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红颜之风行天下全文阅读-天下衙门全文阅读 作者:完颜绍元

一 : 天下衙门全文阅读 作者:完颜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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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衙门史:天下衙门 作者:完颜绍元


书评:衙门小世界世相人心大舞台(1)
一部天下衙门史,其实就是一部官欺民、官害民而民又无可逃避的历史。
俗语有言: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其含义在老百姓的眼里其实是和“官”混在一起的。在君权至上、民如蝼蚁的时代,除了官逼民反的极端情况,一部天下衙门史,其实就是一部官欺民、官害民而民又无可逃避的历史。用吴思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部衙门官吏对乡里百姓合法伤害和灰色处决的历史。
不过,毕竟不同于专家学者的学理式研究,也并非是专门为民申冤、替民诉苦的抗诉书,这本《天下衙门》以亲切、平白的话语娓娓道来,对衙门这一古代王朝最基层机关的方方面面,如历朝历代的衙门景观变迁、机构设置与官吏任命、日常事务和业余生活,以及种种官场内幕办事规矩捞钱伎俩等等,都作了细细评述。既有“日常世界”,更有“隐秘生活”,令人读来时而觉得趣味丛生,时而又心有所悟或者竟至于豁然开朗。
比如作者说“衙前自古好景观”,一个州县衙署,必然是城市的中心地带,又被众多商家众星捧月般地环绕着,少不了种种繁华景象:宾馆林立,酒楼喧哗,吃喝玩一条龙自不在话下;而茶馆里又挤满了各色人等,来打探消息的来提供消息的写状纸的谈交易的,不一而足;这里也是药铺大发利市的地方,惟一的公立医院就在旁边,医院就医,药铺买药,相得宜彰,更加上衙门里开庭审案打板子之类,总少不了带旺一些药铺的生意;钱庄当铺之类自然也不能缺,更值得一提的是,据《如梦录》记载,明代时这一地带还有“成人用品店”多处。这诸多行当,有供自然是因为有求,想必古代社会也一样受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所以说,衙前地带遍地是金,不是有非常关系的人,店都开不到这儿来!
至于一个衙门的各部门及人员设置,恐怕读者们要挨笑话了。一个州县衙门,里里外外有多少机构多少办事人员,岂是就知道一点七品县太爷、摇扇师爷以及一帮或称龙或号虎的衙役知识的现代读者所能想象的?其实这里头复杂着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县太爷之外,又有所谓“二尹三衙四老典”之分,这些都是头儿,各有一把交椅,各管一摊事;上述四位头儿之下,又设有衙署的主体办公机构,这就是户房、吏房、刑房、兵房、礼房、工房等六房了,顾名思义,它们也都是各有正当名份的;还有“酸甜苦辣”官(分别对应着学校、河管所茶管局盐管局等、邮运局招待所等、巡检司)、“生老病死”官(分别对应着慈幼院、养老院、收容所、葬丧管理处),也都是因事设局(所)设官。除此之外,官下面又有吏,吏下面还有众多小喽罗,倒是人们常听说的师爷,其实只是政府的编外人员,通常是由头儿们花钱请来,也是由头儿们安插到各位置或各要务上做事,在衙署内,最有名的位置是办公室主任,衙署外,最风光的位置则非驻京驻省办事处主任莫属了。更有一个衙门里冒出来两个一把手的情况,那又是官场斗争的结果了,老百姓编出来的骂人话就是:“天高皇帝远,衙小王八多”。
还有衙门里的常规事务,编户籍派徭役收税催粮捕盗救灾诉讼断案之类,那又更是血迹斑斑了,恶劣横强盘剥克扣之处,不可胜道!饶有趣味的是,书里提到一些古代官场上也少见的现象,像“大挑”、捐班哈哈之类,倒是稀奇又稀奇的事儿。所谓“大挑”,就是官员分配,政府从那些有了做官资格的人当中挑选一些分配到各地衙门去上任。这件事照例由皇帝钦点若干大臣来执行,“大挑”时,“每20人为一队,排好秩序后进去。大臣们照着名单念一个,下面应一声。全点过后,大臣们商量一下,又开始唱名了。先唱三个,这三个都是一等补用了;再唱八个,这八个人全没挑上,叫作‘八仙’……”稀奇处就在这里,一起进去20个人,都有做官资格,为什么有的人被分配了去做衙门一把手二把手之类,有的人却被涮了下来?答曰: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同”,就是长方脸;“田”,就是四方脸;“贯”,就是头大身直体长;“日”,就是长短肥瘦适中。凡符合这四个字的,一律入选。“身”,就是体斜不正;“甲”,大头小身体;“气”,单肩高耸;“由”,小头大身体。凡符合这四个字的,一律落选。这样的官员分配法,可真是闻所未闻了。至于捐班哈哈,其实就是几个人凑钱买官,官额虽然只有一个,但钱是大家出的,所以上任时一起上任,按投资多少各占一个捞钱的位置。这样的官怎么可能指望他“亲民”、“廉正”呢?自然是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千里做官只为财”,民谚如是说。
当然,今人说古人事,摆出一副义正词严、扬善贬恶的姿态是很容易的,也是很自然的,但该书更有一个非比寻常之处,就是怀一颗平常之心,以作者自己对世道人心的体悟来看从前衙门里的种种,虽然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但呈现出来的这山与这水里,又有别样一种情怀:其实这州县衙门里的种种恶劣与可恨,以世道人心观之,又何尝没有几分合理呢!官也好吏也好胥也罢,无非都是一根“利”字藤儿上的瓜,既是“利”字藤儿,自然就免不了“熙熙攘攘,皆为利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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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衙门小世界世相人心大舞台(2)
衙门虽小,有心人读之,则世间事已多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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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写在前面1
第一章卧听萧萧看衙斋1
一奇文共赏八字墙 3
二衙前自古好景观 13
三鼓楼·戒石·皮场庙 22
四五脏俱全麻雀小 27
五机关大院趣闻多 34
六“新官上任三把火” 40
七“我爱外官有排衙” 47
第二章话说芝麻绿豆官53
一“亲民之官”县太爷 55
二二尹三衙四老典 60
三酸甜苦辣吃皇粮 68
四“生老病死”鸡毛官 78
第三章“升官图”上弯弯绕85
一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 87
二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 96
三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 106
四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 114
第四章“本朝与胥吏共天下”123
一苍王信徒萧王子孙 125
二“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猾如油” 130
三富、贵、威、武、贫、贱 138
四当官不如为娼(仓),为娼不如从
良(粮) 144
五狐群狗党《衙虎谣》 149
第五章公门中的“自家人”157
一“闷讲长随行藏” 159
二闲话“绍兴师爷” 171
三封君·衙内·夫人 178
第六章天下官理天下事183
一王政之本在农桑 185
二急敛暴政求考课 192
三齐民编户派徭役 200
四救灾赈恤发横财 207
五吃过原告吃被告 215
六兴学旌表行礼教 222
七胡子眉毛一把抓 226
第七章衙门小官场官场大舞台231
一千里当官只为财 233
二朝中有人好做官 238
三明枪暗箭窝里斗 242
四强龙难压地头蛇 247
五“秋风切莫过江来” 252
六来时萧索去时丰 257
后记263


写在前面
一部充满曲折但又蕴含着丰富内容的中国古代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课题,这其 中也包 括“衙门”。据《唐语林·卷八》记,“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而“衙”字“本作牙”, 先秦时武将仪仗“像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牙旗”;唐俗尚武,乃通呼公府为公牙 ,府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而为衙”,结果“衙门”就成了历代王朝的统治机 构或组 建形式的代称。“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类谚语的流传,便十分形象地反 映了老百姓对它的一般认识。
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其统治方式的构成都是一个多层面多元件的复杂系统,因而衙门的分类 和级别亦是各不相同的。老百姓所云能否“进来”的衙门,其实是特指这个系统的 最基层面,即州县衙门。而在作者陋见,恰恰是这个州县衙门,在同类历史课题之观照和研 究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依据有三:
其一是州县衙门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据史料记载,远 从西周时起,我国就以县为最基层建制,以后经过一段县大郡小的反复,到了秦始皇统一全 国后,县作为地方行政基层单位的结构便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成为直接体 现国家职能的机构,是历代社会政治领域中最关键的层面。自下而上言,天下事务莫不起于 州县;自上而下言,中枢政令又莫不通过州县而实施。这种承上启下、汇聚分流的地位,便 使得历代君主视州县政府为吏治中最核心的内容。
其二是州县衙门所司职掌的集约性。 其汇集劝农、理财、狱讼、兴学、治安、工程建筑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职掌,几乎囊括了封 建国家统治机器效能的全部,是任何一级专职性衙门如三省六部、督巡藩臬等不可比拟的。 古人有所谓“宰相必起于州县”之说,即缘于这一级衙门所具有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历练条 件吧。
其三是州县衙门在历代官制沿革过程中的稳定性。两千多年间,历代政府在中央政权组 织形式和 职官制度等方面,经历过多次变化,所谓汉三公、晋霸府,唐六部、宋两府,明内阁、清军 机,更相取代,嬗替无恒;惟独州县体制和构成方式,基本上没有转换过,几可称为超稳定 性结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的估评,也就是指其而论。
