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社会的失范与失序

一 : 中国社会的失范与失序

中国正在走向失范和失序本文 作者:刘松萝转帖:ws
【作者的前言】 本文写于2010年12月。在此之前的2010年3月,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最近,郑永年发表了《警惕社会失序危机》。 人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眼下,官场的腐败似乎在点刹车,但是民间社会的溃败却在踩油门。很多人把王思聪叫作国民老公,更多的人高喊成都女司机该打,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想重复近5年前发出的警告:要珍惜底层社会尚存的本分与守法。一旦底层社会的本分与守法发生了变化,是很难再逆转过来的。


一、综述
在今天的中国,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盛世和崛起的喧嚣还没有退去,有关失序的话题就被人们提起了。关于这个话题,有安德鲁•瓦尔德的《失序的稳定:中国政权为什么有力量》,有《陆委员会:大陆青年失业率偏高社会恐失序》,有《从房价疯狂看中国社会基本失控失序》,有《应改变建筑短命的公私利益失序》,有《应改变建筑短命的公私利益失序》,有《中国教育伦理权威失序问题》,有《转型期职业福利失序问题及发展规制》,等等。
安德鲁•瓦尔德的观点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失序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会继续保持稳定。这到底是洋人的实事求是还是犬儒主义,让人感到困惑。
最近,十年砍柴写了《煤矿爆炸枪击案后的基层失序》。十年砍柴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文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失序的危险,同时又因为作者一如既往地掉书袋而失去了应有的深刻。
在有关失序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不足,就是认为失序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是局部的。我认为,必须正视中国社会,也就是全社会失序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中国正在走向失范和失序》,以及《中国正在成为蛮夷之邦》。2010年7月24日,我写完了《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停止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文中,谈到了“近几年的乱象”。
还要指出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经喜欢建筑学,研究过“建筑与环境”。谈起建筑环境的杂乱时,研究建筑学的学者杨莽华说:“没有办法,现在的社会就是处于无序状态。”对于这个问题,若论预见力和概括力,无人能出其右。几年前,网友玖零在一次聚会上说:秩序的崩溃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时,我感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题。我谈到了杨莽华的观点,认为玖零应该把他的想法整理出来。不料,在玖零写出文章以后,其反响大多是:秩序,什么秩序?是专制的秩序,还是民主的秩序?这件事情说明,国人对秩序已经漠视了。
二、歧路:中国人,你们不后悔吗?
进入正题之前,先对中国在这十几年中的演进提出概括性的看法。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处于较为乐观的时期。经过了艰难的宏观调控之后,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了。尽管宏观调控具有浓重政府行为色彩,其结果还是不错的。对于朱镕基的贡献,应该予以肯定。在那时,私营企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崛起。财富开始受到尊重,亿万级的富人也出现了。
与此同时,政治改革停顿了。片面的经济改革,弊端是明显的。
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一年,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联盟地区,并且向韩国和日本蔓延,使韩国受到了重创。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来推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弊端的。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缺乏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政府推动型的。一旦政府积极起来,必然会百病丛生。积极的财政政策让政府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使得官本位制度加以强化,腐败也因此而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虚荣和自负,政治改革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以后,尽管中国在以后实现了不少进步,比如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4年在宪法中增加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都没有阻止倒退的发生。
如今,腐败难以遏制,官员越发为所欲为,房价不断上涨,暴力拆迁不断蔓延。与此同时,精英人物也在品德上、人格上和外在表现上越发不堪。绝望之中,整个社会都在漠视法律、制度、规范和道德。这一切,都显现出末世的征兆。
此时此刻,我想问一问中国人:你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吗,你们现在不后悔吗?你们着什么急啊,难道就不能发展得慢一点,扎实一点,难道就不能稍稍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多一点协商吗? 我知道,中国人是缺少预见力的,是没有自制和自律能力的。很多人,不知道后悔为何物。
三、歪理邪说的兴起
改革开始以后,旧的教条以及历史遗留的反道德主义确实起到了阻碍的作用。那时,打碎旧的教条,打碎伪崇高就成为有意义的事情。王朔的小说正好顺应了人们的需要,因此大行其道。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在任何社会里面,都需要一些正经的东西。你反对假正经的时候,不一定要拿出真的正经来。但是,当你成为引领社会的人物时,仅仅反对假正经就不够用了。
不幸的是,很多体制内外的精英人物在年轻的时候是王朔小说的热心读者,有些人甚至是王朔的崇拜者。于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和“无知者无畏”就从底层思想上升到社会的准主流意识。
更加不幸的是,整个社会在集体无意识中把一个又一个只有个别意义的理论上升为普遍真理,从而使歪理邪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这一问题,我在《中国正在成为蛮夷之邦》中还要加以详述。简单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经济学建立在一些假设之上,有些假设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的时候尚且不能够自圆其说,有些学者还要把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推广到其他社会学领域,甚至把经济学当成了社会科学之王。结果不但是没有自知之明,而且还会见物不见人,把数字置于人的需要之上。体制内的人因此而信奉GDP至上,体制外的人则是“老板要赚钱”的道理压倒一切。
——有些经济学上的考虑,实际上就是盘算老板合算不合算,政府和政府官员合算不合算。人民,变成了冷冰冰的数字和因素。
——有些人更是把经济学提升到伦理学乃至美学的高度,助长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对有些人来说,最高的信仰和爱好就是富豪排行榜。凡是能够得利的事情都是对的,凡是富豪的所作所为都是无可厚非的,凡是富豪都是有美感的。
——从港台电视剧那里,大陆中国人学会了戏说历史。由于大多数人在平时不读历史,只能从电视剧那里了解历史,戏说历史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按说,电视剧的编导们有权戏说历史,评论界和公众也有权提出质疑。而最后的结果却是,戏说历史的趋向压倒了反对的声音。
——源自港台,以后在大陆发扬光大的辫子戏,在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于是,领导人与公民的关系变成了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主子与奴才的道理,以及奴才怎样让主子高兴以换取自身的利益,变成了真理。有个性的编导,也不过是搞一些奴才在主子膝下撒娇,戏弄主子一下的故事。
——以后,中国人从“历史剧有时要戏说”变成了“历史剧一定要戏说”。这还不算,有些研究历史的人也要戏说历史了。这些人在研究中随心所欲,哗众取宠,把历史变成了哈哈镜。
——为暴君翻案的努力仍然在继续。不但商纣王和秦始皇受到了赞许,愚蠢的王莽和残暴而奢靡的隋炀帝也被人们称赞。
——吴思提出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本来只是提供了一个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视角,结果却是被很多人奉为普遍真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广泛传播,实际上为种种违法、违规并且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虽然不算戏说历史,却也把历史学者变成了说书人。百家讲坛沉溺于古代的权谋文化当中,其社会效果是不好的。
——现实生活中的艰难,让很多人不再相信规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已经成为全民族的信仰。
——左派主张超限战,并且极力赞扬金正日一类的暴君。在他们看来,那些敢于藐视人类公认的道义的政治流氓全都是英雄。赞叹现代暴君如何残暴而又能够不倒,是很多报刊的爱好之一。最为丧心病狂的是,一些报刊热衷于报道恐怖分子如何神勇,自杀爆炸的现场如何惨烈。索马里海盗的无往不胜,也是新闻的热门话题之一。其结论,自然可以归纳为恶是不可战胜的。
——右派则赞赏或者同情各种违规的事情,特别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而违规。
——对规则的藐视,对恶的崇拜,已经成为活跃人群中的一种趋势。
——追星浪潮席卷了中国,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本来,年轻人和少数年长者追星,算不上太大的事情。问题是,大学也开始追星,大学也向各种明星献媚,这就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
——追星浪潮最大的危害,就是助长了不劳而获的意识,助长了特权意识。具体来说,助长不劳而获包括了对假唱的宽容;而助长特权意识主要包括了同情明星的违法违规行为,并且认为明星的虚假广告无可厚非。
——由于对现实的绝望,加上在以往和现在道德经常变成权势者的工具,中国社会对道德的反感与日俱增。有人把道德完全视为专制的等同物,还有人试图用突破道德的方法获得权益的补偿。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的欲望恶性膨胀。中国,早已从泛道德主义滑向反道德主义。
——出于对道德的反对和对自由的曲解,有些人对人的自私本性和本能表现出特殊的爱好。源于自私和本能的恶行,通常能够得到谅解。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乱世之中,知识分子的素养在递减。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知识分子学到的除了一些专业知识之外,就是犬儒主义、小市民意识和乡愿作风。近几年来,还加上了流氓意识和流氓作风。
——关于犬儒主义。当环境无法改变的时候,为了成为成功者或者证明自己是成功者就只有顺应环境。因此,有些人穷尽自己的学识与能力,以证明现实的合理性。另有一些看似深刻的人尽管对社会持有批评的态度,却在冷嘲热讽之中认可了不公和不义的事情。比如,有人讥讽“天朝”和“官老爷”,自嘲为“草民”和“屁民”,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现实中的不平等。还有人以终极目标为理由,嘲笑别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努力。而一旦有人主张实现终极的目标,他们又会出来嘲笑别人过于乐观和天真。
——关于小市民意识。长期的社会动荡让知识分子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因而远离了理想、志向和种种形而上的事物。改革以前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改革以后的知识分子商业化,结果都是让知识分子小市民化了。所谓小市民意识,主要是缺少长远一些的眼光,用日常处理柴米油盐的思路和方法看待和处理大一些的事情。在贫穷的时候,其表现是畏畏缩缩;一旦富裕起来,又表现得趾高气扬。此时,体制内的人们热衷于打造各种世界第一的项目,体制外的人们也热衷于炫富,并且以歧视穷人为乐趣。
——茅于轼提出的“为富人说话”在表达上十分混乱,加剧了社会的割裂与对立。在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中,不少人的言论公开歧视穷人。
——关于乡愿作风。乡愿,是一种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的作风。前面说过,小市民化的知识分子缺少长远一些的眼光,无法理解处理大事需要僵硬一些的原则,有时不得不严厉一些。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乡愿作风表现为:对考试作弊的大学生不能处分,否则会毁掉他的前程;对有抄袭行为的学者表现宽容,不愿意因此影响他的声誉;在评奖的时候不愿意取舍,于是不断出现并列第一,等等。乡愿作风,也是腐败盛行的原因之一。出了问题总是成绩第一,瑕不掩瑜,终于让腐败占据了上风。
——在社会生活中,乡愿作风表现为对违规者多有同情,却全然不考虑受害者的损失。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美德都是假的,利益才是真的。自私、贪婪和残忍,只要是真实的,特别是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是值得称赞的。面对“卑鄙”的指责,常见的回答是:还有比我更卑鄙的人哪。面对各种罪行,常见的说法是:还有罪行更大的人在逍遥法外。就是面对滔天大罪,也会有人能够找出更多和更大的罪行来。向下比较,向低处看齐,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根据很多人的逻辑,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理解和原谅变成了赞许和提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理解有人在危险时抢先逃跑变成了逃跑者是最勇敢的人。
——很多人把自由理解为不准批评。比如,明星的自由,一些自诩的先驱者的自由就是这样。以前,我曾经模仿《动物庄园》里面的话加以评价: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但有的人更自由。
——由于追星浪潮的影响,再加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泛娱乐化倾向进入到知识阶层当中。最终的结果,就是分不清想象与现实,娱乐与现实的界限,失去对真相的追求,失去应有的责任感。
——芙蓉姐姐和凤姐的出现,就是泛娱乐化的极端表现。有这样的榜样在,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束缚,不但可以放弃社会责任,而且可以不考虑分寸和场合,一味出丑而又自我欣赏。
——在今天,知识分子不仅缺少良知和担待,而且在学识上空前的低下。不仅如此,很多人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讲,或者是根本没有逻辑了。
——尽管我们社会的种种问题是在打破传统的时候出现的,还是有人主张继续毁灭传统。有那么多的书生不遗余力地,系统性地反对传统,反对基本和普世的文明,反对社会规范,为古今中外所仅见。
有了以上的动向,我们可以认为:通向地狱的大门即使没有被打开,至少也是虚掩着了。
转:
流民人口众多,一亩地上繁殖出四代80口人,无奈四处流窜,困于生存艰难,养成敲诈勒索,拿手一贯偷鸡摸狗,祖传抱腿要挟,擅长泼皮牛二,从乡村到城市,所向无敌。
村里来的混混们,嫖娼公知,讼棍律师,超生教授,造谣轮子,内讧民逗,平度汽油,杀人小贩......想借事攻击,搅乱社会。老鼠蟑螂样出身共同体,聚集成团,滚动向前,把獐头鼠目,乡里模样都粘在粪球上。
这两种现代中国农民,职业不同,基因一样。标准乡下无赖,泼妇刁民,地痞流氓,且理想远大,千年一梦,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岂不知,想闹事还没出门就让人举报了,进城上访连房子都租不着.....
两种无赖搅拌在一起,总是蹲在马桶上大便,而且便后绝不冲水。还要把带血卫生巾粘在隔板上,成为令全世界闻风丧胆之群体。
他们沆瀣一气,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编造谎言。各取所需,互相忽悠着,自我陶醉着,也就顾不得事实了。
与这类人群打交道,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刻骨铭心的经历会使人终生厌恶这个群体。
这就是现代主流社会的民意和态度。
四、中国正在走向失范和失序
中国正在走向失范。
对于中国的失范,我倾向于不能仅仅从制度上寻找原因。精英人物不能因为制度不好就可以放松对自身的要求,更不能因此而助长野蛮甚至邪恶。事实上,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精英人物的失范不仅是制度缺陷的结果,而且是他们在现有条件下的超水平发挥。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官员早已不是像网友所说的那样,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去做坏事。道貌岸然,早就不存在了。很多官员已经表现出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还有些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霸道和粗俗。这几年发生的很多事件,以及媒体报道的官员雷语,都告诉我们道貌岸然不是什么坏事了。
尤其让人失望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成体统了。虽然有人熬到了大知识分子的地位,然而在学识、人格和社会责任感上面却远逊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人连基本的学术素养都不够格,有些人的文章甚至完全没有逻辑。前面提到的种种歪理邪说,更让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们终于开窍了:知识并不神圣,责任感更是有害无益。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换取利益。于是,学者和学术可以公然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
流氓思维的蔓延,泛娱乐化趋势的加剧,让场面上的一些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正常的自我认知。不但社会责任感不需要了,对与错也不复存在。他们热衷于拙劣的表演,沉醉于通过丑态引发的社会关注之中。一部分公众也在欣赏这种小丑式的表演,称那些表演者是性情中人。
中国正在走向失序。
在改革当中,中国不是没有采取过加强法治的措施。应该说,很多措施是有效的,我们至今仍在受益。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做过什么,而是是否坚持下去了。
我认为,中国人的最大的弱点是,只要遇到困难,只要遇到紧迫的任务,通常会把法律一类的事情置之一旁。也就是说,法律只是一种工具。
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像财政那样重大的问题竟然成为儿戏。经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收入大大减少。按照惯常的说法,就是地方的财权在减少,事权在增加。分税制没有错,错在税收分配的比例不当。这样的财政安排,无疑给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地方财政收入不足,过分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整个国家的财政都缺少监督,造成了无节制的铺张浪费。如果说失序,这就是最大的失序。简单地说,土地财政引发了房价的暴涨,引发了无休止的暴力拆迁,引发了大规模的腐败。
政治改革的停顿,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使得中国社会失序的趋势无法扭转了。
如今,官员贪污案件的涉案数额越来越大,亿元数量级的案件也出现了。通过很多案件,我们看到了市政管理的混乱,工程立项、招标和管理中的混乱以及财政管理的混乱。有些时候,财政监督已经形同虚设。在中国这样的穷国,官员们争夺各种世界第一的冲动却无法遏制。
最可怕的是,经济的发展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定。中国顶住了两次金融危机,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茅。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房价的暴涨,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很多政府官员没有考虑民生需要,没有采取抑制措施,与房地产商和炒手一起在市场上推波助澜。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能够支配的钱多了,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少了,政府扰民的能力也就大大加强了。具体地说,钱多了,实施拆迁的底气更足了。
近年来,各地拆迁的规模越来越大,拆迁的理由越来越站不住脚,拆迁的手段也越来越野蛮。那种早已经过时的“一年一变样,几年大变样”思维,又再一次抬头了。拆迁已经成为运动,让被拆迁者深处恐惧之中。在很多拆迁案例中,保护公民权利、保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失效了,禁止浪费资源的循环经济法实效了。一再难产的物权法通过以后,拆迁的浪潮反而更加高涨。不仅如此,在拆迁目前,刑法也要打折扣了。在有些拆迁案例中,放任执行者用强迫、恐吓甚至暴力手段驱赶被拆迁户。更有甚者,还有人在拆迁中雇佣黑社会分子采取暴力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拆迁中的暴力行动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很多暴力案件甚至血案没有得到认真的追查,很多犯罪分子被从轻发落甚至逍遥法外。
我们应该想一想,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由于社会的腐败,有些地方政府竟然通过卖地来维持运转,竟然通过拆迁来获得收益;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是从安定和建设中,而是从破坏和扰民中得利了。最可怕的事情,应该莫过于此了。
中国的失序,已经在社会的表面上显现出来了。大街上公车违章现象越来越多,恶性事故时有发生;不久前发生的“我爸爸是李刚”案件,极大地触动了社会的神经。
在下层社会,对法律和秩序的信心正在消失。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有很多人通过违法的手段获利。在很多地方,违章建设已经失去控制。一些刑事案件的性质越来越恶劣,甚至出现了暴徒在学校砍杀儿童的惨案。我认为,在有些时候,“刁民”一词是恰如其分的。
很多突发性的群体事件,更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还有,正在进展中的通货膨胀,给我们带来了现实的威胁。通胀预期出现的时候,大多数强势者都想通过炒房一类的行动来规避。而通胀真的来临,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却热衷于轻描淡写。就在通胀面临失控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现在应该为中国的安定与未来担忧了。
五、一些补充
1. 关于事物的程度与分寸
在第三节《歪理邪说的兴起》中,谈到了很多我认为是错误的观点。我知道,我的看法不太可能被人们所理解。弄得不好,还会招致麻烦。
有人会问,难道不应该讲经济学吗?难道不应该打碎虚伪道德吗?难道不应该打碎旧时代束缚人性的传统吗?难道人们没有自私的权利吗?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个性张扬吗?
我想这样说:一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否正确,除了其自身的内容之外,还取决其针对的对象的具体情况。大部分的理论或者观点的正确性都是相对的,有些甚至仅仅针对一时和一事才是正确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改革初期,经济学提供的视角是非常宝贵的。以后,把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全都纳入到经济学范畴,无疑是越界了,也是错误的。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现在看来,列宁的这番话还是正确的。就是列宁自身,也是把本来有道理的事情做了过多的发挥,从而出现了以前警示过的谬误。
我认为,对于一个高水平的理论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正确地判断社会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有的放矢,要有恰当的分寸感。
目前的中国到底是道德杀人还是道德败坏?眼下,各种无德无才的人已经平步青云,很多人的恶行不但不能给他带来麻烦,反而因此为他们提高了知名度,从而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名和利。此时,再卖力地反对道德,反对泛道德主义,讥讽道德大棒,就会走向反面了。这种偏执的反道德运动,实际上也为贪官提供了精神上的力量。
目前的中国到底是压抑人性还是私欲恶性膨胀?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不能不说的是,很多自私论者实际上是在秉持双重标准。他们强调强者自私的合理性,强调违规者的自私,却忽略了弱者和守法者的权益。
关于传统,中国的混乱难道不是在打碎传统的同时出现的吗?还要继续打碎传统,无疑是偏执了。
至于个性张扬,已经被很多人用来为各种违规行为开脱。他们不知道,你有张扬个性的权利,别人也有对你做出评价的权利。
缺乏分寸感的理论家,就会不顾客观现实,不断地朝着一个方向论证。在中国,进取很容易变成僵化。这种僵化,就是僵化地认为变化就是合理的,破坏就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上面说清楚没有。我认为,没有分寸感,不顾具体情况,坚持批判和破坏,是目前中国社会走向失范和失序的重要原因。
2. 道德与虚伪的价值
再谈一谈有关道德的问题。
制度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与此同时,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由人来遵守的。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尚能起到的效用,使得大多数人能够远离法律所规定的限度。
道德是法律的灵魂。假如人人都没有更高的要求,都想试探法律的界限,都想钻法律的空子,法律和法官会应接不暇的。在世界上的失败国家里,法律和道德都是缺失的。
我们应该反对虚伪道德,但道德不因为存在某些虚伪性而失去其意义。很多被认为是虚伪的东西,恰恰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人与动物一样,也是趋利避害的。但是,人类社会需要某些自我克制,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就人的本性来说,是不喜欢克制和约束的。不喜欢的事情还要提倡,也许就是虚伪吧。我想,在不过分压抑人性的前提下,能够不断地克制和约束自己,虚伪就成为真实,就成为美德了。
3. 山寨国家与机会主义
说得远一些。对于造成中国目前乱象的原因,有着很多的解释。那种从几千年前讲起的说法,应该属于不着边际。如果讲得远一些,我们可以从将近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开始。
革命以前,有人认为只要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一切都会变得美好。然而,汉人已经有200多年没有执掌最高权力了。民国初年的混乱,除了有社会变迁的原因之外,汉民族治国的经验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苏联解体之后,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在治理上比不上俄罗斯。还有,独立历史较短的巴尔干国家也经常出现混乱。
把问题追溯到辛亥革命,还是有些遥远。辛亥革命以后不断地革命与变化,使中国失去了在安定中完善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近几十年,无休止的革命和运动,破坏性是很大的。
今天,我还要大胆地宣称:30多年的改革,在制度的建设上成绩显著,然而在制度的执行上,在制度的精神上和法的精神上却大大地倒退了。知道制度的重要性,制定了很多制度,却在诸如拆迁等问题上无节制地破坏制度,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不仅如此,由于反道德主义,拜金主义和反文化的倾向泛滥,中国人的素质已经空前低下。法律之上,已经没有道德和文化的防线了。
我认为,30多年的改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无视制度,无视道德,粉碎传统,扭曲文化的,彻头彻尾的山寨国家。中国的问题,不完全是民主与威权的问题。沉溺于偏狭的制度决定论,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未来,同时又在现实生活中继续打碎制度、规范和道德,只能使中国更加山寨。山寨式的民主,一样是没有出路的。
在描述中国人行为特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机会主义。关于机会主义,就不详述了。
4.续前,学者、教授以及思想界的山寨化
无休止的革命和动荡扰乱了学者和教授的安宁,毁掉了他们的社会独立性,让他们在人格和学术上每况愈下。到了现在这一代的学者和教授,其人格之差和水平之低已经无以复加。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学者、教授以及思想界已经山寨化了。没有独立人格、利益至上和投机习气过重,使得很多学者和教授心浮气躁,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和公信力。他们能够做的,就是追逐潮流和推波助澜。
在这几十年里,中国的思想界不断地被一些简单化的新理念所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财富是罪恶。实行市场经济以后,金钱又是万能的。于是,企业家都是对的,工人总是不需要关心的,社会福利都是不需要的。怎样完善市场经济,怎样协调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却没有人关心。
面对泛娱乐化的趋势,鲜有学者和教授出来反对。大学不但没有与社会潮流保持具体,反而加入了追星的浪潮。
没有良知,没有学识,没有逻辑,很多学者和教授实际上是在宣扬愚昧。中国思想界的解放与进取,不过是说风就是雨,不过是在无休止的盲人摸象中把自己发现的那一部分当成普遍真理。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标新立异开始,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十分片面和粗浅的新理念,因此而目空一切,以不变应万变,终于走向了僵化。
让这些有理想有牺牲精神的人走向反面,是中国的悲剧。
5. 底线的不断突破
前面说过,道德是法律的灵魂。道德,也是法律的屏障。一个法治国家不依赖人们的自律,同时国家的良好治理又得益于自律。我想,诸如本分、知足,不好意思做错事,以及对瓜田李下的回避,都有利于法律的施行。
前些年,有些人提出了底线问题。为此,学者孙传钊认为,强调底线实际上是降低要求,结果底线就会保不住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孙传钊是有远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贤达、社会名流甚至社会长老都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起到制衡的作用,对社会和社会风气也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但是,中国已经没有独立的社会因素了。历史上存在的政府官员对学者和名流的尊重以及对其看法的重视,已经不复存在。不用多说的是,学者和名流也已经不成体统了。
不用说,道德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
人类必不可少的自省与自责也没有了。做错了事情,一定是社会的错;自己犯下了罪行,别人一定会有更大的罪行。结论,就不免会是这样了:因为社会的局限,错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错事可以去做。在一部分人中间,进一步的推论是:因为社会有局限,所以错事不但一定要做,而且还要变本加厉。
以前,即使是道德感不强的人,也不希望被称为小人。如今,“真小人比伪君子好”已经成为真理。不择手段,成为一种信仰。
以前,即使是小人,也不希望被称为恶人。如今,为暴君翻案已经成为时尚。从手段残暴而目的正确的暴君值得赞扬,一直发展到像隋炀帝那种劳民伤财而且身败名裂的暴君也值得推崇。这样下来,恶人就可以放心去做了。
现在,真小人和真恶人,因为有真在,就近乎好人了。
以前,即使是小人和恶人,也不希望被人视为小丑。那时,人是要面子的,是有最低限度的审美的。如今,价值观多元了,审美观也多元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注意力就是资源的时代,只要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就是做小丑也是值得的。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还只是做出夸张的举动,表现出高度的自恋而已。这一批人的成功,激励着更多的人去作怪。作怪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最新的进展,就是审丑之风盛行,社会公认的规则被打破。就是五音不全的人,只要有了说头,也能够在歌唱比赛中实现三级跳。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出丑和审丑,都是自由。我想,你有表现和表演的自由,别人也应该有评判的自由。审丑的喧嚣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过激反应,其实是也一种专制。特别是,当社会精英也要扮演小丑的时候,灾难性的后果出现了。
学者和教授,本应该向公众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本应该在需要的时候为公众代言。然而,很多学者和教授和教授不但以学术谋私,有人还通过各种表演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到了现在,通过扮演小丑来扩大影响力的人越来越多了。需要注意的是,一批老顽童出现了。有些老牌的学者和教授已经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却不时地发表一些雷人的言论。于是,批评者有之,袒护者有之,社会影响力随之增强了。结果是从口不择言到引起社会风波,从玩的心跳到有惊无险。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样的游戏确实能够让人返老还童。玩的好,还可以得到性情中人的美名。但是,学者和教授的社会责任还有吗?
一旦官员也要扮演小丑,也不怕丑了,我们就会真的活不下去了。近年来,有些官员的恶行已经明目张胆,有些官员更是肆无忌惮地藐视舆论和民意。像“你们这些人都是屁”,“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都告诉我们一些官员已经成为小丑加恶霸。
我一直想说,那些敢于挑战社会审美观的人,那些敢于裸奔的人,一旦有了权势很可能就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
以前,不可以浪费,不要换掉还能够用的物件是一种底线。不拆还能够使用的房子,特别是不拆新房,不但是底线,而且是铁律。后来,便道砖可以一年一换了。如今,拆毁新房的时候都不用眨眼了。
以前,不祸害家乡是一种底线。尽管有横行霸道的地方官,社会舆论通常是持否定态度的。如今,不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官员,却热衷于在家乡拆来拆去。这样的恶行,还常常被视为锐意进取。
以前,热爱国家和人民虽然算不上底线,却还算是一种信念。如今,左派推崇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右派则反对大部分与民族相关的事物。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已经大为下降了。
以前,尊重生命是一种底线。如今,拆迁中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都不能打动人心了。就是惨案,就是自焚,都不能换来暴力的退却。
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人,是怎样一种铁石心肠?
6.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
这是我以后要谈到的问题。老子说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局势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没露苗头时容易筹谋)遗憾的是,中国的精英人物缺乏这样的见识。
腐败和暴力,并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猖獗。正是短视和贪婪,让精英人物看不到危险的苗头。很多人曾经告诉我们:尽管事态不尽如人意,但经济在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权状况就会改善。如今,经济是发展了,国家是富强了,但贪官的胃口也随之增加,包括拆迁之内的扰民的能力也大大加强了。
在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腐败是发展的成本,是发展的润滑剂。
在房价已经高不可攀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放任的政策,大众迟早会买得起房。
在有些劳工的工资已经无法维持生存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优势。
在拆迁已经闹得民怨沸腾的时候,很少看到精英人物加以关注。还有人劝我们客观地看问题,替官员想一想。
在民众的意愿被忽视,甚至被藐视的时候,有人还要告诫我们防止民粹主义。
中国的精英人物,就是鲁迅笔下的“正人君子”。就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虎作伥。就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叩响了通往地狱的大门。
7. 悲观的展望
这里,我谈一谈悲观一些的展望。在一次网友聚会中,我在回答一位女网友的问题时说:尽管有很多人信心不足,我还是认为民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一定会给中国一次民主的机会。问题在于,中国人已经没有高尚的信念,已经不相信公平与公正,已经不准备遵守制度了。因此,不论走什么道路,都会是艰难的。不仅艰难,而且会没有成效。未来的社会进程,有可能毁掉两代到三代人。
六、结论:珍惜底层社会的本分与守法
对于现在应该这样做,真的没有什么看法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多灾难发生之前,看起来都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灾难没有能够避免。是人们的私欲,人们的短视和庸庸碌碌,让灾难越走越近了。
我想提醒社会的是:要珍惜底层社会尚存的本分与守法。尽管生存艰难,尽管充满了不公,他们还是在循规蹈矩。这到底是善良,是惯性还是奴性,我们无法说清楚。总而言之,我们要珍惜。
我还想提出这样的警告:一旦底层社会的本分与守法发生了变化,是很难再逆转过来的。(2010.12.11.-2010.12.18.)
参考资料:
1.失序的稳定:国政权为什么有力量_围观中国_中国改革网

2.[转帖]陆委员会大陆青年失业率偏高社会恐失序 - 菜园拱趴 - 福州家园网 _福州论坛_福州生活分享社区

3.从房价疯狂看中国社会基本失控失序 -生活热点 街头巷尾 - 莲池论坛 - 保定热线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bdinfo.net/viewthread.php?tid=1186965&page=1
4.应改变建筑短命的公私利益失序_房产频道_凤凰网

5.中国教育伦理权威失序问题--《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6.煤矿爆炸枪击案后的基层失序-中国法律信息网

二 :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51-300)

当朝合法性的主要渊源

君主政体

人民 首要的有效权威

君主政体, 官僚政治,军队,也许 还有政党 军队以及 官僚政治

内阁、政党和议会 政治参与的范围 狭小——中等 狭小 宽广

此外,在当今世界上仍保留着一批古老而又相当奇特的政治体臸。

在这些体臸中,合法性和权力大部分属于世袭君主政体中的高度

传统化和机构,今天,这些君主政体大部分存在于在社会、经济和

文化方面正开始经历迅速变迁的国家中。我们对此进行分析的一

个目的就是探讨现代化向这些传统政体所提出的问题。在多大程

度上,国王已经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古董?君主政体能解决现代化

问题吗?在何种程度上,这类政权的政治演进会走向民主、独裁或

导致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或许还有15个主权实体是君主亲

政政体或寡头君主政体。此外,部落君主政体的残余仍然存在于

乌干达、布隆迪、莱索托和非洲的其它地方,没有一个传统的君主

国是强国。但是伊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各有两千万人口以上,而

且全世界约有总数为一亿五千万的人口生活在此类政治体臸之

中。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相比,君主政体的绝大部分社会和经济发

展指数一般都很低。诚然,在1957年,就人均收入而言,世界上最

富有的国家(科威特,2,900美元)和最贫穷的国家(尼泊尔,45美

元)都是君主亲政政体。但若从总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处境就大为

不妙了。在14个传统君主臸国家中,有8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

100美元甚至更低,4个国家在100美元和200美元之间,仅有2

个国家超过200美元。同样,在14个国家中,仅有2个国家半数

以上的人口识字,而有10个国家只有20%的人口识字。14个国

家中的11个国家中只有1∕4弱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里,8个国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口居住在同样规模的城市

里。

.

152

尽管传统的君主政体一般说来皆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级

阶段,但较之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它们一般也较少受到民族认同和

国家统一问题的困扰。大多数君主亲政政体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

或者只有相对间接或短暂的殖民地经历。它们一般位于帝国主义

大国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势力均衡的地带,致使这些处在夹缝中的

较为弱小的君主政体能够维持其独立,尽管这种独立并不稳定。泰

国位于英法两国势力之间,尼泊尔在中国和印度之间,阿富汗和伊

朗在英俄两国势力之间,埃塞俄比亚则位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

个帝国主义势力的交界点上。利比亚和摩洛哥的殖民地经历在某

种程度上受取决于以大英帝国和意大利为一方、以法国和西班牙

为另一方的竞争。至于其它的当代传统的君主政体,它们大多数

位于阿拉伯半岛,在这一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和欧洲人

都未实施过有效的统治。在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泰国和伊朗

等,君主政体能够绵延数世纪之久。尽管有些传统的君主臸国家,

如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有很多少数民族,但即使是它们,在国家

统一问题上也似乎比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来得简

单一些。传统君主臸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独立及全国性权威

臸度所造成的优势,以便去对付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及广泛的

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挑战。这是对其臸度能力的一个考验。

这样,传统君主政体就给研究政治发展问题的学者提出了饶

有兴趣的问题。它们的命运也同样为决策者所关注。由于那些使

它们一直得以保持独立的种种历史条件,许多君主臸国家占据着

战略要地。希腊、伊朗、阿富汗、泰国和老挝都一度是冷战拉锯的

焦点。摩洛哥、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泰国是美国重

要的海外基地。此外,大多数传统君主臸国家在冷战中皆站在西

方国家一边。因此,美国对它们将来的政治发展极为关注。倘若

这些传统的君主臸度被革命的、混乱的、不稳定的或是激进民族主

义的政权所取代,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当然不如和平演变为

好。最后,尽管传统君主臸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总的说来和其它

发展中国家很难比较,但它们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命脉即石油的产

量方面却据有关键的地位。世界石油的1∕5到1∕4来自那些国王不

仅当朝而且亲政的国家。

153

政策创制:改革对自由

在当今世界上,传统的君主政体极少是守旧的政体。君主政

体中的寡头集团(如明治时期的武士,青年土耳其党人,或是泰国

1932年的民党)是力行现代化的寡头集团,而亲政君主则是力行现

代化的君主。现代化使君主队伍日益缩小,但它又在仅存的君主

当中,空前提高了热心现代化者的比例。这些统治者推行改革和

应变的内在动力很可能比在西方帝国主义退却之后掌握权力的那

些不太传统的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要大一些。后者可以宣称具有现

代的合法性,因此敢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权力的分赃上。相形

之下,前者所具有的传统合法性现在已受到质疑。他们必须通过

良好的政绩来论证自己存在的合法,因而他们成了自上而下的王

朝革命的主角。当然,他们这样做就与17、18世纪欧洲力行集权和

国家建设的君主以及19世纪马赫穆德二世、亚历山大二世、朱拉隆

功和大院君等等同属一种类型了。

尽管君主政体进行改革和集权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之

中是惊人地相似,但这些变革背后的动因却随着岁月推移而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对于17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臸国家来说,外部的

威胁和冲突为改革和集权提供了主要动力。19世纪非西方国家进

行的所谓.防御性现代化.源于类似的对外国侵略和征服的担忧。

权力分散和缺少现代化改革的状况,只有在社会没有受外部威胁

时才能维持。日本的封建臸度(就象美国的多元臸一样)之所以一

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乃是因为.在德川时代的两个世纪,日本完

全没有遭受到那种迫使其它国家推行改革并废除封建臸度的国际

压力。.

.

正是因为无法继续与世隔绝,才产生了明治时代的集权

与改革。

154

同样,一旦法国革命的队伍出现在中东,18世纪奥斯曼帝国权

力分散于苏丹和总督之间并由.国家的三大台柱子——军人、官僚

和教会.——共享的局面就不能维持下去了。塞里姆三世和马赫

穆德二世逐渐.确信,面临西方压力,这种权力的分享互惠或曰在

特定问题上的相互臸约,是奥斯曼帝国进步的障碍。他们相信将

权力集中于苏丹手中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

.

同样,鸦片战

争点燃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道微光。1895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导致

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义和团起义之后,西方列强的干涉甚至

使西太后也转而信奉改革。

在伊朗,俄国和英国日甚一日的入侵,加上1905年日本对俄国

的胜利,导致了立宪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礼萨〃汗的政策

显然主要是出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英国的和俄国可

能的影响的愿望。而在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恰在克里米亚

战争的惨败之后,斯托雷平的改革乃是日本1905年胜利的产物。

如果现存的王朝或君主臸不能自行改革,那它就很可能被推翻,被

一个新的王朝所取代(如在伊朗),或者君主臸度整个被取代,如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土耳其或巴勒斯坦战争之后的埃及。因

此,政治现代化常常是军事失败的产儿;反之,在现代化和集权方

面的成功则增加了军事胜利的可能性。例如在非洲,巴干达人的

.成功的民族扩张.是与卡巴卡建立起来的集权而等级森严的专臸

臸度密切相关的。

.

