能摆脱穷困,社会就难以稳定。穷人固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被侵犯,一旦他们联合起来搞革命,就会变成绝对的强势群体。但革命后财产权仍然得不到保障,穷人依然是穷人,革命终究会再次来到。共产党原是穷人的党,更应该关心穷人的财产权。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财产权问题,农民的财产权尤其需要得到保护。当农民负担在政府手里像橡皮泥,想怎么捏怎么捏,一会儿加重,一会儿减轻的时候,农民就连致富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现实中农民维护自己财产权的成本过高。以法律诉讼为例,各种费用多如牛毛,如起诉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举证材料打印费等等,进入诉讼阶段后还有住宿费、路费、饭费,即便胜诉了,“执行难”问题也很突出。如果法律手段成本高到了农民无法使用法律武器的地步,农民就很难使用法律武器转而采取其他手段。因此盲(www.loach.net.cn]目去指责农民法治意识淡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一系列涉农恶性案件的发生,决不仅仅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而是一种典型的有意识的违法犯罪行为。以 “工作方法简单”、“工作作风粗暴”袒护干部,是对神圣宪法和法律的亵渎。
要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必须要从尊重宪法和法律,推进宪政改革开始。一个缺乏宪政的政治文明是很不完善的政治文明。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也讲到:“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著名学者刘军宁指出,“宪政是统治者的权力得到人民真实的授予,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在宪法中得到承认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保障,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这些条件都满足了,我们就认为这个国家有宪政了。”因此从宪法和法律开始,使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的财产权利得到保障,这不仅是农民负担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通向自由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五 结论
如果将农民负担理解为一种约束政府选择与农民选择的规则,这个词并没有感情色彩。当农民负担已成为严重问题,并由于大量不合理负担的出现导致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犯时,仅仅从技术层面去分析农民负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借助于经济学,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相应分析。
本文在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分析时把它放在现代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正如文中指出的,农民负担问题是重工业化战略不可避免的伴生物。但这种战略选择是建立在对于农民的财产权利进行侵犯与破坏基础上的。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侵犯农民财产权利的行为逐渐让人们感到难以忍受,而政府角色职能的错位以及财政紧张使得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并成为让政府极为头痛的大问题。
在寻求农民负担问题的解决对策时,本文除了对农业税制改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教育制度改革、完善土地产权制度等技术层面的现实可能性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就重新界定政府角色与职能、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建立廉价政府等方面的现实必要性做了相关探讨,并指出只有使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切实维护,这才是农民负担问题的治本之策。
由于条件限制,我未能就农民负担问题做出一个模型,也未能就农民负担问题与政治制度的演进给出一个更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尽管如此,还是就农民负担问题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与探讨,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有助于找到有效改善农民生存状况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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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农业经济问题

《农业技术经济》2011年总目录

1期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黄季焜 王晓兵 智华勇 黄珠容 Scott Rozelle(4)

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交易类型与生鲜乳质量安全

——基于全面质量安全观的实证分析 钟真(13)

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总体效应与时空差异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温涛董文杰(24)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张敬石 郭沛(34)

粮食利润及补贴估算与最佳补贴方式分析

——基于动态最优化视角 谢童伟 吴方卫(42)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

——基于江西省4个县农户调研的实证分析钱文荣郑黎义(48)

湖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再配置效应分析 赖明勇 彭冲 王腊芳 肖皓(57)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分析 蒲艳萍(70)

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农村土地流转

——基于南京市372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许恒周 郭忠兴 郭玉燕(80)

城乡发展协调度动态评价

——以湖南省为例 曾福生 吴雄周(86)

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17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王春超(93)

中国农村地区公共卫生资源投入比城市地区更无效吗 刘海英 纪红军(102)

贸易开放、价格传导与农户消费 王军英 朱晶(111)

代理成本、高管特征与并购动因

——基于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毛雅娟 程昆(121)

2期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基于5省2000个农户的调查 邓蒙芝 罗仁福 张林秀(4)

农户财富水平对种植品种多样化行为的影响分析 徐雪高(12)

农民生产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监督分组的主成分回归分析 尹文静 王礼力Ted McConnel(19)

农业培训与农户化学要素施用行为关系研究

——来自福建省茶农的经验分析 宁满秀 吴小颖(27)

我国农户能源消费实证研究

——基于河北、湖南、新疆农户的调查数据 刘静 朱立志(35)

少数民族地区村级发展环境对贫困人口返贫的影响分析

——基于四川、贵州、重庆少数民族地区67个村的调查 庄天慧 张海霞 傅新红(4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

——基于拉尼斯—费模型 王新利 陈敏(50)

基于Shapley值法的蔬菜可追溯系统利益分配研究

——以北京市T公司为例 陈红华 田志宏 周洁(56)