综合以上三条,作者便以为对州 县衙门的剖析,确实也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结构作一般观照的最佳视角,更敢说 还是广大文史爱好者加深认识并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本质及一应有关知识的最佳途径。
遗憾的是,近年来大量问世的文史读物中,论述官制典章的虽然已占有一定比例,但以 州县衙门为专题的依然少见(其中最值得推荐者如郭建著《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 的衙 门》,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已从小说戏曲中间接获得 了不少有关 州县衙门的零星知识,但都缺乏系统和条理化。与此同时,各种缺乏基本历史常识 的荧屏戏说,倒有甚嚣尘上搅乱视听之势,令识者惋叹。于是便有了这本以介绍 知识和钩沉 蕴趣为主,同时又辅以照片图像的通俗读物,从而使读者能借助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此话题 获得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 那运笔程序呢,不妨就从老百姓业已说惯的“八字衙门”,即衙门的建筑景观写起吧——


古代衙门的构造
清朝乾隆十一年(1746),“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由山东范县知县调任潍 县。刚上任,就逢上当地闹饥荒,竟致有人相食的惨况发生。来年夏天,雹灾骤降,入秋后 又发大水。为放赈救灾等务,郑板桥连日案牍劳顿。这一天夜里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但 闻整个县署内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竹影萧疏,随风作响,飒飒簌簌,清晰可辨。触景生情, 郑板桥来了诗兴,斜靠在床上口占一首,这就是后来他题在一幅竹画上的名绝——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饱含在咏竹间的无限忧患之情,人们是不难体会的。不过,替诗人设身处地想一想,那会儿 从 窗口往外审视整个县衙,又该是如何景象呢?善用赋笔描绘意境的诗人,自然不会一一实写 。现在,我们就不妨借用诗人名句,稍加改动,作为本章的标题,先来看看古代县衙门的一般外表和内在构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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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赏八字墙(1)
“衙门八字朝南开”,这句流传久远的俗话,上年纪的老人都耳熟能详,欲看衙门景观,自 当从它讲起。衙门所以要朝南开,为的是天下官署建筑都有坐北朝南的讲究,以此体 现尊贵。该费些笔墨的,倒是这“八字”。原来古时候所有官衙的大门左右,照例要分列两 道砖墙,沿门侧呈斜线往左右前方扩散开去,转折成一个30度的角,刚巧像个“八” 字形状。大 门敞开不闭,砖墙似乎也变作了两扇门板的延伸,这就成了“衙门八字朝南开”的由来。
和县衙建筑坐北朝南的用意相同,衙门前的八字墙也是无比“尊严”之物。首先,凡有 需要让天下百姓都知道的皇上“圣谕”,大多挂在或贴在八字门 墙上。汉简中时常可见有将官府教 令“各明白大扁书市里官所寺舍门亭燧堠中,令吏卒民尽讼知之”的要求,因知其来历久远 。而位居一方行政中枢的衙署墙壁,便是这个将“最高指示”逐渐传达到基层的信息网络的 发布中心。 比如明朝时有个规矩, 每年从2月起到11月,皇帝都要在月初向民众口授“圣谕”一道,由文书房通过北京首县 大兴(县)和宛平(县),布达全国。于是,除了年头岁末农闲时 外,天下老百姓们每个月都可 以在县衙门前领受最新“圣谕”一道。且以正德十四年(1519)为例, 看看八字墙上的“圣谕”内容——
二月,说与百姓每: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
三月,说与百姓每:趁时耕种,不要懒惰农业。
四月,说与百姓每:都要种桑养蚕,不许闲了。
五月,说与百姓每:谨守法度,不要教唆词讼。
六月,说与百姓每:盗贼生发,务要协力擒捕。
七月,说与百姓每:互相觉察,不许窝藏盗贼。
八月,说与百姓每:田禾成熟,都要及时收敛。
九月,说与百姓每:收了田都要撙节积蓄。
十月,说与百姓每:天气向寒,都着上紧种麦。
十一月,说与百姓每:遵守法度,不许为非。
(转引自沈榜《宛署杂记》卷1)
语气通顺,又略带凤阳口音,题材则五花八门,但总不离安分守己、抓紧干活的中心意 思。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和基层政权的主要职守,都可以从这八字墙上看出来了。
既然有这些常要更换的“圣谕”,堂而皇之的衙门口就不是想象中那般森列肃穆,而是 时时有热闹可瞧;因为恭接“圣谕”可是个笙箫鼓乐、吹吹打打的场面,照例还要有和尚道 士一起来凑热闹,如同做水陆道场一般。唐人所著《群居解颐》上说,当时南中是块小地方 ,缺少红尘外的人,所以每当“圣谕”传来,都要弄些假和尚假道士陪位。唐昭宗即位后, 派柳 韬任容管宣告使,到这里来传达新皇帝宣布登基并实行大赦的“圣旨”。县署临时抓夫,充 当假僧假道。有个光头位置站错了,陪同柳韬前来宣旨的太守王弘觉得奇怪,责问他是怎么 回事。那人发牢骚说,“还没轮到我服役的时间呢,去年已当过文宣王了,今年又差来当和 尚!”周围的人无不笑疼肚子(转引自《说郭》)。到了宋代,“诸州皆有衙乐 ”(《宋史·乐志》),即每一个州县衙署都有一支召之即来的乐队,专备在 恭接圣谕、庆贺年节或迎 送上司 等仪式上派用处。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末,我们在赵丹主演的电影《林则徐》中,就能看 到这样的场面。
然而八字衙门前恭接“圣谕”的热闹,还没到此为止。为了帮助老百姓深刻领会与贯彻 落实,衙门前还要举办宣讲“圣谕”的活动。明初时,太祖朱元璋的《御制大诰》,要求“ 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可是在文盲充斥的古代中国,多少人连字也不识,哪 谈 得上“熟视”?于是便要讲解。当时承担向民众讲解《大诰》任务的,主要是各级国立学校 的师生,开讲前都去京师朝见过,再分赴各地,很有些宣讲团或宣讲队的味道。把《大诰》 内容弄懂了,也会有好处,所以听讲者很多。永乐初年,福建瓯宁县有个6岁小孩丁江阴, 因为老去县衙门口听《大诰》宣讲,居然能背出许多,被送到北京皇宫里,在皇帝面前背诵 ,赏了衣服钱钞,再送到建宁府儒学里读书。那等荣耀,也很不逊于后世的“少年班”哩 (俞纪登《典故纪闻》卷6)。
清朝时宣讲“圣谕”的风气更盛,底本叫《御制圣谕广训》,简称“十六条”,内容是——
1尊孝悌以重人伦2笃宗族以昭雍漠
3和乡党以息争讼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节财用6除异端以正风俗
7明礼让以端士行8讲法律以戒愚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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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赏八字墙(2)
9禁诬告以义全善10戒逆逃以免株连
11完钱粮以省催科12隆学校以敬名士
13联保甲以灭盗贼14定衡度以公买卖
15禁奸淫以肃人伦16绝赌博以淳风俗
这“十六条”,听起来原则性很强,比朱元璋的白话《大诰》更让人难懂些,可是反过 来也为宣讲人结合实际加以发挥提供了余地。起初用四言韵文讴歌说唱,后来许多典故成语 、格言故事,乃至艺术性很强的公案小说都进入了“圣谕”宣讲的内容。老百姓有管叫说评 书 为“武案”、讲“圣谕”为“文案”的。听“武案”要掏钱去茶馆买座位,听“文案”则不 但不要掏钱,衙门还会负责搭台、张灯,维持秩序。郭沫若的《少年时代》里,就有听讲“ 圣谕”的回忆。有此免费供应的通俗曲艺上演,八字墙前,还会冷清吗?
“圣谕”之外,八字砖墙上还贴有各色各样的告示。一类是传达朝廷和上级官府的谕示 ,比如《宋史·隐逸列传》载,姜潜任陈留知县时,正逢王安石变法,颁下了“青苗令”。 姜潜 是改革的反对派,不过坐在这个衙门里,就逃脱不了向民众传达改革法令的责任,也只能“ 榜其令于县门”。还有一类是本县长官发布的告示或禁令,如《严拿逃凶逸犯示》、《 禁止地 棍骚扰示》、《禁止土妓流娼窝匪示》等等。这类告示都有一定格式,多以县令名义发布 , 也有县令和佐属联名发布的。例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苏州府属嘉定县衙 门发过一个《严 禁脚结党横行告示》,最后的署名是——知县闻在上、县丞萧文炳、主簿洪天爵、典史宋 琏。从一把手到四把手的大名都写上了。为了方便民众阅读和理解,衙门前的告示经 常采用韵文或者白话文形式。比如清朝咸丰三年(1853),上海发生小刀会起 义,贴在上海县署墙上的告示便是这样写的——
上海县正堂示
众志本城,御患第一。现居守望,巡防匪徒。
户出一丁,务各协力。同声相应,登时齐集。
即遇匪徒,何难擒截。既保身家,又卫乡邑。
有备无虞,共期乐业。良法在此,遵行勿忽。
此外,因为古代县衙是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又综理财政文教各务,所以举凡催征拖欠赋 税名单、具秉控告在案准或不准的批示、审结民事刑事诉讼后的判词,以及县级科举考试后 的录取名单等,也都粘贴在八字墙上。因为需要张贴的东西太多,其后,衙署大门前那一堵 正对着大门的照壁,也被派上了公告栏的用场,而且因其处于可供通行的衙前道路上,更方 便大家停足仰观,故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换句话讲,八字墙及此处的衙前照壁,就是古代社 会一方区域内的官 方新闻发布处,每天都少不了一群人聚在墙壁前看布告读判词,逢上县考发榜,自然更有一 番热闹气象。《红楼复梦》第十二回述包勇“拉着〔牲口〕走到巡司衙门前,只见满地下都 是 些牛粪,墙上贴着一张告示”,这满地牛粪便正是乡下人牵牛进城,路过衙门观看告示后留 下的纪念物。