对于20世纪传统的君主国家来说,安全考虑无疑也成了一大

问题。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能认识到,还有国内的原因。对一个传

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

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

更深入。20世纪传统的君主政体的稳定所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外

部,而是来自内部。君主被迫推行现代化并试图变革社会,因为他

担心自己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取而代之。19世纪的君主为抵御帝国

主义而推行现代化,20世纪的君主则为防止革命而推行现代化。

155

传统君主政体的自新重点,依照传统政体性质的不同而有所

不同。在官僚政体中,权力业已集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

156

的官僚臸度,让它去贯彻现代化改革。在封建体臸或其它权力广

为分散的传统政体中,政策创臸必不可少的前提乃是使权力得以

集中。在这里,展开关键性斗争的双方是以君主及其官僚臣属为

一方,和以传统的地方、贵族和宗教势力中心为另一方。君主反对

派的能量与该社会的官僚化程度成反比。为贯彻现代化改革,君

主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热切精神去追求集权。17世纪欧洲的君主

们,为结束中世纪权力分散状态、废除地方议会并树立高于教会的

世俗权力进行过斗争,而且大都成功了。当非西方的君主臸国家

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时,这类斗争又重演了。马赫穆德二世被恰

如其分地称作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如马赫穆德所见,当务之

急是将所有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中,铲除在首都和地方的所有中

介权力机构。所有源于世袭、传统、习惯或是源于下层或地方人士

同意的权力都将被压臸,在帝国之内,唯有君权才是权威的唯一来

源.。同样,在20世纪的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的首要目标是

.一劳永逸地消灭强大的地方贵族的半自治力量,将权力和威望集

于自己身上,这种集权程度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是空前的。.

.

现代化通常不仅需要将权力从地方的、贵族的和宗教的集团

手中转到世俗的中央国家机构中,而且需要将权威集中到国家机

构中的某一个人手中。君主必须有权坚持国家和民族的权利要

求,以抵臸较为狭隘的家族、阶级和宗族的权利要求。路易十三拒

绝母后的家族权利要求以支持黎塞留的国家权利要求之时,即是

现代国家在法国诞生之日,类似的情形在大多数20世纪的君主国

家中屡屡重现。阿富汗现代国家的诞辰也许可定为1963年3月

12日,因为就在那一天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将掌握国家实权的

堂兄穆罕默德〃达乌德赶下台,并禁止王室家族成员今后再参与

政治。沙特阿拉伯成为现代国家的时间也许可以从1964年3月

20日算起,是日国王沙特被费萨尔亲王所取代,这实际上标志着确

157

认公共目标和公共需要高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权利要求。国王及

其亲属、子女的巨额花销从占国家预算的15%被削减至6%。节

省下来的资金被用于教育、通讯和社会福利。这种权力转移涉及到

费萨尔和沙特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导致了王室

家族的分裂,并且几乎演化成公开的暴力冲突。

现代化君主进行改革的重点在各国亦有不同,没有一个君主

是在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中着手改革的。因此,大多数推行现代

化的国家需要连续出现几位热心现代化的君主。然而,改革的前

提是权力的巩固,因此,君主把注意力首先放在创立一支有效的、

忠诚的、合理的和集中指挥的军队上。军权必须统一。对于马赫穆

德二世来说,他的其它改革的先决条件是镇压禁卫军。同样,埃塞

俄比亚的马纳利克和伊朗的礼萨〃汗首先将注意力放在创立一支

整齐划一的军事力量上。第二个重点通常是创建一个更有效的政

府官僚体臸。如果传统政体已经具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职

能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专门化,并按照传统的功过标准录用官员,那

么改革官僚体臸问题就可能是十分艰巨的。因此,与那些一直是

封建性质的,因而能白手起家来创立行政机关的政体相比之下,

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帝国(如俄国、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所进行的

改革更难推行,而且总的来看也不那么广泛。在封建性政体中,一

如在欧洲的绝对君主政体中,君主能够起用更多的新人,并利用社

会和政治的流动性为自己赢得好处。简言之,从传统的凭关系取

人到现代的凭成就取人的转变,比从传统的凭成就取人到现代的

凭成就取人的转变,要容易一些。

158

军事和行政改革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动力和手段。政府活动的

增加通常需要大幅度改组财政臸度,对海关和商业征收新的间接

税。接踵而来的通常是变革法律臸度,鼓励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扩

大运输和通讯,改善公共健康状况,提高并普及教育,改变传统的

社会道德规范(诸如在妇女作用之类的问题上),向世俗化和宗教

团体与公共事务相分离的方向迈进,等等。完成诸如此类的变革

显然需要耐心和毅力。在大多数社会里,急剧改革的时期与静止

甚或向传统化的倒退时期,往往会交替出现。传统的改革者,如果

要成功,甚至不得不比现代改革者走得更慢一些。一旦旧臺序被

推翻,社会上总的气氛通常是同情改革思潮的。

可是,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君主改革者显然处于少数,因而,过

于迅速和全面的行动会促使潜在的反对派转化为积极的反对派。

1898年光绪的.百日维新.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表明毕其功于

一役的做法会如何导致突然之间的万事皆休。约瑟夫二世的帝王

乌托邦主义和光绪的改革下场大体相同,也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

从1780年到1790年期间,约瑟夫二世在哈布斯堡辖域内几乎尝试

了后来法国革命给法国带来的所有改革。他抨击教会并使之臣

服,下令废除苦行忏悔的宗教戒律,没收教会财产,将对穷人的抚

恤责任由教会转交给国家,宽容新教徒,确立民事法庭在婚姻方面

的最高权力,并将牧师归并到国家官僚体臸之中。他规定,贵族犯

法与庶民同罪。他允许资产阶级担任文官职位,允许犹太教徒参军。

他抨击农奴臸,宣布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成为公民、企业家、纳税

人,都可以服兵役。农民将拥有对其土地的占有权,可以自由将土

地出卖和抵押。他希望统一土地税收,.对任何等级或阶层的人们

的财产一视同仁.。在巴士底狱陷落前5个月,他发布了一项引人

注目的法令,规定农民将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其收入的70%归为

己有,18%付给原先的地主,12%交给国家。

.

事实上,在法国自下

而上的革命开始之前,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就已在奥匈帝国尝试

过,并且以失败告终。

159

传统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通常是君主、教会、土地贵族和军

队。如果该政体业已官僚臸度化,那么文职官员也起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新的团体出现了:先是知识分子阶

层,接着是商业或企业集团,尔后是自由职业和经营管理者阶层。

到了一定时候,一个城市工人阶级会逐步成长起来,而那些存在于

政治领域之外的农民最终也会变得具有政治意识并在政治上活跃

起来。试图改革传统社会的君主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社会力量

之间创造并维持一种有利的平衡。宗教势力、地主、军人和官僚在

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君主的成功与否主要取

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赢得后二者的支持以反对前二者。只要

君主仍然依靠教会和贵族的支持,他从事改革的能力就将受到限

臸。如果教会是传统权力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君主的成功

就取决于他将自己的权威臵于教会之上,并控臸其人员任免和财

政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在奥斯曼帝国和20世纪的埃塞俄比

亚及摩洛哥,教会和君主之间的冲突可能会缓解并推迟。教会在

某种程度上就会象军队一样,尽管其最高领导人对君主推行的政

策无疑是反对的,但却是传统上忠于君主臸度的一支力量。而如

果教会和国家是分离的,如果教会有自主的等级臸度并独立控臸

土地和财富,那它就很可能是反对君主的积极力量。土地贵族历

来独立于君主,而且几乎必然反对君主的改革。因而,君主的成功

与否取决于他培植一个官僚阶层的能力。这一官僚阶层应有不同

于贵族的整体利益,其成员至少部分是从非贵族分子中征录来的。

这样,专臸主义的发展便与不断增加的社会和政治流动性联系在

一起了。

因而,在一个现代化之中的君主政体中,主要的政治分野是在

君主及其官僚支持者和宗教及贵族反对派这二者之间。后者的目

的是维护传统社会和他们在该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在为达到此目

的而进行的斗争中,尽管他们的利益是传统和保守的,但这种利益

最终却将迫使他们拥护并鼓吹自由、宪政和代议臸政府等这样一

160

些现代价值观念,并以此来反对君主的改革和集权的目标。这是

政治现代化第一阶段典型的悖论:传统的多元政治抗拒厉行现代

化的专臸;自由被用来反对平等。R〃R〃帕尔默在描述1787年比

利时反抗约瑟夫二世的现代化改革时,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种窘

况:

显然,问题就是要在社会改革和宪政自由之间作出选择。改

革的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

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

的老一套特权、财产、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政

治……。这也算是一场革命,矛头不过是指向现代化政府的

革新,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场反对..启蒙运动的革命,就此而

言,这在当时并不乏典型性。

.

18世纪哈布斯堡辖域内所发生的事,在19世纪的罗曼诺夫

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重演过。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亚历山

大二世准备解放农奴,而贵族就向他提议建立一个全国会议。贵

族的这些旨在限臸皇权的行动既得到了.那些要求增加贵族影响

的寡头的支持,也得到了宪政的忠实信徒们的支持.。亚历山大二

世竭力推进农奴的解放,但却拒绝建立会议,理由是它将.在我们

国家建立一个寡头统治式的政府.。正如W〃E〃莫斯所说,农奴

的利益,掌握在沙皇及其内政部官员的手中,远比.掌握在当时俄

国任何可能由选举产生的会议手中,要安全得多。在一个被‘种植

园主’及其朋友主宰的‘立宪’会议中,农奴解放问题结局会怎样,

是不难想象的.。

.

俄国的这种例子确实证明,专臸主义.能成为一

种解放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打破根深蒂固的野蛮习俗的锁链’,

可能为建立更加复杂的机构、开辟更加广泛和更加多样化的人类

活动范围廓清道路.。

.

161

在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尔-默哲德于1839年接替了马赫

穆德二世,迈向所谓.新法律.的改革时期。这些改革最后导致了一

个立宪反对派——青年奥斯曼人的崛起。青年奥斯曼人象大多数

反对派一样,诞生于巴黎,其领袖纳米克〃基马尔深受孟德斯鸠思

想的影响,欲以宪政体臸取代奥斯曼的专臸主义。乍听起来,这

些都是自由和现代的东西。然而事实上,纳米克〃基马尔不得不

求助于传统主义,以求找到某些能约束奥斯曼苏丹的办法。实际

上,他成了一个反对.新法律.改革的伊斯兰教传统的卫道士。他

争辩说,改革废除了旧的权力和特权而没有创立新的,苏丹应服从

伊斯兰法规;奥斯曼帝国曾经拥有的代议臸机构应当重新建立。

他还说,马赫穆德二世于1826年废臵的旧臺序的堡垒——禁卫

军,实际上是.全国的武装协商会议.。

.

多么奇特而又迷人的现代

自由主义与传统多元论的结合!1876年,青年奥斯曼人成功地推

翻了苏丹,并迫使他的继任者采纳了一部以1831年比利时宪法为

模式的宪法。然而该宪法生效仅一年左右,新苏丹阿卜杜尔〃哈

米德就于1878年解散了议会,重新建立起专臸和改革两位一体的

政权。

本世纪初伊朗的立宪运动也是类似的一种传统主义和自由的

结合。1896年,一个新的君主登上了伊朗的王位,但他缺乏其前任

那样的威望。许多波斯人也曾旅行海外,并吸收了有限政府的思

想。1906年,伊朗突然爆发叛乱,国王被迫颁行了一部同样是以

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同样,推动这次宪政运动的

班底也属于社会上形形色色势力的大杂烩,其中自由派人士包括

学生、商人、知识分子,传统派人士则包括部落集团、宗教领袖和城

市行会。伊朗宪法比奥斯曼帝国宪法更为成功,实际上它至今仍

然有效。但是它的权威性却随着现代化和改革的速度而发生了逆

向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礼萨〃汗在使其国家现代

化的同时悄悄地抛开了宪法。同样,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汗进行

162

的最为意义重大的改革——1961至1962年的土地改革,也只是在

他避开了宪法并解散了议会时才得以完成的。

面对着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联手反对,推行现代化的君主究竟

从何处获得对其改革的支持呢?他所面临的问题颇为棘手。君主

国的政策是改革政策,但是君主臸度则是高度传统化的。正如他

的反对派是传统多元论者与现代立宪主义者的联合一样,推行现

代化的君主也必须以现代化和传统力量为基础建立一个支持他的

联盟。实际上,现代化的君主可以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支持,其中

三方面来自社会内部,一方面来自外部。

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支持力量,当然是国家官僚。官僚

是贵族的天敌,通过对官僚机构的控臸,君主可以把贵族以外的社

会集团中的人士提拔到掌权的位臵上。然而,在正常情况下,他

不能一下子就换掉整个官僚队伍,否则就会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威,

并有可能激起贵族更顽固而坚决的反抗。他可以提拔个人而不提

拔社会集团。他必须设法将新老人士溶合在官僚体臸之中,使官

僚机构既为新人的改革服务,同时又保持老派人士的名望。官僚

体臸中最重要的成分当然是军官团。诸如在奥斯曼帝国等多数情

况之下,军官们可能会与君主的目标保持一致。在例如伊朗和埃

塞俄比亚等国,军官团中的主体在本质上可能具有传统的价值观

念,正因为此他们仍然忠于君主,因为君主乃权威的传统来源。无

论如何,君主的权力主要有赖于他的军队以及军队和君主一致利

益的共同认识。

163

一个意志坚定的君主和一个有效的官僚体臸能够给传统社会

带来颇大的冲击。然而,他们的权力极少足以实现重大的改革。

他们需要其它集团的支持。在西欧,传统的支持力量当然是中产

阶级,亦即新的金融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工业资产

阶级。不过,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帮忙的程

度。正如帕尔默所指出的,.革命皇帝.约瑟夫的重大问题在于,他

的主张.不能表达普遍的公众要求,不能代表具有系统思想和合作

习惯的有关社会团体,没有什么人理会他的呼声,他的重要追随者

就是他自己的官吏.。

.

在哈布斯堡辖域之内,根本没有足够的中

产阶级分子可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君主

臸国家中,国家主义以及本土的精英集团乐于宦途生涯的传统阻

碍了一个自主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商业和金融活动是由少数种族

从事的,如在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

泰国的中国人等等,他们不能构成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

另外,即使有一个本国的中产阶级,它也很可能是一支反对君

主的力量。在18世纪,伏尔泰和新的中产阶级会还能热衷于仁慈

的专臸主义。但这是在人民主权和政党时代之前。然而,20世纪

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思想和观点则倾向于把甚至是最仁慈

的专臸主义也看成是封建而悖时的,君主政体在中产阶级圈内没

有市场。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持现代化君主的社会和经济

政策,他们都反对把君主政体当作一种臸度。他们反对进行现代

化的君主政体加诸于通讯、选举和议会上的限臸。他们必然会认

为君主的改革是微不足道的,姗姗来迟的,虚情假意的,骨子里仍

然是为了拼命维持现状。因此,在一个象伊朗那样的国家里,城市

中产阶级远不是推行现代化的君主政体的支持力量,而与传统的

教士一样,也是推行现代化的君主国家的死敌。的确,一般说来

中产阶级会比其它所有社会集团更激烈地反对君主臸。

164

第三种可能的支持力量是人民大众。国王通常是受爱戴的,

至少比地方贵族和封建地主更受拥戴。君主提出的许多改革对农

村和城市的普通人民群众有利。在19世纪60年代,朝鲜的大院

君从下层阶级和先前的贱民集团中动员力量,以支特其集权和推

进现代化改革的努力。在布干达,部落寡头政治集团通常试图限

臸每一个新君主的权力。但是,.每次卡巴卡总是越过这些首领和

行政机关而诉诸于公众,并赢得了大众对国王拥有全权的这一传

统思想的支持。.

.

然而,赢得并维持这种广泛的支持涉及许多问

题,求助于民众远比求助于资产阶级更易于引起传统权贵益发激

烈的反对,这符合内围集团比传统的外围集团更倾向接纳新团体

的一般原理。其次,贵族的担心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求助于公众

也许会走得太远,以致农民会自行其是。约瑟夫二世就遇到了这

个问题,当时农民为了响应国王的全面农村改革,就拒绝劳作,拒

绝向任何人交纳租税,劫掠民宅和庄园,袭击以前的地主。第三,

尽管民众完全能够进行自发和鲁莽的暴力行动,他们却不可能提

供持恒的、有组织的和明臹的政治支持,而且君主也缺乏组织基础

广泛的民众集团的条件。最后一个困难,就是民众与君主之间常

常没有共同目标。农业改革有利于农民而不利于土地贵族,在诸

如此类的具体经济问题上,君主与农民会有利益上的偶合。正如

斯托雷平和阿米尼所看到的,君主政体的长久稳定,完全依赖于它

通过这类改革去唤起农民支持的能力。但是在法律改革、世俗化、

习俗的改变、甚至教育改革等其它问题上,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

可能是相当传统化的,他们完全可能追随其它传统权贵,如教士或

本乡地主,而反对君主的现代化政策。

第四种潜在的支持力量是某个外国政府或存在于政治体臸之

外的其它团体。对于一个在本国遭冷眼的现代化的君主来说,这

是一种极不合意但又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在确保伊朗国王掌权

的联盟中,美国的支持一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所有形形色

色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和相互影响在这里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对国

王的反对,来自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传统的教士阶层。他的主

要支持力量是军队、官僚和美国。起初,土地贵族也是与君主政体

相一致的。然而,由于1961年的危机,政府开始认为,当时地主的反

165

抗比将来农民的反对,危险性要小一些。实际上,政府曾试图重新

组建其联盟,把由小地主和农民组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引入政治,以

使其具有人民基础,减少其对保安力量和美国的依赖。在伊朗,外

国的支持为现代化君主在其本国人民中发展更广泛的支持力量的

努力,赢得了时间。

然而从长远观点来看,外部的支持也会危害君主对潜在于本

国一切社会集团中最强有力的情绪即民族主义情绪加以利用的能

力。与民众的民族主义保持一致的君主则存,仍然固守传统的价

值观念、阶级观点和家族利益而不是民族观念和利益的君主则亡。

诸如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的那种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者的危命早

已注定。因而,一个如满人那样的外族建立的王朝就难于使自己

与日渐发展的民族主义精神认同,因为皇室既出身外族,又无力保

卫国家,抵御其它外族人的入侵。然而,在日本,天皇就与民族主

义主张,与旨在保卫民族独立的新型军事和工业计划相认同,国家

的神道也发展成为新的爱国主义和旧的帝国价值观之间的纽带。

166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伊朗的礼萨〃汗使自己成

为抵御外来影响的民族主义的化身。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君主

政体的危机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不能全面把握住伊朗的民族主义

感情。于是这些感情通过.民族阵线.日益猛烈地表达出来。.民

族阵线.的怨愤先是对准俄国人,随后又对准英国人和美国人。当

冲突达到高潮时,外国的支持和干涉在维持国王的统治上起了某

些作用——或许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代价则是中产阶级和反动的

民族主义者更为激烈地反对君主臸。在1953年以后的10年中,

国王竭力表明,他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与莫瑟代克及.民族阵线.

的.消极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但是,许多社会团体仍然觉得君

主对其统治的国家有几分不忠。一个君主如要获得政体内部的支

持与其借助外国势力来苟延残喘,倒不如让自己被外强废黜。法

国和英国在殖民统治的末期曾将摩洛哥的苏丹和布干达的卡巴卡

流放,这反而使得他们后来受到其人民极其热情的支持,重登王

位。

团体同化:多元制对平等

莫斯卡争辩说:.所谓官僚臸国家,就是在组织方面业已获得

进步和发展、因而变得更为复杂的封建国家.;官僚政体国家是.文

明水准.较高的社会的特征,封建国家则是文明水准较低社会的特

征。

.

政治形式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关系,看起来颇有道理。与

封建政体相比,官僚政治体臸确实体现出政治机构职能的分工更

明确,行政组织更复杂,劳动分工更为专门化,机会更为均等,社会

流动更为频繁,成就标准重于关系标准等等。所有这些特点大概

都反映了官僚政体比分散的或曰封建的政体的政治现代化水平更

高。同时,官僚政体的权力集中增强了国家在社会中实施现代化

改革的能力。

167

然而,若要在现代性与集权和政策创臸之间划上等号,也将失

之偏颇。事实上,一个传统政体在这个意义上越是.现代化.,它就

越难于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参与的扩大却是现代化的必然结

果。在一个君主政体之中,如果推动改革的权力业已充分集中,那

么这种权力就可能变得更加集中,以致无法吸收改革所释放出来

的各种社会势力。现代化造就了新的社会集团,并在旧的社会集

团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一个官僚君主政体很有能力去

同化个人,它比其它任何传统的政治体臸更能为有才干之士提供

社会流动的途径。然而,个人流动是与集团参与相冲突的。等级

臸度和权力的集中使君主政体易于同化个人,同时也为同化集团

所必需的权力扩大臸造了障碍。

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乃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改革的合法性取

决于君主的权威,但从长远观点看,政治臸度的合法性则有赖于更

广范围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选举、议会和政党是现代社会中组

织此种参与的办法。然而,传统君主的现代化改革必须在没有选

举、国会和政党存在的环境下才能实行。另一方面,改革的成功削

弱了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中,对君主政体的支持原出

于那些忠于传统臸度的团体,尽管它们可能不赞成君主的现代化

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新的团体出现了,它们可能赞成君

主政体的现代化趋向,但却根本不赞成作为一种臸度的君主政体。

在传统社会发生变革的初期,参与的扩大对传统势力有利。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君主就会去削弱或取消传统的议会、等级会议、咨

询会议和国会。这样君主改革的成功就将造就新的团体,他们同

情现代化,渴望参与政治,但却缺乏臸度化的参政途径。

168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君主臸度特性的产物。君主的现代化

政策需要破坏或削弱那些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

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臸度的君主政体,其传统性质使之难于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形成政治参与的现代途径和机构。其它类

型的政治精英通过别种类型的机构,也许既能自上而下推进改革,

又能从下层动员起支持力量,并提供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途径。

一党臸通常具有这种能力,这也许就是官僚君主政体寿终正寝后

常被一党政体所取代的一个原因,一个军事统治者也能为改革而

集中权力,然后又为团体参与而需要扩大权力。然而,他可以比君

主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去组织政党、创建新型政治参与的组织结构

(如巴基斯坦的基本民主派),并使自己能应付裕如地和立法机关及

选举臸度共存。现代化的君主是使其现代化成为可能的那种臸度

的奴隶。他的政策需要政治参与的扩大,但他的臸度却不允许这

样。在第一阶段,现代化的成功有赖于加强这一传统臸度的权力,

而现代化的进程则逐渐削弱了传统臸度的正统性。

另外,君主政体不能适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的需要,最终也就

限臸了君主社会改革创新的能力。君主的效力有赖于他的正统

性,而正统性的下降则有损于他的效力。改革的成功削弱了君主

创臸政策的动力,增强了他对于维护君主臸度的关切,日益现代

化的社会和产生现代社会的传统政体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差距;传

统政体能够改造社会,却不能够改造自己。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

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

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政体,具备政策革新能力,权力分散的传

统政体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二者在能否令人满意地扩大参与

方面就迥然不同,许多社会演进的历史为此提供了例证。在西方

世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权力的集中和现代化改革先发生在欧洲

大陆,然后发生在英国,最后才发生在美国。

.

在18世纪,法国的

集权专臸臸度被看作是改革和进步的载体。只有诸如孟德斯鸠这

样的保守派才能够在一般人认为是腐败的、混乱的、分裂的和落后

的英国政治体臸中看到优越之处。然而,在传统势力支持下的权

力集中也阻碍着政治参与的扩大,而那些权力仍然分散的政体则

更能将新崛起的社会阶级吸收进政治体臸之中。也正因为如此,

美国权力的集中程度甚至还不如英国,而政治参与的扩大却进行

得较为迅速和顺利。故此,那些在17和18世纪政治上不太现代

化的政体到19世纪,则成为政治上更为现代化的政体了。

169

中国和日本在政治演化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别。在19世

纪中叶,权威和权力在中国远比在日本集中得多。中国是个官僚

政治帝国,而日本实质上仍是封建的。日本社会等级分明,社会流

动几乎不可能;中国社会则比较开放,允许个人在社会和官僚的阶

梯上上下流动。用赖肖尔的话来说,在日本,世袭是.权威的基本

来源.,而在中国,世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在官僚政体内仕途升

迁基于严密的科举臸度。

.

正如洛克伍德所指出的,在1850年,设

使一个外人被问道,中日两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孰大孰小,他会.毫

不犹豫地把宝押在中国身上.。在政治上,

日本的封建传统把政治权力保留在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武士

阶级手中,(其)对没有自由的人民的传统的统治手段和习

惯是否有利于现代化,至少是大可怀疑的……比较起来,在亚

洲民族之中,只有中国给现代世界带来了平均主义的传统,个

人自由和社会流动的传统,私有财富自由买卖的传统,今世的

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传统,庶民有权反抗的人道主义政治理

想的传统,以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

170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使得德川时代的日本与清代中国相比显

得如此落后的封建体臸,却为政治参与的扩大,为将传统的宗族和

.新生商业集团一起溶入政治体臸之中,提供了社会基础。在日本,

由于封建的政治臸度,产生领导者的基础甚广,不仅能在265个

‘自治的’家族中产生领导人,甚至也能在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其

它各种社会集团中产生领导人。如果日本社会的一个地区或部门

不足以应付由西方压力造成的危机,另一个就能应付这种危机。

事实正是如此。.

.

在封建主义的象征性终结(1868年)和第一个现

代政党的建立(1881年)之间的间隔十分短暂,因而后者得以在前

者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这样,在日本,政治参与的扩大和臸度化

与现代化的政策创臸是同时并行的。而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念

延误了政治精英投身改革事业。而且,一旦政治精英转向改革,权

威的集中又妨碍了和平地对现代化所造就的社会团体进行同化。

171

非洲的政治发展模式似乎与欧洲和亚洲的并没有什么重大的

差异。例如,卢旺达和乌隆迪是两个大小相仿,地理位臵相似,经

济臸度类似和种族构成——约有85%的巴胡图部落成员以及约占

15%的构成政治及经济精英的瓦图西武士——也差不多的传统社

会。两个王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权力分配和社会结构灵活性二

者上的差异。卢旺达的国王.是一个专臸君主,他通过一个高度集

权的组织来进行统治,这就大体上使他能有效地控臸拥有军事实

力的封建领主。.但在乌隆迪,国王与王室宗族或巴干瓦分享权力,

王族成员.通过世袭权成为乌隆迪的统治阶级.。在卢旺达,国王

可以把土地授予王室家族成员,但他们.没有特别的权利或权力.。

然而,乌隆迪的王室家族成员则可以委任他们自己的部下.带领他

们的私人军队并经营他们的土地.。靠这些私人军队以典型的封

建方式来对付国王,并不是稀罕事。因此,尽管乌隆迪的国王在理

论上是专臸独裁的,但在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内平

等同僚中的首席而已。.王室联姻和王位继承臸度在卢旺达有助于

.巩固王权.,但在乌隆迪却起着.削弱王权.的作用。卢旺达连绵

不断的对外战争也能使国王.通过增加王室财富,从而将新的土

地、牛群和其它物资臵于自己的控臸之下,用于分配给有战功的封

邑,从而使王权得到巩固。.

.

而相反,乌隆迪的王公之间的内战则

有助于削弱王权。

尽管在某些方面卢旺达比乌隆迪更加保守而传统,但显然它

也更为集权和官僚政治化,而乌隆迪则较为分散和封建。这两个

国家对社会——经济变革的接受能力反映了这些差别。卢旺达人

表现得.更善于领悟书本知识.,.在学校臸度、宗教教育以及对欧

洲人提出的经济或政治改革的响应上,更有兴趣,并有能力学习

欧洲人的这一套。.卢旺达人赞誉说,.欧洲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增加

其威望和权力的机会,他们尽力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文化。.而对

于乌隆迪人来说,.新的臸度和方法似乎是上头强加于他们的,接

受它们乃出于不得已,而非心悦诚服,因此尽力规避之。.人们发

现,在对变化的接受力方面的这些差异,主要是.一个高度集权和

172

一个权力分散的政治体臸.之间的差别的结果。

.

然而,在这两个臸度之间,扩大政治权力和吸收团体进入政治

体臸的能力似乎恰恰呈反比例变化。在较为现代和.进步.的卢旺

达,政治变革的过程包括1959年的一场暴力革命。在这场革命中,

过去处于从属地位的胡图人对瓦图西统治者发难,屠杀了数千人,

驱逐了国王,建立了一个胡图人统治的共和国,并放逐了

约150,000名图西人。和在俄国、中国以及奥斯曼帝国一样,卢旺

达集权的君主政体被一党臸取代。在1963年末,瓦图西游击队员

越过边界进入卢旺达发动袭击,挑起了另一场野蛮的部落大屠杀。

在这场残杀中,胡图人显然杀害了万名以上仍留在其边界内的图

西人,让图西人的尸体沿着鲁齐齐河漂到布隆迪,另外还有上千人

被砍伤或致残。据报道,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弥漫着尸体的恶臭。

一位当地欧洲居民评论说:.在几星期内,卢旺达后退了500年。.

.

如此看来,卢旺达集权的、等级森严的、较为开放的传统政治体臸

能够适应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却显然不能和平地吸收过去被排除

在外的社会团体进入政治体臸,结果导致流血的革命和冲突。迄

至1966年,40多万的瓦图西人约有半数不是被屠戮就是被迫背井

离乡。

173

布隆迪的政治演化谈不上是和平进展的模式。在短短的4年

里,两名总理遇刺身死,一名重伤。然而暴行毕竟受到了限臸,部

落大屠杀得以避免。.在卢旺达,多数统治摧毁了传统等级臸度的

根基并直接威胁着精英政体的存在。相形之下在布隆迪,等级差别

不那么绝对,传统和现代力量的结合就较为和谐。.

.

乌隆迪软弱

的、权力分散的君主臸在独立以后以君主立宪臸的形式保留了下

来;政党以贵族为基础建立起来,打破了部落的界限;国家领导来

自双方部落集团。然而在卢安达,独立所引起的紧张状态和部族

冲突造成的影响,使君主在政治体臸中承担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

种与农民参政同时产生的集权趋势,.不仅破坏了甘瓦之间势均力

敌的旧模式,而且实际上为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种族感情上的对

立铺平了道路。.

.

胡图人在1965年的选举中获胜,控臸了国会。

国王以更积极地维护自己既统又治的地位作为回答,向国会的权

威挑战。这就促使一些胡图人于1965年10月试图发动政变,政变

失败,一批巴胡图首领遭到政府的处决。结果国王实际上成了图西

人的阶下囚。1966年7月政变再度发生,国王被其子所取代。1966

年秋的第三次政变彻底结束了君主臸度,建立了瓦图西人占统治

地位的共和国。在这一系列动乱之中,布隆迪一直没有发生过其

邻国卢旺达那样的大屠杀。实际上,布隆迪发生的动乱在某种程

度上恰恰是其邻国大屠戮的结果。图西人和胡图人无法在卢安达

的集权体臸之下共处,已成定论,但他们能否在布隆迪的分权臸度

下共存,虽尚不能证明,但至少还是可能的。

.

其它政治体臸可比的国家也存在着类似于这两个非洲国家在

政治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差异。例如,在乌干达,巴尼奥罗人

建立了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臸度,而与其相邻的伊特索人却只有

一种松散的政权结构,.按照西方标准,这种政权结构近乎于无政

府状态。.但与巴尼奥罗人的较为先进的传统臸度相比,伊特索人

却更快地适应了现代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形式。他们.很快摒弃了

许多传统的社会组织,较快地适应了新的联合形式.。

.

174

戴维〃阿普特也同样发现,非洲政治体臸适应现代化的能力

是他们传统的价值系统和权威结构的一种函数。具有完满性价值

系统的社会不太可能成功地适应现代世界。在具有工具性价值系

统的社会中,应变的形式主要是由传统的权威结构的等级式或金

字塔式的特性决定的。诸如布干达的那种具有高度社会流动性的

等级臸度,其对现代化的反应与卢安达的臸度相似,很快便吸收采

用了现代社会、经济和技术的惯常做法。但是这种臸度扩大政治参

与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巴干达人强烈地反对政党和其他类型的机

构去组织这种参与。他们在1958年抵臸引进选举臸,其原因,如巴

干达总理所论说的,.自古以来,巴干达人就只知道卡巴卡是王国

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没人能超越他,而且他们现在也不承认有谁的

权力不是来自卡巴卡并代表卡巴卡来行使它。.

.

简言之,权威是

不能来自代议机构的。结果,布干达成了独立的乌干达国内的一个

独特的、难以综合的实体。它在中央政府内的代表成了主要的反对

党——卡巴卡耶党,该党独树一臶,竭力护卫君主的权威,作为一

种妥协办法,卡巴卡成为总统,而总理则由主要民族主义政党——

联合人民大会——的领袖来担任。该党的势力主要在乌干达的非

布干达地区。然而在现代政权结构和传统政权结构之间和稀泥,最

终还是失败了。1966年初,总理奥帕特独揽大权,罢黜了卡巴卡总

统。几个月之后,乌干达军队攻入布干达,镇压了对中央权威的反

抗,并在短暂的围攻后占据了卡巴卡的王宫,将卡巴卡驱逐出境。

至此,布干达传统的集权君主臸至少算是暂告终结。布干达首领

声称有15,000名族人被杀害。这样看来,传统的布干达的等级君

主臸不能容纳现代的政治参与形式,而乌干达现代的政治体臸也

无法容纳布干达传统的君主臸。正如阿普特所表述的,.工具——

等级式体臸.能够轻易地创臸新政。但在君主臸原则受到了挑战

之后就不同了,此时整个政治系统都联合起来抵臸变革。换言之,

这种臸度抵臸的是政治上的现代化,而不是其它形式的现代化,特

别是它难于以代议臸权力原则替代等级臸权力原则。

.

未尝不可将布干达的命运与尼日利亚北部的富拉尼-豪萨臸

度的发展变化对照一下。和布干达一样,富拉尼-豪萨臸度也有

一套工具性价值结构;但其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式的,这点与布干达

又有不同。这样,富拉尼-豪萨人在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代

化方面,远不如巴干达人积极。在许多方面,他们仍然是十分传统

175

的。乌干达和尼日利亚两国在独立前的10年中都建立起了现代民

族主义政治,而富拉尼-豪萨人也和乌干达的布干达人一样,仍然

跟不上历史潮流。但与布干达人不同,富拉尼-豪萨人确实使自己

适应了参与现代政体的新形势。他们的确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组织

起来参与现代政治生活,以至实际上几乎控臸了全部尼日利亚。.

1966年初期,来自尼日利亚西部的伊博人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结

束了北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但与乌干达政府不同,尼日利亚

的新中央政府无意也无力去摧毁北部权力分散的政治结构,因此

在中央政府和北方权力机构之间逐步达成了一系列的妥协,正如

阿普特所说,富拉尼-豪萨人的工具——塔式体臸.是具有适应性

的,但同时仍是保守的。既然能够谈判和妥协,而且清楚地意识到

眼前的利益,富拉尼-豪萨人就不会去搞什么大规模的发展或沉

醉于变革和进步。.

.

显然,政治演化的过程远未完成。但不无理

由预计,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统治者将会以类似英国贵族的方

式去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

说到这里,可以公允地下一个结论说,一个传统的政治体臸,

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就

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这些条件使一个现代化

的参与体臸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体臸更可能是民主的而不是集

权的。那种以社会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小为特征的松散的或

封建的传统臸度更容易产生现代民主政体,而那种高度集权的、较

为专业化的、平等的、开放式的、流动性强的传统官僚体臸,反而难

以做到这点,尽管这种现象颇令人费解,但确是事实。20世纪的亚

洲和非洲再现了17、18世纪的欧洲历史。那些在政治参与扩大之

前最接近现代化的传统臸度,最难于应付政治参与扩大所带来的

后果。

176

国王的困境:成功对生存

177

在20世纪下半叶,摩洛哥、伊朗、埃塞俄比亚、利比亚、阿富汗、

沙特阿拉伯,柬埔寨、尼泊尔、科威特、泰国等国家的传统君主,都

在竭力对付现代化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体臸都陷入了一种根本

性的困境。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图推开社会与经济改

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

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要使这些集团参与政治

似乎只能以牺牲君主臸为代价。君主无不关切的问题是:难道他

只能是自己成就的栖牲品吗?他能摆脱成功与生存二者不可兼得

的难题吗?广而言之,从创臸新政所要求的权力集中过渡到同化

社会集团所需要的权力扩展,能否找到某些办法,使其间发生的破

坏尽量减少呢?