绿色农产品生产中的机会主义与农户网络组织信任 王静 霍学喜 贾丹花(66)

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度量及其决定因素:2000—2009 欧阳小迅 黄福华(76)

农业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研究 张晗 吕杰(85)

我国棉花产业安全状况评价 张淑荣魏秀芬(92)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业类上市公司竞争力突变综合评价 黎东升 秦志岗(96)

农民创业的信贷约束

——基于湖北省930家农村微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肖华芳包晓岚(102)

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的调查数据 姚升 张士云 蒋和平 江激宇 栾敬东(110)

基于逐级多次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预警模型

——以D地方政府为例 卿固 赵淑惠 曹枥元(117)

农业技术进步评价研讨会纪要 赵芝俊 张社梅(127)

3期

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市场调控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小组(4)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内传导路径及其非对称性研究 顾国达 方晨靓(12)

中国肉鸡养殖业的价格传导机制研究

——基于FDL模型的实证分析 董晓霞 许世卫 李哲敏 李干琼(21)

中国农村信贷征信技术基础要素研究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思考 刘若鸿 张骥 王为鹏(31)

合同生产模式与农户肥料施用结构

——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蔡荣(41)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出口型农产品生产技术效率研究 李树明 张俊飚 徐卫涛(52)

我国区域生猪生产效率的综合评价 潘国言 龙方 周发明(58)

中国家庭养蜂技术效率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柯福艳 张社梅(67)

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许传新(7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魏君英 何蒲明(84)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安全风险研究 李太平(88)

山东省粮食安全评价分析 单哲李宪宝(95)

农户对良种补贴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河南省439个农户调查 张冬平 郭震 边英涛(104)

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受灾面积的影响分析

——基于1951—2009年的数据分析 赵建军 蒋远胜(112)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屈四喜(119)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征文启事(126)

第三届CAER?IFPRI国际学术年会征稿通知(127)

英文目录(128)

4期

货币供给冲击对我国食品价格水平的动态影响研究 马敬桂 李静 樊帆(4)

农户资产贫困分析

——以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 李佳路(13)

农内因素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周波陈昭玖(19)

人口结构变动与农村居民消费

——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 陈冲(25)

村干部的薪酬与其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

——基于CGSS农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裴志军(33)

基于Copula方法的作物收入保险定价研究

——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 谢凤杰 王尔大 朱阳(41)

农民创业者初始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类型的预测能力研究 黄洁 买忆媛(50)

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补偿政策对农户医疗需求与费用的影响李明桥(58)

现行农地经营格局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谭淑豪(71)

农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影响的对比分析 朱建军 郭霞 常向阳(78)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农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赵连静 何忠伟(85)

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沛星王修华(93)

农村中小企业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充分性实证分析

——基于四县农村中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 张瑞娟李雅宁(103)

云南奶水牛养殖效益分析

——以潞西市为例 王奇(112)

基于DEA方法的射洪县循环农业发展效率评价 杨春 杨利蓉(117)

贸易救济对我国油料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陈新华 王厚俊 方凯(122)

5期

农户安全农药选配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陕西5个苹果主产县的调查 毛飞 孔祥智(4)

农村信息化对农民生计改善的影响分析 张莉 张艳 刘福江 聂凤英(13)

农业经营户农机持有决策研究 纪月清 钟甫宁(20)

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刘万霞(25)

天津市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魏下海黄乾(33)

农民工、非农业部门经济增长与城镇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陈贵富(42)

基层农业技术员工作报酬的边际效应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汪发元 刘在洲(5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投资效应研究

——基于VEC模型的实证检验 段均高定伦(56)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影响因素分析李莹 杨伟民 张侃 胡定寰(65)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 阎占定 白照坤(72)

农民合作组织成员参与管理的意愿与行为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 刘宇翔(78)

我国稻谷消费中长期趋势分析 吴乐 邹文涛(87)

利用期货市场管理订单农业违约风险的实证分析 杨芳(97)

我国粮食流通市场效率分析:基于期货市场的实证研究 吕东辉 李涛(105)

中国棉花TFP增长率的波动与地区差异分析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田伟谭朵朵(110)

信贷担保视角下的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意愿分析

——基于河南省235家企业的调查数据 张扬(119)

6期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广东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ARDL?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陈龙江王厚俊(4)

技术选择对苹果种植户生产收入变动影响

——以陕西洛川苹果种植户为例 霍学喜 王静 朱玉春(12)

贫困地区寄宿制学生营养餐项目效果评估 李文汪三贵王姮(22)

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影响因素探析

——以重庆市为例 曾国平 侯海艳 刘春鑫(29)

农区畜牧业发展的环境制约及评价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胡浩郭利京(36)