光是这些,还不至于到“奇文共赏八字墙”的程度吧?别急,仅以判词而言,在“三言 ”、“二拍”一类言情公案小说中,就有不少妙趣横生的“花判”。比如《醒世恒言·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的这篇判决书,就是一例: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 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 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炫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 裴九之儿,许裴改娶孙娘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之不若与人 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 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把它贴在堂堂的县衙门前,算不算“奇文”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说,不足为凭,那么就请去读读明人李清所著的《折狱新语》,洋洋 二百余篇判词,全是此类。遇上爱写“花判”的县太爷,人们便时有妙文可赏了。同样,精 妙 的批词也不少,花样也很多。清朝文学家褚人获所著《坚瓠集》里,曾抄过一篇张贴在 长洲县署门 墙上的批词,起因是一对夫妇吵架,被邻居告到县衙里,县官梁廷桂不予立案,批为——
夫妻反目,常事;两邻首告,生事;
捕衙申报,多事;本县不准,省事。


奇文共赏八字墙(3)

如此批词,传抄者自然又不止褚人获一人了。
还有花样百出的告示,也让观者忍俊不禁。“依例放火三天”的典故,是尽人皆知了。 又如看过京剧《沙家浜》的人,都忘不了胡司令派人“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的丑闻,孰 知这种事也是古已有之的。《该明录》上就有,说是神泉县令某,曾在衙门前贴张告示,云 “某 日本县生日,告诉诸邑人,不得辄有所献”。白纸黑字写在那儿,满衙曹吏、合邑绅粮,能 不“自动送礼”吗?结果生日过后,再来一张——
后月某日,是县君(即县令太太)生辰,更莫将来。 (转引自清人独逸窝退士著《笑笑录》卷3)
逢到这类告示,好事者就要在八字墙上行锦上添花之举了。比如上述神泉县令的第二 张太太生日布告贴出来后,就有人偷偷在上面加了首《鹭鸶诗》:“飞来疑是鹤,下处却 寻鱼。”又如宋人束元嘉当嘉陵知县时,不知为何原因,张榜禁醋,便有人大书四字在告示 旁边——“束手无措”。连告示带“添花”,读起来益发有味(转引自清人独逸窝 退士著《笑笑录》卷2)。
不用说,这些“添花”都是趁着夜黑无人时,偷偷贴上去的。县衙门管这叫“谤 文”、“谤诗”,斥其诋毁当道,一经发现,便要撕去或覆盖;仅仅因为作者都是无名氏, 才无从追查拿办而已。不过,也有些官员是把“谤文”当补药吃的。如《献徵录》记,明 初时任勉当番阳县令,把一些琐碎的民事纠纷委托给乡里有德学、且为民众所敬重的长 者随时处理,有人对此不满,写了匿名大字报贴在衙门前,任勉知道后说:“这是教育 我, 千万别毁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又被作者自行悄悄揭去了。当然,在专制制度被看 成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社会里,像任勉这种还算有些民主风度的官员,毕竟是不多的( 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
惟其不多,具有“新闻发布处”和“地方招贴栏”优势的衙门墙壁,就更为“民间议政 家 ”们所看重。特别是到了专制制度发展到高峰的明清时代,这类“作品”几乎成了各地县衙 门墙上的“花边文学”,被有心人传抄下来的数量之多,大约可以编一本名副其实的《墙报 》。如《坚瓠集》记,康熙初年时,长洲县令彭某赋性贪酷,还发明了一种用纸做成的枷具 ,令拖欠赋税者戴上,稍有破坏则加责罚。有人贴诗于县墙云:“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 长役纷然。纸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 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于是合县传诵,最后竟传到巡抚耳朵里,派人一查,完全是 事实,马上将县令停职审查。再如《素月楼联语》里也记有类似之例:有县令王寅为政 贪鄙,有人把他名字折开,作了副嵌字联贴在衙门前——
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
寅属虎全须鸡犬牛羊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揭露殖民主义罪行或号召民众奋起抵抗的“揭贴”(即传单) ,也纷纷贴到了衙门口。八字墙上的景观,愈加仪态纷陈。


衙前自古好景观(1)
神州各地,凡曾为州署县治之所在者,大多有“衙前街”、“府右路”一类古名旧称 可以寻觅。历史现场中的衙前景观,除了五花八门的“墙壁文化”外,还有云蒸霞蔚的万千 气象。
先说衙署大门至门前照壁之间,照例建有一东一西相互对称的两座亭式建筑,一座叫申明亭 ,一座叫旌善亭;都是地方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专门设施,均由明太祖朱元璋倡立,一直 沿袭到晚清。
申明亭内,都悬挂有木制黑漆的牌匾,称“板榜”,由地方政府及基层组织在上 面定期公布本地区的坏人坏事以及如何惩处的决定。 所谓“申明”,兼备郑重宣明、反复开导和辩解申诉等几层含义,其核心就是申明教化,惩 莠显恶。 “如不孝不弟、殴骂尊长、乱仑兽行及 一切奸盗诈伪、赌博宰牛、做状唆讼、歃结凶拳者,列名申明亭匾上,每名下俱各注略,一 目了然。亭门仍各做栅栏,使过往者可望而不可入,所以防小人擦去丑名”。( 清人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30)照朱元璋的解释,这种办法可以收到“移百姓之瞻依, 肃一方之教 令”的效果,使人不敢轻易违法作恶,否则既有皮肉之痛或破败之虞,还丧失了在社区里抬 头做人的名誉。上了申明亭“黑榜”的人,必须接受本乡里甲的管制教育,族人邻右也均有 随时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倘确实改恶从善,在规定时限(一般是三年)内没有 再犯,才可以由 乡里申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征验属实,“于匾名下注‘改行’,直到六年无犯,始除去其名 。如三年内有一二善事可据者,则三年即除去恶名,将功赎罪”(出处同上) 。用现代读者所熟悉 的话来讲,就是提前摘去坏分子的帽子。所以有些地方的申明亭门楹上,还镌有告诫性的对 联——
试看真恶人留此现毕生之丑
能行大善事准他洗前日之愆
和申明亭公布坏人坏事的功能相对应,旌善亭是用来表扬好人好事的场所,也是悬挂几块板 榜,只不过底色换成了红漆。“如孝弟、救急难、助婚丧、解纷息讼、化盗为良、赈饥施药 、修桥路、施棺木葬无主之骸、拾遗金而不取,真实无虚者,题名旌善亭匾上”( 出处同上)。据 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这种荣誉榜之类的设施,早在宋代就有:地方上有耆老乡绅一 向做善事的,口碑载道,便在其住宅附近建亭显扬,称褒德亭或旌隐亭,表示尊敬,也让大 家当榜样学习。大概朱元璋做布衣时便有觉得此法甚良的感受,所以在创建明朝后,以政令 形式推广至全国。
申明、旌善二亭之外,设在衙前的官有建筑物尚有铺房、阴阳学、医学等。
铺房又称铺屋,是街坊巡逻军卒驻扎和办公的场所,相当于古代的治安岗亭。《东京梦华录 》记:“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再往前, 汉唐史料中也有类似记载,称“街弹”、“逻卒”,可知由来已久。一座州县城池内,铺房 有多处,设在衙署前的多为“总铺”,居于统领地位,规模也比其他的铺房大。其职责主要 是维护衙前治安,并在夜晚衙门上锁之后接收紧急公文的投递,再通过衙署大门上的“转桶 ”传送进去。所谓“转桶”,亦称“转斗”,就是在门扇上设一个可以旋转的圆桶,一半露 在门外,一半藏在门内,其使用方式与现代银行柜台上储户与营业员相互传递凭证、现 金 的设备相似。清代《公门要略》述州县衙署门卫职责:“倘有外来紧要文檄,令由转桶传进 ,即时拆看,不可延搁。”这就需要铺房的密切合作了。
阴阳学是主管天文星象和时令气候观察预报的专业机构。州署阴阳学的负责人称阴阳典术, 县署的称阴阳训术,手下有若干称为“阴阳生”的学徒或实习人员。阴阳学的官方职能很多 ,如进行年成或灾情预测,在官方祭祀活动中提供技术性服务,定期编制本地气象观察资料 并向上一级衙门汇报,等等,有时还兼做衙署访客的接待工作。与此同时,阴阳学又是直接 向民众开放的社会服务部门,用现代话讲,就是政府开办的民俗礼仪服务处。聘婚送嫁,动 土上梁,商店开张,乃至出殡落葬,都要请阴阳生选个好日子;造房子,选墓地,也要请阴 阳生看风水择穴基。《金瓶梅》中第三十一回出场的徐先生,就是清河县的资深阴阳生,西 门庆家每逢红白大事,都请他选日子或查看阴阳秘书。后来李知县为儿子迎娶寡妇孟玉楼, 也 是“令阴阳生择定四月初八日行礼,十五日准娶妇人过门”。此外还有请阴阳生在祭祀、吊 丧活动中开读祭文,在婚娶礼仪中撒帐祝吉的,等等。阴阳生不领公家的薪水,其收入主要 靠 这类有偿服务的报酬。话本小说《醋葫芦》第八回提到:“老熊做阴阳生的人,一惟酒食是 图而已。”《金瓶梅》第三十一回中,也有西门庆要应伯爵和贲四“陪阴阳徐先生摆饭”的 描写,可知除了现金之外,还有一顿牙祭。中国的老百姓多相信“国营”牢靠,所以在与江 湖术士的竞争中,阴阳生经常居于有利地位。


衙前自古好景观(2)
医学就是州县医药行政兼机关医院,州署医学的负责人称典科,县署的称训科,手下各有医 务人员若干。既为官办机构中人,老百姓浑称之为“医官”。中国自唐宋起便有在地方上普 遍开办官营医疗服务的传统。迄明代,每个县都有“医学”设置,一方面受理医药行政事务 ,并为县署官吏工役提供公费医疗,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诊。明代海瑞在任淳安 知县时,写过一篇关于整顿机关职能和改变作风的《兴革条例》,在“医官常例”名目下, 有“医生四名”的记载。当时淳安县的壮丁名额约4000人,推算全县的户数,大约在5000户 以内。这样的比例,可以想见县级医院生意兴隆之状。《金瓶梅》里,就有一个县医学医官 任 后溪的活动写照。第七十五回中,吴月娘呕气生病,西门庆午后回家得知,忙叫琴童“快骑 马往门外请任老爹……”等到后晌,琴童回报:“任老爹在府里上班,未回来。他家知道咱 这里请,说明日任老爹绝早就来了。”果然,次日一早任医官即骑马赶来,道是“昨日…… 学生该值,至晚才到家,见尊刺(名片),今日不俟驾而来”。瞧,要“在府 里上班”,有时还要“该值”,就是值夜班,“至晚才到家”,其忙碌可知。
医官中除掌印者即典、训之外,也无薪水,收入都来自替民众看病的诊金,而前引海瑞《兴 革条例》中说:“医官察病症脉理,识药性,以利一县之疾,近多纳银为之,图差遣取利… …”就是说大家还争着花钱买这个职位,其道理就和上述阴阳生一样,老百姓总认为公立医 院比江湖郎中可靠一些。其实真有本事的郎中,不屑为此,反过来多数医官的技艺也就不难 想象。《金瓶梅》里这位任医官,从妇科到儿科,样样都看,也没见他治好过哪一个。另 一部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四回里,也有个县医官杨古月给人治小产的故事,作者调侃 道——
杨古月名虽是个医官,原不过是个名色而已,何尝见甚么《素问》、《难经 》,晓得甚么王叔和《脉诀》!
又责怪病人家属——
南门外有个专门妇人科姓萧的,却不去请他,单单请了一个杨古月胡治!