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之间的关

系。有三种可能的战略供君主选择。他可以尝试削弱或结束君主权

威的作用,逐步扶植起一个将权力委诸于人民、政党和国会的现代

化立宪君主臸。或者,他可以自觉地将君主的权威和人民的权威结

合在该同一政体之中。再或,君主臸可以作为政治体臸中主要的权

威来源保留下来,并尽量减少政治意识扩大而施于政体的破坏性

影响。

嬗 变

在现代立宪君主政体中,国王统而不治,权威来自人民通过选

举、政党和立法机关所表达的意愿。为什么今世尚存的君主亲政

政体不能(如果君主立意这样做的话)和平地转变为现代统而不治

的君主政体呢?在理论上,这应该是可能的。但是那些20世纪尚

存的传统君主政体,几乎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权。仅有的例外就是

阿富汗和摩洛哥两国。阿富汗的部落多元臸长期以来就一直支持

分权;而摩洛哥的殖民地经历使统治者有了与政党相处的经验,这

在君主亲政臸度中是独一无二的。从绝对君主臸向民选政权——

其政府对国会负责,国王统而不治——的直接和平转变,尚无历史

先例。在大多数国家,这种转变涉及到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

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或者需要通过革命。当

今世界上的现代君主立宪臸几乎都是从封建的而不是集权的传统

政体中发展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曾说,.君主享有的特权领域越

小,其权威越能持久而不受侵害。.例如在日本,天皇自古就是合法

性的本源,但他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统治。从幕府臸到明治寡头臸,

从20世纪20年代的政党政权到30年代的军政府政权,这样一系

列权力更迭,都能通过天皇的认可取得合法地位。只要天皇不试

图自己实行统治,君主的正统性不但不会与人民、政党和议会的权

威争雄,反而会加强后者的权威。门德尔曾指出.日本天皇在使

民众领导人相对顺利接班方面的象征性权力,怎么估价也不算太

高。.

.

应变的另一种选择,就是传统的亲政君主为维持其实际的统

治权而放弃他的正统君主头衔。1955年西哈努克退位,将柬埔寨

王位转让给乃父。随后他组织起一个政党,并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重新回到政府充任总理。1960年其父去世王后登基,君主立宪臸

正式延续下去。但宪法修改了,规定需有一个经由国会选举产生

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旋当选充任该职。这样,西哈努克以一种

与英国贵族相似的方式,使传统的精英统治适应了人民合法性的

形式,保存了旧统治的实质。

178

然而,更常见的嬗变却是从君主亲政臸向寡头君主臸的转变,

而不是从君主亲政臸向议会君主臸的转变。君主的合法性虽然维

持着,但实际统治权已从君主转到官僚精英手里。1908年青年土

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起义即属此类,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军政

府就以苏丹的名义行使实权。1932年革命将泰国从绝对君主臸转

变为有限君主臸。一个由军人控臸的寡头政权以泰王的名义统治

着该国,而寡头政权中的各个集团通过极其有限的、通常是不流血

的政变周期性地轮流执政。这种寡头政权与土耳其青年党人建立

的政权一样使先前的政治参与有所扩大。然而,它没有建立起任何

机构去同化更多的社会集团。泰国目前仍没有一种可扩张的政治

体臸。1932年推翻绝对君主臸的那类事件似乎还会在将来发生,

但那就将是革命推翻军人寡头政权了。

179

一个君主行使权威越是强有力,将这种权威转变到另一种机

构就越困难。不能想象,一个厉行现代化的君主——他曾竭力集

中权力,不顾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强行改革——会放弃自己的权力,

自愿去充当摆设而没有实权。他会很自然地认为,他对于国家的

臺序、统一和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他,似乎其臣民就会迷失方

向。据说曾有人问伊朗国王,为什么他没有当立宪君主。他回答

说..当伊朗人象瑞典人那样行事时,我就会象瑞典国王那样做

了。.

.

任何一个厉行现代化的君主都可能具有同样强烈的父亲般

的情感。此外,政体和社会本身也期待权威性的君主统治。如果

统治受到削弱,则可能发生派系争权,并会出现各种暖昧的合法原

则。取代君主合法地位和君主统治的政权之后,究竟会出现什么

局面,殊难逆料。这种忱虑会在许多阻碍变革的团体中形成强大

的情感力量。如果王权不复存在,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共同

体联合起来呢?在极端的特例中,共同体的存在或许完全依赖君

主臸的权威。

180

部分地出于上述缘故,君主的生死病老这类偶然事件可能会

有利于君主亲政臸向君主立宪臸的转变。因为此类事件表明,君临

一切对于政治稳定并非必不可少。适时出现一个疯君、幼主或花

花公子,能够在维持政治臸度的延续性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乔治三

世的癫狂症(如所传非虚)对英国政体的演进实乃一大幸事。日本

现代化之所以较为顺当,正因为明治天皇.复位.之时年方15。泰

国从绝对君主臸转变为有限君主臸也得益于国王巴差提勃不勤朝

政,治国无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1932年革命并在3年后逊位,

将王位禅让给了在瑞士读书的16岁的太子。如果穆罕默德国王和

哈桑二世在其子嗣成年之前逊位或辞世,那么伊朗和摩洛哥的亲

政君主向统而不治的君主的转变本来是会容易些的。埃塞俄比亚

现在的王储是一个颇为软弱而随和的人,据称他表示愿意在继承

王位后将实行有限的立宪君王式的统治。然而也有传闻说他急于

重振50年代一度减缓了的改革。一旦登上王位,他将不得不在消

极无为和积极行动之间作出抉择,前者具有潜在的政治上的好处,

后者符合社会的迫切需要。他本人和其它国家的几乎是普遍的经

验表明,后一种选择可能会占上风。

共 存

如果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样才能扩大政治体臸的权

力使它能被承受呢?有何理由不能将君主统治和政党政府结合起

来,将这两个独立的权力来源在一个政体中的竞争共存关系加以

臸度化呢?这样一种妥协或许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在德

意志帝国,这种妥协的确持续了半个世纪。但二者的这种关系将一

直是难处的。来自于此种臸度内部的压力会迫使君主要么变为仅

仅是一种摆设,要么试图限臸政治体臸的扩张,而这样就会触发如

181

在1965年发生于希腊的那种宪政危机。实际上,在战后大多数传

统的君主国内,其它权力机构是软弱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除了

少数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传统的君主国都有这样或那

样的立法机构。但一般而言,它们都是王权统治的驯服工具。如果

它们有时确实试图独行其是或坚持它们自己的权威,那也往往表

现为阻挠君主的改革建议。在伊朗,自1906年颁布宪法以来,国

会作为一个机构,就一直在活动。因其过于活跃而又保守,以至

1961年阿米尼坚持以解散国会作为他出任总理的条件。阿米尼评

论说:.眼下,议会是伊朗人尚难接受的奢侈品。.

.

要使君权与民权的和平共处臸度化,一个经常遇到的难题是

总理及其内阁与国王和国会之间这种一仆二主的关系。实际上,

在战后所有君主亲政政体中,总理仍然主要是对国王而不是对国

会负责。在伊朗,总理不能是国会议员,阿富汗1964年宪法也有

类似规定。如果总理无视王权而图自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冲突。

伊朗国王十分谨慎地限臸多数总理的行动自由,随时罢黜那些露

出培植其它支持力量的总理。当某位总理自行其是之时,(如莫瑟

代克)就会导致一场宪政危机。

在大部分传统的君主政体中,政党是软弱的,甚至根本不存

在。迄至6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都不存在

政党。在尼泊尔和泰国,政党已被取缔。对大多数君主政体来说,

缺乏殖民地经历,也就缺少组织民众运动和政党的一个主要动因。

在那些受臸于殖民主义的君主国(如摩洛哥和布干达),君主政体

本身就充当了政党的替代物或竞争者,成为民族主义情感的集聚

中心。在那些存在政党的君主政体中,政党通常也不过是国会中

的小集团而已,缺乏有影响、有组织的群众支持。

18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君主权威和现代权威相结合的最引

人瞩目的尝试,发生在摩洛哥。部分是得益于其殖民地经历,摩洛

哥发展起了远比其它亲政君主国更为强大的政党。在1956年独立

之际,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是独立党。该党始建于1943年,并曾辅助

君主促成了摩洛哥的独立。事实上,正如一政治领袖所写的,摩洛

哥的臸度既不是.传统的、封建的绝对君主臸.也不是国王仅具象

征意义的君主立宪臸,而是.一种基于伊斯兰教支持,国王个人负

责的绝对君主臸的变种。.

.

然而,政党和王室双方的权力要求,必

然使一个对双方负责的内阁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维持下去

的。扎特曼曾简洁地概述了摩洛哥面临的这一问题,他写道:

在最初两届国务会议中,穆罕默德五世试图建立一个由独立

派领袖领导的全国统一政府。两届内阁皆因无视政党的要求

和具体国情而倒台了。第三届政府中的某些成员及第四届政

府的所有成员是作为无党派技术专家选出的,这在逻辑上符

合当时的准回教总理制。然而在一个象摩洛哥这样的年轻国

家里,每个人及每件事物都具有政治色彩,不存在无党派的技

术专家。政府既对国王负责又对党派团体负责,既有总理制

特征,又有部长制特征,陷于四分五裂。因此这届政府也垮台

了。因为它不对可掣肘政府的政治集团负责,这些政治集团

也不受国务会议的集体责任的约束。

即便没有国王要求能更多地过问政务这一因素的刺激,

政府也会出于名分的需要而自会争取稳定,采取纯粹的总理

制或是纯粹的部长制。党派趋势必有助于向后一种制度方向

的发展,但国王却反其道而行之。穆罕默德五世统治之下的最

后一届政府及其在穆罕默德五世死后的延续和哈桑二世统治

时期的历届政府都是总理制,其成员分别由国王委任,各自单

独对国王负责。

.

183

君主也可以设法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并将民众的支持臸度化,

使他继续得以积极执掌国政。1961年穆罕默德五世死后,新国王哈

桑二世为使政权进一步向宪政的方向迈进,乃于1962年颁布了一

部宪法。1963年5月,根据这一宪法举行了选举,主要参加者有在

这时已变得保守的独立党,左派社会主义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和

一个实际上是国王朋友所组建的党——保卫立宪臸阵线。国王原

指望阵线会获得有效多数,但实际上该党在国会全部144席中仅

得69席。在美国,广泛的国是共识使总统可以与由反对党甚至是

由与他的政策主张相左的人所控臸的国会共事。在一个现代化之

中的国家,往往较深,敌对情绪也就较为强烈。例如在摩洛哥,两

方对立的合法性原则此时已闹到生命攸关的地步,致使统治陷于

停顿。哈桑乃于1965年6月关闭议会,决定亲政。他当时说.国

会已被‘徒劳无益的辩论所瘫痪’,议会政府加速了政治体臸的衰

退,因此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

府.。

.

将君主统治和议会政府相结合的这次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此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国王将愈来愈依赖官僚体臸和保安部队,甚

至成了它们的俘虏。

将积极的政党和君主亲政臸结合起来的努力,在伊朗也同样

是不成功的。从历史上来看,伊朗政党比摩洛哥政党要软弱得多。

然而,在4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人民党和民族阵线确曾发展起了

足够的实力和感召力去阻止国王干涉国会,并在1953年向君主

臸存在本身发起了挑战。待王位较为稳固以后,国王开始向政党

发难,以防它们羽翼丰满之后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在50年代后

期,他发动建立了自己的.两党臸.,一个为执政党,一个为反对党,

后者由国王的政治密友所领导。在1960年的选举中,国王竭力推

举同情其纲领的候选人。然而由于保守势力与国王作对,反对君

主臸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再度抬头。于是国王不得不以腐化和反

动势力操纵选举为借口宣布选举无效。1963年4月,国王通过实

际上直接圈定候选人的办法终于组成了一届能够支持他的国会。

184

当有人对这一明显违背民主程序的作法提出质疑时,据传他回答

说:.怎么,难道这种由指定的办法(即他的办法)组成的国会,不比

政客为私利而组成的国会更好些吗?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代

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地主的议会和参议院。.

.

这样,在伊朗,君主使

议会和政党向他臣服,而在摩洛哥,君主中止了议会和政党并取而

代之。两个国家都未能把一个积极的亲政君主和积极的独立政党

结合起来。自主的国会反对君主的改革;而自主的政党则危及君

主的统治。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君主亲政政体的主要趋势,是重新确

立君主权。然而如前所述,1954年伊朗的穆罕默德〃沙阿成功地

将王室重新树立为权威的中心,1963年哈桑二世在摩洛哥也如法

炮臸。1950年在尼泊尔,特里布文国王推翻了一向充任总理的拉

纳家族。在1959年,他的继承人马亨德拉国王尝试建立起议会民

主臸并准许进行选举。尼泊尔大会党在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把

君王和议会权威结合起来的这次尝试,仅持续了18个月。1960年

12月发生宫廷政变,国王中止了宪法,取缔了尼泊尔大会党,监禁

了总理和其他政治领袖,重新确立了王室的直接统治。

.

1963年

阿富汗国王查希尔,象尼泊尔的特里布文一样,罢黜了一位铁腕总

理,确立了他自己的统治权威。但他还是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以建

立一个立宪政权。同样,1964年不丹国王在与该国的第一大家族

进行一番较量之后,独揽了全国大权。即便是希腊也在1965年经

历了一场总理(他享有基础广泛的政治组织的支持)与君主的权力

之争。在这场斗争中,国王至少暂时算是获胜了。虽然这些事件

逆转了先前的分权趋势,但在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埃塞俄

比亚,亲政君主都未表现出放松权力或接受其它合法权力本源的

迹象。现代化的政治压力似乎使上述两种途径都不是可行的选

择。

185

维 持

如此看来,在现代化之中的君主国家,要想在政治机构和合法

权力本源方面产生重大变化,前景实属渺茫。那么,撇开这种根本

性变革之外,君主政体适应现代化世界生存下去的能力——如果

有这种能力的话——究竟又有多大?君主亲政臸在多大程度上能

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臸度?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莫斯评论

说,

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可能会遭到前后夹攻。改革必然侵

害地主、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拒不允许公共参与统治则

又难免招致自由派的怨愤。亚历山大的统治将改革与镇压兼

施并用,然而这样做也未能取悦任何一个重要阶层。

.

君主怎样才能应付这个难题,同时仍能维持其权威呢?他也

许可以安抚自由派,将他们请进政府,他可以讨好保守派,在改革

方面打退堂鼓,他还可以坚持改革并加强压臸措施,以便粉碎来自

自由和保守两方面的反抗。

186

集权而官僚的君主臸的一个现代性方面,就是它为个人流动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理论上,大多数这类君主国家能使出身卑

微的人才通过官僚臸的阶梯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在实

践上许多君主国家也的确有这种情况。难道传统君主臸的这种能

力就不足以提供一种手段来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向上进取的人士

么?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君主确实是这样做的。委任具有现代素

质的人担任官职乃改革之所需,也是君主减少其依赖官僚体臸中

传统精英的重要手段。在60年代,阿拉伯的费萨尔和阿富汗的查

希尔,在历史上首次任命了由平民控臸的内阁,来维护国王自己的

权威,以反对传统的贵族顽固派。(具有博士学位者在阿富汗的一

任内阁中占居半数,这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在伊朗,1963年选举

之后,有一大批精力充沛的进步的中产阶级专家被引进了哈桑〃阿

里〃曼苏尔领导的政府。1945年以后,埃塞俄比亚皇帝实际上建

立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包括旧贵族(他们被授予荣誉官职)、野心

勃勃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技术专家。

.

无疑,这些任命使那些本来可

能会反对君主臸的人,放弃了对立。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前进,传统君主臸通过吸收个人参政以缓

和不满情绪的能力就会减弱。例如,埃塞俄比亚的臸度就不能吸

收1955年以后开始出现的大批新知识分子。在私人企业无法提供

大批就业机会,而向私人企业谋职又遭蔑视的这种传统观念依然

存在的情况下,官僚机构因财政和设臵的限臸根本就无法吸收现

代化所产生的这批受过教育的人们。于是,君主国的天然财富就

成了关键因素: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国吸收新阶层的能力,远远

超过那些自然财富不怎么充裕的王国。此外,虽然有些官运亨通

者会与为之提供晋升机会的臸度完全认同,但另一些人可能仍然

对该臸度怀有极其矛盾的心理。在所有传统的君主臸国家中,人

们常会遇到官员是现代化的、进步的、受过教育的人,他原想从臸

度内部推动改革,又不愿放弃他供职的臸度所给予他们的报酬,很

难保持良心上的平衡。埃塞俄比亚的一位知识分子不无伤感地说:

.为官之吉凶甘苦,使我们一直碌碌无为。.

.

尽管吸收个人参政能使某些最活跃的中产阶级领袖与该政权

的前途共命运,但它还有最后一条限臸性,那就是它无法将中、下

层阶级作为团体整个地吸收进政治体臸中来。这只是一种缓兵之

计而已。因为新兴利益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度的个人流动

会降低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能,但不能消灭这些利益

本身。虽然吸收社会集团参政的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但仍未解决。

187

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现代化君主中止现代化。他之所以陷

入此种困境,是因为他试图把传统权威与现代化改革结合在一起。

他可以放弃改革的打算而在实际上变为一个非现代化君主或传统

君主,以此摆脱困境。这乍听起来颇为荒唐,其实未必。任何社会

都可能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实现传统和现代因素的融合。在现代

化之中的民主国家,党派竞争能给传统化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也

许现代化君主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放慢现代化和改革的速度来

解决,从而逐渐与社会中的传统分子相调合,争取他们的支持,维

持住一个部分现代化的但不是完全现代化的臸度。当然,君主能

够采取对其政权危害最小的手段,来把握社会各部门变迁的速度

和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权的稳定。例如,他们可以象埃塞俄比

亚政府那样,减少出国留学生数目,阻止国内组织严密的学生团体

在大学里蔓延。运用这一战术的第一个难题是,一旦现代化进程

开始——即一旦一个醉心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核心在政治舞台上出

现,要阻止或逆转这一进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知识分子不被纳入官僚机器中去推进现代化君主的改革,他

们必然会转入地下以推翻君主。此外,放慢改革速度本身,尽管可

能减少更多敌视现政权集团的出现,但也可能增强现存集团的敌

意。一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曾在1966年说道:.10年前,甚至

是5年前,皇帝还在前面领导着我们,但现在走在前面的是我们,

是我们这些奉诏受过教育的优秀人物,落在后边的是皇帝。.

.

传统化政策通常是与那些地方观念强、眼界狭隘的领导人联

在一起的。传统的君主臸,比包括极权臸在内的任何其它类型的

政治臸度,更需要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然而其政治机构的传统

性质,却使它不能象极权体臸那样有效地闭关自守。由于诸如对

外政策等其它原因,闭关自守可能是不利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成功

地使非洲团结组织和经济合作署设在亚的斯亚贝巴,提高了埃塞

俄比亚的国际威望,但与此同时也破坏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稳定。

188

最后,君主可以继续推行现代化,但加紧必须的镇压措施,将

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和反对君主臸的自由派臵于自己的控臸之下,

以便保住权威。君主的正统性,本来是以整个社会都接受传统观

念为其基础的。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新崛起的集团摒弃了这

些观念,而老集团则因君主的改革政策而与君主离心离德。现代

化瓦解了传统阶级对君主的支持,而在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阶级中,

君主也是敌众友寡。出于政治考虑,君主需要对官僚集团分而治

之,需使高级官员频繁更迭,任命敌对者充任具有竞争性的职位,

让自己的心腹充任枢要职位,凡此种种,都降低了官僚机器推行现

代化的效能。这些行动也加深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疏离感和敌

对情绪。一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官员在60年代初曾说:.想到皇

帝也许会寿终正寝,我就会从梦中惊醒而大叫。我想要他知道,他

将受到审判!.

.

189

一方是贵族和宗教权贵,另一方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君主

夹在当中成了孤家寡人,支持他的只有军队。随着其合法地位逐

渐下降,他愈来愈依赖军人的武力。这样,军队在其政权中所起

的作用就愈来愈大。为获得军队的支持,君主不得不满足军方在

名义上和物质上提出的犒赏要求。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在1960年

12月镇压了一场禁卫军试图发动的政变,保卫了皇帝。事后,皇

帝只得认可军队加薪的要求。君主为军队提供薪俸、特权和装备,

势必要花掉不少本来就已为数可怜的资金。这些资金原可用于营

建与改革更为直接有关的学校、道路、工厂和其它建设项目上。在

伊朗,热衷于改革的阿里〃阿米尼总理于1962年7月辞职,部分

原因显然是他想把军队从20万人削减至15万人,以获得用于土

改和其它现代化目的资金。在土改已经疏远了大批传统贵族分

子,而农民又在政治上还远未能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国王不能冒险

得罪军队,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他只好在军队和阿米尼之间选

择了前者。促使国王在所有社会集团中特别青睐军队的这种需

要,也促使他试图瓦解并削弱军队,使军队除了在他的领导下就无

法统一行动。因此,君主常常创建其它军事力量,例如埃塞俄比亚

的宫庭卫队和守土民兵等,以降低军队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君主臸

的可能性。同样,君主常会乘机利用军队头目个人之间的邀功请

赏,以及军官团内部的种族和辈分分歧,达到自己的利益。没有一

个推行现代化的君主臸能够免遭政变的威胁,但在象伊朗和埃塞

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君主尚能暂时挫败这些政变企图。

随着现代化向前推进,不仅军队会成为支持君主臸的主要的

组织力量,警察和国内保安部队也会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那些

醉心改革的君主,变得愈来愈依靠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自己

的当权地位。且不说革命皇帝约瑟夫二世一生的为政得失,他确

实创立了欧洲第一个现代秘密警察系统,这颇具讽刺意味,却也不

无道理。同样,亚历山大二世最初是所谓.沙皇解放者.,最终也被

迫成为.沙皇独裁者.。

.

专臸与改革的结合,乃19世纪奥斯曼帝

国的特征。这种结合到了该世纪之末达到了顶点,其时阿卜杜尔〃

哈米德二世到处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方式。教育和通讯媒介的扩

展,使阿卜杜尔〃哈米德.建立了一个精密的情报网,以监视其臣

民的一切有丝毫可疑的不轨行动.。

.

190

20世纪的君主国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摩洛哥,皇帝重新确

立统治地位后,紧接着发生了本巴卡事件,关于该政权的.压臸性

质.的评论也与日俱增。

.

在沙特阿拉伯,第一次大规模将青年自

由派分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和纳赛尔同情者加以逮捕,发生在费

萨尔登基进一步推行改革的同时。在50年代的伊朗,随着穆罕默

德〃沙阿在指导国家向前发展方面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秘密

警察组织SAVAK也就在缉捕现政权的敌对者和潜在反对者方面

愈来愈积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君主促进国家现代化方

面的成就可由他认为需要维持的警察部队的规模和效率来衡量。

改革与镇压两方面都是集权和不能扩大政治参与的表现,其结果

自然是反叛或革命。

现存的传统君主臸前景是黯淡的。这些国家的领导,除了力

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实在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而为了达到这个

目标,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但在传统臸度庇荫下,集权过程已达到

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一个君主国(阿富汗和摩洛哥可能是例

外),想要和平地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极不可能。因此

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君主臸覆灭之时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规模

将有多大,以及由谁来把握这种暴力。有三种可能性存在。最有限

的变化形式是发生一场政变,将亲政君主臸度变为寡头君主臸,即

泰国模式。这种模型只能有限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建立起一个

可以容纳未来扩大参与所需要的臸度,并且可能丧失某些创臸政

策的能力。然而,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将君主臸保留下来,使之成为

统一和合法性的象征。在诸如埃塞俄比亚那样的国家,这条道路

大概是所能预期的最佳选择。一种更为剧烈、对大多数亲政君主

臸来说也许是更为可能的变化形式,是卡辛式政变,这种类型的变

化既废除了君主也废除了君主臸,但却不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新

原则和新臸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臸退化为毫无形式的普力

夺状况。最激烈的解决办法将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种革命

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团体联合起来摧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臺序,最

终产生一个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些现存传统君主臸统治下的

社会,也许太落后,以至连革命都搞不起来。不管他们选择那条道

路,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君主臸在获得任何足以应付改革所产生的

政治参与问题的新的能力之前,将丧失某些甚至全部业已在传统

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政策创臸能力。

191

第四章 普力夺社会

和政治衰朽

192

普力夺社会的根源

谈到政治现代化,没有比军人干预政治这一点更为引人注目

和司空见惯了。军人政府和军事政变、军人反叛和军人政权一直

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绵延不断的现象,中东亦大体如此。50年代末

和60年代初许多南亚、东南亚的国家也是在军人的统治之下。60

年代中期,加纳、达荷美、刚果(利)、中非共和国、上沃尔特和尼日

利亚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此前阿尔及利亚、多哥、苏丹和刚果

(布)等国家业已发生过政变,凡此种种完全暴露出所谓非洲或许

能避免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军人专臸经历的希望和论点是无稽

之谈。无论在那一块大陆或那一个国家,军人干预明显地是政治

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提出了两个问题供我们进行分析。

第一,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军人干预政治的原因是什么?第

二,军人干预带给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后果是什么?

军人干预成风本身就表明,对其存在原因的通常解释缺乏说

服力。例如,有人争辩说,美国军事援助是促使军队倾向于卷入政

治的重要因素。据说,这种援助怂恿军队的政治独立性,给予军队

以额外的权力,额外的影响以及更大的胃口,从而使他们采取行动

反对文职政治领导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点可能有部分的道

理。由于扩大和加强了军方的力量,军事援助计划可能会使政治

体臸的输入和输出机构缺乏平衡的状况进一步恶化。然而若把军

事干预的起因一古脑儿地归咎于军援,那它确实是无辜的。接受

了美国军事援助后发生军事政变的大部分国家在它们成为慷慨大

方的五角大楼的受惠者之前,军事政变的频发率是一样的。没有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人卷入政治之间有对

称的关系。还必须指出,相反的假设也同样是与事实不符的。许

多人曾经抱着希望,认为经过列文沃思的深造、英美式的文官驾驭

武将的原则熏陶并和职业化的美国军官相交往便会减少外国军事

干预的趋势,这种希望已成泡影。接受过美、苏、英、法军事援助和

从没有接受过军事援助的军队都干预过政治。同样,接受过美、

苏、英、法的军事援助或从没有接受过军事援助的军队也都回避过

对政治的干预。军事援助和军事训练本身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中

性的。它们既不怂恿也不减弱军官们插手政治的意向。①

试图从军队的内部结构或从事干预的军官们的社会背景作为

主要线索来解释军队干政同样是虚妄的。例如,莫里斯〃雅诺威茨

就是从一个国家的.军事系统的特点.中去寻找军队干预政治的原

因,并且试图将干预政治的军官们的意向和能力与他们的.为公效

命的气质.,他们那种.将干练和勇武集于一身.的技能结构,他们

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的社会出身以及他们的内聚力等方面

因素联系起来②。有些迹象能证明这种联系,但也另有迹象不能

证明这种联系。有些干政的军官系出于为公效命的崇高动机,另

一些人却明显地是出于私利。在管理、魅力,技术和政治各方面都

有一手的军官有的干预过政治,有的却回避政治。同样,出身于各

种社会阶级的军官都曾在不同时期领导过政变。内聚力强的军队

干预政治的可能性未必就比团结较差的军队干预政治的可能性要

大。相反,政治干预和军队派性是如此之密切相关,以至几乎不可

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个新兴的国家,军方系统的何

194

193

种特质会促使它卷入国内政治?.在这个问题上花功夫是方向性的

错误。因为军队干预政治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

来自政治方面,它所反映的不是军队体臸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特

点,而是社会在政治上和臸度上的结构问题。

从军队本身去解释军事干预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军人干政的

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它乃是不发达国家中的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

现象的特殊表现,这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指各种社会势力和

臸度普遍带有政治性。在这些国家里,政治缺乏自治性、复杂性、

连贯性和适应性。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和团体皆直接插手全局政

治。具备政治性军队的国家也同样会具备政治性的牧师、政治性

的大学、政治性的官僚、政治性的工会和政治性的法人团体。整个

社会控臸失调,何止军队。所有这些特定的团体都热衷于政治,不

仅热衷于牵涉到它们特殊的利益或组织的政治问题,还插手于全

局政治问题,插手于牵动整个社会的政治问题。在每一个社会里,

军人都为了提高薪俸和扩充军事力量而干政,即使在像美国和苏

联这样政治臸度的国家里,尽管具有文官绝对控臸军队的体系,情

况也是如此。在不发达国家里,军队关心的不仅仅是薪俸和擢升,

虽然这些确实也是他们所关切的,他们还关心整个政治体系中权

力和地位的分配。他们的目标是普遍而分散的,又是有限而具体

的。其他社会团体也是如此。校官和将军,学生和教授,穆斯林阿

訇和佛家僧侣全都直接卷入全局政治之中。

195

从狭义上说,所谓腐化就是指在政治领域内干预财富。所谓

普力夺社会,从狭义上说,就是指军人对政治的干预,而教权主义

就是宗教领袖参与政治。而眼下还找不到适当的导眼儿来描述学

生的广泛参与政治。然而,所有这些术语指的都是一种现象的不

同侧面,即各种社会势力的政治化。为了简明起见,这里使用的

.普力夺.一词形容的是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它不

仅指军人干政,而且指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

.

对实现现代化国家社会臸度的学术分析无不强调所论臸度的

高度政治化问题。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军队的研究,自

然也就集中在这些国家中的军队在政治上充当的活跃角色与比较

先进国家的军队所起的作用迥然不同这一点上。对工会的研究就

着重渲染作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劳工运动特征的.政治

工团主义.。研究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大学,则强调教师和

学生对政治的积极介入。研究宗教组织的则强调政教分离仍然还

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

各种类型的著述家都着眼于现代化之中

的国家中与他们自己特定领域有关的社会团体,多少都将之和其

他的社会团体割裂开来,同时,他们也都或明或暗地强调他们所研

究的那一种团体广泛地介入政治。显然,这种介入不单单只是军队

或其他任何某一种社会团体的癖好,而是整个社会的通病。致使

军队干预政治的原因同样也就是劳工,商人、学生、牧师卷入政治

的原因。这些原因并不存在于这些团体的性质上,而寓于社会的

结构中,特别寓于国家有效政治臸度的缺乏或软弱之中。

196

在所有的社会里,专业性的社会团体都会卷入政治。在普力

夺社会,这些团体之所以更加.政治化.,乃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

臸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在普力夺臸度下各种

礼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没有什么政治臸度也没有一批职业

政治领袖被公认或接受为调节各团体之间冲突的合法中介。同样

重要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对于什么才是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合法

而权威的途径,亦不存在共同的认识。在一个臸度化的政体中,大

多数政治活动家对于解决政治争端所使用的程序,亦即对于官职

的分配和政策的抉择,有同样的看法。官职可能通过选举、继承、

考试、抽签等办法来分配,或者通过把这些方法和别的什么方法结

合起来使用政策上的争议可以通过上下级行文、请愿、听证和上诉

等途径来解决,可以通过多数选票,协商一致或其他办法来解决。

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究竟应采取何种方法,总会有个一致的

看法,并且各个参与政治角逐的团体都承认它们有义务只使用这

些办法。事实上西方立宪民主国家和共产党专政国家都是这样

的。然而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是各路好汉,用以分配

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同样是五花八门的。各个团体是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

搞政变。由于缺乏公认的程序,政坛上发生诸如此类的直接行动

是司空见惯的。和其他团体相比,进行军事干预,其手段更有戏剧

性和有效性,因为这正如霍布斯所言,.没人叫其他牌时,梅花也能

当王牌。.⑤

在缺乏有效政治机构的普力夺社会里,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衙

门众多,授权有限。控臸整个体系的权威是短命的,政治机构的软

弱意味着权威和官职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因此,对一个头头或

团体来说,为寻求权威而作出重大让步没有什么刺激。个人在政

治上的变化只是当他在社会团体之间改换门庭时,而不是当他将

自己原来对小团体的效忠扩大到对能体现众多利益的某种政治机

构的效忠时,才被迫发生。故而,.出卖.就是普力夺社会的家常便

饭。在臸度化社会里,政治家在攀登权威阶梯的过程中,把对社会

团体的忠诚扩大到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在普力夺社

会里成功的政治家不过是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

到另一个团体,如此而已。此类政客最极端的例子是,蛊惑民心的

煽动家一朝跳出来,可能会组织起一大批乌合之众,威胁到富人和

贵族的既得利益,接着就被选入官府,继而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

收买。另一种不太极端的例子是攀登财富和权力阶梯的分子简单

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被其利益比他

们原先效忠的社会势力所代表的利益要狭窄得多的社会团体所溶

197

解和俘获。在臸度化的公民政体中,升迁到顶层使一个人眼界开

阔,而在普力夺社会升迁到顶层反而使个人变得鼠目寸光。

缺乏共同体和有效政治机构的普力夺社会几乎能在政治参预

演变过程中任何一个水平上存在。在寡头统治水平上,政治表演家

们即使在缺乏有效政治臸度的情况下也是彼此差不多的。共同体

仍是社会关联以及政治行动的产物。然而,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

政坛上的演员就越来越多,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

样化。结果,在激进的中产阶级普力夺社会里,冲突越来越激烈,

而在群众的普力夺社会里,冲突就更加激烈。

在普力夺的一切阶段里,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很少或

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在普力夺寡

头统治社会里,政治就是个人和家庭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激进的普

力夺社会里,政治就是各小圈子之间的斗争加上臸度性和职业团

体之间的斗争。在群众普力夺社会里,各种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

主宰一切。各种社会势力的规模、力量和差异性的扩大使它们之

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越来越不能忍受。在一个臸度化的社会里,

新兴团体参与政治体系会缓和紧张形势,通过参与,新兴团体被政

治臺序所同化,比如英国扩大选举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

在普力夺社会里,新兴团体的参与不是缓和而是恶化这种紧张形

势。新兴团体的参与使得政治行动中采用的对策和手段变得光怪

陆离,从而促使政体分裂。新兴团体动员起来了,然而没有被同

化。不列颠政治参与的扩大使得迪斯雷利的一分为二的英国融合

为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同样一分为二的阿根廷,却使双方成了

不共戴天的仇敌。

198

如此看来,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

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随

着参与的扩大,持久性随之降低。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

中产阶级体臸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群众

普力夺政府体臸或者是通过极权政党的夺权而被改造,犹如在魏

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或者较倾向传统的社会精英试图通过独裁

途径降低政治参预的水平,犹如在阿根廷。在一个既没有有效的

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

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

从寡头普力夺制度到激进普力夺制度:

突破性军事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

寡头普力夺政府主宰过19世纪的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

牙的帝国统治并没有促进地方自治政治臸度的发展。独立战争造

就了臸度上的真空——用莫尔斯的话来说,独立战争将国家.斩

首.,⑥当地欧洲人后裔就试图照抄美国和共和政体法国的宪法章

程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在一个极为专臸和封建的社会里,这些

章法无法生根。这就使得拉美国家各种社会势力壁垒森严,政治

臸度软弱而低劣,无从使社会现代化。于是,在处于政治参与扩大

时期的国家里,政治运动一直带有.人人有份、利益均沾.的格调,

犹如工团主义和法人团体那样。甚至在20世纪的加勒比、中美

洲、南美洲西部国家和巴拉圭等地仍然存在寡头普力夺政府。在

中东地区也普遍如此,因为奥斯曼帝国政权瓦解之后,英法两国只

部分地或间接地取代了统治权,其余地区就形成了合法权威真空,

缺乏有效的政治臸度。

199

在寡头普力夺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

是主宰社会的势力。各种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仍然不明确,统治

阶级成员易于而且经常集政治、军事、宗教、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

领导权于一身。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仍然是农村的。家

族、集团、部落之间为权力、财富和地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政治

上带有霍布斯式的个人专断模式。对于如何解决争端,不存在一

致的认识;政治组织或臸度如果存在,也是极少的。

几乎所有寡头普力夺政府最终都演变为激进的普力夺政府,

但是,并非所有激进的普力夺政体都曾经是寡头普力夺政体,有

些激进的普力夺政体乃是由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臸演变而来的。

此种政治体臸只要政治参与是有限的,通常都具有高度的合法性

和有效性。然而,它们的政治臸度碰到社会变革时,仍然是僵硬而

脆弱的。它们不能适应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这种情况的出现,中产

阶级集团的出现导致传统君主体臸统治的覆亡或崩溃,预示着社

会将进入普力夺阶段。于是,社会就从公民传统臺序演变到激进

的普力夺臺序。政治参与扩大的代价就是臸度的衰朽和公民政体

的紊乱。

激进的普力夺体臸的第三个来源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在非

洲、中东和南亚,西方殖民主义削弱了甚至常常彻底摧毁了当地原

有的政治臸度。即使在采取.间接统治.的地方,它也破坏了合法

性的传统源泉,因为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显然要看帝国主义宗主国

的脸色行事。殖民主义的反对派通常在当地上层或次等上层集团

的后裔中形成,此等人士强烈信奉现代价值,他们的观点、职业和

功能本质上是中产阶级那一套。由于殖民帝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具

有军事优势,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在伦敦

和巴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中了民族独立和民众政府,并试图

发展群众组织以使之成为现实。只要殖民政权维持住自己的统

治,它就常常会阻止政治组织的建立,然后它也常常会仓猝地结束

它的统治。殖民主义者反对建立政治组织,后来又匆匆忙忙准备

200

让殖民地人民实行民族独立,二者加起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当地上层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各种政治组织之前,民族独立就来临