消费者需求意愿视角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

——以武汉市城镇居民调查为例 蔡银莺 张安录(43)

基于PCA—DEA模型的农村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张颖聪(53)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变动的测度评价分析 谢志忠 刘海明 赵莹 黄初升(62)

碳金融与农村金融的互动研究

——基于碳金融的本土化与农村金融创新的理念 邹新阳(70)

粮食价格、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影响分析

——基于VEC模型的实证 韦鸿王磊(76)

湖北省粮食生产灰色关联动态分析 王雨濛(81)

中国省域饲料产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宁攸凉 乔娟 宁泽逵 闫逢柱(87)

基于EVA视角的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绩效评价分析

郑瑞强(95)

吉林省农机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及政策效应评价 杨印生 刘子玉 尹成立(102)

我国农业科研基础条件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 于辉付静彬(109)

农户从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研究

——基于江西省278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张利国(114)

农村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分析

——基于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视角 王怀明 尼楚君 王翌秋(120)

7期

食品安全事件后的消费者购买行为恢复

——以三聚氰胺事件为例 全世文 曾寅初 刘媛媛 于晓华(4)

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邦科 邓胜梁(16)

城乡居民收入的收敛性分析 赵颖(25)

基于农户视角的现代农业发展现状与政策需求分析

——来自哈尔滨市六区六县农户的调查 余志刚 郭翔宇(34)

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绩效评价

——基于苏北GEF项目区300户农户的调查 张兵 张宁 张轶凡(43)

政府投入引导农户投资的机制、效果及对策研究 王建洪 冉光和 王定祥(50)

农村进城就业人员永久迁移留城意愿及社会保障需求

——基于四省农村外出就业人口的实证分析 马瑞 章辉 张森 徐志刚(55)

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比较研究 薛薇 谢家智(66)

我国中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证分析 李明贤 向忠德(75)

陕西省金融支农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振海 茹少峰(82)

“批发贷款”:解决NGO小额信贷机构资本金短缺问题的新探索

——基于河北省易县扶贫社的调研 张丞高芸(89)

转基因抗虫玉米商业化的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 孙炜琳 王瑞波(95)

中国农用柴油需求中长期预测 徐卫军 张妮妮(104)

美国政府直接支付对农业生产和出口的影响 邹洋(113)

基于两种传递机制的贸易开放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以城乡劳动收入差距为例 马少晔 应瑞瑶(119)

探寻世界农业发展规律与揭示各国农业政策差异

——《比较农业经济学》书评王秀清(127)

8期

我国玉米燃料乙醇副产品利用现状与贸易趋势分析仇焕广 王飞 蔡亚庆 侯麟科(4)

农产品价格上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一般价格水平 张超 陈璋(11)

我国原料奶生产TFP增长方式与效率改进

——基于SDF与Malmquist方法的比较 马恒运 王济民 刘威 陈书章(18)

奶农与企业原料奶质量控制行为进化博弈分析 申强 侯云先(26)

基于遗传算法与支持向量机的农业经济预测 王骞(34)

现代农业发展与湖泊资源环境保护 龚琦 王雅鹏(39)

教育型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典型相关分析 徐辉 黎东升(44)

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李宪印(50)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多维透视:1989—2009 张立冬(58)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 陈训波 武康平 贺炎林(65)

农地质量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河南省嵩县为例 张成玉(72)

“背农”经营对农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王金凤 李平 贺旭玲(80)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技服务活动的农户满意度测评

李东 卢小磊 张万福 赵翠媛 陶佩君(89)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网络关系价值评价体系与盈利绩效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实证分析 由卫红 邓小丽 傅新红(96)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关联度分析

——来自湖北省农户问卷调查的分析 吴昭雄(105)

中国鸡肉出口贸易SPS措施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傅晓(112)

肯定列表制度对中日蔬菜贸易的影响 翟印礼 庞辉(121)

2011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纪要(127)

9期

转基因抗虫棉推广应用与次要害虫危害的关系

——基于微观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米建伟 黄季焜 胡瑞法 王子军 陈瑞剑(4)

如何更准确地预测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农户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万广华 章元 史清华(13)

生态移民瞄准精度实证研究

——以宁夏为例 东梅 李晓明 刘乔巧(24)

基于大国经济剩余模型的大米技术进步福利效应分析 苗珊珊陆迁(33)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村不同部门劳动力从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2008年陕西省的数据 张晓慧 梁海兵(42)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研究 王艳荣 刘业政(50)

中国生猪与猪肉价格的非对称传递研究 杨朝英 徐学英(58)

转基因食品信息、标识政策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的实验研究 马琳顾海英(65)

中国农村家庭住房消费需求微观经济分析

——基于“建材下乡”政策调查的数据 张大斌 凡华农 邓大才(73)