阴阳、医学之外,衙前街面上照例还有一系列与衙门功能有密切联系的商号店铺。最寻常的 ,当数旅店、茶馆、酒家、药铺四大“支柱产业”。
旅店。四乡人众卷进诉讼,到了城里多在衙前投宿,做原告的方便及时递呈诉状,做证人的 方便随时供传唤,在押被告或已经判决在监的犯人家属,也要图个就近“活动”人情或信息 探 询的便利。《海公小红袍》第十六回中,乔装为民的钦差陪孙娘子赴荆州告状,就是“二人 移 步来到衙前,投一店家宿下”。《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九回中,薛素姐要诬告狄希陈,亦是 “ 起了个五更,叫了个觅汉跟着头口(牲畜),一直径到绣江城内县门口寻了店 房住下,访了一个极会写状的讼师……”
茶馆。如上所述,办完了投宿手续,接下来就要找人写状,打探信息了。无论是官府发给“ 戳子”(执业证书)的专以代人撰写禀帖诉状为业的“代书”,还是经验丰富 勾挂三方的讼师 ,照例都一个个窝在衙前茶馆里等候主顾上门或伺机兜揽生意。衙门中胥吏差役、长随师爷 各色人等,与外界的通消息、讲斤头、勾结舞弊、讨价还价,亦多借此地方进行。许多刑、 民 案件的审理结果,会引发出罚款纳赎、取保假释、籍没入官、发卖抵偿等种种行为,如《金 瓶梅》中西门庆的狐群狗党之一吴典恩,“乃是本县阴阳生,因事革退,专一在县前与官吏 保债”,就是混这口饭吃的。这些活动,也多以茶馆为交易场所。由于上述缘故,衙门前的 茶馆又有情报交换、信息传播的功能,《水浒传》第十八回,济州府捕头何涛带人赴郓城县 投 递公文,要求配合捉拿晁正等人时,因见“县前静悄悄地”,便“走去县对门一个茶坊里坐 下 ”,正是娴熟行情的写照。旧上海大亨黄金荣在法租界当包打听时,每天上午泡在茶楼里听 消息,做交易,揽事过钱,分赃拣肥,也是这一行的一脉相续。
酒家。无须引录地方志乘,仅明清话本小说中,有关衙前酒家的描写就极多。其基本客源, 一 是茶馆功能的延伸,二是衙门里的公款吃喝。以宋代为例,地方政府除迎新送故、招待过往 ,以及“圣节”(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等节假庆贺,照例要公费宴饮;还 有“旬设”之制, 就是每十天(一旬)一次用公费“宴犒”本地驻军将校。宋人尹洙写过一篇《 分析公使钱状》,以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渭州衙署为例,道是除支应过往外,仅本署官员动用 公费吃喝,就是 每月五次宴会,一次“张乐”。所谓“张乐”,就是美酒佳肴外,还有小姐作陪。清道光年 间曾在西安为宦的张集馨回忆其日常工作:“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大宴会则 无月 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 道咸宦海见闻录》)如此标准,殊非衙门食堂所能备办,于是衙前的饮食市场就红 火了。


衙前自古好景观(3)
药铺。这是依托县署医院即“医学”的生意,医官只管诊脉处方,病家不妨就近赎药。西门 庆的那“一个大大的生药铺”,就开在“清河县前”;到了《续金瓶梅》第九回里, 又有草里蛇在县门前开生药铺,可知这是极好的旺铺风水。此外,衙门大堂上老爷审案,打 板子,拶手指,吃夹棒,伤筋拆骨,皮肉肿烂,概属寻常,所以衙门前又断断不可缺少卖跌 打损伤药的。《水浒传》第一百零二回中,王庆脚踢板凳闪了胁肋,“勉强摆到府衙前,与 惯医跌打损伤、朝北开铺子卖膏药的钱老儿,买了两个膏药贴在肋上。钱老儿说道:‘都 排若要好的快,须是吃两服疗伤行血的煎剂。’说罢,便撮了两服药,递与王庆”。如此齐 全的备货和服务,显然是托庇对门天天打板子的衙署发利市了。
四大“支柱”以下,不少衙门前尚有钱庄、米行、典当、果铺等其他买卖,大多与衙署催征 粮赋、科罚敲剥等业务发生牵丝攀藤的联系。此外,专以“做公人”及进衙办事或诉讼者为 服务对象的各色饮食摊挡,也是衙前的特色行当。递进一层分析,大凡能将生意做到这块“ 风水宝地”上的,都要有些“门路”。比如西门庆,女儿是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媳妇, 自己是左卫吴千户的女婿,此即生药铺开在衙前的背景,也是他“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 把揽说事过钱”的代办处。小到《水浒传》里在郓城县衙前赶早卖汤药(饮料) 的王公、卖糟 腌而兼做帮闲“线人”的唐牛儿,也都有押司宋江做靠山。更有胆大妄为的劣胥恶差,与地 痞土棍勾结一气,就在此三教九流的环境中设柜坛开烟馆,明娼暗窑,无所不有,自然又要 伴 生出不少匪夷所思的“生意”。如专述明代开封城池衙署、市井贸易、祠庙古迹及风土人情 的《如梦录》里,仅衙署迤东、总铺之南这一片区域内,便有专营“广东人事、房中技术” 、“助老扶幼、走马乌须”的行当多处,现在的说法是“成人用品”或“性保健”,时人径 称“角皮淫店”。衙前生态之藏污纳垢,不正是衙门内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多棱折射吗?


鼓楼·戒石·皮场庙(1)
《水浒传》第六十二回里写到:大名府财主卢俊义的管家李固设计将主人陷害,使之入 狱,又亲自揣上金子,来贿买押牢节级蔡福,要他将卢俊义在监牢里结果了。蔡福冷笑着说 : “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
蔡福话里的这块“戒石”,可算是天下官署的镇宅之宝。一千多年中,全国州县衙门口 一左一右蹲在那儿的石狮子,形状多不相同,但是一个朝代之间,戒石的模式和内容 ,却总是一模一样的。要说有什么变换的话,那就是两宋时代的戒石,都立在衙门内的大堂 中央,即如蔡福所言;元朝以后则移到了大门和二门之间的甬道中央,还为它盖了个石亭, 就叫戒石亭,也管叫圣谕牌坊。这块像石碑一样的玩意儿远不及牌坊那样高,二门打开时, 甬道一直通到大堂阶下,坐在大堂上审问案件的县太爷一抬眼,视线恰好与它相对,便看到 了镌刻在石碑上的16个大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皇帝告诫地方官员不可贪污腐败、虐政害民的“座右铭”,所以叫戒石。
根据清人赵翼的考证,在衙门里立戒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当时是把处置枉 法官吏的刑律“儆于有位”,大概就是书写在官员的座位旁吧。《文心雕龙》上说扬雄写过 卿、尹、州、牧箴25篇,这就更具体了。《北史》记何妥任龙州刺史时,写有一篇《龙州 刺史箴》,勒于州衙门前, 是为确定搞成一通石碑形制的开始。但是戒石走向普及全国而且内容统一的历史,恐怕是从 唐朝玄宗时才开始的。唐玄宗有《赐诸州刺史题座右》五言古诗一首,总共20句100个字, 中心意思是视民如子,当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又重新写了一遍戒石 辞,改成四言体的韵文,凡24句。宋朝建立后,宋太宗赵光义嫌24句太多,从里面抽出4句1 6个字,此便为蔡福所引证之由来。到宋徽宗时,这16个字又统一换成黄庭坚的书法。假如 现在谁还能找出一块来,倒是双料文物了。
两宋之后,戒石上的文字基本上稳定下来,只是所立位置从大堂上搬了家,朝前移至堂 前甬道上,原因是妨碍行走。不过明人郎瑛所著《七修类稿》中又说,当时浙中官衙里的戒 石上镌刻着另外16个字——
天有昭鉴,国有明法。
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戒石的另一变化是:原先石碑北向上刻16个字专给老爷瞧,南向上也刻有3个大字专给 百姓看的,这就是后来飞到衙门匾额上的“公生明”;到了清朝时,“公生明”三字变成了 “圣谕”二字,或许是清朝皇帝认为这16个字讲得很好,他再来讲一遍,便成为他的“圣谕 ”了。戒石亭又叫圣谕牌坊的来历,似也缘于这个原因。
体现“廉政”要求的戒石历史有这么长久,而且天下州县衙门里都有一块,可是无论汉 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官场的腐败、吏治的堕落,也从来没有断绝过。看来形式主义真是 官僚主义的好兄弟。至于把它从大堂上搬到甬道上去,依笔者看来,也有个小小讲究:原 来县衙的大门(亦称头门),确实是“八字朝南开”且长开不闭的,但是二门 (亦称仪门)却时 常关锁。虽说“上天难欺”是吓吓人的,但做贼心虚,看看总是心有余悸,如今把它关在 二门外,坐在堂上行舞弊敲诈之事的老爷便可以眼不见为净了。《瓮牖闲评》记,曾有人于 戒石铭每句下各添一句,云——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 欺,他又怎知?
真是绝妙的讽刺。
堪与戒石亭媲美的“廉政”摆设,是有明一代之制的“皮场庙”。我们看沈榜所著《宛 署杂记》中,这样描写宛平县衙门的前面一部分,“堂前为露台,为甬道,为戒石亭,为仪 门。其外,东为土地祠,西为狱,又前为大门”。可知大门和二门中间之一侧,还有个土地 祠。为什么要把土地祠造在衙门内呢?原来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明。这位叫花子出身的皇 帝 ,曾在民间目睹元末吏治的腐败,所以开国之后,就以倡导廉政为巩固政权的急务。他告谕 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 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但是“ 天 高皇帝远”,他—个人顾不了天下州县,于是请上天和土地一起帮着监督。“上天难欺”, 已写在了戒石上,这会儿再令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 赵翼《 廿二史NC021记》卷33)。按他手订的惩贪法律,凡贪污额达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 ,一律枭首示众 ,还要享受剥皮之刑。剥皮的场所,就放在这个县衙里的土地祠内,所以土地祠又名曰“皮 场庙”。贪官的人皮被剥下后,还要继续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 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廿二史NC021记》卷33),这等人皮 模特儿的摆设,无论是听 起来还是亲眼看见,都怪吓人的。可惜到了后来便流于形式。《明史·海瑞传》记,万历十 三年(1585)正月,海瑞以72岁高龄出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劲头十足地给皇帝 上疏,引证太祖 剥皮故事,极劝明神宗恢复对贪官污吏的酷刑,“时议非之”。由此可见,皮场庙的作用早 已消失,不仅土地老爷赋闲,那会儿防腐药水还没发明,那些人皮模特儿想必也腐烂而火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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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戒石·皮场庙(2)
如果说皮场庙只是明朝一代之制的话,那么鼓楼可谓是古来衙门的积年通 用之规了。鼓楼通常都建筑在县衙大门正前方的街口,其作用是向人们报告时辰。中国古代 的传统,是以一方官署掌握本地区标准时间,这也是体现衙门尊严的一个方面。报时的方式 一般是每天分早、午、晚三个时辰各擂鼓三通。后来发明了火药,擂鼓之外,还要放炮,炮 筒子就安置在鼓楼底下。有的地方是白天擂鼓三回,报早晨、中午、傍晚,夜里放炮三回, 报初更、三更和五更;也有些地方,擂过鼓后还要放炮。是否按时击鼓,也是判断一方吏治 的标准之一。宋朝时张泳守金陵,有人出公差经过,他问沿路可曾见好官员。那人说,昨天 经过萍乡县,虽然没见到知县张希颜一面,但知道他是个好官。所举的依据之一,便是“夜 宿邮内,闻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魏泰《东轩笔录》)。假使同一 城池内,还有比 县署更高的官署,如府署等,那么放炮报时的职责就用不到县衙门管了。此外,鼓楼还具有 报警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它的起源就和报警有关。——北齐时,李崇在交州当官,当地的治 安状况极坏,于是他设计了在官署前起造鼓楼的措施,一发现盗情,马上擂鼓,通知各方 警戒并发兵来援,从此就有了衙门前盖鼓楼的制度(引自《土风录》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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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俱全麻雀小(1)
看过《老残游记》这部小说的读者,都该记得老残在齐河县为贾魏氏澄清不白之冤那一 段故事,因此又会对齐河县县衙的构造,留下依稀有点儿轮廓却又含混不清的印象,一会 儿仪门、大堂,一会儿厅房、门上,一会儿又是本房、花厅……只听有“侯门一入深似海” 一说,难道小小一个州县衙门内,也有此回折往复、曲径通幽的景致?