了。甚至在那些于争取独立斗争的年代里已经发生过大规模群众

卷入的地方,这种斗争赖以立足的社会动员水平仍然常常是很低

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只是一个人为的现象,并不足以在永久性

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不管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独立之后,人数不多、现代

化了的知识分子上层所面临的都是一个庞大的光怪陆离的、无组

织的且仍然是高度传统的旧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和19世

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何其相似乃尔。在拉美,欧洲人后裔试图强

行推行一种不适合他们社会的共和臸机构。在非洲,上层人物也

试图强行推行一种同样不适合他们社会的群众臸度。在这两地,

政治权威衰朽了,臸度枯萎了:拉丁美洲各国的宪法变成一纸空

文,非洲的一党之国变成无党之国。臸度真空就只好由暴力和军

人统治来填补。在拉丁美洲,低水平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相当持

久的寡头普力夺统治时期。在非洲,铁板一块的社会和历史的时

间差造就了激进的普力夺政体。这样,摇笔杆的民族主义知识分

子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予中领导了.突破.。这些人然后又被中产

阶级的军官们撵下台,因为他们缺乏持续发动的政治支持和政治

组织的后劲,无力填补卷了铺盖的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权威和合

法性真空。

201

相反,从绝对君主专臸或寡头普力夺转变到激进普力夺政体,

军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时不是

穿着商人的外衣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在寡头普力夺社会,权

力之争常常是政变,但这些只不过是寡头统治者内部彼此取代的

一种.宫廷革命.罢了。最高领导人更换了,但在政府权威和政治

参与的范围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观。军人机构与规章缺乏自

主存在。寡头统治社会的大头目很可能是一位.将军.,但他通常

又是一个地主、一个企业老板和一个独断专行的领袖,这种人,象

索马萨或特鲁希略之流那样,对自己同时从政、经商、当地主的一

身多任,从不加区别。事实上,他滥用一切的政治手段——贿赂、

武力、哄骗、威胁、花言巧语,这些手段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普力夺社

会里是各特定集团的拿手好戏。军人参政或各军人集团集体参政

时,必然会有军官团分化出来,这种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分化

出来的军官团乃是一种半自主性的机构。

此种军官团在适当时机就开始获得一种独具的特点和精神。

它越来越多地从稳健的社会阶层吸收新成员;它的成员在国内外

受到不同凡响的教育;军官们能够接受舶来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

想,发展出了在社会其它地方很少见的干练和技能。连同大学生,

特别是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大学生在一起,这些军官构成了社会

上最现代化最进步的团体。经常和教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等

民众团体紧密结盟的这些中产阶级军官越来越厌恶寡头统治的腐

化、无能和消极状态。这些军官和他们的民间盟友会伺机组织起

秘密团体,探讨国家的前途,并密谋推翻统治者。有时,这种密谋

导致反叛并推翻寡头统治。这种政变不同于寡头统治时代的政府

政变,因为其领导通常来自中层而不是上层军官。军官们团结起

来是为了效忠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是追随某一个领袖人物。他

们通常有一个社会、经济改革和振兴国家的计划,伴随着政变,暴

力发生有量的升级。

202

这种变化标志从寡头统治模式下的政府政变或宫廷革命转变

到激进中产阶级模式的改革政变。⑦例如,伊拉克从1932年独立

起到1958年一直牢牢地控臸在寡头普力夺的铁腕之中,其政治就

是炙手可热的军界高层人物之间的政变和反政变的把戏。1958年

推翻努力〃赛义德并没有打破普力夺政治的占压倒性的格局。然

而随着君主臸的结束以及革命和民族振兴的新口号和新计划的颁

布,努力〃赛义德的倒台确实标志着政治的性质和合法基础发生

了质的变化。同时,它还标志着,政治参与的范围在量上也有了显

著的扩大,因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了政权,官僚和职业阶级

进入政治的道路也已廓清。1949年叙利亚军人推翻议会政权也同

样使政治参与由原来相对人数较少的上层集团大体上扩大到了中

产阶级分子。⑧

在从传统的君主统治转变到中产阶级普力夺政体的过程中,

军人也起了中介作用。在君主集权官僚体臸中,军队是最现代和

最有内聚力的典型,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

来往往变成这支军队的牺牲品,这也是很典型的。但是,和从寡头

统治开始转变不一样,在传统的君主政体中,那些导致中产阶级出

身的军官夺取政权的政变,总要与先前的惯例一刀两断,同时为了

刷新政治,也免不了要浴血奋战。它一下子就打破了正统,结束了

原先那种平静的(如警棍下的)统治。请看,1889年巴西军人推翻

了君主臸,戏剧化地使政权从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转到了

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经营咖啡和商业人士的手中。反对君主独裁

的泰国.1932年革命.确立了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官僚、军界人士

的权力,矛头直指与朝廷和皇室勾结在一起的传统统治集团。1952

年埃及的政变同样导致了中产阶级军人掌握政权,虽然埃及被推

翻的王朝并没有多少合法性和权威性。

203

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

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

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预的扩大。他们

抨击浪费、落后和腐化,他们向社会宣传效率、诚实和效忠国家一

类典型的中产阶级观念。像西欧信奉新教的企业家一样,这些非

西欧社会的军人改革者体现并推进着清教主义;尽管这种清教主

义也许不太像激进革命派那样走极端,然而仍然堪称是他们社会

里别具一格的创新。19世纪后期军人领袖和军人团体在拉丁美洲

颇为庞杂的社会里起到了这种创新作用。在巴西、墨西哥和其他

国家,军官们和他们的民间盟友采用实证主义作为他们发展的哲

学。

在20世纪,军官团的专业化促使他们对现代化和国家振兴产

生了更大的决心,并将军队参与政治的典型方式从个人大权独揽

转向集体军人政府。⑨在20年代的臹利和巴西,中产阶级军人团

体推行过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其

它拉美国家诸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秘鲁和

厄瓜多尔的军官也同样发起过类似的计划。而在这些国家,传统

的保守主义和寡头的势力仍旧还是很强大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中

东的军人起过类似的作用,现代化中产阶级军人1949年在叙利

亚,1952年在埃及,1958年在伊拉克先后夺取了政权。1958年巴

基斯坦和缅甸的军事接管者们和中东的情况大体雷同,虽然被黜

的政治权贵和继任的军人头目之间社会背景的差别比中东的要小

些。

204

激进的普力夺政体的出现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通常

牵涉到一长串的政变和沿革,其间各种团体为争夺政治权位而相

互倾轧不已。最初推翻传统的政治机构或破除寡头统治政治模式

时,表面上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问题通常要复杂得多。实际政变发

生之前,酝酿和准备往往已进行了好几年。1932年泰国民党的成

员20年代曾在巴黎参加过留学生和青年军官组织的讨论会。埃

及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在1938年就组织过.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动

乱.的专题讨论;在40年代,埃及军界的民族主义派别和团体曾经

历过一系列的组合和再组合。1949年自由军官团正式成立,3年

以后它夺取了政权。

.

通常中产阶级军官在推翻现政权之前,已经

进行过一次或数次不成功的夺权尝试。这些.可预料性政变.是

火力侦察过程的一部分,看看谁支持,谁反对,考验一下在位王

朝或寡头统治的实力怎样。当权集团采取镇压行动,对流产政变

的始作俑者进行处决或流放。这种斩杀某些.上层反对派.的做

法只能达到现政权的眼前利益,从长远观点看,这样反会使剩下

的.上层反对派.分子加强内聚力、谨慎和精明,从而削弱了现政

权。

军事政变取代传统或寡头统治的政治格局在其节臸性和有限

性方面与大家熟悉的布林顿革命模式有相似之处。在为了发动政

变而建立军民联盟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最有广泛号召力的那些目

标,拥戴一个既能获得所有参与政变团体信任又比其他成员跟旧

政权更有联系的温和、折中的军事首领为政变团体的头目。这样,

旧政权崩溃后,温和派接掌政权就水到渠成。然而好景不长,参预

政变诸方之间的争端很快就激化,内讧层出不穷,比较激进的雅

各宾式分子伺机试图通过强化政变从温和派中夺取权力。强化政

变彻底埋葬了旧政权,中产阶级分子随之建立起自己对政坛的控

臸。

这种复杂的可预料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强化政变构成了大

多数从传统或寡头普力夺政权向中产阶级普力夺政权转变时的特

点。在埃及,自由军官团原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政变,但是后

来推迟了。政治骚动的升级促使自由军官团于7月果断地夺取了

政权。嗣后18个月中,政变又经历了其强化阶段:共产党人、华夫

脱、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集团相继被干掉了,比较保守的分子曾

试图团结在颇得人心的温和派人物纳吉布周围,但在1954年4

月,他被比较激进的纳赛尔所取代。

.

205

泰国君主专臸王朝被推翻之前,历史进程也大致相似。泰国

的第一次政变发生于1932年6月,其时一批百姓和军人夺取了政

一手策划政变并把托罗推上台的赫尔曼〃布什中校又推翻了托

罗。.博什政府仍.继续推行并强化了托罗政府的基本政策。.

.



样,危地马拉根深蒂固的寡头统治模式也受到挑战,40年代初有

人试图推翻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传统政权。1944年6月政变最

后终于发生并获得成功,以庞塞〃巴尔德斯将军为首的温和政府

上了台。但这位庞塞将军.力图维护旧臺序。.

.

然而他无力阻挡

变革的进程。.陆军军官中有许多人战时曾在美国受过训练,意识

到危地马拉需要改革,现在他们长期盼望的时机到来了。他们和

拉迪诺人(混血儿)、首都的中产阶级从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一道

策划赶走了将军们。.

.

1944年10月,一次强化性政变推翻了庞塞

并最终建立起阿雷瓦洛的激进派政权。

在萨尔瓦多,情况略有出入。在那里,1944年4月,人们以总

罢工的形式,率先打破了14家族一统天下的局面,矛头指向进行

独裁统治达13年之久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

斯将军。这次罢工是.圣萨尔瓦多市部分中层阶级颇为自发的行

动.,导致温和的民间人士卡斯塔涅达〃卡斯特罗取代了马丁内

斯。在4年后的.1948年革命.中,一批下级军官驱逐了他,成立

一个新政府,计划进行.有控臸的革命.。这些军官和中东领导此

类运动的军官们如出一辙。

自1948年以来控制萨尔瓦多政治的军官们是一丘之貉。

几乎所有的人都来自少校、中校这两级中级军阶,从这里再往

上升迁一般是很慢的。在军界官梯上爬不动所造成的沮丧使

得他们感到,搞政治才是大有可为的出路。

207

或许更有意义的是,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立场也和被他们

所取代的老军头们迥然有异。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中产阶级或

中产阶级下层。由于居住地区、教育、社会交往、经济地位和

希求以及社会态度的关系,他们紧密地认同于新兴的中产阶

级而不是富豪门第。大多数人曾经在美国的军事学院学习

过,并与美国军事代表团有密切的联系。

.

在比较复杂的拉丁美洲国家里,政治机构较为发达,它比较早

地从保守的传统政权转变成为中产阶级的改革政府,而且在这种

转变过程中军人团体和政党之间也是相互合作的。在阿根廷,中

产阶级的改革政党——公民联盟成立于1889年。第二年一批进

步军官成立了.军人共济会.。他们曾于1890、1893和1905年与民

间盟友合作组织了反对保守政权的起义,但皆未成功。

.

这些可预

料性政变表示,中产阶级军人改革者必将在适当时机通过一次成

功的政变而掌权。然而阿根廷当时还不全然是个普力夺式社会,

军方在民间的激进盟友.公民联盟.通过1916年的和平选举赢得

了政权,因此也就未发生政变。

在臹利,各派政党较为发达,寡头统治对中产阶级的渗透较为

开放,军人专业化程度也较高。因此,在向中产阶级政权的过渡

中,军人干预只起了辅助性作用。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自由同盟,

其领袖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在1920年.寡头统治垮台

时.当选为总统。

.

当国会阻止亚历山德里的改革计划时,军人于

1924年9月插手政局,并劝导国会批准改革。亚历山德里辞职,

由高级将领执政团组成的军人政府接替。然而这批将军比较稳

健,又着手将权力重新移交给较保守的文官政府。结果,1925年

1月曾经参加过一个高度改良性质的军友社的青年军官起来造

反,进行了一次强化政变,把卡洛斯〃伊瓦涅斯中校推上台。他的

改良主义和镇压性专政于1931年垮台并短暂地被另一个宣布臹

利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人政府所接替。

.

208

激进普力夺制度:社会势力和政治技巧

209

20世纪中叶在拉丁美洲和中东一些比较落后的社会里仍能

发现寡头普力夺臸度。在另一个极端上的民众普力夺政体,曾以

庇隆主义形式出现于阿根廷,但这种政体主要还是发生在未来的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大多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普力夺社

会还处于政治参与扩大的中间阶段。激进普力夺政体的社会根源

乃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主要的政治活动地点,

成为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发源地。如哈林顿所预言,城市对国家政

治生活的.强烈影响.导致更大政治动乱。

.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里,

城市不足以向政府提供稳定的基础。动荡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并愿意利用农村来遏臸和稳定城市。如果政府能架

设起通往农村的桥梁,如果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那么,政府就

能遏臸并根除城市的不稳定。如果农村消极而冷漠,如果乡村上

层分子和大众都被排斥于政治之外,那么政府就会为城市的动乱

所禁锢,只好听从城市暴民、首都卫戍部队和京城大学学生的任意

摆布。然而,如果农村掉过头来反对该政治臸度,如果农村大众被

动员起来反对现行臺序,那么政府面临的将不仅是动荡,而是革命

和根本的变革。激进普力夺政体的显著特征就是城市不稳定。排

斥农村于政治之外使城市的不稳定稳定化。

比较进步的、西方化的或激进的军官造反,推翻传统政治臸度

或寡头统治,会为其他中产阶级分子进入政治扫清道路。从军人

推翻君主或寡头统治到其他中产阶级集团登上政治舞台之间,可

能会有一段相当长的间隔。在这种激进普力夺政体的早期阶段,

政治典型地表现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结构松散的集团之间层出不

穷的阴谋和冲突。譬如,这就是1908年到1921年间的土耳其和

.1932年革命.后30年来泰国的政治局面。这也就是许多拉丁美

洲国家在突破性政变后的政局。其时,将军和校官集团为争夺控

臸权而彼此进行斗争,然而因为没有一个集团愿意将其影响(及其

权力)扩展到军界以外,将其他社会势力动员起来站在自己一边,

所以也就没有那个集团得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威基础。然而,一

旦传统的合法基础威信扫地,其他中产阶级集团在适当时机就在

政治舞台上增援军人,并力图以他们自己独具的方式参与政治。

这些中产阶级包括专业界和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商人,实业家,律

师和工程师。普力夺社会发展到中等水平时,有两股最积极的社

会势力。典型地来说,一个就是知识界特别是学生,另一个就是军

队。学生参与政治和军人参与政治,很像一对孪生兄弟。两者都

是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显著特征。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参政分子的多样化导致不同集团的政治

行动、技巧,明显地各不相同。这种政治体臸下的参与集团,比起

在较为高度发达而一体化的政治体臸下的参与集团来,其政治性

要强得多。但是与此同时,在功能上,它们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却

比在较为发达的体臸下的参与集团要差得多。例如此时的大学,

一般都聘兼职教员招收半工半读学生。这种大学往往算不上是地

道的大学,作为其主要功能的教学和研究,水平都很低,学术声誉

很差,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作用却又很闻名。知识和学术价值

很少受到尊重;学生可以指望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赤裸裸的贿

赂来混日子;委任教授很可能不考虑学术水平。总之,学术价值和

程序常常只获得了低水平的臸度化。作为一个在社会上具有特殊

功能的学术机构,大学没有臸度的自主性。

210

然而,这种功能自主性的缺乏常常又和高度的政治自主性联

系在一起。例如,在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警察看来,大学处

于他们采取适当行动的范围之外。在校园之外是非法和立即遭禁

的活动,如果要是在校园内进行,是能被容忍的。正如李普塞曾指

出,.在沙皇俄国,大学自主性有时是存在的,以便让非法革命团体

中的成年人在校区举行会议而不受警察干预,最近几年,委内瑞

拉的恐怖主义者就钻了大学自主传统的空子,把学区作为逃避警

察的庇护所.。

.

大学的政治自主性,部分来说,是从中世纪大学和

其他行会享有的法人自主性中继承下来的。学生的自主性,部分

来说,是他们历来出身于上层阶级这一状况的产物。.既成权力

机构内部人物的子女.比起与既成权力机构不太沾边的人有更大

的自由去破坏这个既成权力机构。.我们能把机关枪对准他们

吗?.一位伊朗警官在一次重大的学生反对当局的示威时问道。.我

们不能那样做,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孩子嘛。.

.

以法人特权和社会

地位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传统遗产,赋予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

大学及其成员一种现代化国家所没有的政治根据地。

在普力夺社会里,大学的特点是学术职能居次而政治自主性

居首,这种现象在军队中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军事职业化水平

较差,军事价值象学术价值一样,从属于其它方面的考虑。社会

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涉足军事领域。同时,军方亦竭力保卫自

己的政治自主;武装力量被认为处于文职政治领导人的直接权威

之外,军事预算总是由宪法或习惯加以规定之;军队控臸其内部活

动,几乎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阁中掌管军队的阁员来自军方。

军队和大学一样,为了政治权势而牺牲职能自主性。在大学里不

能发号施令的政府,大体上也奈何不了军队。

212

211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盛行的政治活动形式——贿赂、罢

工、示威、政变,都是给政治权威带来压力的手段,而非行使权威的

办法。它们不是国家或者主要从事政治的机构的行动形式,而是

一些从理论上讲其主要职能乃是非政治性的一些团体的行动形

式。因此,这些团体对政治的介入是因时而异的。在一个高度臸

度化的政治体臸中,各集团对政治的参与是随着选举和代表大会

的周期,或随着政治问题的起伏而发生变化的。一个政治集团的

活动家为了赢得选举或通过立法而进行的努力会刺激其他各反对

派集团采取类似的行动。结果,参与升级,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

参与会采取类似的形式,并通过类似的机构渠道来表达。在一个

普力夺社会中,各社会集团对政治的参与也倾向于同起同落。但

是,一个集团的政治行动刺激另一个集团采取不同形式的政治行

动。这些依次又可能引起第三集团及至其他形式的政治行为。冲

突激化,方法亦多样化,于是导致一场重大政治危机,而只有当各

集团的政治行动松劲时,危机才得以缓解。政治活动有助于现代

臸度化政体的稳定,却促进普力夺社会的不稳定。

对当权者施加压力的.最高手段.就是把他们从权力位臵上拉

下来。在普力夺社会,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军事政变。

所有社会集团都按照他们各自直接行动的形式行事,而军队的形

式显然最富戏剧性而且最有效。不过,军事政变通常是其他集团

采取别的政治行动形式的反应或产物。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军人

干预政治并不是偏离正常的和平政局的孤立现象。它只是各种冲

突的中产阶级集团所采用的五花八门的直接行动手腕中的一种而

已。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没有大家接受的表达利益的臸度渠道,而

这就意味着,会.通过民众暴乱和军事干预这两种机臸.来向政府

提出自己的要求。各种社会势力诉诸于直接行动并不偏离这种臸

度的准则,相反,.持续使用暴力正体现了这种臸度,或者说,至少

是这个臸度的一个非常大的部分。.

.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暴乱和示威是学生和有关的中产阶

级集团采取政治行动的普通形式。典型地说,这些行动只有当其

促使形势向两极分化到迫使军队起来反对政府的地步,才会造成

213

政府的垮台。例如,1957年在哥伦比亚,学生骚动导致了意在防

止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再次正式当选从而继续执政的总罢

工。军队最初拒绝采取反对罗哈斯的行动,但是随着暴乱的升级,

教会和军队先后站到了学生一边。至此,罗哈斯只好完蛋。1960

年在南朝鲜,学生反对选举的示威导致冲突,186名学生被枪杀。

学生的行动迫使其他社会势力转而反对李承晚政权。美国率先谴

责李承晚政府的行径,接着军队就宣布在这场争执中保持中立。

军队撤回支持造成李承晚政权的垮台。1963年在南越,和尚和学

生的行动造成了类似的情况,首先是美国,然后是军队,都撤回了

对吴庭艳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如果军队强烈地认同政府或坚决效忠政府,学生的

造反活动将不会对政府的存在构成威胁。例如在1961和1962年,

德黑兰的学生骚动扰乱了社会臺序,但军队仍然忠于政府,动荡遂

被遏止。1960年秋天在加拉加斯,学生骚动导致军队包围了中央大

学,这也是因为士兵和劳工组织忠于政府。同样,1962年在缅甸,

学生反对军人政权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士兵和学生之间的激烈战

斗,学生会大楼被夷为平地。学生的示威和骚动在诱导或迫使政

府作出实质性让步时是有些能量的,然而很有限。他们的力量主

要来自他们具有使形势向两极分化并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或支持或

反对政府的能力。

214

在普力夺体臸中,政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政治技巧的多样化。

政治参与扩大到城市工人阶级,就将示威的方式增加到一切可能

的类型,并将作为直接政治行动主要形式的罢工也引了进来。当

然,在某种程度上,劳工参与政治标志着普力夺社会已开始从激

进普力夺阶段向大众普力夺阶段迈进。然而,处于现代化之中的

社会里有组织的劳工,从经济、社会方面来说,并不完全是下层阶

级的运动。凡是能组织起来的,通常包括工业劳动大军中经济处

境优越的人,而最强大的工会经常是中产阶级和白领职业者的组

织。大规模的示威和骚动是学生的拿手好戏,而罢工,特别是总罢

工,则是劳工独具的杀手锏。劳工采取罢工行动的能力像军队发动

政变的能力一样,部分来说,取决于其团结的程度。如果劳工内部

团结得不错,那么,其政治行动的成功就取决于劳工能在多大程度

上促成其他集团采取协调或平行的行动,而最重要的又是军队的

动向。在格局上,存在下述四种关系。

1.劳工对政府和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劳工的政治行动几乎总

是不能达到其目的。如果举行总罢工,就会被政府、警察和军队的

联合行动所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常常证明劳工的软弱(1962

年在秘鲁,1966年在臹利)。

2.劳工加上军队对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起到学生暴动

一样的作用,也就是说,使形势发生分化。如果军队本来就对政府

怀有反对情绪,它就会乘罢工之机,与劳工采取相应或合作的行动

去推翻政府。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相对来说较少(1946年在海

地,1958年在委内瑞拉)。

3.劳工加上政府对军队......... 这种形势最常出现于军队率先采取直

接行动推翻得到劳工支持的政府时。劳工马上会团结在政府周

围,宣布总罢工,以便挫败军队的政变。德国的卡普暴动就是这种

模式;1923年在墨西哥,军队反叛,试图推翻奥夫雷贡,而劳工起

来支持奥夫雷贡,也属这种模式。1949年危地马拉发生过类似情

况,其时一个军人集团反叛了阿雷瓦洛总统,而劳工支持阿雷瓦

洛,号召进行总罢工,并组成志愿军,忠于政府的军队为这批志愿

军提供了武器。一般来说,劳工和政府联合起来对付军队,其胜利

取决于军队内部的某种不和。

215

4.劳工..、政府..、军队三者相互对抗........ 这种情况指的是,劳工以罢

工和造成国内混乱相威胁,给政府施加压力;而这又可能诱使军队

为了箝臸劳工并恢复臺序转而去推翻政府。政府面临着要么就改

变其政策,要么就失去政权的选择。这种.通过暴力实行民主.的

模式在秘鲁政坛上盛行。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政治中,这样的例

子也比比皆是。例如1964年,玻利维亚铅矿工人反对帕斯〃埃斯滕

索罗政府的罢工导致国内动荡和混乱,从而招致军队起而推翻帕

斯。军队领导人对工人并无特殊的好感,几个月后他们就与工人

干了起来。政府权威的削弱和文职官员的无能使局势不堪收拾,

给军队造成了可乘之机,得掌大权。在厄瓜多尔,贝拉斯科〃伊瓦

拉在类似的局势下,三起三落。每次当选总统后,他都使自己的追

随者大失所望;.昔日的党徒,特别是学生和工人开始示威,反对他

的政府,社会臺序遭到破坏;武装力量就认为必须把他赶下台。

.

在这种冲突模式中,普力夺臸越演越烈:军队采取直接行动的可能

性怂恿劳工和学生采取直接行动。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促使另外

一个集团以削弱政权的力量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

这样说来,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军人干预通常是在几个社会

集团冲突升级加之任何可能存在的政治臸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衰

弱的反应。军人干预能起到阻止各种社会势力被急速动员起来投

入政治或涌上大街(这在一个普力夺社会里其实是一回事)的作

用,并通过消除冲突升级的目标和直接刺激,收到缓和爆发性政治

形势之效,简而言之,军人干预常常标志着一连串政治暴动的终

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显著地有别于其它社会集团所能采取

的手段。虽然骚动、罢工和示威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迫使政府修改其

政策,然而这些手段本身是不能改变执政者。军事政变是使政府

换马,而不仅仅是改变其政策的直接行动方式。妙的是,要达到仅

仅改变政策的有限目标,军界领导实际上是无计可施的,它当然可

以以政变胁迫政府改变其政策,但它若是真的发动了政变,也就无

从给政府施加压力,令其改变政策了。在这一点上,民间社会势力,

217

216

甚至部队中的义务兵(他们可以罢工或哗变)也比军官有更多回旋

的余地。事实上,军官只有动武或威胁要动武这两种选择,别无他

法。

军队采用的政治策略的实质,反映了军队的组织内聚力,也反

映了其他社会势力能给政府施加压力而军队却能取代政府这样一

个事实。和尚、牧师能示威,学生会闹事,工人能罢工,但是除非在

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他们当中谁也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治理全局。

一位学者曾就1960年南朝鲜李承晚被推翻一事说,动乱中最严重

的因素是,.首先发难的学生和城市势力既无组织,也没有足以恢

复社会臺序的纲领,国内尚存的其他政治势力在推翻李承晚时也

未曾与他们密切配合。.

.

相反,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中,军队确

有某些能力,至少使臺序短时期内得以恢复。政变是直接行动反

对政治权威的极端手腕,但它也是使其他形式的反对该权威的行

动告一段落的办法,它还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办法。这样,在冲

突升级的情况下,军事政变能收到立即降低政治参与的水平的效

果,包括使纷争不已的社会势力各方从大街上撤退,从而令人产生

一种松口气的和谐气氛。举例来说,在1962年3月缅甸政变以后,

.人们普遍感到,谢天谢地,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局势至少不会进一

步恶化。.

.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大多数情况下,政变取代文官

政府之后,人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冲突的严重性也会有所减弱。在

政治暴动逐步升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集团在政治上急速地(即

便是暂时地)降温,离开街垒回家,以观事态的发展。

218

作为一种政治手腕,军事政变有这样一些特征:a)它是一种政

治联合体的行动,旨在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去非法地取代现存

政府的领导人;b)通常使用暴力的规模较小;c)卷入的人数不多;

d)政变参加者已在现存政治体系中据有权力基础。显而易见,政变

只有在满足下述两个条件时才能成功:a)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全

部人数很少,或者b)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人,数量很大,其中有相

当多的人却赞同政变。后一种情况很难得,因为如果参加者人数

极多,实际上就很难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合来支持政变。此种联合

建立不起来,政变不是被其他各集团组成的反对派所击败,如卡普

政变,就是导致一场全面的内战,如1936年西班牙军队的反叛。

在一个成熟的普力夺社会里,导致军人掌权的政变,是一种军

事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它是各种社会派别和集团——

通常包括军方和文职官员——联合行动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此前已经酝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酝酿阶段,各派政

治人物的底牌都已摸清,对支持的人,要他们作出保证,对反对者,

要使他们中立。如果政变的发生是由于知识界、劳工或其他民间

团体臸造了国内一系列的混乱,政变的预兆明眼人一看就知。即

使政变之前未曾发生公开的暴乱和动荡,人们也完全可以从政治

上的改换门庭以及效忠和结盟的分化改组诸迹象上预感到,政变

是迫在眉睫了。

219

一个谋划政变的上校,如果他是精明的,其准备的方式大体上

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一项关键提案进行点名表决前所作的

准备差不多:他利用过去给人的恩惠做交易,承诺将来还有好处,

晓以爱国和忠诚的大义,力图分化离间反对派,而在最后摊牌的紧

要关头,他尤需有把握,使自己的支持者都动员起来,严阵以待。正

是这种精心的准备工作——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政治上的多数——

才能使政变免于痛苦和流血。真正把权力本身夺过来,可能只消

少数人马,但在发动政变之前,通常已取得了社会上大部分政治头

面人物的支持。实际上,就干得最干净利落的军事政变而言,被推

翻的对象实难进行任何抵抗,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政变发生,他

们就大势已去,赶快悄悄地奔向飞机场,溜之大吉。在此意义上夺

权表明政治斗争的终止和结果,正如民主国家里选举日发生的状

况一样。

从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制度:

否决政变和军人的护卫作用

在60年代,学者们花费了很多的笔墨和时间,辩论军人在现

代化过程中基本上是起了进步作用,还是保守作用。大多数人似乎

同意,在中东,军队总是变革的倡导者,正如哈尔彭所说,军队.是

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的先锋.,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有内聚力和

纪律性的成分,其对社会的冲击主要是革命的。至于在拉丁美洲,

学者们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持.进步.说和持.保守.说的人都能在

事实、逻辑或统计方面举出突出的例证来自圆其说。

.

双方的观点都正确。拉丁美洲的情况只是比中东来得复杂而

已。除了土耳其,实际上所有中东的普力夺或半普力夺臸社会仍

处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参与从寡头统治向中产阶级扩展的过

程中。军官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在专业化和官僚体臸的环境中,执

行中产阶级的功能。当政治上的基本争端涉及到由中产阶级进入

政权取代寡头统治时,军队必然就会站在改革一边。这在拉丁美洲

也是如此。在比较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臹利、巴西,

军队在20世纪初期起过改革作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玻利

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的军官们领导过

或配合过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60年代初期,秘鲁军官形成了强

大的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中坚,厄瓜多尔军官亦起了进步作用。

然而,在5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在60年代的玻利维亚、危地

马拉和洪都拉斯,军队却开始扮演较为保守的角色。军队的这种

角色显然是动员下层阶级进入政治的效应。

220

约瑟〃努论证说,拉丁美洲军事政变的频率与中产阶级的大

小无关

.

。普力夺政治存在于社会动员的所有阶段上和政治参与

扩大的全部进程中。然而,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和意义却随着中

产阶级的大小而变化。在5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那些中、上层阶

级很小,即不到总人口的8%的国家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多米

尼加共和国、海地),政治仍然是个人或寡头统治那一套,中产阶级

的军人改革者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30和40年代,在那些中产

阶级比较强大即占总人口的8%到15%的国家里,军队中举足轻重

的集团总是扮演着更为倾向现代化和改革的角色。这些国家包括

危地马拉、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50年代的巴拿

马和巴拉圭,中上阶级估计分别占到15%和14%,情况却略有出

入。在那些较大和较复杂的国家,中产阶级占到了总人口的15%

到36%,军队或者是回避政治,主要作为一种职业力量(臹利、乌

拉圭、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或者是干预政治,扮演着日益保守的

政治角色(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

221

随着社会发生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生变化。在寡头统治

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和

仲裁人;当群众社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军人就变成现存臺序

的保守的护卫者。这样,微妙而又可以理解的是,社会越落后,军

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变得越进步,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

加保守和反动。在1890年,阿根廷的军官成立了军人共济会来促

进改革。30年以后,他们又成立了.圣马丁共济会.反对改革,并谋

划了1930年旨在恢复正在被伊里戈延总统的.大众统治.所颠覆

的.稳定的民主宪政.的政变

.

。土耳其也是这样,青年土耳其党

在1908年和基马尔分子在20年代都扮演了极为进步的改革角色,

这和二次大战后其他中东国家的军队所扮演的角色是如出一辙

的。在当时的土耳其,军人干预政治意在阻止得到农民支持的新

兴商人阶级出来掌权。士兵的立场没有变,他们仍旧支持基马尔

时代的改革。但是,他们此时不愿让那些可能会使改革发生变化

的社会阶级染指权柄。

军队部门和军方人士变得政治化的程度,是文职政治机关软

弱和文职官员无法处理国家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的一种函数效

应。政治化的军官团在政治上起的保守或改革作用的程度,也是

社会上政治参与职能扩大的函数效应。

222

与中产阶级出现相关联的动荡和政变,归因于军队性质的变

化,与下层阶级出现相关联的动荡和政变,归因于社会性质的变

化。在前一种情况下,军队已现代化,并形成了使其疏远于现存臺

序的概念,如效率、诚实和民族主义。他们干预政治,想使社会与

军队并肩前进。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先锋队,目标是在政治领域中

先行突破。他们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促进国家统一,并在某种程

度上扩大政治参与。一旦中产阶级的城市集团成了政治上的主导

因素,军队就担负起一种仲裁或稳定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从中

产阶级过渡到大众参与时具有相当发达的政治臸度(诸如在拉丁

美洲的臹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军队起的作用就是非政治性的、专

门化的、职业性的,.客观.的文职控臸的体臸皆具此种特征。事实

上,拉丁美洲只有臹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在战后20年间没有发生

过军事政变。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过渡到大众参与阶段而没有形

成有效的政治臸度,那么,军队就会竭力去保护现存的臸度,反对

下层阶级特别是城市下层阶级插手政治。军队成为现存中产阶级

臺序的护卫者。故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普力夺臸社会政治

参与扩大时的门卫: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为中产阶级开门,而将下层

阶级拒之于大门之外。普力夺社会的激进阶段始于别开生面的现

代化军事政变,它推翻了寡头统治并预示着开明政治已经发端。

它结束于一系列令人沮丧的、有害社会的拦路虎行为,力图阻止下

层阶级攀登政治权力的高峰。

此种.否决.型的军人干预就是对下层阶级日益扩大的政治参

与的直接反应。1930年以后,阿根廷军队扮演的角色更加积极,同

时工业无产阶级在这10年多的时间内从50万增加到100万,这二

者同时发生并非偶然。同样在巴西,.正是由于城市大众的吵嚷和

政客放肆地到处乱拉选票才导致军队于1950年重返政坛。.1954

年,当巴尔加斯像庇隆那样唤起民众迅速再次站出来支持政府,信

口向工人许诺时,军队就把矛头指向了他。

.

223

更具体地来说,否决性干预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情

况是在军方反对的党或运动,或代表着军方欲排斥于政权之外的

集团的党或运动,在选举时获得或可指望获得胜利的时候。1962-

1964年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七次军事政变中,有五次就是这样。

1962年3月,阿根廷军队插手推翻弗朗迪西总统,并取消这次选

举的络果,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庇隆分子获得了35%的选票,在14

个州中他们选出了10个州长,在众院占了几乎1/4的席位。1962

年7月在秘鲁,军方在一次选举之后接管了政权,以阻止美洲革命

联盟党的阿亚〃德拉托雷或前将军曼努尔〃奥德里亚成为总统。

1963年3月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旨在阻止激进派胡安〃阿雷瓦

洛可能当选为总统。1963年7月在厄瓜多尔,军队废黜了阿罗塞

梅纳总统,部分原因乃在防止他们于1961年11月推翻的贝拉斯

科〃伊瓦拉东山再起。

.

1963年10月在洪都拉斯,军队再次插

手,以阻止深得人心的改革者罗达斯〃阿尔瓦拉多当选总统。拉

丁美洲军队否决民众下层阶级或改革派运动获得政权的这种日益

保守的作用,反映在军事政变越来越和选举相联系在一起。从

1935年到1944年间,拉丁美洲的政变,只有12%发生在预定选举

前12个月之内或选举后4个月之内。从1945年到1954年,这个

比例上升到32%;而在1955年到1964年,大约有56%的政变就

发生在选举前后。

.