北京市观赏鱼消费者购买意愿研究 尹金辉 邹琳 乔娟 穆月英(87)

不同地形区稻谷生产经济效益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湖北、湖南、重庆500户稻农调查数据 吴振华(93)

基于CMS模型的中国水果对俄罗斯出口变动分析 张复宏(100)

供应链模式对农户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葡萄主产区的调查 华红娟常向阳(108)

农户对溯源信息传递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海水养殖业为例 房瑞景 陈雨生 周静(118)

2011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纪要(127)

10期

外部冲击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罗锋(4)

食物价格变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 高峰 吴石磊 王学真(12)

基于农户尺度的灾害脆弱性实证研究

——以湖北省监利县为例 严奉宪 李潘坡 朱增城(24)

我国粮食安全的路径依赖分析 赵亮穆月英(31)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王晓兵 侯麟科 张砚杰 孙剑林(40)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双边交易与集中交易 王颜齐 郭翔宇(46)

市场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关系研究:1983—2009 乔俊果(54)

我国城镇化对农产品物流效率的影响 杨军 王厚俊 杨春(63)

城市消费者对认证蔬菜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二朋 周应恒(69)

中国苹果主产区全要素生产效率研究

——基于HMB指数的分析 郭亚军 姚顺波 霍学喜(78)

基于DEA的河北省苹果产业生产效率的实证研究 石会娟 王俊芹 王余丁(86)

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典型相关的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郭燕枝 刘旭(92)

北京“十一五”时期少数民族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何忠伟 桂琳 刘芳(98)

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技术吸收能力评价

——以安徽省78个农民合作组织为例 宋燕平 王艳荣(108)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风险分析及防范机制 谭小芳 李焱(115)

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李豫新 李婷(121)

11期

市民化后的失地农民对征地制度评价: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 冀县卿 钱忠好(4)

土地细碎化、劳动力转移与中国农户粮食生产

——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秦立建 张妮妮 蒋中一(16)

失地农民市民化相关问题研究

——基于发达地区的考察 杨圆圆(24)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效应的分析 贾立石 倩黄馨(34)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魏建 杨志明 张广辉(45)

妇女获得妇联组织小额信贷的影响因素分析 杨虎 锋王海静 何广文(55)

供应链环境下超市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山东省456家超市的调查数据 曲芙蓉孙世民彭玉珊(64)

影响农药施用行为的农户特征研究 童霞 吴林海 山丽杰(71)

地方环境规制、地区猪肉流通与污染天堂效应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虞祎 张晖 胡浩(84)

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能力比较分析 张光宏 李杰(91)

我国农业标准化实施经济效果分析

——基于74个示范县的实证分析 周宏 朱晓莉(102)

“东桑西移”与中西部蚕桑产业发展——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比较分析

胡兴明 熊超(108)

基于虚拟水的河南省农作物结构优化研究 雷玉桃 陈瑾淅 王凤棠(115)

基于偏最小二乘BP神经网络的财务预警研究

——以农业上市公司为例 王新利 陈敏(122)

12期

政策支持与农业龙头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李道和 池泽新(4)

微观视角下的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困境分析 饶静纪晓婷(11)

农业财政支出对农民消费效应:挤进或挤出

——基于VEC—PDL模型的实证分析 殷善福 黎东升(17)

农村资本洼地存在吗

——基于资本边际产出与边际成本的配对t检验 杨军 莫媛(24)

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中国生猪生产效率研究 王明利 李威夷(32)

我国小麦供给反应研究

——基于小麦主产省的实证 刘俊杰 周应恒(40)

安徽省各地市油菜生产效率研究

——基于DEA的实证分析 田涛 许晓春 周可金(46)

农业科技人员胜任力实证分析

——基于对514名农业科技人员的调查 李忠云 聂坪 孟娜(53)

不确定性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兼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实证检验 刘灵芝 潘瑶 王雅鹏(61)

教育、保留工资与不同户籍外来工的工资差异

——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问卷调查 孙中伟(70)

农户宅基地换房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天津市宝坻区8个乡镇24个自然村的调查 魏凤 于丽卫(79)

农民工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郭新宇 薛建良(87)

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基于宁夏平罗县225个农户的实证调查 张会萍 倪全学 杨国涛(94)

社员与合作社系统稳定性分析

——以黑龙江省阿城市料甸乡合作社为例 张启文 吕拴军 周洪鹏 胡乃鹏(100)

调整滑准税率对我国棉农的影响

——基于COMPAS模型的实证分析 张淑荣 李慧燕(108)

山东半岛城乡一体化发展分析 江敦涛(117)

少数民族特需品产业集群化发展探析

——以宁夏西吉县单家集清真牛羊肉加工产业为例 梅花·托哈依 杨宝忠(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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