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这句俗话来形容州县衙门大墙内的空间状态,真是再 确切不过了。
我们不妨先从最有象征意义的大堂看起。具体的大堂都各有名称,比如明朝时宛平县的 大堂叫节爱堂,清朝时上海县的大堂叫清节堂;但它们除了依排列次序被统称作大堂之外, 还照例有个一致性的别号——讼堂。所谓老爷升堂,听讼断案,场面都摆在这个大堂上。古 时候计算房屋占地面积的单位,以一列为一楹,大堂的宽度和进深规制,照例是三楹。大堂 上的具体摆设,则是:
大堂的背后是堂帐,犹如现在舞台上挂的“天幕”,不过这幕布后面并非是实实在在的 墙壁,而是六扇门,又叫中门,专供县太爷升堂时进出,所以这堂帐上齐门枋,下及于地, 从中间上方起呈人字形分挂两边。由中门往前走,堂上又砌起一块石台,比起现在学校里的 讲台要高出许多;台上再放一张长方形公案和一把靠背椅子,这就是县太爷高高在上的地方 了 。在明刻小说的插图里,人们还常能见到在中门与公案之间放了一架六扇头的屏风作障蔽之 用,但到了清末的写实画报里则少见了,看来也是时异事移,原无一贯之规矩的。比如秦汉 时还没有靠背椅子、高台面,正史上也只给后人留下县署前树有桓表 等零碎记载(参见《汉书·尹赏传·注》)。
公案之上和公案两边可记者,即印包、签筒、笔架、砚台、醒木,以及写有“回避”、 “肃静”等字样的虎头牌面之类。看过《十五贯》等戏剧的人,对这些应有形象性的记忆。
大堂前也有一面大鼓,放在一个高高的木架上,叫作堂鼓;和鼓楼的作用不同,它是用 来作“放衙”的。“放衙”,就是宣布县太爷退堂下班。元杂剧《窦娥冤》里,那个昏庸的 楚州太守桃杌下令说:“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正可作为这一制度的印证 ,又可见当长官的可以随自己需要灵活掌握击鼓放衙的时间。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 胤曾对县令们下过一道指示,“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大概五代时基层吏治腐败纪律涣散 ,不少老爷直到日上三竿乃至西斜,还在被窝里睡觉。所以刚创建新朝的宋太祖有此告诫。 文彦博登第后,被派到榆次县 当知县,县吏新鞔衙鼓一面,文彦博在上面戏题小诗一首,末两句为“如今幸有黄绸被,努 出头来道放衙”(《宋人轶事汇编》卷9),引用的即是这个典故。《老学丛 谈》谓高爽和 孙抱交好,孙抱当了延陵县官后,高去看他,而孙翻脸不认人,高爽便在堂鼓上题诗一首: “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照这类记载来看,堂鼓上题诗弄 墨,也是一种风气。
明清时期,衙门上班退堂的信号改为敲梆子击云板,但是堂鼓依旧放在 那儿,专供来不及写帖子告状的老百姓鸣击叫冤用。《坦园日记》的作者杨恩寿系清朝时湖 南长沙人,曾随其兄赴广西北流知县任上,日记里有这么一段——
五月初八日,晴。早起,有击鼓鸣冤者,乃乡民胡步云。其妻梁氏,与其邻 梁兆才私通;初七日,胡上城贩米,遇雨,梁兆才以为必不返,遂赴阳台。胡踏月而归,撞 破之,立决其首,故荷男女二首级赴诉。
此便为典型事例:胡步云杀了人,没有从容写状词的时间,急急忙忙提着两颗人头来县 衙门里投诉,便以击鼓方式相惊扰。故老相传,击鼓喊冤法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因为 稍有应答失误,便要挨上几十大板,所以很少有胆敢轻易去敲它的人。
大堂上又可一叙的,是牌额下那块横匾,名色不少,诸如“神君慈父”、“才高制锦” 、“续奏弦歌”、“弹琴而治”、“愚民见日”等都有,更常见的则是“公生明”或“清慎 勤”。总之,大堂匾额的中心意思,都是突出清正和廉明。不过也有唱反调的,比如郑板桥 之“难得糊涂”就是著名的例子。
大堂后是二堂,也是派听讼问案用处的,和大堂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公开审理,一个是秘 密审理。二堂的后面,有的还安排有三堂,有的安排为后衙,也叫内衙或知县廨。本章开篇 时郑板桥长吟竹诗的 地方,就在这个圈子里,包括县太爷的书房及其家属生活起居的上房、仆人房、师爷房、花 厅等许多建筑,其中最称衙门心脏 部分的是签押房,是衙门第一把手的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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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俱全麻雀小(2)
签押,即签名画押的简称。古代州县衙门的文书公事,从拟稿到正式发出,要经过各道流转 程序,相关的办理人员都要一一签上自己的姓名(也可用姓氏、名字代替), 表示连带责任,然 后由衙署首长用红笔画“行”。如果属于判示、文告或牌照契约、任命书等性质的文书,还 要钤盖衙署的大印。这些最称关键性的程序履行,按规定都得在签押房即机要办公室里运作 。同样,上司下发或平行衙署平移的机密文件,按规定也必须在签押房里拆阅。惟实 际情 况是官府文书中需要长官朱笔画“行”或钤盖官印的数量极多,怕辛苦的老爷,往往将一般 性的 签押盖印或批词拟稿委托给亲信“长随”和“师爷”之类操作,所以签押 房也不是一间屋子的概念。仍以《老残游记》为例,该书第十九回述老残先生应山东巡抚约 请 ,去抚署签押房谈话,有“迎至门口”、“迎入屋内”等描写,可知是一个多开间的套房结 构 。上述机要人员的办事场所,通常都安排在外房,长官本人的办公室则深藏在内室,故签押 房尚有内外之分。清代小说《宦海》第二回,述广东布政使金翼“回到藩台衙门,就催着 师 爷办稿,自己踱到签押房去等着送稿”。接下来便有一段其儿子为人利诱溜进来找父亲耳语 要当说客,被老头子劈面一巴掌叱责的描写,岂知儿子已经受了别人一万两银子贿赂,还偷 了他的“藩台印信印在那收据上头”。这间屋子,显然就是连机要人员亦不得涉足与闻的内 签押房了。
另一部清代小说《活地狱》第十二回中,也有一段桃源县衙的签押房写照,略谓知县魏剥皮 上午坐堂审案后,“命将诸盗带过一旁,暂派差役看守,自己退转签押房吃饭。一时饭罢, 躺在炕上抽烟,又命人请了刑名老夫子来,同他商量。刑名老夫子便在他对面躺下……”可 知这个签押房还有小饭厅和可供老爷打盹抽烟的铺炕。宜称设备齐全,舒适方便。
再说花厅。花厅是个宽泛的概念,厅房多间之外,往往还 有园林假山、楼台小阁等建筑供老爷太太们享受,这就叫“凡治必有公署,以崇陛辨其分也 ;必有官廨,以退食节其劳也,举天下郡县皆然”(沈榜《宛署杂记》)。
古人往往称州县官署的具体办公场所为“堂前”或“门上”,这就是泛指大堂前面左右 两侧的廊房式建筑了。秦汉魏晋时代,它们分别有户曹、法曹、兵曹、吏曹、仓曹等名称, 唐宋时代,又改叫司法司、司户司等。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起, 开封和 祥符两县分知县属掾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俟大观(1107~1110) 初,遂令天下州 县都照此式,从此一直沿袭下来,统称“六房”。其实“六房”并不是六间房的同义语,如 明代时宛平县衙门里,“循两阶(大堂、二堂)而前为六房”,但具体名 目有吏房、户房、粮 科、礼房、匠科、马科、工南科、工北科、兵南科、兵北科、刑南科、刑北科、铺长司、承 发司、架阁库等多项。《如梦录》描述明代时祥符县署建制:“左有旌善亭,右有申明亭, 又有各色衙役官房。大门内有土地庙、寅宾馆、收粮银十六柜、上号房……” 除此之外,牢狱、监押所、常平仓、马号、吏廨乃至官吏 们供奉衙神 的祠庙等,也都属于衙门的各个部分,按不同方位组合在一块。总之,偌无一片千把米周 长的土地,是放不下这只“麻雀”的五脏六腑的。
五脏俱全的衙门以知县廨为中心,但知县以次,还有丞、尉、主簿、典史等其他 佐官和属员。按秦汉以来的传统,他们并不与县太爷合署办公,而是另有专门的廨署。这些 廨署可以是放在县衙门内部或连在一起又单独对外开门的,也可以是靠近县衙门但单独建造 的。比如清朝时天津县署在东门内仓门口内,典史署在县署西,而驿丞兼巡检署则在西门外 。同时代的上海县署在城中央,县丞署在县仪门外东偏,主簿署在其西偏,典史署又在主簿 署之南,黄浦巡检署则在闵行镇。反正合在一起则利于抱成团儿官官相护,稍有距离则便于 各自为尊分头使威,利弊互见。不过有一点是定为制度的,即主管教育的学署必定是单独起 屋,以为如此才能显得更“清要”一点。


机关大院趣闻多(1)
由前一节所述可知,在综理一方行政司法的地方衙署大墙内,包括办公、法庭、档案、仓储 、监狱等多个区域。此外,衙署内还包括专供自长官、佐NB032以下各色“办公”人等 生活起居 的空间,近似现代的机关宿舍。这些“生活区域”,对外有高高的围墙同衙署外的街道分隔 ,对内亦有院墙夹壁之类的构筑,以同其他区域相隔离。
地方政府的官员必须住在衙署内,出于履行职责、方便工作、环境安全和廉政保密等多方面 的需要。据《东观奏记》等史书记载,唐代宣宗时,崔郢任京兆尹,发生了“囚徒逸狱而走 ”事件,皇帝遂“命造京兆尹廨宅”于衙内,并严申“ 京兆尹不得离府”。因知这个制度至少在唐代就已经有了。《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写唐牛 儿 想帮助正被阎婆缠住的宋江脱身,撒谎说:“知县相公在厅上发作,着四五替公人来下处寻 押司……”阎婆立刻揭穿他道:“这早晚知县自回衙去,和夫人吃酒取乐,有甚么事务得发 作?”这里所谓“回衙”,就是回到郓城知县和夫人住房所在的内衙。所以这一段对话, 也是宋代地方官员及随任家属都住衙门的佐证。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明清。宜加说明的是 ,长官及其眷属所住的院落,通常都是相对而言位置最好的所在,通称“上房”;复以男女 防嫌的缘故,其封闭性也很强,特别是女眷,一般是不走出来的。哲学家冯友兰的父亲曾在 晚清时署理崇阳知县,所以他也有过跟着父母居住后衙的经历,其在《三松堂自序》里回忆 说——