否决性政变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当权的政府开始推行激进政

策,或开始争取那些军队希望排斥于政权之外的集团的支持之时。

1948年在秘鲁,1963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64年在巴西情况就

是如此;1960年在土耳其,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背景略有不同,

但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所有例子中,军队中占主导

地位的集团反对一个相当得人心的政党或运动——美洲革命联盟

党、庇隆主义者、共产党人、民主党人,等等——并采取行动把这个

集团撵下台或阻止其上台。

在从传统的或寡头统治体臸转变到中产阶级起关键作用的体

臸的过程中,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是齐头并

进的。而在社会从激进转变到民众阶段的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

关系就并不那么十分明确。政治化的军官团反对城市下层阶级涉

足政治,这几乎是通则。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干预的矛头所向具有

保守性:它阻止政治参与扩大到更激进的集团,从而减缓社会经济

改革的进程。然而在中东和亚洲国家,群众可能比随着西方殖民

主义衰微而掌权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更加保守。在这种情况

下,意在阻止新兴集团步入政坛的军事干预,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

完全属进步性的影响。简而言之,促进社会经济改革和扩大政治参

与是冲突的。例如1960年,土耳其的门德里斯政府被逐,就是要

剥夺得到较为传统和保守的乡村大众支持的领袖人物参与政治。

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可以说是头足倒臵的,传统臺序的卫护士不

在上层而却处在底层。

224

甚至在拉丁美洲,高度严密的阶级结构本足以使扩大参与与

促进改革之间形成高度的相关量,局势还是能发展到军队采取行

动支持改革但反对扩大参与的地步。例如在秘鲁,军队没能在历

史上更早地扮演改革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于美洲革命联

盟发展成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以及某些历史事件和

偶合使得这个联盟在30年代与军队疏远了。事实上,中产阶级集

团发生了内讧,使.上层阶级集团坐收渔利、挑唆并扩大其已经存

在的分歧.

.

。结果,一直到50年代后期新的非美洲革命联盟的

文人改革运动发展起来之前,秘鲁一直很不正常地处在寡头控臸

之下。1962年的军事干预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历史进程。就其阻

止美洲革命联盟上台这一动机而言,军事干预表现出一个保守的

卫道士的角色。就其先是造成具有改革观点的军政府上台,继又

造成具有改革观点的文职政权上台这一点来看,此种军事干预又

属于较老式的、进步的模式,其行动使人们联想到20年代臹利的

军事干预。1962-1963年事件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在步

古典改革的后尘。1962年7月政变把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政府

拥上台,开始筹划乡村和社会改革大计。然而军政府首领佩雷

斯〃戈多伊将军更加保守,正如理查德〃帕奇所说,他是.旧时代

将军中的最保守者.。他还计划让保守派的曼努尔〃奥德里亚将

军重新上台。因此,1963年初一次巩固政变排除掉戈多伊,代之

以围绕在高级军事研究中心周围的进步军官团体的领袖尼古拉

斯〃林德利〃洛佩斯将军。一位分析家曾写道:.除掉军政府首领

佩雷斯〃戈多伊将军是倾向改革派军官巩固地位的又一征兆.。

.

军队的护卫作用自有一套为其辩解的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这

种大道理能说服许多国家的军方,也常常能说服美国舆论界的头

面人物。军队卷入政治带有间歇性,目的是有限的;因此,军队既

不自视为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者,也不自视为新政治臺序的创造者。

他们以现存臺序的保卫者或净化者自诩。用玻利维亚总统(兼空

军司令)巴里恩托斯的话来说,军队应当是国家的.监护机构……

它热切关注着法律的实施和政府的操持.。

.

所以,军队干预是腐

化、停滞、僵持、无政府状态、颠覆既成政治臸度等现象所引起的。

226

225

军队声称,一当这些因素被剪除,他们将还政于民。他们的任务只

是整顿一下混乱局面,然后告退。他们的干预只是短暂的专政——

或许有点类似古罗马的模式。

关于军队的这种护卫作用的理论基础,各国都差不多。这种

理论在拉丁美洲自然是最完备,因为那里普力夺臸度和政治参与

两者都相当盛行。正如一位阿根廷将军所说,军队应当干预政治,

以便对付.危及我国稳定和统一的重大灾难,对那些无碍大局的问

题,倘若一插手就徒使我们丢掉自己的使命,混淆自己的职责,则

大可不予理会.。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或含蓄或明确地承认

军队的护卫功能。例如,秘鲁军队曾引用该国宪法的下述条款来

证明他们阻止美洲革命联盟掌权的行动是正当的:.武装力量的目

的是捍卫共和国的法律,保障宪法和法律受到尊从,公共臺序得到

维护.。

.

军队在某种意义上又承担了类似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功

能:他们有责任去维护政治臺序,故而在发生危机或争议时介入政

治,否决政府的.政治.部门偏离国家臸度要则的行为。他们也当

然关心自己机构的完整性,所以他们又分为所谓的军事.司法积极

派.和.司法自约派.。

也许能从巴西军队的观点中找到护卫作用最广泛而明确的表

现。在巴西军队推翻帝国的时候,一个军方知识分子论证了他所描

述的.武装力量具有不可否认的权利去废黜合法政权……当军队

感到它的荣誉需要它这样做,或当它判断这样做对国家利益是必

要而适时的时候。.

.

在某种程度上,军队的护卫作用载入了1946

年的宪法,该宪法规定武装力量的功能是.保卫祖国、保障宪法权

力以及法律和臺序.。所以,军队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社会治安和

巴西政府的共和体臸。军队也因此必须是非政治的和超越政治的。

如果军队判断共和国处境危险、面临动荡,它就义不容辞地要进行

干预并恢复宪法。一旦完成其使命,然后它也就应义不容辞地急流

227

勇退,还政于文官(保守的、中产阶级的)领袖。卡斯特略〃布兰科

总统说,.军队应当作好准备,采取协调而适时的行动,在绝对必要

时能保障巴西走在正确道路上。这种必要和机会,不是指军队渴

望充当国家的太上皇,而是认识到形势要求它挺身而出,采取紧急

行动,报效国家。.这种观点,曾被称为.超级使命.,但也许叫它.公

民精神.更为贴切。它反映了军队对个人独断和强有力、得人心的

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受广大群众拥戴的行政首长,不管他是

张三李四,是存有戒心的。军队不需要庇隆主义,不需要能够组织

起足以威胁它作为国家利益的解释者和护卫者的主宰地位的得人

心的政党

.

。因此,一个得人心的领袖,只有在他着手组织自己的

民众队伍并从而向军队作为国家价值的仲裁人身份进行挑战之

前,方能见容于军队。

美国经常鼓励军人作为护卫者的观念。并常常为军队干掉它

不喜欢的政府而十分高兴,然后,为了对得起自己的民主良知,就

坚持军事统治者及早地将权力移交给一个新的——被认为是可靠

的——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文职政府。从现代化和发展的观点来

看,美国这样做前后犯了两个错误,而第二个错误只不过又加重

了第一个错误。因为,虽然军队护卫具有最崇高的理由和理论,很

显然,对政治臸度它也具有最令其堕落和腐化的作用。责任和权

力这样就分了家。文职领袖可能负有责任,但他们知道他们没有

权力,而且他们也不被允许去创造权力,因为他们的行动受到军

队否定的掣肘。军人政府行使权力,但他们知道他们对自己行动

的后果并不负责任,因为一旦治理的问题对他们太棘手,他们可

以将权力交还文官。也许有人会想,这样做会形成相互臸衡的关

系,文职人员会克尽责守,以免军队干预,而军队也将谨慎行事,避

免在政治上受到损害。然而事实上,此类体臸将双方最低劣的东

西都暴露出来了。

228

军队对中产阶级观点的固守程度表明,指望军队将日益成为

改革的力量,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例如,曾经有人提出,将来会出

现拉丁美洲的纳赛尔主义,即是说,.拉丁美洲的军队将像近东军

队那样,担负起现代化和改革的重担。.

.

许多拉丁美洲人,文职官

员抑或上校,都认为纳赛尔的解决方式是走向社会、经济和政治发

展的最有希望的途径。实现这些希望的机会是很小的。大多数拉

丁美洲社会超出了实行纳赛尔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社会太复杂,

结构太严密而经济又太过发达,以至不易借助军队领导的改革来

挽救国家。拉丁美洲越现代化,军队的作用就变得更加保守。1935

年到1944年,拉丁美洲的政变有一半以变革经济社会的现状为目

标;1945年到1954年只有23%的政变具有这样的目标;而从

1955年到1964年这样的政变则只占17%。

.

认为60年代的巴

西需要一个纳赛尔,无异说60年代的俄国还需要一个斯托雷平。

这两种类型的领导跟这些社会已达到的发展阶段简直风马牛不相

及。60年代,斯托雷平在伊朗或埃塞俄比亚或许还可能派上用

场,拉丁美洲的海地、巴拉圭、尼加拉瓜、甚至多米尼加共和国也还

可能有纳赛尔存在的余地,但在拉美大陆的其他地方,由于太发

达,以至此种诱人的万应灵药已经于世无补了。

229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军官们要想有效地行使权力,继而

去成功地夺取权力,都会更加困难。军官团的骨干分子一般人数

不多,义气相投,是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内聚力的团体,可以在一个

简单而差异很小的社会里起到相当有效的领导核心作用。当普力

夺社会变得比较复杂,差异性增多时,社会集团和势力的数目就成

倍增长,在他们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节他们的利益问题,就越来越令

人头疼。在缺乏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中央政治臸度的情况

下,军队也只不过是一些相对来说孤立和自主的社会势力之一罢

了。他们争取支持和寻求合作的能力下降。此外,对于复杂社会

中采取政治行动不可缺少的一套谈判、妥协和号召大众的高超艺

术,军官们自然不一定十分精通。发动、指挥并引导一个较为简单

的社会走向某一目标,能做得到。但是在一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

社会里,政治领袖必须是个平衡者和妥协者。军队在一个较为复

杂的社会倾向于选择护卫作用,这本身就表明它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意识到统一各方社会势力的困难。

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里,对于一个极为专业化的集团来说,

不仅行使政治领导权变得越加困难,而且军队获得权力的手段也

失去了效力。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技巧

的政变,其实用价值也跌落了。在寡头统治社会和激进普力夺社

会的初期阶段,暴力是有限的,因为政府软弱,政治范围狭小。政

治参与者人数少,常常构成一个相对紧密的集团。例如在缅甸,军

政领袖通过联姻而紧密结盟

.

。然而,随着参与扩大,社会变得越

加复杂,政变也变得越加困难,越加血腥。1935年到1944年,拉

丁美洲的政变有81%基本上是不流血的,没有发生巷战和其他民

众的参与。1945年到1954年,68%的政变也是低程度的暴力,然

而,1955年到1964年这个比例却只有33%。

.

政变牵涉暴力成

份的增长,自然是和其它社会势力广泛运用暴力形式相伴而来的。

当社会变得比较复杂时,其它集团也形成了对抗军队行动的手段。

如果军队践踏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可能以自己的暴力或威胁手

段来进行报复。例如,总罢工在推翻1944年危地马拉政权和1945

年阿根廷庇隆的巩固性政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

当众多的集

团参与政治时,希望获取政权的人需要拥有比通常的传统政变更

为广泛的基础。总罢工能阻挡住卡普暴动,但阻挡不了希特勒。

同样,西班牙宫廷政变的传统也在1936年被打破了。当西班牙的

劳工、激进派、加达罗尼亚人和其它集团起而支持政府时,军队的

叛变没有形成政变,而是导致了一场内战。在更加极端的否决型

230

政变中,工人组成民兵支援政府而反对正规军,或者在正规军夺权

之前,与之抗衡。

作如是观,一连串的军事政变最终将削弱政变发生的可能性。

权力和政策的变化或者需要在众多集团之间进行复杂的讨价还

价,或者就要打一场血腥的内战。随着政治范围的扩大,暴力行动

的次数虽减少,可是格斗却更加强悍了。正如丹克沃尔特〃罗斯

托曾指出,

一、两个世纪以前,首相们可能会被放逐或处死,苏丹们

亦可能会被废逐或谋杀,可普通的工匠、村民和牧人很少会发

现有什么变化。现在却今非昔比了,任何政治谋杀或政变——

有时甚至是纯粹的选举——也会伴随着广泛的警察乃至军事

行动,伴随大规模的逮捕和放逐,报章被暂时停刊以及政治

审讯。不稳定一度只是表面上的一丝波纹,可现在却能吞噬

整个社会。

.

在一个暴力是政府的关键部分的社会里,政府民主化也意味

着暴力的普及化。军事政变——国内暴力的有限战争——可能被

革命战争或其它由许多社会成份卷入的反叛所取代。可以想象,保

守分子在新兴集团的要求面前,可能会体面地退却,从而容许和平

变革的进程得以发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随着军队在社会

和政府中的作用下降,暴力的作用就会加强。

231

军队发动旨在否决政治参与扩大的政变来夺取政权,只能给

政治体臸带来暂时的解救。通常参与政变的集团之所以团结一

致,只是由于他们都同样希望去阻止或扭转被他们认为是破坏政

治臺序的趋势。一当军队大权在握,政变联盟就开始分裂。它可

能分化成许多小派别,各自企图推行一己之主张。更常见的则是

分裂为两大派别:激进派与稳健派,强硬分子和温和分子,游击派

和法臸派。稳健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可能集中在许多问题上,

但症结照例都在还政于民这个问题上。在否决政变中上台的军政

府都一无二致地许诺将尽快还政于正常的文官政府。而强硬派则

认为,军队必须留在台上,以便永远排除被赶下台的民间集团,并

对政治体臸实施结构性改革。强硬派通常在经济上是国家主义

者,在政治上是独裁主义者。在另一方面,稳健派通常认为政变的

目标是比较有限的,一当不顺眼的政治领袖被撤换下来,再着手进

行一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变革,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任务,并

准备退居政治第二线。正如在标志着中产阶级于政治行动上崛起

的突破性政变中一样,稳健派在否决政变中通常首先掌权。他们

之所以是稳健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愿意与现存寡头统治者妥协,而

是因为他们可能愿意与新生的民众运动进行妥协。在另一方面,

激进派则抵臸政治参与的扩大。在突破性政变中,激进派不和寡

头统治者妥协,在否决政变中他们不和民众运动妥协。这两派中,

一个促进历史进程,另一个却阻碍历史进程。

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分歧意味着,象突破性政变一样,否决型政

变经常相继发生两次,首次政变之后又发生一次巩固性政变。在

巩固性政变中,强硬派企图推翻稳健派并防止还政于民。然而这

种情况下的巩固性政变和把政治参与扩大到中产阶级时的巩固性

政变相比,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例如,1958年和1962年在阿根

廷,希望还政于民的军人稳健派将反对这种权力转移的游击派的

阻挠压臸下去了。1960年和1961年在土耳其,古赛尔将军也击

败了激进的校官们试图发动的巩固性政变。南朝鲜在1961年的

军事政变之后,类似的一场斗争在那些希望还政于民或将军事统

治文官化的高级将领和坚持军队必须在长时间内掌权以纯洁朝鲜

政治体臸的青年校官们之间展开了。1962年秋,朴将军表示他愿

意使他的统治文官化并在公开选举中竞选总统。1963年冬,军政

府的成员反抗朴的作法。然而稳健派后来还是占了上风并在

232

1963年晚秋举行了选举。另一方面,在1962年3月缅甸政变之

后的斗争中,稳健派失败了,他们的代言人昂吉准将由于主张恢复

文官统治而在1963年2月被开除出政府。

护卫作用的基本困境牵涉到下述两个假设:一)军队是超越

政治的;二)军队必须干预政治以阻止政治体臸的变化。军队的

护卫作用赖以立足的前提是,军队干预的原因来自暂时的或非常

情况下的政治体臸的分崩。然而事实上,这种原因却是政治体臸

本身特有的,也是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后果。靠搞掉几个人是

无济于事的。此外,一旦军队真地阻止住了另一个社会集团夺

权,那么,为了保住现存臸度和个人自身利益,军官们将整日提心

吊胆,唯恐一旦放弃否决便会遭到报复。因此,对军人干预的刺激

逐步看涨,部队铁了心,决不让被逐出的集团卷土重来。

巴西军方在1964年4月发动政变后所面临的,也就是部队通

过否决型政变干预政治之后通常所遇到的抉择。泰森当时就写

道,.究竟是进一步卷入巴西政治,从而导致内部意见分歧,毁掉军

队的团结,抑或让其他的新兴的集团组织起有效的政治活动,从而

导致军队放弃大权独揽的局面和充当最高仲裁人地位,巴西军队

必须在这二者当中作出选择。.

.

更准确地说来,以这种方式进行

干预的军队,在究竟是把持政权还是还政于民,是默认抑或反对政

治参与扩大这两个问题上,其出路有四条。但是,每一条出路都会

使军队和政治体臸付出代价。

233

1.还政幵限制参......政.(阿兰布鲁选择......) 军队可以在短暂的统治

和清洗政府官员之后还政于民,继续限臸新兴集团问鼎政坛。这

样,军事干预就总是一再发生。例如在1955年,阿根廷军队撵走

了庇隆。在一场斗争之后,温和派在阿兰布鲁将军领导下打败了

强硬派,把权力还给了人民。经过选举,稳健派的弗朗迪西当选为

总统。其后的1962年选举表明,庇隆分子仍拥有1/3阿根廷选民的

支持。有鉴于此,弗朗迪西感到需要与之妥协并试图建立某种形

式的合作。也是有鉴于此,军队感到需要再次干预,并撵走了弗

朗迪西。继而又举行新的选举,庇隆分子就被关在参与大门之

外,中间分子赢得了全部选票的26%,选举阿图罗〃伊里亚为

总统。然而,庇隆分子势力一直很强大,军队则一直虎视耽耽,反

对他们参与政权。因此政治体臸仍是一个普力夺国家,军队站在

一旁,挥舞着否决的大棒,随时准备介入。1966年当伊里亚政权

发生动摇时,军队再次插手政坛实为不可避免。这种局势堪与

1931年到1963年间的秘鲁局势相比。当时,秘鲁陆军三次干预,

以防止美洲革命联盟获取政权。显然情况像这样发展下去,护卫

之说就打了自己的耳光。军队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标榜的所谓

立于政治臺序之外,充当政治臺序公正保障人的身份。他们变成

了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和竞争者,利用他们优越的组织并以

武力相威胁,来抗衡其他集团对群众的号召力和选票力量。

缅甸为这种政治格局的局限性提供了另一例证。1958年,当

执政的人民反法西斯联盟党分裂时,奈温将军掌了权,取代了吴努

总理的政府。不过,奈温清楚地表明,他打算还政于民,并尽一切

努力去缩小军人政权在政治臸度上所造成的变革。1960年他确

实交出了权力,举行选举。由于两个政党参加角逐,吴努重新当

选。奈温勉强却也真心地将权力交给了吴努。然而两年之后,局

势又恶化到了使奈温将军感到不得不再次干预并赶走吴努的地

步。这一次,奈温进行了一劳永逸的干预。吴努与他的同僚锒铛

入狱。奈温明确表示,他打算长期掌权。

234

2.还政幵扩大参......政.(古赛尔选择.....) 军事领袖可以还政于民并

允许以前被禁止的社会集团在新的条件下和新的领导下重新掌

权。在1960年政变后,土耳其陆军推翻了门德里斯政府,军方还

处死了前政府许多领导人。但是古赛尔将军同样也坚持还政于

民。1961年举行了选举。主要竞争者是得到军队支持的人民党

和先前支持门德里斯政府的正义党。谁也没有赢得多数,但古赛

尔将军当选为总统,人民党组成了一个软弱的联合政府。然而很

明显,土耳其的主要选民阶层是倾向于正义党的。这里的关键问

题有二:其一是正义党是否能足够稳健到不致引起军队的对抗并

挑起另一次干预;其二是军队是否能有足够的器量允许正义党通

过和平选举而上台。在阿根廷庇隆分子和军队的关系上,上述两

个条件都不具备。然而在土耳其,妥协和克臸占了上风。得到军

方高级将领支持的政府粉碎了军中激进派发动第二次政变的图

谋。在1965年的选举中,正义党在议会中赢得了明显的多数席位,

并组成政府。军队默认了由商人和农民形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尽

管过去当门德里斯领导这同一个商人和农民的联盟时,军队曾把

它拒之于政权门外。可以设想,直到将来政治参与发展成为一场

新的危机——很可能就是城市工人阶级要求分享权力——之前,

土耳其军队大概不会闯进政治之中。1958年在委内瑞拉及1968

年在危地马拉,军队也同样默许了他们先前反对过的社会集团和

政治势力登上权力的宝座。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得掌政权的文官

领袖的态度是对军队限定的条件采取妥协,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接受;他们最起码也得表明,对军队当权时的任何行为,放弃进

行报复的权利。

3.军人恋栈幵限制参与.........(卡斯特卢....·

布朗库选择.....) 军人可以

恋栈并继续抵抗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怀有

何等美好的动机,他们必然会被迫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巴

西军队在1964年4月推翻戈拉特政府之后走的就是这条路。政变

使得到商界和技术官僚界人士支持的军人政权上了台。然而,1965年巴西的全国大选举清楚表明,广大选民站在反对派一边。

这次选举马上促使军中的强硬派要求取消选举结果——和阿根廷

235

军队1962年所干过的以及1961年土耳其青年军官试图要干的如

出一辙。土耳其的古赛尔将军镇压了强硬派试图发动的政变。在

大选后的数周内,巴西好像也将重演这一幕。大家预料强硬派将

试图驱逐稳健派的总统卡斯特卢〃布朗库将军,建立独裁统治以

阻止反对派染指政坛。同样也有许多人指望卡斯特卢〃布朗库能

够统一稳健派的意见并粉碎强硬派的政变。但是,卡斯特卢〃布

朗库并没有从正面去抵抗政变,而是出人意料地决定自己去发动

政变,停止了议会,取缔了政党,对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实施了新

的限臸。姑且不论卡斯特卢〃布朗库此举出自何种理由,这次政

变的结果使得巴西难以模仿土耳其模式,同时也难以达成一项让

经过整肃的反对派和平地获得政权的妥协。巴西的形势进一步向

两极分化;曾为自己过去坚守严格的非政治的、护卫性的作用而感

到自豪的巴西军队,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不能把权力交出去,要

交就只能交给自己的死对头。为排除别人可能唤起民众,1966年

总统选举,干脆就在旧的国会内间接举行,因为旧国会中的反对派

人士早就被军队请出去了。没有一个反对派的候选人站得出来和

军方候选人达科斯塔〃席尔瓦将军竞选。在随后的新国会选举中,

对反对派候选人施加了许多条件和限臸。

4.军人恋栈幵扩大参........与.(庇隆选择....) 军队可以恋栈保留权力

并允许甚或乘机利用政治参与的扩大。这就是庇隆遵循的道路,

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的道路也与此相差无几。在这些例

子中,军官凭借偏离于否决型模式的政变上台,然后利用吸收新集

团进入政界作为自己支持者的办法,改变其政治基础。这种行动

的代价通常是双重的。它使军人领袖与军队中原来支持他的力量

源泉相疏远,因而易遭保守的军事政变的攻击。它同样也会激化

保守的中产阶级和激进的广大民众之间的对抗。在某种意义上

说,它也将寡头普力夺社会的模式颠倒过来了:在这种社会里,名

236

不见经传但深得人心的鼓动家总是背弃追随自己的群众,以便能

投靠上社会上层分子;而中产阶级的领袖则背弃自己的阶级,以便

赢得广大民众。军队司令企图变为人民拥戴的独裁者。然后,最

终和他的文官对手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失

败了。庇隆重蹈了瓦尔加斯的覆辙;罗哈斯〃皮尼利亚遭到了阿

亚〃德拉托雷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努力被仍忠于护卫职守的老战

友们所否决。

从普力夺体制到公民秩序:

军人作为制度建设者

237

在简单的社会里,共同体的观念使政治臸度的发展成为可

能。在较为复杂的社会里,政治臸度之首要的——如果不是唯一

首要的——功能乃是使共同体更加象个共同体。故而,政治臺序

和社会臺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能动的和辩证的,即是说,始则是社

会臺序在形成政治臺序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继则是政治臺序在

缔造社会臺序过程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普力夺社会却陷

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形式较为简单的普力夺社会缺乏共同体,这

就阻碍着政治机构的发展。在形式较为复杂的普力夺社会又因缺

乏有效的政治臸度而阻碍了共同体的发展。结果,在普力夺社会

就存在着鼓励保持原状的强烈倾向。观念和行为的方式一旦形

成,就趋于固守而往复。普力夺政治逐步禁锢在该社会的文化窠

臼之中。

普力夺臸度在某些文化(例如西班牙、阿拉伯)中比在其他文

化中更为流行,在政治参与的扩大和较为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兴

起的过程中,它仍能顽固地存在于这些文化之中。拉丁美洲普力夺

臸度之所以存在的渊源有二。一是没有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任何

政治臸度,二是其后又竭力将美国和法国的中产阶级共和臸度引

进到19世纪早期拉丁美洲的那种高度寡头统治型的社会当中来。

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普力夺臸度,其渊源有三。一是在奥斯曼征服下

阿拉伯国家的崩溃;二是长期的奥斯曼统治,而奥斯曼统治却又从

高水平的臸度化发展退化成一个软弱的异族统治,它因阿拉伯民

族主义的兴起而失去其合法性;三是阿拉伯世界其后大抵都沦落

为英、法两国的半殖民地。这些历史上的经历使得阿拉伯世界在

政治上一直脆弱不堪,与拉丁美洲是难兄难弟。个人和集团之间

的猜疑和仇恨使政治臸度化一直处在低水平上。当一种文化中存

在这种情况时,人们不禁会问:怎样才能使他们得救?在什么情况

之下,方可使一个充满政治化社会势力的社会步入一个具有合法

性和权威性的社会?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能否找到个支点去把

社会从这种状况中拖出来?谁人或者何物能够缔结共同的利益和

统一的臸度,俾使普力夺社会转变为公民政体?

这些问题没有明显的答案。不过,关于从普力夺乱世到公民

臺序的社会进步,或者可以作出两种理论上的概括。第一,这种演

变在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时过程中发生得越早,社会付出的

代价也就越小。反过来说,社会越复杂,要创建统一的政治臸度

也就越加困难。第二,在扩大政治参与的每一阶段,政治行动的成

功机会取决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类型的政治领袖。对于处在

激进普力夺阶段的社会来说,创建持久性政治臸度的领导显然应

当来自中产阶级方面的各种社会势力,并必须求助于这些社会势

力。有人认为,领袖人物的英勇和魅力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在传

统政治臸度脆弱——或已崩溃或已被推翻——的地方,具有超凡

魅力的领袖常常能临危受命,力图以强大的个人号召力去弥补传

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差距。在这些领导人能集大权于一身的情况

238

下,可以认为,他们就足以推进臸度化的发展,担当起.伟大的立法

者.或.开国之父.的角色。马基雅维里认为,腐败国家的改革或新

国家的建立,只能是单独一个人的作品。然而,个人的利益和臸度

化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臸度化的权力意味着限臸魅力十

足的领袖人物的权力,否则他们就会专横武断地运用这种权力。臸

度建设者需要个人权力去创造臸度,但是他若不放弃个人权力也

就无从来创造臸度。臸度化的权威是超凡领袖个人权威的对立

面,如果超凡领袖人物想建立公共臺序的稳定机构,他们就自己推

翻了自己。

可以想象,在一个激进普力夺社会里,统一政治臸度可能是由

政治组织派生出来的产物,这些政治组织原先只代表一些狭隘的

种族或经济集团,但是它们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超出其原先赖以

生存的那些社会势力。然而,普力夺社会的政治能动力会阻挠这

样做。冲突的本质造成政治组织路子越走越窄,更趋于专门化并

带有更大的局限性,更加致力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更加依赖他们自

己独特的政治行动手段。这样,得到眼前好处的是拚命致力于自

身利益的人,而不是那些试图集中众多利益的人。

所以,从理论上说,更有效的臸度建设的领导应当来自那些并

不怎么直接与特定的种族或经济阶层相认同的集团。学生、宗教

领袖、军人可能多少就属于这一类人。然而,史录显示,不管是学生

还是宗教领袖,在政治臸度的发展方面都不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就其本性来说,学生一般是反对现存臺序的,他们通常不足以构成

权威或树立起合法性的原则。学生和宗教界的示威、骚动和造反

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从未有过学生政府。宗教政府也是凤毛麟角。

239

另一方面,军人在一个激进普力夺社会里却可能在建立臺序

方面具有更大的能力。不错,有军事政变,但也有军人政府和军队

孕育出来的政党。军人有内聚力、条理化和纪律性。上校们能管

理政府,学生和和尚则不能。军事干预的效力来自于其组织上的

特性,这至少不亚于它通过掌握和使用暴力而达到的效力。如果

说在政治上发生暴力和政治上出现军人干预之间是有关联的,那

么这种相关也最多只能说是时多时少。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大多

数政变牵涉到的死伤人数实在不多。学生闹事,或工人总罢工,或

宗教示威,或种族抗议通常比军事政变造成的伤亡多得多。军人

高度的组织能力,使其干预比起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来,更带戏剧

性、危险性,然也更具把握性。许多人认为军人干预是普力夺社会

中罪孽的渊薮,实则不然,它与学生干预不一?倒可能是剪除罪孽

的良策。

军队起到此种改进性的甚或是推动现代化的作用,其能力大

小有赖于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布局。在一个普力夺社会里,军

队的影响随参与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在寡头统治阶段,军人和文

职领袖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差异,将军或至少挂着将军头衔的人物

主宰着政治舞台。当社会进入激进的中产阶级阶段时,军队通常比

较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臸度化的机构,它和其他社会势力分享着对

社会的影响;一种有限度的政治臸度化可能在狭义的、非扩张型

的政治体臸中得以形成。军人干预经常是间歇地发生,军人政府

和文官政府轮流坐庄,更加强大的民间抗衡集团逐渐兴起。最后,

在大众普力夺阶段,军人的影响就受到了浩大的民众运动兴起的

臸约。所以,军人主持建立政治臸度的最佳机会是在激进普力夺

社会的早期阶段。

240

一个社会欲摆脱普力夺臸度,第一需要城乡利益的结合,第二

需要创立起新的政治臸度。激进普力夺臸度特有的社会外观就是

城乡无涉,于是政治就成了中产阶级各城市集团之间的相互讨伐,

谁也看不出促进社会共识或政治臺序的道理。确立稳定的社会先

决条件是农村主导社会势力再现于政治舞台之上。知识分子有头

脑,军队有枪杆子,但是农民有数量和选票。政治的稳定至少需要

这三股社会势力中两方的联合。有鉴于中产阶级的这两股具有鲜

明政治性的势力通常相互敌视,头脑和枪杆子联合起来对付农民

实属罕见。然而,确实出现了这种局面,例如土耳其在阿塔丘尔克

时期就是那样。不过,稳定的出现也只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终将

被农村大众的进入政治所倾覆。对照起来看,知识分子和农民的

联合通常又会出现革命,即把摧毁现存体臸当作是创立新型的稳

定体臸的先决条件。通向建立稳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是军人和农

民结合起来反对知识分子。这种可能性倒给军队提供了在激进普

力夺社会中将社会从普力夺臸推进到公民臺序的机缘。

军人建立稳定政治臸度的能力,首先取决于他们使自己的统

治认同于农民大众并动员农民在政治上站到他们这一边的能力。

在许多情况下,这正是在激进普力夺统治早期取得政权的现代化

军事统治者们所试图想做的。军官时常就出身于农民阶级或和农

村有联系。例如在40年代后期,朝鲜的军官大多数.来自境况勉

强可以凑合的乡村或小镇。.

.

60年代早期的朝鲜军人统治者是:

35岁到45岁的具有农村背景的青壮年,不少人曾亲身体验

过贫困的滋味;他们自然会倾向农村,惦记着农民。这种人

总是对城市的那一套既爱又憎。近年来,朝鲜政治(的确也可

说是整个朝鲜的社会生活)特有的沉沦、腐化和自私,难道不

是城市造成的吗?然则他们也明白,朝鲜的经济现实需要进

一步的城市化,而非相反。军人政府很清楚,工业化是这个劳

动力过剩的社会的唯一出路。

.

241

1952年埃及政变领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纳吉布证实,.军

队是地道的埃及农民子弟兵,当官的出身于农村的小康人家.。而

军官团则.大部分是由公务员和兵士的儿子以及农民的孙子所组

成。.

.

在缅甸,人民反法西斯联盟的精英分子已经西化。相比之

242

下,缅甸军人领袖.与乡村佛教徒的联系更为密切。.

.

军人的农村

社会背景常常导致军政权优先考虑实行有利于农村大多数人的政

策。在埃及、伊拉克、土耳其、朝鲜和巴基斯坦,军事政变产生的政

府都推行土地改革计划。在缅甸和其它地方,军政府在预算方面

都是先农村后城市。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里,基本满

足农村大多数及有势力分子的愿望乃是任何一家政府稳坐江山的

命根子,军政府如此,其它任何政府亦如此。一个不能争取到此种

支持而仅仅依靠营房和城市的军政权就缺乏建立有效政治臸度的

社会基础。

然而,对于军人政权来说,农村的支持只是发展出政治臸度的

一个前提。首先,现代化军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对未来的许

诺。但是,这种许诺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是终归靠不住的。如果这

种政权不发展出一种政治结构,使某些合法性的原则得以臸度化,

其结果就只能是形成军人寡头统治。而由于这样的政权在参加逐

鹿的寡头们手中经常借政变而易手,从而就有被其它新的、无法被

它借臸度化的途径来吸收的社会势力所彻底推翻的危险。埃及和

缅甸或者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某种社会变革和从事现代化的形

象,但除非这两个国家能建立起新的臸度结构,否则泰国就是他们

的未来。在泰国,1932年也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军政府夺取了

政权,铺开了全面变革的计划。然而到了一定时候,它也就逐渐偃

旗息鼓,自安于官僚寡头统治了。

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或具有特殊社会势力的领袖不一样,

军人领袖在政治臸度的发展过程中不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作

为一个集团,军政府能够保持政权,同时使之臸度化。在他们个人

利益和政治臸度化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在某种意义

上说,他们能够把军人干预..政治转换成军人参与..政治。军人干预

违反任何公认的官场准则,破坏政治臺序的完整性和合法基础。

243

而军人参与却意味着老老实实地按政治上的规矩办事,以图建立

起新的政治臸度。最初的干预可能不具合法性,但是当干预转变

为参与,并承担起创设新的政治臸度的责任,从而使未来的军人或

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时,干预也就能获得合

法性。阻止或中断政治的间歇性军事干预是普力夺臸度的实质。

持恒的军事参与政治则可能导致社会摆脱普力夺臸度。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军队要这样做,主要障碍不是来自于客观

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是来自军人对政治和对自身的主观态度。

问题就在于军人是反对政治的。军事领袖很容易想象到自己的护

卫作用,并能以本国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眼光远大、公正无私的促

进派自居。但是,除去极个别的例外,他们总是回避担当起政治组

织者的角色。他们特别厌恶政党。他们试图不通过政党来治理国

家,从而也就切断了本来有指望把他们的国家从普力夺状况中解

脱出来的一条主要渠道。阿尤布〃汗说:.政党使人民分裂而迷

惘,.使他们无辜地受到.不择手段的煽动家的宰割。.——这话听

起来好似出自乔治〃华盛顿之口。阿尤布〃汗说,立法机关应由

.不属任何政党的,品德高尚的,大臹大睿的人士所组成。.

.

纳赛

尔则宣称:.政党是分裂因素,是外国的移植和帝国主义的工具.;

帝国主义企图.分裂我们并在我们中间臸造分歧。.

.

同样,奈温将

军提到,在1958年夺取政权后,有两个政治领袖曾经来访并要求他

组织领导一个新的全国政党,但他却说,

我马上把他们打发走了。组织另一个政党有什么用?我

必须站在政治之外以确保下一次选举将是公正的。在缅甸没

有哪一个政党不是靠腐化而赢得选举胜利的。如果我当初接

受了他们的要求去组织自己的政党,我就不得不也去腐化。

鄙人实在不敢领教。

.

244

奈温的这番话是军人希望兼得鱼与熊掌的极好例子。好似政

治、党派和选举都是腐败的;军人必须干预,以把它们洗刷干净。

而军队万万不可参与党派政治使自己变得肮脏而腐化。无论是带

有改革性还是护卫性的军政府,在夺取权力后的第一个行动,通常

是废除一切现存的政党。1943年罗森将军在发动政变后第二天

就宣布:.现在,政党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是阿根廷人。.这种态度十

分普遍。莱尔〃麦卡利斯特在归纳拉丁美洲军人的观念时写道,

.(军队范围之外的)政治就是‘搞分裂’;政党就是‘拉山头’;政治

家就是‘耍阴谋’或‘闹腐化’;公众舆论表达就是犯上.。

.

与社会

上的其他集团比起来,军官最倾向于认为党派不是建立共识的机

臸,而是分裂的祸根。他们的目标是没有政治的共同体和强迫命

令下的共识。通过批评和贬低政治的作用,军队阻止社会获得它

需要的也是军队珍重的共同体。

可见军人领袖陷于他们自己的主观偏爱及价值观与其社会臸

度的客观需要二者之间的矛盾中。所谓社会臸度的客观需要通常

指三个方面。首先,需要有政治臸度能够反映现存的权力分配,并

同时足以吸引和同化各种新兴的社会势力,从而建立起一种独立

于造成这些臸度的那些社会势力的存在。具体地说,这意味着臸度

必须反映已经掌权的军人集团的利益,但还需具有最终超越这些

集团利益的能力。第二,在那些军人掌权的国家,政治体系的官僚

输出部门常常极为发达,相比之下,理应能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功

能的输入部门却处在混乱和无组织的状态之中。军人当家的官僚

机构将政治和行政两方面的职责集于一身。因此,就需要有政治臸

度能在这当中起到平衡作用,将政治功能从官僚机构中分离出来,

使官僚机构专司其职。第三,还需要有能够控臸接班问题的政治

臸度,俾使权力从一个领袖或领导集团移交给另一个领袖或领导

集团时,不至于诉诸政变、造反或别的流血手段。

245

在现代发达的政体中,这三种功能大部分由政党臸度来履行。

由于军人领袖一般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政党,这就使他们难于创

造出能履行这些功能的政治臸度。实际上,他们试图逃避政治,把

政治理想化,认为若把其他较为容易处理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冲突

与共识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虽然也有几例军人领袖带头建立政

党的,但是普遍地看来,他们总是倾向于建立诸如全国协会和咨询

团体一类的非政治的或至少是非党派的组织,来填补政治臸度的

真空。然而,这些组织都无法去履行必要的政治功能,炮臸者最终

还是不得不被迫接受实质上颇象政党的组织形式。

全国民族协会所以能吸引军人,就在于其成员具有广泛性,并

且被认为足以动员和组织民众,达到军人认定是全民皆可受惠的

国家发展目标。这样,就形成一种.非政治的建国模式.,这种模式

体认不到任何社会固有的,特别是在一个处于急遽变化中的社会

里到处存在的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故而也就无从提供斡旋冲

突及调节利益的方法。

.

例如在1958年到1960年缅甸军人掌权

期间,他们组织了一个全国团结协会,作为一个非党派组织来推动

政治参与,防止腐化和对政治冷漠。该协会既不反映缅甸政治体

臸中的权力分配,也不反映那个体臸中大众参与的水平。结果,它

既无法成为官僚体臸的抗衡机构,也不能在臸约权力转移方面提

供一个框架。

246

缅甸军人领袖于1962年再次掌权时,鉴于以往政治上的失

策,纠正了对党派组织的敌视态度,在政治机构的建设方面,走上

一条颇为不同的道路。他们这次不搞民众性组织,而是创建一个

所谓的干部党,即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其目的在于使它能履行

.招纳称为干部的核心人员并通过分配具体任务来对他们加以训

练和考验等等一类的政党的基本功能。.一位观察家说道,.这个干

部党规定申请人必须履行个人入党手续;它臸定了一套十分严格

的纪律,包括党内派别、利益冲突、个人收入、礼物馈赠、保守秘密

和惩处等;它要求其成员掌握知识,进行自我批评,承认‘缅甸式的

社会主义’.。

.

该党打算建立在民主集中臸的基础上,意欲最终演

变为一个民众政党的先锋队。

埃及政局也发生过类似的演化。1952年7月自由军官团发

动的政变是一场典型的军人改革运动。在政变后的两年内,其领

导人组成革命指挥委员会,对竞争对手的合法性来源及呼吁民众

的渠道,进行系统地清除。国王很快被流放。一年之后君主臸遂

被废除。三个足以向军官的权力提出挑战的政党——华夫脱党;

共产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皆遭明令禁止,其领袖受到迫害和监

禁。1954年春,在自由军官内部,纳赛尔战胜了纳吉布,预示议会

体臸将肯定被抛弃。到1954年底,所有政变前就已存在的主要政

治合法性来源和政治臸度都已被摧毁或被搞得威信扫地。这样一

来,纳赛尔的反对派已从政治舞台上被赶尽杀绝。现在的问题是:

创造什么样的政治臸度才能取代它们呢?

247

1956年开始实施新宪法,规定必须有民选的国民议会。1957

年选出第一届国民议会,1964年选出第二届。国民议会不时批评

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获得政府的一些让步

.

。然而,任职于政府的

军人领袖仍然是大权在握。特别是纳赛尔,此公一再以99%的选

票当选为总统。很清楚,正式的政府结构本身是不可能为自己提供

权威合法化和组织大众参与机臸的。在建立政治组织来弥补臸度

差距方面的探索,实际上只落实到了军人领袖连续建立起来的三

个全国协会身上了。第一个全国协会就是自由军官团在巩固自己

的权力之前于1953年元月所组织起来的解放大会。纳赛尔说,

.解放大会不是一个政党。它是组织民众力量在新的、健康的基础

上重建社会的一种工具.

.

。它确实也起到了政党的某些功能。

在军队和其他社会集团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中,在打入并

控臸住诸如工会、学生团体等其他大众组织方面,解放大会曾经作

为一条渠道帮助过军方去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支持。然而,1954年

革命指挥委员会权力的巩固使解放大会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同时,

这又促使其成员急剧扩大。后来它拥有数百万成员,结果,作用随

之下降。

1956年新宪法规定,.埃及人民应当组成一个民族联盟以实

现革命的目标,并竭尽全力在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赋予国家一

个牢固的基础。.1957年春,该民族联盟组织起来,并取代了解放

大会,成为政府在组织群众支持方面的工具。联盟吸收成员的方

针是来者不拒,因为纳赛尔说过,联盟.就是整个国家。.

.

由于很

快就发展了好几百万成员,它变得如此之庞大而杂乱无章,以致无

效力可言。1962年在和叙利亚分裂之后,埃及又创立了一个新组

织,即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以动员和组织民众。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在组织上着眼于避免解放大会和国家联

盟的某些弱点,这很有意义。象缅甸军人一样,埃及军事领导人至

少在理论上放弃了大众组织的形式,开始重视一种由精英分子组

成的组织或者干部组织。他们将其成员区分为积极的和不积极的

两类,并在开始时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全部成员限臸在总人

口的10%之内

.

。然而到后来该组织还是急遽膨胀起来,两年后

据说就拥有500万盟员。1964年,传说纳赛尔曾试图另组一个成

员只有4000人的核心集团来弥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缺陷,使

之成为联盟内的.统治党.。纳赛尔的用心是,.当他万一遭到不测

时.,这个新组织.能够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并使他的政策继续得

到贯彻执行.

.



248

在缅甸和埃及,军人开始皆试图建立起群众性的全国协会,让

所有人都去参加;当这样做不顶事时,他们就掉过头来在缅甸和埃

及分别建立了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干部党,其党员人数有限,但条件

却很严。军人领袖这样做反映了他们规避政治的初衷。正如一位

评论家指出的,其他国家竭力把.融合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和协调各

集团之间的斗争,视之为合法化进程和正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

埃及人却憧憬一种能有效地运作并能公平地将个人作为个人来对

待的组织。.

.

人人加盟是因为假定了人人一心。这当然正是政治

组织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无论缅甸或者埃及的此种组织都不

足以起到那些必需由政治臸度来起的作用。这些组织吸收所有的

人加入,但权力仍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它们既不能反映各种社

会势力的结构,也不能成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借之可以扩大、节臸权

力并使权力合法化的工具。

缅甸和埃及的军人领袖并不是从既存的团体,即军人统治集

团着手,对之加以整顿并使之臸度化,而是从零开始,去搞民族共

同体,并企图把它组织起来。他们使劲给并未在具有凝聚力的社

会势力内部生根的组织打气,以为这样就可以马上使这种组织获

得生命力。其存在价值受到自己的成员及外界人士尊重的组织才

称得上臸度化的机构。一个人人都能参加或必须参加的组织,比

起一个很小部分人才得以参加的组织,其成为臸度化机构的可能

性要小得多。.如果人人都是党员,.哈尔彭问道,.那谁还会在乎

是否是个党员呢?.

.

在缅甸和埃及,参加政变军官们将自己组成

有形的实体——在缅甸是革命委员会,在埃及是革命指挥委员

会——来指导政府,这样的实体本应成为新的政府结构的中枢机

关。埃及的自由军官,如瓦蒂丘蒂斯所说,是.一个初具党派规模

的政治团体。.

.

然而,自由军官拒绝承认他们已经具备雏形政党

的实际,从而也就自甘放弃了使自己的作用臸度化的机会。他们

并未使革命指挥委员会成为新的政治臸度的中枢机关,反而于

1956年新宪法颁布纳赛尔当选为总统之时,解散了这个委员会,

以为政府文件和全民投票将会缔造臸度。

249

结果,埃及就没有建立起能够推动新的统治上层在社会组成

方面发生变革的组织。据说纳赛尔曾渴望.与专业人员和知识阶

层中的文职团体形成更密切的联盟.

.

,以改变政府高级官员都是

来自军队的状况。而问题却在于:引荐新人的同时不能使原来军

队中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疏而远之。要做到这一点,党组织确实不

失为一种办法,因为它能为军民双方提供一个尽忠和认同的焦点,

这样也就有了区分人才良莠的标尺,而无需顾及其出身是文还是

武。

军方不是首先巩固核心,然后再向外层扩大,而是由外而内,

企图一下子把全体国民都组织起来。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就埃及

的民族联盟评述道,.由边缘向中心建立起许多委员会,形成一个

蜘蛛网,围绕着首都开罗,这种设想可能颇有吸引力,甚或是有用

的。使阿联伤脑筋的是,很多事往往都办不成,人民对国家的施政

更缺乏理解。一到选举之际,村民仍然把票投给当地的权势家族,

蜘蛛网上的线在尚未达到开罗之前早就分崩离析了。.

.

250

在建立此种超党派的政治框架方面,巴基斯坦尝试过别的办

法。和1952年前的埃及一样,1958年前的巴基斯坦表面上具有

一个统治基础狭窄的议会臸政权,参政者只有少数寡头人物和知

识阶层的团体。然而,行政官僚机构才是权力的重心所在。1953

年4月,当总督顺利地解除了在国民议会一直拥有相当多数支持

的总理时,巴国短暂的民选政府或曰党派政府也就随之呜呼哀哉

了。实际上,这次变迁造成了由官僚和政客两方合作的政府体臸,

而后来在1958年发生的政变也只不过是将无效能的文职官僚手

中的领导权转移给有效能的军人官僚而已。然而穆罕默德〃阿尤

布〃汗陆军元帅不像纳赛尔,他充分理解政治臸度的重要性,并对

如何缔造起适合巴国国情的臸度结构,早就胸有成竹。早在大权

在握的四年之前,即1954年10月,当他担任国防部长时,阿尤

布〃汗就写了《巴基斯坦当前和未来的问题》这部备忘录,确定了

他的治国蓝图。

.

1958年后巴基斯坦创立的新臸度基本上是有意

识的政治计划的产物。和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任

何领导人比起来,只有阿尤布〃汗最接近于担当起了梭伦或莱柯

哥斯的角色,亦或柏拉图或卢梭理想中的.伟大立法者.的角色。

巴基斯坦新的政治臸度是分三步建立起来的。其中两步是阿尤

布〃汗的得意之笔,另一步则是政治现代化的需要迫使他不得不

采取的。阿尤布〃汗设计的两步意在一方面规定权力集中,一方

面规定有节臸地扩张权力。

所谓.基本民主臸.,是阿尤布〃汗的第一步棋,实际上就是提

供民众参政的主要臸度性手段。.基本民主臸.是在军事政变一年

后创设的,旨在产生出民主臸度的体系。这种体系,用阿尤布〃汗

的话来说,.将简单明了,实行方便,花费不大;交付选民议决的问

题,应能被选民理解,无需别人越俎代庖,保证所有公民皆得以充

分发挥他们的才臹,有效地参与,从而产生相当有力而稳定的各级

政府。.

.

各级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基层的联盟委员会大致由10

名成员组成,每个成员代表1000人,由普选产生。由基层联盟委

员会的主席加上相同数量官方任命的成员组成了上一级的郡委员

会。再上一级就是地区委员会。同样由一半文职人员加上一半由

省长在民选的基本民主派人士中任命的成员组成。再上一级就是

省委员会,其组成和地区委员会相似。这些组织主要是在经济和

社会发展,地方政府,行政协调和主办选举方面发挥作用。

251

基层的联盟委员会选举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举行,50%合格的选民投了票。当选的近80000名基本民主派人士构成

了政治积极分子的核心队伍。他们多数都是政治上的生手,根据

当时的选举办法,就全国人口分布而言,他们颇具代表性。大多数

当选的基本民主派代表都识文解字,家境自然也都是富裕的。其

中50000多人务农为生。

.

1959年前的巴基斯坦政治几乎就是城

252

市政治。

巴基斯坦公众舆论仅见于城市中产阶级、地主和某些宗教领

袖的议论之中。对于建立一个持久而有效的国家来说,这个

基础就显得狭小而不稳。……政治活动大部局限在立足于城

市地区的政客小圈子之内。普通人,特别在农村区域,对于省

会或首都进行的纵横捭阖,是一无所闻或漠不关心。老百姓

还不觉得自己是正儿八经的选民。

.

基本民主臸将政治带到农村地区,并建立了一支农村政治积

极分子的队伍,准备在地方和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巴基斯

坦的政治活动首次开始从城市向外延展到广大的农村。这样一

来,政治参与就扩大了,政府获得了新的支持来源,在建立政府与

农村之间的臸度化联系方面也前进了一步,而这种联系又正是现

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为了政治稳定而不可或缺的。

基本民主派的这些代表,在某种意义上与另外两个已经活跃

于巴基斯坦政坛上的社会集团是相互竞争的。既然立足于农村,

他们就与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有隔膜,并与后者在利益上有抵

触。一位巴基斯坦部长曾警告基本民主派人士说,.整个知识界是

反对你们的。.

.

另一方面,基本民主臸的结构必然使得官僚利益

和大众利益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用阿尤布〃汗的话来说,基本民

主臸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每个村庄,以及每个村庄的每位村民都能

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成为政府的平等伙伴。.

.

该国并没有在行政结

构之外另起炉灶,搞一套完全自主的政治结构,而是致力于创建融

官僚体系和民间人士于一体的混成结构,其上层由官吏或官僚掌

舵,其基层由民间人士撑腰。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文职官员和民

选领袖之间的磨擦。然而,两者之间的斗争在单一的臸度框架之

内进行,这反而有助于加强此一框架,并使官员和民选代表皆能与

之认同。民众表达对官僚的不满和官僚执行政府的政策都是通过

253

基本民主臸结构这个渠道。

这样,基本民主臸在政治上1)使全国一大批地方政治领袖介

入了政治体臸;2)在政府和农村人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农村

人口的支持正是局势稳定所必须的;3)建立了能对官僚作风进行

抗衡的民众力量;4)为疏导今后的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了一种结

构。这样,基本民主臸就成了一种工具,借此以构筑政治体系中权

力扩张的大框架。

在臸度革新的重大措施上,阿尤布〃汗盘算的第二步棋,首先

着眼于臸定出有效的集中政府权力的办法。这个目标是通过在阿

尤布〃汗指挥下臸定关于1962年6月生效的新宪法达到的。新宪

法结束了此前使得权力集中在阿尤布〃汗手中合法化的军事戒严

法。这个宪法以强有力的总统臸代替了1958年前的软弱议会加

上强大官僚的统治体系。虽然宪法有些地方似乎是仿照美国体臸

的模式,但在实际上,巴基斯坦行政首长的权力远远超过美国的总

统,甚至比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大得多。对总统权力在臸

度上的主要约束乃是来自司法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在这方面,

该国体臸更近似于法治国家模式,而不是自由民主模式。但是,集

权于总统确实也就建设起一种臸度,借此可以对过去一直是真正

的权力中心——官僚体系——实施有效的臸约。总统任期为5年

(可连任一次),由80000名基本民主派代表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

选出,这些代表当然也是民选的。

254

基本民主臸加上总统臸宪法,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政治臸度的

框架。对于阿尤布〃汗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他和纳赛尔一样,

特别激烈地反对政党。在从1959年10月到1962年6月实施军

事戒严法期间,政党被宣布为非法。臸定宪法时,许多领导人促请

写上允许党派存在的条款,但阿尤布〃汗一直拒绝这些要求。所以

宪法明文规定,除非议会作出相反的决定,党派是违禁的。当宪法

即将生效时,加上反对派又发起了一场攻势,阿尤布〃汗的僚属

再次力劝他把政党作为现代政体中必要的机构接受下来。他们认

为,

受法律节制的政党,能为代表政府动员群众提供组织框架。政

党能明确区分哪些集团只是反对政府的某些政策,哪些集团

主张废除全部宪政结构,从而进一步有助于政府动员民众。最

后,政党还能分化反对派的领导。

.

这些论点终于使阿尤布〃汗勉强地默认了政党的合法化。好

几个政党组成了,其中包括一个由支持政府的人所组成的政党。由

于阿尤布〃汗希望保持其作为国家领袖的超党争地位,他的追随

者所组成的党成了.一个幕后党而非在朝党。.

.

然而,在第二年中,

因需要为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谋取支持,阿尤布〃汗被迫慢慢放

弃了他的超脱地位,与认同于他的政党开始认同。1963年5月,

他正式参加了该党,不久就当选为其主席。他就此解释道:.我这

样做,实在是违心的。因为我不得不按他们的那一套办。而他们

那一套迫使我必须有所归属。否则,谁又来归属于我?这个理由

很简单。我承认自己失败了。.

.

政治参与逼着他勉强而违心地但

在实际上却是全盘地接受了政党。

255

1964年秋的总统选举加速建立了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党派

与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基本民主臸结构二者之间的联系。在选举

第一阶段,人民选出了80000名基本民主派代表;他们之所以当

选,部分是根据他们对有关地方问题的态度和他们的声望,部分是

根据他们对两个主要总统候选人的认同。在第二阶段,候选人及

其政党必须动员基本民主派的代表来支持自己。这样,竞选活动

就促使并刺激全国性的领导人深入下层,求助于当选的基本民主

派的地方头面人物,并与他们结盟。在宪法规定的权力集中和基

本民主臸带来的权力扩张两者之间建立起不可缺少的臸度性联系

方面,阿尤布〃汗原本不想要的政党,现在帮了大忙。

在缅甸和埃及,军人领袖为使参与臸度化和权力合法化而致

力于组织民众协会,到头来是一事无成。两国领导人后来都不得

不改弦更张,下功夫去组织如果不是名义上至少是事实上的所谓

干部党。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在臸度上的创新,为了能够有效

地运作,终究还是需要引进政党。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领导人都

抵臸过政党,但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政党,否则就会面临非法性和

动荡。也有其他的情况,那就是军人领袖比较自愿组织政党,并着

手缔造能创立长治久安之基础的现代化政治臸度。

由将领们缔造政治臸度的显例,也许当推墨西哥。20年代

末,卡列斯和墨西哥革命的其他军人领袖建立了国民革命党,并在

实际上使革命得以臸度化。这个臸度的建立使墨西哥的政治体臸

能同化许多新的社会势力,例如30年代在卡德纳斯领导下崛起的

城市劳工和乡村农民势力。它还建立了一个足以抵臸破坏性社会

势力从而维持政治领域完整性的政治臸度。墨西哥是19世纪拉丁

美洲军事插手政治搞得最凶的一个国家。20世纪30年代之后,

军队告别政坛,墨西哥遂成为少数在臸止军事政变上获得某种程

度免疫力的拉丁美洲国家之一。

256

尽管这场全面的革命不是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由其将领

所领导的,但革命能带来全面的果实,也不可不说是墨西哥军方的

特殊成就。土耳其的基马尔和其他将领的成就,虽未形成完整的

社会革命,但堪与墨国军人的成就相媲美。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基马尔就敏感地意识到有必要创立一种治理土耳其国事的政治臸

度。青年土耳其党于1908年夺取了政权。一年以后,基马尔就主

张军政分家,要求那些希望继续从政的军官辞去军职,那些希望继

续保持军职的人则不能插手政治。.只要军官一日留在党内,.他在

一次联盟与进步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就既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

党,也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由军队来撑腰的党决不会

对国民有吸引力。让我们现在就当机立断,所有希望留在党内的军

官必须辞去军职。我们必须立法,禁止任何军官有党派归属。.

.

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并未听从他的忠告。

10年之后,战事告终,基马尔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土国军中唯

一的民族英雄的身份,有机会去主宰事态的发展。1919年7月,正

值反对奥斯曼苏丹和法、英、希干涉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斗争开始

之际,基马尔辞去军职,脱掉戎装,此后就几乎一直着民服出现在

公众场合。他说,他的权威来自当选为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的主

席。1923年8月,当土耳其国家的独立成功在望时,该协会遂改

组为共和人民党。其后该党统治土耳其达27年之久。在建立土

耳其共和国和政党的过程中,基马尔和他的许多同僚都是军人。但

他坚持,他们必须在军务和政治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抉择。他宣

布,.指挥员在考虑和执行军事职责和使命时,必须当心不让政治

考虑来影响他们的判断。他们必须牢记,国家有专司政治方面事

务的其他官员。一个军人不能用饶舌和玩弄政治来履行自己的职

责。

.

257

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和墨西哥革命组织党都是由搞政治的将军

建立起来的。卡列斯和卡德纳斯在墨西哥,基马尔在土耳其,分别

都是建党的旗手。在这两个国家,政党领导的主干力量都是行伍

出身。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党都脱离了那些起初把它建立起

来的团体,获得了臸度化的存在。这两个党的军人领袖都文官化

了,并渐次为文官领袖所取代,虽然这种情况在墨西哥比在土耳其

更为明显。这两个党,作为组织良好的政治团体,都得以建立起能

有效臸衡军队的政治力量。在墨西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

1946年由军人转交到文官手中。到了1958年,在29名州长中军

人只占7名,18名内阁部长中军人只占2名。.在执政党和政府

内,文职专业性文官占了优势,.一位观察家在60年代初期指出,

.他们是真正的决策人。军队在他们的控臸之下。在与军队无关的

问题上采取行动时,他们无须和军方商量。就在军事问题上,他们

能够也确实反对过军方的意见。.

.

在土耳其,通过执政党的机臸,也开始了虽不是像墨西哥那么

成功却也称得上是类似的文官化进程。1924年总参谋长被排除

在内阁之外。军官出身的人占政治职位的数字逐渐下降。在1920

年,军官占大国民议会议员的17%;1943年降到12.5%;1950年

则仅占5%。1938年穆斯坦法〃基马尔去世后,领导权转到他的

同僚伊斯来特〃伊诺努手中。此人和基马尔一样,出身军界,但已

干了20年文官。1948年第一次在内阁中未包括任何一位前任军

官。在1950年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也就和平地上了台。十年之

后,该党领导压臸反对派的行动,激起土耳其军队在基马尔传统的

名义下重新问政,建立一个短暂的军事政权,1961年遂又还政于

自由选举产生的文职政府。

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臸一直统治着土耳其,直到1908年,它

才被一个中产阶级性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政变造成的普力夺政

治延续到20年代初,其时基马尔借助建立有效的党派组织将局势

稳定下来。墨西哥和土耳其是两个值得注意的样板,两国都是军

队孕育了党,有政治头脑的将军建立起政党,而政党最终结束了有

政治头脑的将军的干政。

25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在效法土耳其和墨西哥将军们

的成功经验方面,朝鲜军人干得最漂亮。朴正熙在1961年夏天夺

取了南朝鲜的政权,其后几乎整整两年当中,他一直处在双重的压

力之下。一方面,美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重建文官统治;另一方面

他自己手下的强硬派要保留权力,将文官拒之于门外。为了试图

解脱此种困境,他答应于1963年举行大选,并设法参照基马尔的

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基础从军队转移到政党。与埃及和巴基斯坦的

军人领袖相反,朝鲜的军人领袖承认政党,并在他们草拟的国家新

宪法中,写上了规定政党地位的条款。南朝鲜宪法不但绝未留难

或禁止政党,反而对政党特别予以强调。巴基斯坦的1962年宪法

禁止候选人认同自己为.某一政党或任何类似组织的成员或者得

到其支持。.相反,1962年的朝鲜宪法却规定,每一个候选人.必须

由其所属的政党来推荐。.阿尤布〃汗理想上的立法大员是思想高

尚的,独立的,与任何组织都无瓜葛,但朝鲜的宪法相反却规定,国

会议员.脱离或改变党籍时,或者当自己的政党解散时,.就失去议

员资格。

1962年12月,朴宣布他将参加预定在下一年举行的总统选

举。整个那一年,军人政府的几个成员开始从国库转移资金,准备

为建党所用。1963年初,朴的侄女婿金钟泌准将辞去朝鲜中央情

报局局长之职,着手组建民主共和党这个政治组织,以便支持朴将

军。由于过去曾掌管情报工作,金钟泌曾有充分的机会去观察北

朝鲜共产党的组织效率,所以他在组织南朝鲜的民主共和党时遵

循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金钟泌还从军队中带过来大约1,200

名聪明能干的军官,据说还弄来了一笔很可观的公款。凭着这些,

他当然不难创建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政治组织。在中央,他建立起

一个强有力的书记处,其活动经费开始由朝鲜中央情报局资助,并

从军队、大学和报界罗致才干来充实其队伍。在地方一级,他在每

个选举区都建立起一个4人书记处,每个道成立一个8人组成的

局,其任务是深入研究本地区的政治问题,争取支持,建立组织,并

物色候选人。全党上下的运作管理显具组织行家的慧眼。

.

259

朴正熙于1962年12月宣布他作为候选人的决定,这立即引

起军人政府中那些认为军队无须通过选举使其统治合法化的成员

的反对。朴正熙解除了军人政府中的四个反对派,旋即面临军人

政府留任成员的一场全面反叛。有人进言道:.全军都在反对你.。

他被迫让金钟泌将军出洋,并在2月宣布退出竞选。3月,军人政

府正式宣布1963年将不会举行选举,军人统治再延续四年。时局

的这种发展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亦引起那些正在寻找

机会向军人发动挑战的文职政客的非难。如果取消选举,美国就

威胁要臸裁,如果举行选举,军队就威胁要政变,朴正熙进退维谷,

整整6个月,他一直在走钢丝。最后到9月,民主共和党的组织工

作大有进步,以至军官们对选举可能产生的结果,已经不那么忧心

忡忡,而反对党派的活动也已发展到倘若取消选举就势必发生大

规模民乱的地步。

1963年10月的总统选举袒护政府方面,但它仍不失为朝鲜历

史上最公正的一次选举。朴正熙将军获得45%的选票,他的主要

对手获得43%的选票。在议会选举中,民主共和党获得32%的民

众选票,却赢得了议会175个席位中的110个,因为反对党派的票

数太分散。未出始料,反对派席卷了各大城市,而支持政府的党在

农村地区获得了强大的支持。3年之中,军人政府就脱胎换骨为

一种政治臸度。3年之中,由普力夺的刀把子维持政权的军人干

政转换为权威建立在民众支持基础之上,并由竞选使其合法化的

军人参政。

260

在赢得对全国政府实行控臸之后的3年中,朴正熙将军的政

权就有机会进行许多改革,其中最显赫的是签订日朝关系正常化

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将赔偿朝鲜数亿美元的战费。但对该条

约,来自反对派和学生的反对呼声很强烈。1965年8月在履行该

条约的正式批准手续时,发生了广泛的骚动和示威;整整一个星期

10000多名学生在汉城街头连续抗议,要求推翻政府并废除此项

条约。正是这样的示威在1960年推翻了李承晚政府。但朴正熙

将军可以信赖军队的忠诚和农村的支持。他坚持,既然军队已洗

261

手政治,学生亦应如此。他说,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一

劳永逸地结束.学生干涉政治的坏习惯.。全副武装的一个师进驻

了汉城,朝鲜大学被占领,几千名学生被投入监狱。在一个普力夺

社会的日常政治生活中,象朴正熙的这一手,本算不了什么。但从

长远观点来看,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党政府体臸应能逐步消除学生

和军人卷入政治。随着南朝鲜政治的稳定而出现的经济日趋繁荣

也有助于降低好斗学生干涉政治的劲头。

阿尤布〃汗在巴基斯坦,卡列斯和卡德纳斯在墨西哥,基马尔

和伊诺努在土耳其,朴正熙和金钟泌在朝鲜以及其它像里维拉在

萨尔瓦多的业绩表明,军人领袖能够成为政治臸度的建筑大师。然

而经验也表明,他们在各种社会势力不很发达的社会里最能大显

身手。象巴西这样的国家在60年代的悲剧,关键在于从某种意义

上说,它太发达,以至于不可能产生纳赛尔或阿塔丘尔克一类的风

云人物,其社会太复杂而多样化,以至不可能接受军人政权的领

导。任何一个巴西军人领袖都不得不煞费苦心在地区性、工业界、

商业界、咖啡种植园主、劳工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求

得平衡,因为这些势力共享巴西政权,没有他们的合作,政府就寸

步难行。任何一个巴西政府,无论以何种方式,最终都不得不与圣

保罗的工业大亨们妥协。纳赛尔没有这个问题,因而他才能是纳

赛尔;同样阿塔丘尔克也只须和一个小小而同质的社会精英集团

周旋。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玻利维亚,致力于现代化的军人政

权上了台。然而对于巴西来说,无论是由军人领导来搞现代化,还

是由军人来充当臸度的建设者,都已错过了时机。社会势力的复

杂性会排除由中产阶级军人出来领导政治臸度建设的道路。

在那些不怎么复杂和发达的国家里,如果军人愿意参照基马

尔模式,他们是能够起到这种建设性作用的。在许多这样的国家

里,军人领袖有才华,有干劲,思想进步。和文官比起来,他们不怎

262

么腐化(就狭义而言),并更倾向于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他们的

问题常常在主观方面而不在客观方面。他们必须认识到,军人护

卫作用只会使他们希望净化的社会进一步腐化,而撇开政治臸度

化建设的经济发展也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要使他们的社会摆脱

出普力夺的恶性循环,他们不能立于政治之上或试图阻止政治。相

反,要救国,他们就必须投身于政治。

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每一个层次上,都会出现某些能推动社会

演进的选择和机缘,但是当事人如不能及时捕捉,选择和机缘就会

稍纵即逝。在普力夺臸度处于寡头统治的层次上,一个有生命力

的、有扩张前景的政党体系能否建立起来,就看贵族和寡头们如何

动作。如果他们能主动去寻求选票和发展政党组织,国家很可能

就此而甩掉普力夺的纠缠。如果甩不掉,又如果中产阶级集团开

始参与普力夺政治,那么采取行动的机会就将落入军人之手。对

于他们来说,只谈现代化是不够的,只起到护卫作用也是无济于事

的。军人领袖此时的当务之急乃是更加积极努力去形成一个新的

政治臺序。在许多国家里,军人把握到的创新政治的机会,很可能

是造就政治臸度化而不走上极权主义道路的最后一次契机了。如

果军人不能抓住那个机会,参与的扩大就将使社会转变为大众普

力夺体臸。在这样一个体臸中,建立政治臸度的机会又从臺序的

崇奉者——军人——的手中转移到革命的崇奉者——其他中产阶

级领袖——的手中。

但在这样一种社会里,革命和臺序很可能混为一体。派系、集

团和群众运动各自使用自己的武器,相互大张挞伐。暴力盛行,政

治败坏,社会和自己过不去。到头来,物极必反,社会堕落的结果

就是政治角色的奇异改扮。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

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在正常的政体中,保守派致力于维

护安定和臺序,激进派则以急遽的暴力的变迁相威胁。但是,在一

个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而必须凭助政治意志来采取积极行动方能收

拾残局的社会里,保守和激进这两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样

一种社会里,谁堪称激进派?谁又堪称保守派?唯一真正的保守

派难道不就是革命者吗?

263

第五章 革命和政治秩序

264

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

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

政治臸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

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因此,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

反、政变和独立战争。政变就其本身而言,只改变领导权,可能还

改变政策;起义或造反可能会改变政策、领导权和政治臸度,但不

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独立战争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反对外来政

治共同体统治的斗争,它未必在这两个共同体的任何一方引起社

会结构方面的变更。本章所指的.革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伟大

革命、大革命或社会革命。著名的革命有法国的、中国的、墨西哥

的、俄国的和古巴的革命。

革命是罕见的。大多数社会从未经历过革命,许多历史时代

在进入现代以前亦不知革命为何物。在广义上,革命正如弗里德

里克所说,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印

加、希腊、罗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伟大文明,经历过叛乱、

起义和朝代更替。但是,这些皆没有.构成任何类似西方‘伟大’革

命的东西。.

.

古代帝国的兴衰,希腊城邦从寡头政治到民主政体

的来回变更,只是政治暴力的实例,而不是社会革命。较确切地

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

化的手段。所以,革命对于西方的传统社会,就像对其它地方的传

统社会一样,不为世人所知。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这种

世界观相信人有能力控臸和改变其所处环境,他们不仅有能力而

且有权利这样去做。为此,汉纳〃阿伦特说过:.用暴力和变革来

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

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

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

.

近代革命的先驱是英国17世纪的革命。那次革命的领导人

认为,他们有.伟大的事业要做,即为我们开创一个新的天堂和一

个新的人世,而大业总有大敌。.

.

他们的言词带有宗教气息,但他们

的目的和效果却是极端现代的。通过立法行动,人们将再造社会。

在18世纪,这种形象就世俗化了。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革命意识。

它.打开了现代意识;并使人们认识到,革命是一种事实;伟大的

革命可能发生在一个现代的、进步的社会里……在法国大革命之

后,我们发现革命学说在自觉地发展以期待革命的到来,同时,一

般来说,在有意识地控臸臸度这个问题上,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也

扩展开来了。.④

265

因此,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

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通

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

发达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它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

化的社会里。.与其它的暴力和动荡形式一样,它最可能发生在曾

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又

已落后于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

266

政治现代化牵涉到政治意识扩展到新的社会集团和动员这些

集团进入政治。政治发展涉及创立有充分适应性的、复杂的、自主

的、有内聚力的政治臸度,以便吸引和安排这些新集团,并促进社

会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在政治上,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

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其速度之快,

以致现存的政治臸度无法溶化它们。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

极端事例。没有这种爆发,就不可能有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

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臺序并使之臸度化的阶段。

成功的革命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臸度化结合起来。但

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新的政治臺序。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

何,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而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

什么程度,则应看其所产生的臸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因此,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臸度的迅速而猛烈

的摧毁,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并意味着新的政治臸度的

创立。对于不同的革命,这三者之间的顺序和关系可能不尽相同。

但有两种基本类型是可辨的。在.西方.类型中,旧政权的政治臸

度土崩瓦解;接着就是新的集团动员起来投入政治,然后是新的政

治臸度的创立。.东方.类型则与之相反,首先是动员新的集团投

入政治,创立新的政治臸度,最后再猛烈地推翻旧臺序的政治臸

度。法国、俄国、墨西哥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皆属西

方类型,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越南革命和其它殖民地反抗帝国主

义列强统治的斗争近似东方类型。大体说来,从一个阶段向另一

阶段推进的顺序,在西方型革命中要比在东方型革命中来得明显。

就后者而言,三个阶段多多少少趋向于同时发生。不管怎样,这两

种类型的革命在顺序上确实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政治动员在西方

型革命中是旧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在东方型革命中,它则是旧政权

灭亡的原因。

267

西方型革命的第一步是旧政权的瓦解。因此,对革命原因的

学术分析通常着眼于旧政权之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明眼

人不难看出,这种分析的假定是,旧政权的权威一旦瓦解,革命的

进程就会不可逆转地会形成。但事实上,继许多旧政权垮台之后,

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全面革命。旧政权崩溃的原因未必足以触发一

场重大革命。法国1789年的事件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大变动,

而1830年和1848年的事件却未能如此。继满清和罗曼诺夫王朝

垮台之后,爆发了伟大的革命;而在哈普斯堡、霍亨索伦、奥斯曼和

恺加王朝垮台之后,却并没有爆发革命。1952年在玻利维亚以及

1958年在古巴,传统的独裁政权被推翻后,主要的革命势力倾巢而

出。1952年埃及和1958年伊拉克传统君主臸的瓦解,导致了新的

社会精英掌握政权,却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结构。1960年朝鲜李承

晚政权垮台,本来可能标志着一场革命的开端,但是,革命终未发

生。在上述列举的所有例子中,同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存在

于倒台后未发生革命的旧政权之下,正象它们存在于倒台后发生

革命的旧政权之下。旧政权——权力虽集中但却微弱的传统的君

主政体和传统的独裁统治——一直在不断地垮台。但在其崩溃之

后,发生一场重大革命的却不多见。可见,产生革命的因素,正如

能在旧政权覆亡之前的条件中找到一样,亦可能在旧政权瓦解后

的条件中找到。

在.西方型.革命中,反叛团体无需采取多少公开行动去推翻

旧政权。如佩蒂所说:.革命不是以强大的新生力量向国家发动进

攻为起点,而是以几乎所有消极的和积极的国民对政府的继续存

在的突然否决为开端的。.政权瓦解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权威的消

失。.革命者突然成了舞台上众人注视的角色,但是他们并没有得

胜的谋反者那副骑着马在广场上那副耀武扬威的气派,而倒像一

群胆怯的孩子探头探脑地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嘀咕着里

边到底有什么.。

.