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 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 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 县衙门都是一样。
其实,如果是条件较好的衙门,内衙生活区内尚有池榭假山、凉亭台阁等人工景观,供那些 被圈在院子里的太太小姐等女眷走动散心。如明代嘉靖《江阴县志》卷1述江阴县衙内的建 筑,就有若梅亭、练江亭、翠光亭、漾花池、莲风阁等多种名色。
确定在内衙办事或侍候的幕友、长随和侍役、丫环等,也在内衙区域居住,其中又以幕友的 住房条件较好。《老残游记》中记山东巡抚邀请老残先生入幕,吩咐推荐人高师爷说:“你 叫 他们赶紧把那南书房三间收拾,只便请铁先生就搬到衙门里来去罢,以便随时请教。”为方 便和保密起见,幕友的办公处和起居处往往都连在一起,自成一个小单元。如《宦海》 第四回述衙署长官庄岩到其最宠信的幕友邵凤康的房里,见其“正在那里办着公事,手不停 挥的十分忙碌”,便道:“你不要招呼,只管办你的公事”;“说着,便随随便便的躺在邵 孝 廉床上,不觉打了一个呵欠,有些朦朦胧胧的起来……”这里说的幕友邵氏尚在打光棍,倘 若幕友是带着家眷随老爷上任,也得给他分配一个相对隔离的空间。对此,冯友兰在《三 松堂自序》中也有叙述——
这一类的师爷,在衙门里地位很高,官见了他们也要称他“老夫子”。他们 工资最高,可是生活却很“苦”。照规矩,他们是不能跟衙门以外的人接触的,就是跟衙门 以内的人也很少接触。他们只带着他们的眷属住在衙门内单独的小院子里,自家把自家隔离 起来。
长官以下的佐NB032属官,假如其办公廨署和“正堂”同在一个大院内,自然也有各自 的生活起 居场所。有单独建廨的,亦有连山共墙的。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一回,专述成都 府推官(亦称“刑厅”,掌理刑名的佐官)吴以义和经历(推官的属员 ,掌管收发文移和用印) 狄希陈在机关大院内的家庭生活。狄希陈“住的衙舍与那刑厅紧紧隔壁,彼此放个屁,大家 都是听见的”。巧的是狄经历带到任上的小妾童寄姐乃打降老公的魔头,吴推官供 在内衙的夫人更是武力镇压丈夫的天王——
起初时节,寄姐怕刑厅计较,不敢十分作恶;大奶奶又怕狄经历家笑话,不 肯十分逞凶。及至听来听去,一个是半斤,一个就是八两,你也说不得我头秃,我也笑不得 你眼瞎。有时吴推官衙里受罪,狄希陈那边听了赞叹;有时狄希陈衙里挨打,吴推官听了心 酸;有时推官、经历一起受苦,推官与经历的奶奶同时作恶:真是那狮吼之声,山鸣谷应, 你倡我随。
其后吴推官因为怕老婆影响了工作,被几位领导取笑,便与佐杂同事们一起探讨不是东风压 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家庭问题,一位医官告诉他,你这种家庭暴力事件,在我们这 个机关大院里,几乎家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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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大院趣闻多(2)
堂上太爷(即第一把手)也不是个不惧内的人,夏间冲撞了太奶奶,被太奶奶 一巴掌打在鼻上 ,打得鲜血横流,再止不住,慌忙叫了医官去治,烧了许多驴粪吹在鼻孔,暂时止了,到如 今成了鼻衄的锢疾,按了日子举发。怎还讥诮得老爷?就是军厅的胡爷,也常是被奶奶打得 没处逃避,蓬了头,赤着脚,出到堂上坐的。粮厅童爷的奶奶更是利害。童爷躲在堂上 ,奶奶也就赶出堂来便要行法教诲。书办、门子、快手、皂隶,跪了满满的两丹墀,替童爷 讨饶。看了众人分上,方得饶免。衙役有犯事的,童爷待要责他几下,他还禀道:“某月某 日,奶奶在堂上要责罚老爷,也亏小的们再三与老爷哀告,乞念微功,姑恕这次。”童爷也 只得将就罢了。老爷虽是有些惧内,又不曾被奶奶打破鼻子,又不曾被奶奶打出堂上,又不 求衙役代说人情,怎么倒还笑话老爷?
照这样看,同住一个大院内也有种种不便,起码有些个人隐私不易瞒住。稗官子部里常有一 些历史人物的家庭生活披露,怕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供职衙署的吏员书办之类,按规定也得住在衙门里。倒不是国家有意照顾他们的生活,而是 出于防止他们进出衙门泄露舞弊的考虑。这是汉唐时就通行的制度,《孔雀东南飞》述焦仲 卿在庐江府当小吏,只有在休假时才得回家与妻子刘兰芝团聚,便是一个例证。
书吏们的宿舍,多盖在衙署大堂以南、仪门以内的两侧。明代嘉靖《江阴县志》记载县衙建 制,谓“吏胥居庐则分列六房廊舍之后”,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嘉靖《南宁府志》卷4记载 该府所属宣化、武缘、横州、永淳、上思、隆安共两州四县的衙门建设,多有“吏舍”一项 ,可知吏员应住机关宿舍,在明代还是普遍现象。吏员宿舍的多少,大约同在编吏员的人数 有关。如万历《营山县志》卷2记县衙建筑共有“吏舍二十二间”,以每间居住三到四人计 ,推算该衙门约有七八十个在编制内的吏员。弘治《句容县志》卷2记该衙门的建筑,吏舍 有40间,那么其在编吏数就可以一百四五十人推度了。
吏员的宿舍,多处在夹院位置,居住条件比内衙要差得多。如正德《新乡县志》卷2述该县 衙署的吏舍,“墙不及肩,茅不蔽日”,不堪忍受者“甚有寄居市井的”,不过这又违背了 严禁吏员在衙外住宿的制度。后来新知县到任,“遂废旧址,构新屋。以连计,七;以间计 , 六十有六,极为完美”。对吏员而言,此为碰上了关心下级生活的好领导;对领导而言,则 是同时落实了规章制度,所谓两全其美。不过制度都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否切实遵守 又是一回事。比如《水浒传》里的宋江,不就是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包养了一个 带丈母娘的小蜜阎婆惜吗?再往后他的同事张文远也和阎婆惜姘上了,“如胶似漆,夜去 明来”,又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好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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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三把火(1)
这句俗语,谁都会讲,可再深入说说新官是怎样上任的,放的又是哪三把火?恐怕很 少有人能讲出个大概。在这一节里,作者以明清官场的一般仪注为线索,顺着序儿摆摆州县 官员的上任过程。
先说州县正官赴任的出发点,大致不出京都和省城两地,前者是京城里已指定去向的, 后者是省会长官根据实际需要而发表的。一般来说,即便是京城里指明上任地点的,也要先 去省会拜谒上司,验过部照后才去上任,所以新官上任的路程起算,还是应该从省会启程开 始 。而在他动身以前,先有人拿着“通知书”打前站了。这个“通知书”的官称叫“谕示”, 又因写在红纸上的缘故,又叫“红谕”。其格式为——
特授某省某府某县正堂某姓谕各书差知悉:
照得本县恭膺
简命选授斯篆,拟于某月某日自省由水陆路程赴任,除到任日期另示晓谕外,合行 先谕知吏房以及各书役人等不必出境远接。选派老诚书役数名于境内呈送宪纲图册、须知 事宜。其余皆城外迎接,诸事须照旧规伺应,毋庸奢华,照常办事。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
殊标印右谕通知
年月日示
从这份“红谕”发出起,沿途骚扰便开始了。驿站得布置房间,准备饮馔,包括交通工 具、脚力人夫、侍候应差等一应大小事宜,都得考虑周全。新官经过的县治长官,看在同寅 份上,少不得也要出头敷衍一番。不过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平白地增加了许多如洒扫道路 、扛轿套车等差事;那些以渡船、轿行、车行为专业的,更可能吃大亏,往往是白干还不够 ,顺便儿被新官的随从敲去几竹杠。此外,那些开铺子办钱庄的富户,亦得当心被拔几根毛 去,名义是“赊欠”、“商借”,但是能有几个敢让大老爷留下字据的呢?自然,有心要巴 结的,这可是好机会。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民间,对这些花样是熟知的,所以他当皇帝后定了个规矩,凡地方官 赴任,都由国家发给“道里费”,知府是50两,知州35两,知县30两,县丞、主簿15两,典 史l0两,另外还有绮罗绢布等实物治装,并视新官家属口数再给为数不等的安家费用。这叫 “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这个制度不错, 但付诸实践, 不免打些折扣,到后来则几成废纸一张,真能照章办事的,只有像海瑞等少数要当“清官” 者。
再说新官所赴的衙门里接到红谕后,便要忙碌起来。商议接印日期和仪注等项是吏房的 事,准备打扫花厅、修理裱糊等项是工房的事,假如应当交印离任的官员一时还动不了身, 又得替新官在县城里另租一处公馆暂住。此外,礼房忙着会同学署调集学生排练欢迎新官上 任的“团体操”,兵房忙着会同典史署安排治安和护卫工作,其他如户房、仓房、粮房、刑 房等各个部门,则抓紧整理案卷、编造账册,真可以用“不亦乐乎”四字概括。