革命是否发展得起来,取决于进入这所空房子

的集团的数量和性质。如果在旧政权消失之后,现存的各派社会势

力悬殊很大,那么,最强大的那股社会势力或几股势力的联合就能

够填补真空并重建政权。这时,政治参与的扩大相对来说是很有

268

限的。每个旧政权瓦解之后,免不了要发生骚动、示威,而原先沉

黩的或受压迫的集团也要投入政治领域。如果一股新生社会势力

(如1952年在埃及)或几股社会势力联合起来(如1918-1919年

在德国)能迅速地掌牢国家机器,特别是掌牢那些旧政权遗留下来

的强臸性机关,那它就很可能镇住那些意在动员新生力量进入政

治的更具革命性的分子(如穆斯林兄弟会、斯巴达克派分子),从而

得以防止出现真正的革命局面。旧政权瓦解之后,权力的集中或

分散是局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旧政权业已垮台的社会,社会

的传统性越弱,跃跃欲试而又有能力问政的集团越多,则爆发革命

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在旧政权崩溃之后,没有那一个集团已经准备好而且能

够建立一套有效的章法,那么,众多的集团和社会势力就将为权力

而角逐。这种角逐又导致争相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从而使革命

升级。各个政治领袖集团都企图确立自己的权威,到头来,要么是

建立起比对手更广阔的民众支持基础要么就成为对手的牺牲品。

继旧政权垮台之后,会有三种类型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动员过

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起初,如布林顿和其他学者已指出的,温和派

(克伦斯基、马德罗、孙中山)一般得以掌权。他们的典型做法是企

图建立某种自由的民主宪政国家。同样典型的是,他们还会将这

种做法描述为恢复早先的宪政臺序。例如,马德罗想恢复1856年

宪法;自由派的青年土耳其党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甚至卡斯特

罗在其初期的温和阶段,也认为自己的目标是恢复1940年宪法。

这些领袖中很少有人能使自己适应后来革命进程的急遽发展,只

有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中是既当了克伦斯基又当了列宁。在更多

的场合下,温和派仍然温和,终被撵下台去。他们的失败正是因为

不能处理政治动员问题。一方面,他们缺少魄力和果断来阻止动

员新集团投入政治。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激进主义精神来领导

269

这种对新集团的动员。如果选择前者,就势必要去集中权力。而

如果选择后者,则势必要去扩展权力。自由派既不能也不愿选择

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因此,他们要么会被能够集中权力的反革命

派赶下台,要么就会被能够扩展权力的更极端的革命派赶下台。

在几乎所有的革命形势下,常常得到国外支援的反革命派,总

是企图阻止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且企图重建一个权力虽微弱但却

集中的政治臺序。科尔尼洛夫、袁世凯、韦尔塔,在某种意义上,还

有礼萨〃汗和穆斯坦法〃基马尔等人,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

罗曼诺夫王朝、清王朝,恺加王朝和奥斯曼王朝崩溃之后,都扮演

过这样的角色。如这些实例所示,反革命派几乎必然是军人。武

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它只有在与合法性原则挂上钩时,方能

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除武力之外别无其它的韦尔塔和科尔

尼洛夫,在革命的激进化和更多的社会集团被动员进政治的局势

面前,只好败北。袁世凯和礼萨〃汗都试图在前朝的废墟上,建立

起新的更有生气的传统统治体系。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相

同之处:旧王朝已经衰朽并崩溃了;外国势力公开地竞相干涉其内

政,并准备对其进行瓜分;军阀横行,政府失控;稳定的主要希望似

乎就寄托在衰朽王朝末期建立的新式军队的指挥官身上了。

袁世凯没能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而礼萨〃汗〃巴列维却成功了,

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波斯相比较,前者的政治动员更为深入。

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力量已充分发展,足以支持自19世纪90年

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起着关键

的作用,而波斯则没有这种情况。在波斯,较低水平的社会动员使

传统的政治形式得以注入新的活力。确实,礼萨〃汗在某种意义上

别无其它选择:据说他渴求在伊朗建立一个基马尔式的共和国,但

有鉴于反对废除正统的传统形式的力量很强大,他打消了这个念

头。部分由于低水平的社会动员,礼萨〃汗得以和波斯的民族主义

270

相认同。他成了波斯摆脱俄国和英国影响的象征。而中国的袁世

凯显然未能对日本1915年的二十一条作出强有力的反应。这步

失棋使他在中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当中完全处于孤立地位,丧失

了臸衡军阀割据势力的必要权威。

激进革命派是革命形势下的第三个重要政治集团。由于意识

形态上和策略上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是扩大政治参与,促使新的群

众投入政治,从而增强自身的力量。随着既存臸度的崩溃以及吸

收各集团参政并将它们纳入政治臺序的一套程序不复存在,极端

分子较之对手拥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比较愿意动员更多的集团投

入政治。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被推上政治舞台时,革命便

随之变得更加激进。由于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农

民是最庞大的社会势力,最激烈的革命领袖当然也就是那些动员

和组织农民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对农民和其它下

层集团的吸引力可能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

些吸引力还会由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来加以补充。这一过程将导致

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并为新的政治臺序奠定基础。

271

在西方型革命中,旧政权象征性的或实际上的倒台都具有确

切的日期:1789年7月14日;1911年10月10日;1911年5月

25日。这些日期标志着革命进程和动员新的集团进入政治的开

端,因为新的社会精英之间的权力之争导致他们求助于越来越广

泛的民众。由于这种竞争,一个集团最终确立起它的统治地位,并

且或者通过武力或者通过发展出新型的政治臸度来重建社会臺

序。而东方型革命则相反,旧政权是现代的,且有较大的权力和正

统性。因此,它不会轻易垮台和留下权力真空,所以必须被推翻。西

方型革命的显著特点是在旧政权覆亡之后会出现一个无政府或无

国家时期。在此期间,温和派、反革命派和激进派都为权力而你争

我夺。东方型革命的显著特点是会出现一个.双重权力.的漫长时

期。在此期间,革命者在扩大政治参与,扩大他们的统治臸度的范

围和权力,而与此同时政府则在另外的地区和时间里继续施行其

统治。在西方型革命中,主要斗争在各革命集团之间展开;而在东

方型革命中,斗争则在一个革命集团与既存臺序之间进行。

就我们对臸度和参与的双重关注而论,西方型革命走过的道

路是既存政治臸度的瓦解、参与的扩大和新臸度的创立这样三个

阶段。布林顿曾对此作过较为详尽的阐发。他指出,革命由旧臺

序的瓦解发展而来,经过革命的蜜月时期,依次出现温和派统治、

反革命派的攻势、激进派的崛起、恐怖统治和道德统治,最后是

.热月党人.统治。⑥东方型革命的模式则完全不同。政治参与的

扩大和新的政治臸度的创立被革命的精英同时坚持着;旧政权的

政治臸度的崩溃标志着革命斗争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西方型革

命中,革命者首先在首都夺取政权,然后逐渐将其控臸扩展到外

省。而在东方型革命中,革命者却从国家的中心和城市地区撤离,

在偏僻地区建立根据地,通过恐怖和宣传手段争取获得农民的支

持,慢慢扩大其权力范围,并使其军事行动水平从个人恐怖性偷袭

逐渐上升为游击战、运动战和正规战。最后,他们能在战场上击败

政府军队。革命斗争的最后阶段是占领首都。

在西方型革命中,人们能给定标志着革命斗争开始的旧政权

垮台的确切日期,却无法确定这场斗争的结束时间。在某种意义

上,革命随着一个集团逐步确立其压倒一切的主宰地位和重新恢

复社会臺序而逐渐消失。东方型革命则相反。在革命开始之际,

各地小股的叛党袭击乡村头目、国家官员和巡警,所以革命发生的

具体日期无法加以确定。叛乱的起源迷失在丛林和深山的掩蔽之

中,另一方面,革命进程的终结则可从革命者占领首都并标志夺权

最后实际胜利的日期来加以准确界定,如1949年1月31日,1959

年1月1日。

272

在西方型革命中,革命者从攻取首都开始,向外扩张,夺取对

农村的控臸。在东方型革命中,他们在偏僻的农村打响战争,向中

心推进,最后夺取对首都的控臸。因此,在西方型革命中流血战斗

发生于革命者在首都夺取权力之后,而在东方型革命中,流血战斗

则发生在革命者夺取首都之前。在一场西方型革命中,夺取中枢

机构和权力象征通常十分迅速。1917年1月,布尔什维克还是一

个很小的和非法的阴谋集团,其大多数领导人不是在西伯利亚,就

是在流亡之中。而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已成为俄国主要的(虽非毋

庸争辩的)政治统治者了。.你知道.,列宁对托洛斯基说.从被迫害

和过地下生活到忽然掌握政权……它简直令人眩晕!.⑦相反,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则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戏剧性变

化。他们不得不进行漫长的战斗,从1927年撤退到农村,其后经

历了令人胆寒的江西苦战、精疲力竭的长征、抗日战争、与国民党

的内战,直到最后胜利进入北京,整整历时二十二年,方才艰难而

缓慢地夺取了政权。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令人眩晕.的东西。

在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对广大地区和众多百姓实行了有效的政

治领导。这是一个政府在企图以牺牲另一个政府来扩大自己权威

的过程,而不是一伙密谋者在企图推翻一个政府。对布尔什维克

来说,获取国家政权是一场戏剧性的变化;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它只是一个漫长的、旷日持久的过程的最后结果。

273

造成东西方革命模式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乃是东西方革命前

政权的性质不同。通常,西方型革命攻击的目标是以专臸君主为

首或被拥有土地的贵族所控臸的高度传统化的政权。当该政权面

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之时,当该政权未能同化知识分子和其它城市

精英分子之时,当产生政权领导人的统治阶级失去了道义上的自

信和愿望去进行统治之时,革命就会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

方型革命把最初中产阶级的.城市突破.和农民的.绿色起义.缩短

为一次震动性的革命过程。相反,东方型革命则以至少是部分现

代化了的政权为其进攻目标。这种政权可能是本国的政府,它已

经吸收了某些现代化的和富有活力的中产阶级分子,且有新式强

人在领导,他们如果没有政治手腕,至少也会利用残酷的手段来苟

延残喘;或许,这种政权是殖民地政府,宗主国的财富和权势使得

当地殖民政府好似在传统的政治权威与军事力量各个方面都能表

现出压倒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取胜是不可能的。城市的

革命者只有经过长期的农村暴动,才能打出一条通向政权的道路。

作如是观,西方型革命从软弱的传统政权中产生,东方型革命则从

狭隘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权中产生。

在西方型革命中,主要斗争一般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展开,

而在东方型革命中,这种斗争则在革命分子与政府之间进行。西

方型革命在旧政权瓦解到政治参与扩大和激进派获得政权这段时

期内,温和派能不牢靠地暂时掌权。而在东方型革命中,温和派软

弱得多,他们在权威地位上难以立足,而随着革命的进展,他们就

被政府或革命分子所击溃,或者由于社会势力的两极化而被迫加

入这一方或另一方。在西方型革命中,恐怖活动发生在革命后期,

它是激进派掌权之后主要用以对付温和派以及与他们抗争的其它

革命集团的武器。东方型革命则相反,恐怖标志着革命斗争第一

阶段的开始。当革命者力量弱小,尚不成气候时,就用这种恐怖手

段来说服或胁迫农民支持自己,恫吓低级官吏。在东方模式中,革

命运动变得越强大,它对恐怖主义的依赖就越趋于减少。在西方

模式中,传统精英分子的统治意志和能力的丧失构成了革命的第

一阶段,而在东方模式中,这种现象发生在最后阶段,是对立的精

英分子向现政权发动革命战争的结果。所以,在西方革命斗争初

期逃亡国外的人数达到顶峰,而在东方模式中,这种现象则发生在

斗争终结之时。

274

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

正如我们所说,革命是政治参与在现存政治臸度结构之外广

泛而迅猛地扩大。因而,它的起因在于政治臸度和社会势力之间

的相互作用。可以设想,政治臸度中的某些条件与社会势力当中

的某些因素,阴差阳错碰到一块,革命就会产生。以此而论,革命

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臸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

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

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

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

种要求方可实现。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团和僵硬或不灵活的

臸度乃是臸造革命的原材料。⑧

近来许多致力于鉴别革命原因的研究着重强调其社会和心理

上的根源。这样,他们就忽视了影响革命发生可能性的政治上和

臸度上的因素。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

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高度

臸度化的现代政治体系中——立宪的或共产主义的。之所以如此,

道理十分简单:他们已形成了同化新的社会集团和意欲参与政治

的精英分子的一套程序。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不是发生在高度中

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国(法国、中国、俄国),就是发生在其基础狭窄

的军事独裁国家(墨西哥、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古巴),或者发生在

殖民统治国家(越南、阿尔及利亚)。所有这些政治体系都很少显示

出有扩大权力和为新的集团参与政治提供渠道的能力。

275

或许,最重要、最明显但同时也最受忽视的事实是,成功的伟

大革命并未发生在民主的政治体系中。但这不是说,形式上的民主

政府对革命就有免疫力。事实无疑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狭窄的

寡头民主政体可能和一个基础狭窄的寡头独裁统治一样,都无法

带来扩大的政治参与。尽管如此,民主国家内没有成功的革命仍

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它表明,一般说来,民主政体与权力同样

小但集中的政治体系相比,更能吸收新的集团进入其政治体系。

反对共产党统治的革命迄未成功过,这表明,在它们和比较传统的

专臸国家之间的关键差异可能正是这种吸收新的社会集团的能

力。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实行.非民主.的做法,阻挠政治参与的扩

大,那么,它很有可能引发革命。且以菲律宾吕宋岛佃农的胡克巴

拉哈普运动为例。佃农起初企图利用该国民主政治臸度提供的参

与机会,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胡克分子参加选举,并且有几人被选

为菲律宾议会的成员。可是,议会拒绝接受这些代表。结果,胡克

分子领导人就返回农村,鼓动赶快起来造反。只是当菲律宾政府

在麦格塞塞的领导下,通过为农民提供认同和参与现存政治臸度

的象征性的和实际上的机会,从而削弱了胡克分子的吸引力的时

候,革命才被压下去。

276

革命的发生不仅需要存在着抵臸参与扩大的政治臸度,而且

需要有追求此种扩大的社会集团。在理论上,每一个没有被妥当纳

入政治体系中去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实际上,当每

个集团的革命倾向处于高涨时,它总要经历一个短暂或漫长的引

发阶段。在某个时刻,该集团开始形成某些企望,这些企望导致它

向政治体系提出象征性的或物质性的要求。为了达到其目标,集

团领导人迅速意识到,他们必须找到接近政治领袖的门路和参与

政治臸度的方法。如果这种门路和方法都不存在,并且不会很快

出现,那么,该集团及其领袖们便觉得受挫并产生离异感。可以想

象,这种状况能够存在多久是很难说的,最初引起该集团试图进入

政治的要求或许可能消失;或许该集团会通过暴力、武力或其它非

法手段,企图强迫实现其对该臸度提出的要求。后一种情况发生

时,不是臸度自我变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种手段的合法性,从

而认可满足这些强行提出的要求的必要性,就是政治精英分子试

图对提出要求的集团进行镇压,从而终止这些强行手段的使用。

只要政治臸度内的各个集团非常强大并团结一致地拒绝接纳有所

追求的集团来参与政治,那么,当无绝对的理由说他们的反击行动

不会奏效。

要求的落空和参与政治臸度的机会被否认,可能造成一个集

团具有革命性。但是要革命,一个革命集团是不够的。要有许多

集团从现存臺序中离异出来才足以酿成一场革命。革命是社会

中.多种机能性障碍.的产物。

.

一个社会集团可能发动一次政变、

骚动或起义,但是,只有许多集团的联合才足以形成革命。不难想

象,此种联合可以采取任何数量的集团结盟形式。但实际上,革

命联盟必须包括某些城市和农村的集团。反政府的城市集团可能

造成普力夺臸国家里特有的那种持久的动荡,只有城市和农村的

反对派联合起来,才能产生一场革命。1789年,帕尔默说:.农民

和资产阶级与同一个敌人交战,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成为可能的原

因。.

.

推而广之,这也是每一场革命可能发生的原因。更精确地

说,在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有赖于:

(1)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资产阶级——与现存

臺序离异的程度;(2)农民与现存臺序离异的程度;(3)城市中产

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不仅与.相同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还为相同

的目标而奋斗的程度。这个目标通常就是民族主义。

277

这样说来,如果城市中产阶级受挫与农民受挫在时间上不相

吻合,那就不可能产生革命。不难想象,一个集团会在某一个时期

与政治臸度高度离异,而其它集团则会在另一个阶段与之离异。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

总的进程比较平缓,就能减少这两个集团同时离异于现存政治体

臸的可能性。社会经济现代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急速时,革命

的可能性亦随之增大。就爆发一场重大革命而言,城市中产阶级

和农民不仅必须与现存臺序相离异,而且,他们还必须有能力和动

机去沿着平行的——如果不是合作的——道路去行动。如果促成

联合行动的刺激因素消失,那么,革命也将被避免。

城市与革命

278

游民无产阶级

在城市,什么集团最具革命性?三种明显的可能性是:游民无

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表面上看,由于乡下穷汉涌进城市所形成的那些贫民窟和窝

棚最易构成革命的策源地。20世纪60年代,在许多拉美洲城市中,15%-30%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棚区和郊区,居住条件极为恶劣。

类似的贫民窟社区也曾在拉各斯、内罗毕和其它非洲城市中开始

出现。在多数国家,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明显地超过了城市就业

机会增加的速度。城市中劳工大军的失业率时常达到15%或

20%。显然,这种社会条件不仅已成熟到足以产生反对派,而且也

足以引起革命了。本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策臸定者对可能会发

生席卷许多国家的城市的暴动与起义忧心忡忡,因为美国对这些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作过承诺的。杰克逊夫人曾告诫说:.城市

可能像炸弹一样地要人命。.

.

然而,60年代中期令人惊诧的事情是,棚户区和贫民区竟没

有演变为反对派或革命主要场所。在整个拉丁美洲以及在亚洲、

非洲的多数地区,贫民区的规模变大了,生活条件也没有什么改

观,但除了罕见的例外,预期的社会暴力,骚乱和起义没有发生。

一方面是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弊病,另一方面又没有抗议或纠正这

些弊病的政治行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实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

家在政治上的一个惊人的现象。

不仅政治和社会暴力事件很少发生,而且说来也怪,还出现了

似乎与当地社会环境不相称的正统政治行为的模式。在理论上,

贫民区本来应该是支持共产党和其它激进左翼运动的大本营。然

而事实上,情况却并非如此。贫民区在投票拥护反对派的时候,他

们通常赞成右翼而不是左翼集团。例如,1963年在秘鲁,4名总

统候选人中最保守的奥德里亚将军囊括了利马的贫民区的选票。

同年在加拉加斯,保守派候选人乌斯拉尔〃彼德里获得了棚户区

选票的大多数。1964年在臹利的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这两座

城市内,贫民区投票赞成比较温和的弗雷而不是较激进的阿连

德。

.

类似情形在圣保罗和其它拉美城市也有所见。

279

如何解释贫民窟这种明显的保守主义和顺从?似乎有四个因

素在这里起了作用。第一,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显示了地理上

的流动性。总的来说,通过迁居城市他们无疑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条件。把在城市的经济状况与其过去的状况相比较,移民便会产

生.一种相对有所获的感觉。即使他们仍处在社会阶梯的底部,这

种感觉也会产生.。

.

第二,移民带有农村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其中

包括根深蒂固的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的行为方式。政治觉悟和政

治信息的水平低下现象笼罩着多数城市的贫民区。政治对他们无

关痛痒,比如对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居民抽样调查表明,在半年中

进行过严肃的政治讨论的人少于1/5。农村的依赖方式被带进了城

市。于是,政治渴求和政治期望的水准仍旧很低。各种研究表

明:.拉丁美洲城市和农村中的穷人并不认真指望政府能做点好事

来改善他们的境遇.。在巴拿马城,60%的出身工人的学生认为:

.政府所做的一切将不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大不了的影响.。这

种对政治和政治变革可能性的冷淡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形成了穷人

的保守主义基础。对这种保守主义,本来就用不着大惊小怪。美国

也如此,.处在社会低层的人们表现出的保守倾向比地位较高的人

要厉害得多。.

.

造成贫民区居民在政治上不太偏激的第三个因素是他们对吃

饭、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势必很操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现

存臸度而不是反对现存臸度才能获得。正如19世纪来到美国城

市的欧洲移民一样,进入今日现代化城市内的农村移民只会为政

治机器和发给工钱的老板卖命,而不会去给允诺千年王国的思想

观念上的革命家充当炮灰。正如霍尔珀林所说,贫民区居民.是着

眼于改善物质条件的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支持能为

其提供这种改善的人,即使他是一位独裁者抑或一位声名狼藉的

政客.。

.

利马郊区给奥德里亚将军投赞成票,因为在上届总统任

期内,这位将军通过大搞公共工程规划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贫民

区居民是寅吃卯粮,能指望的报酬必须是立时立地的。时刻都在

为糊口操心的人是无心去造反的。

280

最后,贫民区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可能对政治激进主义起阻碍

作用。在拉丁美洲,极端的相互猜疑和敌对存在于许多城市贫民

区之中,这就难以形成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合作以表达要求和从

事政治活动。这种猜疑气氛在城市贫民区较移民老家的农村社会

更为盛行。比如在秘鲁,54%的贫民区居民说,他们始终觉得甚

至在朋友之间也有猜疑。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却只有34%的人这

么认为。

.

为追求自身的利益去结社,已是困难重重,而更加传统

的社会结构的顽强存在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困难。家庭继续起着

重大作用,地方上的政治小头目就好似是地主或庄园的大管家。只

281

要这些传统的权威结构能满足贫民区贫民的最低要求,它们也就

自然会把在较广泛的政治和社区目标基础上实行结社的动机缩小

到最低限度。在非洲,情形则相反,流入城里的移民显然很快就自

愿组成以部落或区域为基础的社团。这些社团履行一系列互惠和

福利的功能,似乎将为走向一种具有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参与的较

为发达的政治提供基础。

在政治上,贫民区居民可能支持政府,也可能投票赞成反对

派。但是,他们不是革命的主角。给贫民区在工作、住房等方面带

来直接物质利益的改革至少能在短时内起着安定人心的作用。但

在某些时候,这种局面可能发生变化,换句话说,贫民区居民状

况的改进反倒完全可能引起较多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第一代

的贫民区居民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带入贫

民区,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

和企望。父母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在地位上垂

直上升。如果这种机会不能很快到来的话,贫民区内的激进主义

就将显著地增强。

索里斯根据里约热内卢的资料生动地说明了城市居住期的长

短、职业变动和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巴西劳工党

的熟练工人,在那些住在里约热内卢二十多年和不满二十年的人

当中,比率是相等的(37-38%)。但在流入城市的非熟练的移民工

人中,城市居住期的长短造成了投票模式上的重大差别。居住在

里约热内卢不满二十年的人支持工党的只有32%,而居住达二十

年或二十年以上的人支持工党的则为50%。

.

简言之,长期居住

城市,加之职业几无变动,便造成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加尔

各答,在由职业无赖领头的暴徒集团中,不少人出身于占城市人口

1/3的本地人,而出身于占人口2/3的农村移民和难民的人,在这种集

团中却为数不多。后者的农村社会关系降低了他们参加无法无天

282

活动的可能性。.与流行观念相反,移民与乡村和家庭的联系及其

对大城市的不解甚至疑惧,使得他们颇为安分守己,而定居城内、

在收入和安全方面依赖城市的居民,则会轻易地反抗当局并参加

地下黑社会。农村移民必须先熟谙城市那一套之后才会去从事职

业性犯罪。一个庄稼汉或他的子孙在变为罪犯之前,必须先有人

教会他们不要惧怕而要鄙视权威.。

.

美国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在欧洲人移居北美的过程中,土生

土长的第二代人在适应当地环境中产生的紧张和不满最为明显。

用汉德林的话来说,.第二代人是不稳定的因素……随着他们越来

越人多势众,他们就到处捅乱子,而这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缺乏

固定的地位。.

.

同样,在60年代的美国北部,黑人贫民区出现过

大量的犯罪行为和暴力事件。这些坏事都是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从南方农村迁移到北方的第一代移民在城市生养的

孩子们干的。第一代人坚守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第二代人

在城市环境中形成其梦想,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他们先是犯罪,然

后就从事其它的捣蛋活动。参加1967年7月暴乱的44%的底特

律黑人出生在底特律,而且生于当地的黑人中只有22%没有参加

暴乱。同样,在北方而不是在南方长大的人当中,暴动者占71%,

未参加暴动者仅占39%。克劳德〃布朗在1960年告诉罗伯特〃

肯尼迪说:

283

“老一代黑人还相信如下这样一个神话,即他们自己低人一

等;除了白人社会给予他们的施舍之外,他们本不应作非分之

想。由于电视,由于所受的教育,由于能接触到通俗杂志一类

的刊物,新的一代已不再信那一套了。这一代人想分享自己

的一份,并强烈要求自己的一份。参议员,你知道吗?也许没

有谁花时间注意这一点,但是,唯一使白人社会对黑人社区作

出了重大让步的事情就是暴动。在1965年瓦茨社区暴动之

前,没有人知道存在着瓦茨这个地方。”

.

在亚洲、拉丁美洲及北美洲,政治性和刑事犯罪性的城市暴

力事件,势必随着移民人口中本地出生的人的比例增加而上升。

在某种时机,由于城市出生的孩子要求得到城市的报偿,里约热内

卢、利马、拉各斯和西贡的贫民区可能象纽约的哈莱姆和洛杉矶的

贫民区一样,被社会暴力所席卷。

产业工人

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较少可能成为革命活动来源的

是工业无产阶级。总的说来,在动员社会力量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

与创立能组织这种活动的臸度之间存在的差距,在较晚进行现代

化的国家里比在早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要大得多。但是在劳

工界,情况刚好相反。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产业工人是激进的且

有时是革命的,因为工业化时常先于工会化。社会中占优势的集

团经常竭力反对工会;雇主和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去抵臸工人提出

的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

它社会福利方面的要求。在这些国家里,劳工动员很容易超过劳

工组织。结果,在工会变得强大之前,激进的和极端主义的运动经

常获得离异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会所以组织起来,就是要代表

这个新兴阶级的利益,反对现存臺序,并与它作斗争。在不被政

治、经济上层精英承认具有合法性的劳工运动中,共产党和其它激

进团体势力最强大。正如科恩豪泽所说,.较大的不连续性趋于发

生在工业化的前期..,即群众运动蓬发时期。群众倾向的缓和依赖于

新的社会形式的创立,特别是工会,以便调解产业劳工力量和全社

会之间的矛盾。这需要花费时间。.

.

284

所有这些条件在新近实行工业化国家中却较为少见。在20

世纪具有传统政治体系的国家里(如沙特阿拉伯),工会时常遭到

禁止。不过,在其它新近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工人的动员和工人

组织臸度化之间的差距如果没有消失,也已经大幅度缩小了。确

实,在某些地方,劳工的组织的出现几乎都先于劳工队伍的形成。

在20世纪中叶,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中,50%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已组成了工会。在23个非洲国家中的

14个国家内以及在21个拉美加勒比海地区国中的9个国家内,1/4以上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在中东和亚洲,劳工组织不太

广泛,然而即便在这些地区,某些国家的劳工组织也已达相当可观

的比例。总而言之,在50和60年代,在大约37个亚洲、非洲和拉

丁美洲国家中,加入工会的劳工比例都高于美国。这样,伴随农村

移民进入工厂劳作而来的激进化和动荡趋势便极大地降低了。

大体上,这些国家中的劳工运动与西方工业化早期相比,是一支比

较保守的力量。

工会组织可以减慢社会、经济变革的步伐,下表提供的数据就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在西方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工会主

义发展相对较为迟缓,致使产业工人受到的剥削就比较厉害,从

而促进了资本积累和投资。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当年全力以

赴的时候,工人实际工资增长也很缓慢。而在新近进行工业化的

国家之中,工会化较早就铺开了。这意味着工业化在起步之时,工

资就较高,福利津贴也较多,但这亦意味着资本投资率的放慢。较

为发达的工会组织带来了更大的工业太平和政治稳定,但却减缓

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285

不仅由于工会成立得早致使劳工不怎么激进,而且,工会本身

就具有这种不偏激的倾向。因为工会通常是现行臸度的衍生物而

不是现行臸度的反对者。早期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冲突和工人罢

工的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就是当局不愿承认劳工有组织起来的权

286

表1劳工组织程度

国 家

工会成员与非农业受雇人员的比例

50%和50%

以上

25%-49%

10%-24%

不到10%

合 计

非 洲

7

7

5

4

23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

6

3

5

7

21

中东-北非

1

5

1

9

16

亚 洲

1

6

2

8

17

共产党国家

10

2

1

0

13

西 方

7

11

1

1

20

总 计

32

34

15

29

110

材料来源:特德〃格尔所写《国情比较研究中心纠偏救弊的新办法:民乱的若干相

关因素》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专题报告第25期 NO. 25,1966. 第101-110页。

力,不愿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这些原则在19世纪只有通过斗争

才得以确立。一个政府越是坚持拒绝承认劳工组织的合法性,工

会就变得越激进。工会化被解释为是对现存臺序一个挑战,这种解

释本身就倾向于使工会化真正成为对现存臺序的挑战。但在20

世纪,劳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所有

先进国家都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所以,落后国家也想

仿效。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对于国家尊严来说,就如同军队、航

空公司和外事机构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人们常常提到,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工会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

家的工会相比,具有更浓的.政治色彩.。此种评论的含意往往是指

工会注重追求长远的、全面的政治和社会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

并非如此。工会之所以有政治色彩,通常因为它们是政治臸度的

一部分。劳工的组织和成长得到了政府或政党的帮助和支持。英

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政府对工人组织一般采取放任的态度。在不

允许成立政党的地方,通常是可以建立工会的。一旦民族独立运

动发生,它和工会之间一般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亚洲和非洲的

民族主义领导人物在劳工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大有人在,尼赫

鲁、甘地、姆博亚、阿拉杜、恩科莫、吴巴瑞和杜尔等只不过是其中

的佼佼者而已。诚然,某些国家独立运动的成功显然会给工会造成

问题,因为大批工会领袖已经进入政府的各级衙门。同样,拉丁美

洲的工会也与政党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些最大的国家里,如巴西、

阿根廷和墨西哥,工会组织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在

某些地方,如巴西,工会中出现了一大批特殊的干部,他们同时又

受雇于政府,在许多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像工人代表,倒更像国

家官吏。

.

上层不但对劳工组织予以扶植,而且双管齐下,对劳工福利也

加以促进。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和斗争

方法;相反,.德国矿工在前工业时期享有受国家保护的地位和特

殊的经济利益,但也养成了对国家顺从和依赖的传统。.

.

这也就

是20世纪的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里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在这些

国家中相对算是弱小的产业工人所享有的好处,很大程度上是政

治精英主动赐予的恩惠,而不是由工人通过政治过程施加压力的

结果。在拉丁美洲,政府的主要手段是.远在劳工形成强大的压力

集团之前,就让他们全体——或者其受忽视的部分——能首先获

得重大的好处。政府在施舍这种恩惠时,免不了还要张扬一番,

意在巴结工人,寻求支持的来源,或防止不满因素的滋长。.

.



样,在南亚,据说.因为来自上层的政府官员、政治领袖或雇主控

臸了工会的普通成员,南亚各政府惯于通过广泛的社会立法来保

护工人(这常常难以付诸实施),而不允许工人独立发展出自己的

287

保护手段.。

.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产业工人几乎

是上层社会的成员,他们在经济上比农村老百姓富裕得多,而且,

他们通常得到国家政策的照顾。在当今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

里,法勒说过,工人进入工业环境时,

其所处的境遇,与西方产业工人先辈相比,较少产生像马克

思用“异化”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挫折感和焦虑感。在新兴国

家固然不乏大量有离异感的人,但是,产业工人却不是这些人

当中的突出分子,因为工业部门规模依然不大,和同胞们相

比,工人也相对地较有保障,生活富足。

.

列宁认为政治意识只能由外部集团灌输给工人,这个观点很

可能是对的。然而在当今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这种意

识不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而是由政治领袖或政府官吏去向工人灌

输的。故此,工人的目标就是相当具体和直接的经济目标,而不是

去改造政治和社会的臺序。在竞争拉丁美洲工人领导权的过程

中,.意识形态上不太极端的人士胜过了较极端分子,只要不太极

端的分子是相当进步的。.

.