这一边手忙脚乱,那一边悠哉游哉,最后总算是老太爷的大驾进入本县境内了,于是三 里一迎,五里一接,威风一直抖到县城门口。吹吹打打的场面摆过后,接下来才开演上任这 一幕。
上任的形式是接印。全衙门的官员、书吏、差役、执事等,都按品级、班次站好各自位 置,等那个马上就要离任的老爷把官印做一个象征性的解下动作,然后赶快派专人送到新官 落脚 休息的地方。那一边在接印时,也要大摆场面。吹打之后,就坐上轿子来衙门神气了。行轿 的路线,照例是由东往西,取个“紫气东来”的吉利;有的时候,还有到了八字门墙前先不 忙着进去的讲究,得绕上半圈,叫作什么“兜青龙”。这些花样精耍过后,还有一连串迷信 活儿要干——
先穿上公服,向仪门(即二门)礼拜;拜过仪门后,又拜衙神。
接着走上大堂,换上朝服,往北面跪下来,这叫“拜阙”或“叩谢圣恩”;“拜阙”后 还要“拜印”,这是中国官场上的老传统,姑且名之“权柄拜物教”,有了这印把子便有了 一切。
印把子拜过后,老爷又去内宅,脱下朝服换公服,把什么宅神啦、灶神啦,一路路神祗 全祭到,免得他们跟自己过不去。
跪酸了腿脚磕疼了脑门后,该轮到新官朝南坐了,这叫行“公座”礼。行礼前先发梆, 头梆传点七下,按“为君难为臣不易”七字;二梆传点五下,按“仁义礼智信”五字;三梆 传点三下,就是堂匾上的“清慎勤”。三梆敲过,新官升堂。敲三下堂鼓,按“奉圣命”三 字。鼓敲过了,新官入座,大堂两边早已伺候齐全的属员、书吏、差役们,一起参贺,至于 那些丞、簿之类的佐官们,则只须贺而不必参了。参贺既毕,再敲四下退堂鼓,按“叩谢皇 恩”四字。至此,“新官上任”的全套闹剧算是结束。不过回到花厅后,还有一场幕后戏上 演:脱下公服换常服,接受“家人”的祝贺,太太、子女以外,舅老爷姑老爷、三姨父侄少 爷 、各房师爷家庭教师、门房厨子丫头老妈、书童听差打杂采办……有叩头的,有作揖的,有 需要还礼的,有无须还礼的,也要忙上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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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三把火(2)

堂前幕后戏文唱完,开始放“三把火”,不过这个“三”字,在中国人的语汇中,是个 很不确定的概念,用在这儿便是放许多把火的涵义。包括——
拜庙拈香:凡地方上的孔庙、关帝庙、文昌帝君庙和城隍庙等,都得在上任之初一一拜 到;
清仓盘库:凡银库、料库、粮仓等衙管库房,都得对照前任留下的账本,一一验过;
阅城巡乡:主要是检查城垣是否坚固,地方上的治安防范措施是否完善;
清厘监狱:把男女监房、监押场所等都审查一遍;
对簿点卯:对照吏房等有关部门呈交上来的各种书办卯簿、差役卯簿等花名册,让他们 轮流报到一遍;
传考生童:又叫“观风试”,凡名在县学的学生都得参加,出题一般都与本地民风 、吏治、学风等有关,借此获取了解情况及评品学生才学优劣等多方面成效;
悬牌放告:宣布某日某时正式开始接收诉讼;
回拜缙绅:凡同寅(同事)、绅士及境内豪门等,都已在新官上任时来拜贺过 或递了名帖来,此时须一一回拜,或者也派人送张名帖过去;
与此同时,还要张贴各种告示,调阅各种号簿,传考代书、仵作等专职人员,了解本地 宣讲“圣谕”的情况,与前任官员及其幕职班底了结“办交代”的收尾工作,等等。不消细 说,没有个二十来天乃至个把月的时间去对付,是难以告个段落的。
最后,不妨再从明人江盈科所撰《雪涛谐史》中摘录一则和“新官上任三把火”相关的故事 ,作为阅读口味的调剂——
有官人者,性贪,初上任,谒城隍,见神座两旁悬有银锭,谓左右曰:“与我收回 。”左右曰:“此假银耳。”官人曰:“我知是假的,但今日新任,要取个进财吉兆。”
此外,亦有合署书吏先弄点糖精给新领导尝尝甜味,比如集资唱戏什么的。反正羊毛出在羊 身上,变着名目往老百姓头上摊派费用即可。《刘公案》第三回述,良乡县衙门前“搭着戏 台两 座,鼓锣喧天,正唱大戏,看戏的男男女女老幼不等,拥拥挤挤,人山人海一般。今日正是 知县唱戏,挂红贺官”。


我爱外官有排衙(1)
玉勒争门随仗入,牙牌当殿报班齐。
这是欧阳修《早朝感事》中的两句。虽说是白描百官上朝图景,但语气间很透着一些得 意情绪——同样是当官,可牙牌这东西,只有京官才可以用,插在腰间去金銮殿上参议国 政,有多神气!所以《卓异记》里说两个官员互相嘲戏,做京官的便说“输我腰间三寸白” ,当面取笑做地方官的缺少这块牙牌。
然而在明人李诩所撰《戒庵老人漫笔》中,倒有了更加实惠的说法——
外任官与京职官相遇,外任官曰:“我爱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爱 外任有排衙。”
这个“排衙”,照《土风录》的解释,就是大“陈执事,役吏叫头,皂隶吆喝”,从而 成为官署里“装门面”的代用词。那等处在“天高皇帝远”条件下极尽威风的情感体验,更 不是连打一把伞盖亦不许可的京官们有机会获取的,伏在天子脚下捧一块三寸牙牌,又哪能 与之相比?
“装门面”的场景太多,有关催科、问案、科考等部分,我们将放在以后的章节中叙述 ,这里则撷取若干通见常例来说说。
先说“衙参”,就是典型的苍蝇脑袋蚊子头,螺蛳壳里做道场。其根据是每个月必有若 干日期是大小佐属官吏参见县太爷的时间,有事议事,无事扯淡,最要紧的是制度和礼仪不 可稍有废弛。《笑笑录》云,“州县衙参情状可笑,有分段编为戏出者”。我们不妨就以该 书所引戏目,来略微说说衙参的情况。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
这是讲一班县丞、主簿、训导、教谕 、典史、巡检、驿丞、税监之流,尽管都是###品乃至不入流的芝麻绿豆官,有如蚊蝇之微 ,倒也是一人一顶乌纱帽,赶在黎明前来到县衙门里;先是一阵吵吵嚷嚷,好比鸦聒鹊噪; 随着堂上梆发炮响,全都各就各位地站好了,是为“鹄立”,又叫“小站班”,好比是百官 上朝那种大场面的翻版。
“五曰鹤惊,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
二梆敲过,堂鼓击响,于是肃然起敬 ,像鸭子般摇摇摆摆,似游鱼般首尾相接,一起走上堂去参见知县。为什么叫“鹭伏”呢? 原来鹭鸟的特征是颈足俱长,高大瘦削,而这些佐杂官吏们见主官时,又不用大礼,只须做 礼拜的样子便可,身体是不会矮下去的。
“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
官身虽卑,毕竟都有个座位,但 坐的姿式得带点前倾,以示恭敬,是为“蛙坐”;坐定后,献茶谢茶,听大老爷讲话,若无 搭讪的话由,便是“静默五分钟,各自想拳经”,或者猜疑老爷此话因何而出,有何特别含 义,心里忐忑,仔细琢磨,所以称“狐疑”。
“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衙参的门面摆完了,县太爷端茶送客,各人走出来的时候,也得有一定姿式,这就叫“蟹行 ”;到了大门外,全无拘束了,又如“鸦飞”;接着便各自大耍“虎威”,唤轿夫,骂跟班 ,上轿后一路威风回家去,赶紧饱餐一顿迟到的早饭后,再上床补睡一觉,做一个“蚂蚁缘 槐夸大国”的美梦。
这等“小国君臣”、“土朝会”的情状,不是很滑稽吗?
次说“出行”,那就更威风八面了。同样是七品官阶,假使在京朝当个主事,雇一匹脚 力还得自己掏钱,倘若是放到地方做县太爷,便是天壤之别了:稳端端坐在蓝呢大轿里,前 头一把蓝伞,一匹顶马,亲兵护卫、差役喝道不算,还有四块、六块乃至八块衔牌帮着逞架 子,官儿再小,拆开来写也有好多花头精,比如“丁未举人”、“甲寅进士”、“某县正堂 ”、“七品顶戴”、“赏戴蓝翎”、“加三级记录三次”,这就凑成六块了。轿子后面,还 有当跟马的,捧护书(公文袋)的,押班次的,再配上敲锣打鼓吹唢呐的衙门 “乐队”,这气派如何?
再说“行香”,这又是在老百姓面前“装门面”的机会,依据是地方官员必须于每月朔 、望两日,依着顺序去文庙(孔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 玉帝庙、文昌庙等处去拈香, 且听任民众围观。关于行香的写实,《妙香室丛话》里有一首《朔望贺》作得极妙——
月朔复月望,悬牌示行香。
某庙某宫观,曰文武玉皇。
送来一幅纸,某处倍趋跄。
(注:衙门号房先预先通知某宫观或寺庙,让他们做好准备。)
捧纸仔细认,未旦先NC023徨。
如僧挈拜具,小坐携匡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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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外官有排衙(2)
(注:官吏们让各自的随从带上拜垫、马扎等。)
枯寂且默待,眼合睁欲强。
同人半困睡,呓语难猜详。
小吏强解事,斟送新茶汤。
挥手遣之去,茶非醒睡方。
钟声急作响,香烛光芒芒。
纠仪如獬豸,九叩咸矜庄。
(注:还派有专行监督纠肃礼仪动作者。)
东南班有序,文武人相当。
礼毕膝才起,行列相依将。
(注:拈香礼结束后,站班揖送,大老爷先走,依次类推。)
拱揖似摈介,两行如箕张。
舆夫偶停顿,流盼偶相望。
同列作私语,一顾真非常。
哪知适然遇,岂便分温凉。
旁观即诧异,推奉如圭璋。
(注:大老爷偶而回头看看谁,同列便诧为有意顾盼,或许是红人了。)
复趋衙投刺,道贺咸升堂。
向人学打恭,哪敢相遗忘。
槐厅别有坐,膜拜身翱翔。
岂是张禁尉,因揖声名扬。
何其劳心力,碌碌多奔忙。
渊明纵高士,折腰原不妨。
月吉必朝服,早已垂篇章。
上古久有此,何况官如郎。
解嘲旧有例,掷管神洋洋。
这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冠冕堂皇”吧?