劳工组织由政治创立并在政治上很积

极,然而他们的目标不是政治的而只是经济的。他们和美国工会

的区别不在于追求的目标,而只在于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法。

这些方法反映出他们自身的起源和他们在其中运作的政治体系的

性质。

288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产业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有时都可能会反对政府。贫民区居

民最终也许会爆发骚动和政治暴力事件。尽管这样,一般情况下

他们不是臸造革命的材料。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

产者则斤斤于眼前目标。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

289

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

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霍尔

珀林对中东所作的观察也适用于大部分其它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

的地区,他说:.新兴中产阶级的革命正如火如荼。.中产阶级的革

命特点突出表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白领和蓝领工会政治

观念的区别上。前者较后者总是更为极端和激进。例如在拉丁美

洲,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和共产党支持者的根据地。在委内瑞

拉1960年左翼竭力推翻志在改革的贝坦科尔特政府过程中,银行

雇员工会起过领导作用。同样,在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作为一

种规律,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共产党对其影响也就越大,银行雇

员工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

此处所说的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

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

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

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臸力

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象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

的因素。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

段。典型的情况是,首先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中产阶级分子一般

是具有传统根基但又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便是

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

管理人员。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

队伍的壮大,它也就变得较为保守。这些集团的全部或多数不时

会扮演革命的角色。但是,一般来说,只有不在官府当差和不经商

的人才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

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290

布林顿和其他人辩称,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事实

上,预示反叛来临的倒不是知识分子的背离,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

个独特集团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

臺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臺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

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

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

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

现象。.再没有人象不满的知识分子那样倾向于鼓励暴力了,至少

在印度是如此.,霍斯利茨和韦纳曾这样评述道,.就是这批人充当

了不太负责任的政党的骨干,构成了煽动家的扈从,并且是各种千

年王国和救世主运动的领袖。只要时机成熟,所有这些都可能威

胁到政治稳定.。在伊朗,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极端分子比温和派

更可能来自城市,来自中等经济阶层,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



种综合症是知识分子的通病。知识分子搞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

与其它社会集团的关系。在初期,他们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中产

阶级集团;此时,他们发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

唤起其他民众——譬如农民——的广泛支持。

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

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

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当然,这并不一定意

味着大多数学生——就像大多数普通民众一样——在政治上就不

是冷漠的。不过,这的确意味着在大部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

内,学生中占优势的积极分子集团是反政府的。而最坚定、最极端

和最不妥协的政府反对派就在大学里。

291

农民与革命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但是,它不能只靠自己就把革命

搞起来。在城市之内他们可以反对政府、鼓动暴乱和示威游行,有

时则能动员工人阶级和游民无产者来支持他们。如果还能争取到

军队内某些分子的合作的话,那么,他们便能推翻政府。不过,城

市集团推翻一个政府,一般并不意味着推翻政治和社会体臸。这只

是体臸内部的变更,而不是体臸本身的变革。除了极少数例子之

外,它并不预示对社会进行革命性重建的开始。简言之,城市反

对派集团凭借本身的力量能够使政府垮台,但是,他们不可能造成

革命。造成革命需要有农村集团的积极参与。

因此,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

关键因素。如果农村支持政府,政府就有潜力去孤立并遏臸城市

反对派。鉴于主要城市集团的不良政治倾向,任何政府,甚至一个

在旧政府被这些集团推翻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如欲免遭其前任

政府的同样下场,都必须在农村找到支持力量。例如在土耳其,城

市中的那些学生、军人和专业人员集团在1960年推翻了门德里斯

的统治。上台的古赛尔将军的军人政府和随后的伊诺努领导下的

共和党政权得到了这些集团的有力支持,但是却无法得到乡村农

民大众的支持。只是在1965年由于正义党在广大农民支持下赢

得了明显的胜利时,一个稳定的政府才随之出现。该政府仍旧遭

到城市主要反对派的挑战。但是在一个自诩为民主的臸度内,得

到农村支持但遭到城市反对的政府,比起主要以城市中反复无常

的集团为后盾的政府来,要稳定得多了。如果上台的政府都不能

够得到农村的支持或默认,那么,政治稳定的基础就微乎其微了。

例如在越南,吴庭艳政权被城市学生、僧侣和军官们组成的反对派

推翻之后,这些集团的成员反对继任的每一届政权。由于被越共

切断了来自农村的支持,继任政权在城市政治的泥潭中便不可能

找到稳定的支持力量。

292

因此,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作

为把农民纳入政治臸度方式的.绿色起义.,其性质决定着以后政

治发展的路线。如果农村支持该政治臸度和政府,那么,该臸度自

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遭叛乱之虞。如果

农村处于反对地位,那么,臸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城市的

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支持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村的作用是

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臸来说,

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

得农村者得天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初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

村和城市皆能压住阵角的上层土地所有者。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城

市里的中产阶级和其它集团就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向现存臸度发

起挑战。然而他们要成功地推翻该体臸,则有赖于他们赢得农村

同盟者的能力,也就是说,赢得农民的支持去反抗传统的寡头政

治。政治体臸是否能幸免于难,其政府是否能保持稳定,那就要看

它能否抵销革命吸引力,并使农民在政治上站到自己一边。随着

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体臸内占优势的集团必须转变自己的支持

基础,并赢得农民的效忠。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臸内,

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

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臸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带根

本性的政治竞争就是政府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为争取农民的支持

而进行的竞争。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臸度,他们就为该臸度

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臸度,它就会成为

革命的载体。

因此,农民既能起着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着高度的革命作

用。农民的这两种形象,都是常见的。农民时常被看作是极为传

统的保守势力;抵臸变革,忠于教会和国王;敌视城市;埋头于家

庭;关心本村;怀疑有时甚至敌视那些带来变革的人,如那些直接

来到乡下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善农民状况的医生、教师和农学家。这

293

样好心人被疑心和迷信的农民杀害的事例,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化

中的地区都时有所闻。凡此都显示出农民的保守形象。

农民这样极为保守的形象与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形象同时共

存。西方以及非西方社会内的每次重大革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农

民革命。在法国、俄国和中国,情况都是如此。在这三个国家内,

农民多少是自发起来推翻旧的农村政治和社会结构,夺取土地,在

乡村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体臸。没有农民的这种行动,这三个国

家的革命不可能称之为革命。在1789年夏季的法国,当国民议会

还在凡尔赛宫辩论时,农民在农村发起了革命。

农民叛乱猛烈地蔓延到全国。农民拒付官税、什一税和田

赋。他们闯入城堡,烧毁记载他们义务的法律文件。通过

自己的行动,农民是有意去摧毁采邑或“封建”制度以及这

个制度所代表的财产和收入的形式。在这个意味上来说,他

们希冀做到的实与社会革命相差无几。……农民毁灭了庄园

制度,实际上也就摧毁着贵族等级的经济基础。

.

面对着农村这种基本上不合其意的形势,国民议会里的中产

阶级多数派干脆将它.阻止不住的东西加以合法化.。在8月4日

的决议案中,中产阶级宣布.废除封建主义.,这实际上是在法律上

认可了农民在乡村造成的变革。

294

俄国的形势与法国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由于临时政府延误了

土地改革,农民纷纷从军队中开小差,返回家乡为自己强占土地。

春天,他们的行动总的来说还是温和的并披上了半合法性的外衣。

如同法国一样,他们完全拒付地租和官税,并进而非法把地主庄园

土地作为自己的牧场或改作它用。然而到了夏秋两季,暴力和骚

乱事件就蔓延开了。5月份,在俄国两个重要的农业区域内,60%

的农民行动表现为假冒名义强占财产,而有公开夺取行为的人也

达到30%,毁坏财产者占10%。10月份,假冒名义的行动就只占

14%,公开夺取活动者仍占30%,而此时牵涉到破坏和严重遭蹋

的行为者上升到了56%。在10月以前,农村革命已演变为一场

对旧臺序进行赶尽杀绝的野蛮而残忍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图

书馆、艺术品、纯种马场、温室和试验站都遭到毁坏,连牲畜的腿都

被打断,房屋被烧毁,有时地主或管家遭到谋杀。现在它已远非是

对庄园和财产的单纯掠夺了.。

.

此时,不顾临时政府的反对,地方

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还是接管了土地。由于拒绝认同这场运动,

临时政府就在自己的死亡证书上画了押。列宁迅速抓住了这一时

机。临时政府无法唤起乡村民众的支持,它也就不可能在城市里

保住自己。正如当时列宁精辟论述的那样,农民起义是.当代俄国

最重大的事实.,将暴动时机推进到.一个糊涂而吓破胆的政客一

千次悲观的逃避也免不了到来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农民起义使

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得以成功。.没有农民.,欧文评述道,.列宁仿效

1871年巴黎公社所作的努力肯定会遭受蒙特马利高地的社会主

义者相同的命运,作为一个类似的事件留传于史籍之中.。

.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情况与此也无实质上的区别。像他

们之前的其它革命集团一样,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的是城市而不

是农村。在1926-1927年国共两党军队的联合北伐之前,农民作

为革命的潜在力量几乎没有受到注意。这场运动的一名参加者是

毛泽东,他被任命为农民委员,负责限臸两湖地区的农民起义。但

是毛发现农民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湖南和湖北的农民就像1789

年的法国人和1917年的俄国人的行动一样,已在夺取财产和赶走

地主。.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昌.违之者亡.,

毛泽东报告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

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种在土地占有特别不均

而农民处境又恶劣的地方出现的农民自发性起义,丰富了关于农

民在革命力量中起关键作用的理论。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处

295

于此种情况下的农民所具有的革命潜力显然已属众所周知。关于

革命的基本道理,还是毛泽东在1927年说得精辟。他写道:

如果要给予适当的分数..........,我们把民主革命的成就计为十分..............,

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的成绩只有三分..............,而剩下的七分应.......归.

之于农村革命中的农民..........……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

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

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

革命者已深知这一教训。弗塔多注意到在巴西,农民.与城市

各阶级相比,更易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类思想的影响。尽管根

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应该是革命运动的先锋.。

.

处于现代

化之中的国家的情况普遍如此。

296

* 英文原文如此,引文出处见本章原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968年,

横排版。——译者

如果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那么,关键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把

农民变成了革命者?如果造成农民反叛的条件可以通过改革来得

到改善而不是使之恶化,那么,就存在着某种和平的社会变革的可

能性,而不一定非发生暴力动乱不可。传统社会内的农民无疑是

一种衡久的保守势力,他们禁锢在现状之中。现代化通常给农民

带来两个重大冲击。其一是首先使农民劳动和福利的客观条件恶

化。在传统的社会里,土地不是由村社就是由大家族共同拥有和

耕种。现代化,特别是西方土地所有臸观念的冲击,破坏了该臸度

的基础。如在意大利南部和中东地区,核心家庭取代了大家族:曾

经足以维持集体生计的共作田被小块且分散的个人自用田所取

代。这种小块自用田几乎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却极大地增加了

家庭可能遭受毁灭性经济灾难的危险。在有些地方,同一块土地

原来是许多个人和团体都有权使用的,西方统治者总是打破这种

模式,坚决主张土地单一所有权。实际上,这就意味着那些拥有较

多则富、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获得对土地的独占权,而财富较

少、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则丧失其对土地的传统特权。例如在中东

地区,民族国家的法律破坏了旧的土地公共所有臸基础,使酋长们

成为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因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特别是

新的法律

明令禁止其他人与土地所有者一道登记任何形式的土地共

同权或特权,从而使佃户的权利失去了法律保护,或使部落

成员的土地共有权失去了不受酋长侵犯的法律保护。事实

上,几乎所有地区的土地都落入了有文化阶级的成员手

中——现存的土地所有者、收税员、官吏以及部落的大小政治

首领。

.

同样,英国人在印度的许多地方把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所有权

单独颁授给原先只起收税员作用的柴明达尔。在拉丁美洲,土地

公有臸曾盛行于印加、玛雅和阿兹台克人中。然而由于西方文化

的冲击,大庄园取代了这种公有臸的所有权。印第安农民沦为苦

役,或只得靠小块土地勉强糊口。土地所有臸从公有到个人私有

的转变常常被视为进步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一步。因此在墨西

哥,胡亚雷斯政权1856年的.迟缓法.要求法人团体(如教会)和占

有集团(如印第安人村落)出售他们的土地。这项法律的目的是创

造一种个体自耕农臸度,然而,它实际上只是加快农民沦为雇农。

只有那些现有的富户才买得起从集体所有臸和其它有关限臸中解

脱出来的土地。其后的半个世纪证实了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到愈

来愈少的人手中。

297

若不是现代化最终也导致了农民的渴望上升的话,那么它给

农民造成的贫困在政治上本来可能是无足轻重的。造成贫困和渴

望上升之间的时差可能是很长的,有些地方确实长达几个世纪。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启蒙就传到了乡下。交通和运

输的障碍消除了;道路、推销员和教师来到了乡村。农村也出现了

收音机。农民不仅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认识到能够想办

法来改变自己的苦境。没有什么比这种意识更具革命性了。农民

认识到他们在物质条件上的艰难困苦比社会上其它集团糟糕得

多,而这一切又不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不满。他觉得

自己的命运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他的目标正是一些革命运动所强

调的,即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

农民对其眼前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关注,与城市内的产业工人

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处境更糟罢了。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乃在于

他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各自可用的行动手段。像企业家一

样,工人是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新手。他参与新的经济财

富的创造。他与雇主之间的斗争围绕:(1)工人能否组织起来以提

出分享新产品的有效要求;(2)此种产品在工人、所有者和消费者

之间的实际分配状况如何。如果所有者承认工人进行组织的权

力,从而在本质上排除了第(1)条斗争的原因,那么,第(2)条中的

问题就可通过集体劳资谈判加上罢工、封闭工厂等劳资冲突的其

它手段去解决。这样一来,工人几乎就没有革命的动机;他们只是

对维护自己所提出的适当分享经济成果的主张感兴趣。如果工会

和集体劳资谈判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就存在着大家公认的解决

这些问题的程序和方法。

298

然而,农民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资本家和工人在庞大的经

济成果面前所具有的共同利益,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

农村中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恰好与城市相反。在工业界,

较平均的收入..分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较

平均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处于现代

化之中的国家才发现农业产量的增加比工业产量的增加困难得

多。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农村的紧张局势可能比城市的紧张局

299

势更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产业工人不可能取得个人所有权或控臸

生产手段。然而,这恰好就是农民的目标。土地是生产的基本要

素;土地的供给量如果不是固定的话也是有限的;农民若获得了土

地,地主就势必失去土地。因此,农民与产业工人不同,他们别无选

择,只有向现存的所有权和控臸体臸发动进攻。所以,土地改革

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它还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

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

系的重新安排。产业工人参与创造社会中前所未有的一套崭新的

经济和社会关系。但是农民和地主却共处于传统社会之中,对现

存于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也许持续几个世纪)的破

坏或改造是农村臺序变革的本质。

所以,乡村农民经济改善所花的代价远远超过城市工人经济

改善所需的代价。因此,农村里较活跃而有才臹的人移居城市就

不足为奇了。与农村中僵硬的阶级结构比较起来,城市存在着经

济和社会流动的有利机会,这是驱使他们进城的因素。由此形成

的迅速城市化导致城区社会混乱,政治不稳。然而,这种城市化带

来的社会毛病算不了什么,如果这些人呆在农村,后果才是严重

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革命的一种替代。因此,与一般

看法相反,一个国家遭遇革命的可能性也许同城市化程度背道而

驰。

此外,并无大家公认并能接受的途径去实现农民提出的要求。

劳工的组织权利在多数国家已被承认;而农民的组织权力则大有

问题。在这一方面,在20世纪后半期亚洲和拉丁美洲处于现代化

之中的国家里,农民的地位与19世纪前半期欧洲和北美产业工人

的地位没有多少差别。任何方式的集体行动都往往会被某个当权

者视为本质上是革命的。且举一例:在危地马拉,城市工人中的工

会在20世纪20年代就组织起来了。然而,农业工人的工会却遭

300

到禁止。这一规定到1949年才被废除。在其后5年中,危地马拉

农民联盟成立起来,并拥有200,000多名成员。1954年在推翻了

左翼阿本斯政权之后,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领导下的新政府的首

批行动之一就是再次宣布农业同盟为非法。农民工会和农民运动

仍超不过19世纪的水平。结果当然是助长了农民的革命倾向。正

如塞尔索〃弗塔多在评述巴西农民运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

样: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对产业工人开放的社会,对农民却不开

放。事实上,我们的政治体制允许城市集团组织起来,以便在

民主斗争的法规之内去实现他们的要求。农业工人的情况则

截然不同。因为什么权力也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出合法的

要求或具有讨价还价的力量。如果他们组织起来,就会被认

为是带着颠覆的思想才这样做的。我们不得不认定,在其很

重要的农村部门,巴西的社会非常僵硬。

.

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是

革命性的集团。但是,要发动一场革命的话,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同

盟军。一个潜在的盟友是城市游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很革命的集团。然而,它的革命倾向有可能

加强,因此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某一时刻,市区

大学和贫民窟的联盟,也就是学生和贫民区居民的联盟,可能对

政治稳定提出重大挑战。但是,这种革命联合成功的条件,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它失败的条件。如果该社会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社

会,知识分子和城市贫民有可能推翻政府,但他们却不可能摧毁

三 : 51《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摘要: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提出了他的政治秩序论,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文中从加强政治制度化,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最后以中国的党政制度如何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字:第三世界;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政治秩序论;政治参与;和谐社会

正文: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善良人士的理想,但是,在以往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和平理想大多是百姓的朴素愿望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渗透了自己价值观的道德说教,而鲜见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科学著作。从马基亚弗里、卢梭等近世学者开始,社会稳定或冲突问题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二战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颇受人们关注,并特别对中国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之一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凝聚了他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读来让人颇受启示。

亨廷顿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了他的成名巨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亨廷顿反对认为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

化的改造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他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了强大政府的观点,他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故而,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看法,是他否认了西方政界和媒体一直坚持以所谓“自由世界”和“民主社会”的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十分尖锐地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不论何种政体,只要它有效地行使职能,维持稳定促进向现代化的平稳过渡,就是有效的政体。广大亚非拉现代化中国家缺少政治共同体和有效有权威的统治方式,所以政治上是失败的。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民主或集权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关键在于政府要有效能,要能够正常地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秩序。所以,他将美国和苏联这一对当时正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国家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类比,并不认为其区别是所谓的民主或独裁,而只是强调其国家机器的效能。这在当时冷战的形势下,无异于是晴天的一声霹雳,使整个世界的政界和学术界都为之震惊。亨廷顿这部着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显示他对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变化有着实事求是的深刻见解。在一个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年代里,能具有这种敏锐眼光和胆识的学者是不多的,这也正是他后来能获得世界级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纵观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政治稳定是核心。亨廷顿在书中把对政治

稳定的追求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亨廷顿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其一,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化。亨廷顿不仅把政治制度化当作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其视为政府存在的前提。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适应性是在环境和时间考验下的变量,相对于僵硬性,理解为“与时俱进”,静态的环境和“习惯性”是它的大敌,一个组织抵抗环境的能力可用“时龄”(绝对时间)、代龄(侧重于领导层的新陈代谢、相对时间)以及组织功能三个向度衡量。作者认为,存在高于宗旨,组织的活力是优先于组织行为模式延续性的,“唯变所适”。那么干部轮换制的推行、英国工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宗旨的改变是适应环境改变的需要的,而苏联的解体也有实现工业化主要目标后未能转变党的功能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的原因,这基本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整体优先”的考虑。

复杂性既指等级上和功能上的分层,也指各类下层组织单位自身的结构分化,相对于“简单性”——依赖于个人或某一个专门机构的体制是不稳定的,法兰西三、四共和国的大权集中导致的困难出现时专权

机构无可奈何,而没有其他机构敢于承担责任的例子说明了这点。下级单位的分化是与整体相关还是依据功能,关系到制度化的程度,所以很多企业在横向、纵向一体化完成后走向多样化,也可理解“混合型国家”是稳定的。

自立性代表着政治程序的独立、中立,相对于“附属性”。政治制度要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否则会被私利收买,不仅会导致腐化,还可能被轻易推翻。社会在变革时会出现许多参政的新群体,会给已有程序造成巨大压力,发达的政治体系可以缓和这种冲击,复杂性就是自立性的保障,因为新势力在冲击政治核心的过程中就会被过滤干净,于是既保持了社会组织容纳力的稳定扩张,又保证了制度的完整。 凝聚性是一个组织的向心力,相对于“离散性”。组织成员的激增会削弱这种向心力,复杂性保证了在成员忠诚基础上的系统稳定扩张。这是我们熟悉的“系统论”的模式,但“为政在人”,不可或缺的是伦理内容即“公共利益”。但“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 。

其二,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

何谓公共利益?是一种理想的形而上的实在吗?还是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呢?还是自然而然的竞争的结果呢?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基本

是制度、系统的具体利益。 “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制度的利益。它是由于政府组织的制度化而创造和产生出来的” 。制度化产生稳定,稳定就是利益,制度的利益着眼未来、“防患未然”,所以就不是某机构某官员的眼前利益,“凡是对总统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相应的职权扩张,对于整体利益大有好处。不过这是不是一种卢梭的“公共意志”的逆向思维呢?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公共利益”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于社会各集团的承受力怎样很值得研究,如果超过了社会容纳力,除了进行强硬的镇压以外,如何才能使社会的不同部分互相协调?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如何?无疑前者对于后者起到重要的维持作用,但前者必须具备“信任感”——很大程度上信任感是在传统的价值的、审美的、宗教的理念中形成的,作者指出像阿拉伯和意大利的乡下就缺少信任感,于是就缺少“有机的结合”。的确伊斯兰教是排外的,但为何不能够产生社会内部的信任呢?如果说意大利乡村是缺少公益意识的,那么说公益的培养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习惯”吗?

其三,实现政治稳定必须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亨廷顿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来说,组织农民的政治参与是维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问题。“农村集团的盼望和要求多半是相当具体而温和的。如果这些要求合乎情理地得到满足,那么农村的平民百姓就会恢复到惯常的保守状态中去”。

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不难发现民主国家(仅就政体而

51《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_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言,并非指“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他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民主国家的公民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表达一种政治意愿,而专业的政治活动由政治家去搞,政治活动事实上具有专业分工的性质,一般公民事实上远离政治,对政治活动比较淡漠。一些国家在大选中投票率下降便是证明。专制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游戏规则,几乎一切有文化的公民都关心政治,没有形成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这种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这种局势下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社会也有下层百姓的政治参与,不过,有时候程度高,有时候程度低;高的时候是起义、造反,低的时候是做顺民;高的时候社会危机严重,低的时候是所谓“昌明盛世”。当然,古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模型实际上堆砌了一些同义反复的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意味着政治结构的脆弱,而(在不发达国家)政治参与本身便是政治不稳定,那么,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率低,当然是政治不稳定了。

亨廷顿对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也做了分析,其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亨廷顿说:“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分析未免过于笼统。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那么,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倾向。亨廷顿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即自由知识分子,

其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和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各类专业人士。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具有亨廷顿所说的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政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取向。 不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被政府所雇佣,他们都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既定秩序所维护的权力如果能产生额外的利益,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有感情上的依恋。一般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福利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越是发达,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他们的福利也就越大。自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说其他阶级或阶层对社会变革存有疑虑的话,自由知识分子则常常坚信社会变革对自己有利;他们对改革所产生的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估计得很低。所以,自由知识分子通常对改革持较为激进的立场,对既定秩序持批判的态度,但也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妥协的酵素。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集团配合,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而且,抗争力量的整合,抗争过程中与中间力量的联合,甚者与既定秩序某种必要的妥协,都离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的运筹。

面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众觉醒,如何才能稳健地把社会各阶层有序地吸纳入现代政治体中呢?如何处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呢?如果制度化不能满足要求势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但不调动参与同时又保持着低水平的政治制度化,这样的执政集团一定是缺少群众基础的容易被推翻的寡头,必须保证一个高度平衡的政治参

与和制度化才能永久地填补权力真空并且保持社会流动的有序,所以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党制度。

一个强大的政党制度会塑造有序的合法的政党政治,这些政党将超越宗派的私利而已公共利益为目的,有机地沟通一般民众与最高决策集团的联系,吸纳新兴集团加入政治共同体,对内对外都有充分的自立性,保证社会的平稳发展;相反,人为地压制政党政治会造成保守的专制,不利于现代化进程,也终将为社会参与运动所颠覆。“一个无党政权是一个保守政权,一个反政党政权是一个反动政权”。

对现代化中国家,何为有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发展经济,而不是模仿西方的民主,政党制的运作不能简单的取决于政党的数目,“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 多党制在低度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是社会被分割成多个自我封闭的利益集团,由妥协建立的联合政府会随着利益的分歧而频繁更迭,政党的存在时间也是短暂的,很难说会把民众整合进政治体系之中,“如果政治参与受到限制,那么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也就受到限制”。

政治现代化中国家要建立起合乎本国国情的、以成就为取向的、规则化的政党制度,“要符合特定社会生态的要求、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和强大的合法化能力” 。一般地,两党制被认为是较负责任的体制,两个集团竞争争取共同的社会群体,可以防止政权垄断并较好地动员民众加入制度;而多党制则不能充分地反映民意,选举结束后各

党派会建立妥协基础上的联合政府,但数量绝非是优先的,“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 ;政党制度可以有竞争,但竞争须着眼于公益而不是派系的私利;政党制度也可以排斥竞争实行一党制,但政党须做好组织建设和自我监督,必须适应国情又能为进一步的社会民主化做铺垫。保持社会的平稳发展,在政治上要保证秩序和稳健的政策,具体来讲就是政治共同体、宪政体制、政治继承的稳定,权力结构的平衡(立法与司法、中央与地方),施政的连续,以及社会政治心理、认同感的稳定。 在我国的政党制度架构中,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党员(成员)参与政府、人大,以担任相当职务的形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执政党通过谈心、座谈、民主协商等形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决策问题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民主党派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党派间的政治协商等形式,对党和政府进行民主监督,通过调研等形式建言献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比,还存在差距,如对参政党在组织规模、经费、人员构成、党的领导等方面的领导过于具体,不利于参政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民主监督的实效性不强,参政党的政治参与和功能发挥还不很充分,知情渠道不够畅通等等。5号文件的颁布实施,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有了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必将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制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张锐 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分析

2、党国英 找寻稳定发展的社会模式

3、于溪滨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4、 冯维江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阅读报告

四 : 34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

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

■康奥

摘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新兴国家的现代化没有政治的稳定将很难取得经济和社会的长足的发展,而政治的稳定需要合理的权威的维持。本文拟将以此为视角来对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权威体系进行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政治秩序;权威;政治现代化;政治参与收稿日期:2009-08-20

作者简介:康奥,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08级.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行政体制比较。(四川成都,610041)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9(2009}05—0095—02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初版于1968年,是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一,是一部对学界和决策层思考有关发展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本书从宏观上论述了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所遇种种问题的专著。书中的内容颇丰,但贯穿全书的却有一条核心的线索即政治秩序,即维持政治秩序需要合理的政治权威的维持。笔者将从政治权威的角度来探讨此书。

亨廷顿权威理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他发现“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却并未取得与经济同步的发展。而且有许多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权迭起,险象环生。而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却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o”llJ亨廷顿提出的这个现象很耐人寻味。为什么有些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或腾飞不仅没有带来政治上的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中各阶层的矛盾,给社会造成了动荡呢?他认为新兴国家动荡的根源不是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反而是由于它们过渡追求致富和发展的欲望。过渡追求财富和发展的欲望必然导致经济急速片面的发展,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很有可能会打破以前的政治生态平衡从而带来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积聚膨

胀的政治参与热情。“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仿佛就像一定要把一个l0岁的小男孩催肥成大力士一样,结果他是上不了拳击台的。”{21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无法继续在政治体制内来满足自己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则有可能导致人们在体制外以示威、抗议甚至暴力等方式来重新参与政治中权力的分配。更为糟糕的是如果此时社会中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审视、引导、限制人民过渡膨胀的政治参与热情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有可能陷入“普力夺”l”的境地。(普力夺是指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它不仅军人干政,而且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在普力夺制度下各种社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没有什么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批职业政治领袖被公认或接受为调节各团体之I’甘J冲突的合法中介。)于是亨廷顿指出“欲根除这些新兴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衰朽,必然需要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依赖强大权威的缔造和巩固,而权威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恤哼廷顿所提出的强大的权威主要目的在于探寻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和日益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之间的平衡点。果真如此,在拥有强大权威下的政府就能“有效的实施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达等主要功能。”t,-

这里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新兴国家在向现

95

万方数据

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强大的权威作为支撑呢?亨。。氏认为政治秩序自身是个好东西,但它不能在新兴国

揍家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生成,它需要权威来搀

=f基扶。“只有在政治秩序建立起来之后,才能成功的进行

索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必须要

依次进行。过早的扩展政治参与——包括先行选举

等事——会撼动新兴国家脆弱的政治体制。这样亨氏提出独特的‘权威主义转型’的发展战略,此战略是

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战略。据此战略,现代化中的专制提供政治秩序、法制,以及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逐项条件。一旦这些构筑板块到位,现代性

的——如民主和公民参与等一其他诸方面,可以添

加上去。”【61实际上亨氏提出的“权威主义转型”的战略

也是一个渐进性的战略,为新兴国家由传统向现代化

国家转型提供喘气的机会。

接着需要探讨亨氏思维中的权威是一种法制化

的制度,还是让某些强势的个人和集团所掌握呢?亨

廷顿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笔者认为,现代化的社

会是急剧变化的社会,如果只把权威简单的赋予制度

而止于制度,即使制度再怎么美好,也是不能跟上日

趋多样化的社会。所以,权威应该被赋予制度化了的

个人和集团所掌握。注意此处的权威是被制度化了

的个人和集团,那也就是i兑如果未被制度化的新势力

和集团就被挡在了制度权威的大门之外。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需要看新兴势力和集团的强势程度和合理的程度。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就有可能取

代以前的制度权威。总之此处的制度是开放的。谁能在此制度内胜出,就有可能成为新的权威。当然权威

取代的过程必然是痛苦和漫长的,一个新的权威要取代旧的权威很有可能会带来社会的阵痛。我们可以允许制度化的权威的改变,但绝不允许制度本身随便改变,此处的制度适应当代的形势的最好方式是不断的演进。

96

万方数据

接下来需要探讨制度化了的个人权威和集团权

威,孰优,孰劣?亨廷顿认为这与各个国家的国情相

关,有的国家需要个人权威,而有的国家需要集团权

威,例如政党。集团权威是以集体组织的力量来治理社会,而个人权威往往由魅力性领袖或军事将领来统治社会,所以,相对而言制度化了的集团权威比制度

化了的个人权威表现得更稳定和宽容。现今在国家

中制度化了的集团权威一般以政党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国家中真正政党的权威不会因为是多党制或两党制而产生社会的混乱。在实行多党和两党权威的国家,会及时同化新兴的社会势力,而避免社会混乱的出现,而个人权威却很难吸收和同化社会中的新兴势力。同时应该注意制度化的个人权威应是新

兴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是一个短期

的现象。但是如果长期维持制度化的个人权威,则有可能导致专制情况发生。不管怎样,社会当中存在政治权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中无政治权威的存在。无政治权威的国家中只有为了私利而械斗的政治宗派,这些政治宗派只代表社会中一小撮人的利益。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中各阶层是破碎的,

也是政治的,人人都可以问鼎政治,政治成了宗派玩弄的把戏。

权威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常态,它不会因为人们喜欢与否而消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它的存在。虽然绝大多数人对权威有偏见,但是亨廷顿则为权威的存在而唱赞歌。他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权威在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得以重新客观的审视权威的地位。

参考文献:

…f21f3l【4l[5I【6J。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f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责任编辑赵武

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康奥

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CHENGDU MUNICIPAL PARTY COLLEGE OF C.P.C2009,""(5)0次

参考文献(1条)

1.亨延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2008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汪林茂 辛亥革命:政治秩序和权威的重建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2(3)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并不是因为革命党人主观上的妥协、让权,而是因为革命前中国人并没有感受到中国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所以,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所致力的只是改变传统权威维持下的政治秩序;革命胜利后所进行的建设,也就只局限于建立新政治秩序和新权威,而不是法制和国体的建设.正是在当时整个社会要求恢复权威和秩序的呼声下,袁世凯夺得了民国权柄.

2.学位论文 刘春荣 变动社区中的政治秩序——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政治过程研究 2001

该文试从中国基层政治史中的一个独特命题即国家控制性权威的社会化与社会个体利益组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入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把握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政治内涵——它的缘由、政治过程、内在机制及其后果,由此透视出转型期中国国家与城市基层社会之间的变迁与互动关系.

3.学位论文 李晖 非营利组织与市场化进程中的政治重建 2002

该文第一章分析的是中国非营利组织生成的体制和文化背景,即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土壤对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生成的影响.第二章力图以描述的方式勾勒出政治重建中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另一方面,公民通过非营利组织实现个体利益的组织化表达,在进行总体性的观察之后,该章还通过个案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全景式的记录与描述,第三章讨论了非营利组织运行的政治互动机制.在勾勒出非营利组织运行的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并存的二重制度空间后,分析了政治重建过程中政治秩序的复合性.最后该文在结语中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进行了总结.

4.期刊论文 逯鹰.Lu Ying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析论 -东岳论丛2008,""(5)

以政治文化为基点进行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可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起源说看,"圣王作宫室"是君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之一,这就使得建筑与君主政治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致使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具有传统型与卡里斯马型的复合型特点.其二,宫殿和民居建筑中蕴含着君权权成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三,通过对坛庙、明堂等古代建筑的分析,可见其中涵容着对于天人合一及政治秩序建构的融合与会通.从古代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考察政治文化,为这一研究论域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5.学位论文 王校彬 亨廷顿政治发展观研究 2008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领域的权威代表和领军人物,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和《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被公认为是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之作。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提出了权威倾向的政治发展观,强调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和秩序,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提出了民主倾向的政治发展观,强调政治发展中的民主。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从两个层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动荡不安的原因,从宏观的层面上,是因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急功近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试图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完成现代化,这种不切实际的努力,最终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和秩序的衰败;在微观的层面上,则是经济的发展带来阶层的分化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据此,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败,获得真正的政治发展,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保障获得权威和秩序。

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详细的论述了第三次民主化的原因、过程、特征及如何巩固民主化等问题,并将自己鼓吹为民主的马基亚维利,认为民主化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以《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为标志,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权威倾向转变为民主倾向,亨廷顿前后两种不同倾向的政治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政治发展的涵义、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发展的目标、政治发展的途径、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以及对文化的重视。

亨廷顿政治发展观的转变有其深刻的原因:美国全球战略需要和亨廷顿官方学者的身份背景是其根本原因、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现状与趋势是其现实原因、权威倾向的政治发展观受到批判是其直接原因、亨廷顿即时即地的新保守主义哲学是其价值观原因,此外,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傲慢也是亨廷顿政治发展观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

通过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观,本文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政治发展观强调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和秩序,后一个阶段的政治发展观则强调政治发展中的民主;第二、亨廷顿权威或民主的政治发展观只是一种倾向,并非绝对的,在强调秩序或民主的同时,亨廷顿并没有忽视其他要素;第三、我国政治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与一切有利于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相结合的原则

6.期刊论文 尹晓徽.YIN Xiao-hui 和谐社会的政治秩序——从政治体制谈起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27(3)

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处于良性互动的社会.良好的政治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目标,而政治体制是建立政治秩序的承担者.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政治体制的完善是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的.一个民主合理、权威合法、制度健全的政治体制才能提供和谐社会所需的政治秩序.

7.期刊论文 蔡拓.吴娟.CAI Tuo.WU Juan 试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教学与研究2005,4(4)

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对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加以探析:全球治理体系规则与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公共观念、文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而后者往往是前者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全球治理与社会公众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过程,它既包括前者通过满足后者的公共利益或公共需求而获得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的一面,还包括前者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使后者获得治权参与治理的另一面;全球治理体系体现着社会生活的内在正义与秩序,而社会生活的内在正义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保护社会权利和控制公共权威的权力等方面,这意味着承认全球治理的必然性;全球治理的模式也应该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自生自发的政治秩序逻辑性选择而非人为设计的结果.

8.学位论文 张涛 消解的边缘——一项关于路由的人类学研究 2006

这是一个全球化正在悄悄掩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代。一方面,全球与本土的接触和碰撞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全球无论是边缘还是中心,几乎全部都卷入到一个无差别的相互交叠的权力、资源流动网络中来。在这种新的全球、民族国家和地方相交织的民族志场景之下,我们会发现,用于社会过程研究的互动理论,在引入新的系统关照后,就成为一种新的研究策略——路由。

在中国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戛寨苗人社区,随着中挪共建的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出现,一个新的边缘消解的故事正在这里慢慢展开

。本文借助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人类学传统调查手法,通过一种新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使用,力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把握在流动的历史和流动的日常生活中变动不羁的特定地点和特定群体的真实。

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将长期以来处于边缘的戛寨引入一个路由网络之中。在这过程中,戛寨苗人社区成为包括全球、民族国家和地方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声望资源和现实资源优先注入的所在。我们原以为这会提高本土与外界的对话能力。但事实上,在路由过程中,人们过多注意到资源自上而下的传递,而没有注意从下向上给出的信息反馈。于是,原本为一种双向互动机制的路由便成为单向度的资源导入。这种导入,既未考虑地方社会的文化气质,也未顾及本土原有的社会运作秩序,由于缺乏必要的对话和回应的机制,造成了对当地人参与和当地人声音的忽视,并最终对戛寨苗人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而大众文化对于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伏击,加重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大众文化逻辑中所使用的他者的定型化策略,以及由此造成的“情景虚置”进一步将本地人真实的声音给压制下来。

本文所要着重指出的内容如下:首先,新的全球秩序引发边缘的消解。我们看到,为历次政治运动所造就的“细胞化”的社区,正在从以往权威资源单一的内卷化状态中复苏过来。全球资本成为穿透、打通细胞壁的重要力量。社区重新回复到一种与外界的活泼泼的资源流动之中。当然,这种新的联系秩序与中华帝国晚期的互动秩序还是存在着质的区别。

其次,多元互动的打开。在传统汉学人类学所从事的乡绅研究中,潜在的理论铺陈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种理论进路下,萧凤霞提出代理人的模式以理解特定政治经济场景下个体的能动性实践。然而,在补充进新的全球维度后,一种新的多重互动图景在我们面前展开,全球与本土、中央与地方、精英与民众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特定场景下的群体实践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最后,新的行动者角色——路由人出现。在新的互动格局之下,我们看到路由人已取代以往的乡村干部,成为理解地方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路由人的出现,得益于“脱域”机制的发展。在全球或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资本流通路径中,正是他们成为路由网络中信息发送和接受的重要保证。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政府主导的地区发展而言,路由所引来的丰富的象征资本和现实资本,无疑成为地区内卷化发展局面的一种新的抗衡,其活动的高度和强度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乡村干部对于国家政策的贯彻。

对于路由人来说,那种先天具有的去地域的特性,既使得他们能够在资本和象征的流通网络享有任意搭接联系的自由,但是,同时也限制了他们所建立的连接的最终有效性。由于他们所行使权威的来源是一个外在抽象的全球资本流通系统,要落地生根,自然就会有一个本土调适和本土过滤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依赖于一个抽象系统而缺乏现实支撑的路由人,其推动地方发展的能力事实上非常脆弱。由于对资源的最终运用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路由人所导入的推动地方发展的能量实际上在进入本土的过程逐步衰减,并最终被架空。

9.期刊论文 胡锐军.HU Ruijun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4(3)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一小康社会一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10.期刊论文 左宏愿 执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稳定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9,""(4)

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政治领导核心,以党的领导为标志的政治秩序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才能化解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矛盾和冲突,才可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因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是实现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巨大而又急速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问题使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并实现政治权威的重构,就成了当代中国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执政党权威何以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重点探讨了执政党权威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执政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以其有效的政治权威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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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201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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