最后,“过节”也是值得一提的话题。中国古代的法定节日,通称“三大节”,即“万 寿”、“元旦”和“冬至”(也有些朝代以夏至替换冬至,别称“长至”)。 所谓“万寿”, 也就是当朝皇帝的生日。每逢这“三大节”的早晨,地方主官要把写有“当今皇上万岁万岁 万万岁”的“龙牌”请出来,香案供奉,张灯结彩,并率领合衙佐杂行礼朝贺。以
明朝的制 度为例,据《典故纪闻》载,“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 十四拜礼。”因为这也是允许老百姓一起参加的大典,大大小小的乌纱帽们又视其为抖露两 手表演“团体操”的绝好机会,早早排练过好几回。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十四拜变成了九拜 ,“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 。看来这位俞大人是嫌九拜还不过瘾。
“三大节”外,诸如上元、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也要铺张热闹一番,不仅是 为了“装门面”,也缘于这些都是趁机扰民生财的好题目。这里引录一段南宋真德秀所写 的《劝谕事件于后》,便可略知一般状况:“前在任日曾有约束,圣节锡宴在近,窃虑诸县 循习成风,或于行铺科买物件,不依时价支钱;或于寺院科配钱物,并措借器皿幕帘之属, 因而干没;或妄追乡村农民充乐社祗应;或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如违,许人陈诉。” (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此集乃宋人编纂的官府公文及诉讼判决书汇编)像这些现象 ,放在 京都官员中,是不太容易办到的。这就叫“衙门做节,百姓作孽”。如李伯元在《南亭笔记 》里说的一件事更妙,谓绍兴主官刘狱云用黄纸印刷“龙牌”,饬差传谕居民购买供奉,每 纸售钱24文,共售出一万余张,真是“创收”有道啊。
山呼舞蹈之后,接下来就是大吃大喝。观剧狎妓,也皆是保留项目。更有趣味的是,衙 门 里也组织机关节日舞会,即便是平素做惯道貌岸然模样的县太爷,此刻亦得意忘形,和同寅 、属吏以及歌伎、舞女们一起狂欢。明人彭大翼所著《山堂肆考》上说,商则当廪丘县尉时 ,为官清廉,而县令、县丞等皆贪污。在衙门里举办的节日舞会上,县令率领大家一块跳舞 ,商则仅仅做了两个旋转动作。县令问他,为什么跳舞时两只手不摆动。他回答说:“长官 动手,赞 府(指县丞)亦动手,县尉再动手的话,百姓还有活路吗?”于是全场大笑。有 人幽默道:“ 令丞皆动手,县尉止回身。”当然,这只能算是“装门面”过程中不多出现的扫兴事,况且 也当成佐料给消化了。


衙门的生旦净末丑
本是朝阳凤,何为集树鸦?
每当喧鼓吹,便已走纷。
聚似闻膻蚁,来如赴壑蛇。
三三还五五,戢翼静无。
这是清人裘慎甫所著《州县雅号诗》的第一首,题为《鸦集》。读过前一节的人,当已知晓这是合县官吏僚属聚齐衙门摆“衙参”的一个镜头。如果我们把衙门当作一个舞台的话,现在是道具设备均已表述一清,场景幕次也经编排就序,趁此各等角色“鸦集”的机会,我们不妨再来依次瞧瞧,这班“三三还五五”、生旦净末丑,都是些什么脸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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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之官”县太爷(1)
许多看过豫剧《七品芝麻官》的人,都对那位虽似可笑而确实可敬的县太爷唐成,留有 深刻印象。不过,回头来品嚼剧名,什么叫“七品”?又为何叫“芝麻官”?不少人都不甚了 了。下面就从县官的名称变化和各种别号说起。
从本书导言里,读者已经知道了,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行政区划机构,除了春秋时 一度出现过县比郡大的例外,它一直是最基层的建制;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看上去竟是那 样微不足道,所以把“芝麻官”这个别号赠给主持县政的官员,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 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县官”之称,最早是天子的代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上,说 周 亚夫的儿子克扣庸夫工钱,“庸知其盗卖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累及周亚夫也被关押廷 尉,绝食五天,呕血而死。“县官”的器用就是如此尊贵吗?看看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真相便可大白。
“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 官也。”而在正式的官职名称上,县衙的首席叫法,倒是向来避开这个“官”字的。西周时 称县正;战国及秦汉时称县令和县长;王莽代汉时,又改县令曰宰;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 代,再回归县令之称;北宋时又改称知县;而明、清因袭不变;夹在其间的元朝则呼作达鲁 花赤。由此可知,县官这一通俗的称谓,至少是司马迁以后才逐渐普及开的。说到“七品” ,也有个拐弯抹角的来历:秦朝时,当官的都以所佩印绶的质地和颜色来表示官阶高低,县 令一般是铜印墨绶;到了西汉,俸禄也成为区别官吏级别高低的标准,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 至一千石,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魏晋时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此后几乎每个朝代都 将官吏分为九品,每一品又有正、从两级,合起来便是九品十八级。隋代时京县县令为正五 品,诸县令为从六品;唐朝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次,上县令是从六品 ,下县令才从七品;到了宋代,知县的最高品级是正七品;明清时,除京县外,所有知县均 定为正七品。显而易见,由秦迄清,县太爷的流品是呈逐渐下降趋势的,俟明清时代定格之 后,便有了“七品芝麻官”的通称。
别看县官的品位越往后越降格,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比如汉朝 时,尽管有“郎官出宰百里”之语,有资历的尚书郎方能出任县令,但事实上真肯兴致勃勃 去干县令者,多以夤缘(攀附,巴结)而得,为的是捞钱肥私容易些,并非士 人所乐为。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上说,刘备领荆州时,派庞统去耒阳当代理县令,庞统到任后 根本 不管事,结果被就地免职。后来还是鲁肃写信给刘备替他说情,谓“庞士元非百里才也”, 得给他更显要的差使干,“始当展其骥足耳”,于是一下子提拔到和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其实分析一下这段掌故的前前后后,就是号称“凤雏”的庞统看不起县官职务,而刘备亦 承认做好一个县官,也不过是“百里之才”。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情况开始起变化,如晋制 规定,“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南朝宋齐梁陈几代间,出过不少名县令。北魏的孝文 帝搞汉化改革,亦很重视县级政权的组建,特别规定,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 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与此同时,对县令的俸禄也作了调整 ,如北平府长史裴聿和中书侍郎崔亮,论官职都比县令要高,可物质待遇反而不如,所以孝 文帝特别让他们分别兼任野王县令和温县令,以示优待,在当时引起了许多同僚的羡慕 ( 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倘若陶渊明活到那会儿,就不会发“五斗米”之类的牢 骚了。不 过过于优厚的待遇,又导致了另一种倾向出现:不少别有用心者开始想方设法钻营县令的位 置,及至北魏末年时,“宰县者多厮役,士流皆耻为之;入北齐,其风更甚”(赵翼 《廿 二史NC021记》卷15)。于是再来一次制度上的更张,强调出任县令者必须是士族 出身。最出 名的是天统年间(565~569)那一回,朝廷将事先秘密选定的许多士族子弟统 统召到神武门前 ,特令亲王高睿亲自“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当场分派去各地担任县令(《北齐书 ·元文遥传》)。
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州县一级的官职如县丞 、县尉、主簿等,往往成为科第中人进身仕宦的起步之阶,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 经过专门考试从候选人中注授;制度还规定没有担任过州县职务的人,一律不得出任台省官 员 ,从而完全实现了“宰相必起于州郡”的用人主张。验之实际,唐宋时大多数宰相都有过在 州县当官任事的经历。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可是连“小鲜”也没“烹”过的人,又 怎能放心让他“治大国”呢?所以得让他从“七品芝麻官”这一档次上慢慢磨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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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之官”县太爷(2)
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更加注重对州县首席的挑选任命,其区别于过去的做法是不再 拘 泥于非科举出身的资格不可,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严格的考核上。《明史·职官志》上说, “洪武元年(1368),征天下贤才为府、州、县职,敕命厚赐,以励其廉耻, 又敕谕之至于再 。”全国共有1170余个知县,几乎都在赴任前接受过朱元璋的亲自接见和告诫。上任以后, 凡清廉正直的,朝廷还要派专人前往慰劳,增加俸禄或额外给一笔奖金。任期满后考核优异 者,就可以调到京里当六部主事一类的官职,也算是熬出了升迁资格。清朝沿用明朝的 办法,雍正皇帝有一篇专门告诫州县官的训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国家最重视吏治,你们 都是州牧县令,乃 ‘亲民之官’,是吏治的起始。一个行省的吏治,也就同一所房子的建造一样。总督、巡抚 是栋梁,司官道员是围墙,州牧县令哩,就是基础。《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所以说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假如州县官的品行不端,就是基础没立好,于 是房子也不会牢固。先皇(即康熙)临御六十一年,洞察州县官的重要,所以 才特别创行引见 制度,当面咨询考察,至详至慎啊!”(转引自单士魁《清代档案丛谈》)读 者可特别注意这 篇训话里的“亲民之官”的提法,在皇帝看来,国家的一切政事庶务,诸如理财、劝农 、赋税、兴学、教化、讼狱、保甲、祀神、驿递、水利、仓库,等等,无一不从州县开始做 起,虽说 好多职掌也都分派了专人,但总领而稽核的,还是州县首席,从而成为代表皇上直接与民众 打交道的象征。所谓“亲民之官”,正是这个涵义。深刻体会了这层涵义,也就不难理解历 朝各代对州县主官的选任何以会越来越重视的历史走向了。至于自古以来,“亲民之官” 中果真廉洁称职者,总归是极少数人,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除了“亲民之官”以外,县令或知县的其他称谓还有大令、邑令、邑宰、大尹、宰官、 堂翁、明府、琴堂、墨绶,等等。这里面有些是不同朝代的不同官称,有些是取义于古人成 句 或典章制度,但一般多通行在官场上或书面语言中。而在老百姓的口头上,则另有“县太爷 ”、“老父台”、“父母官”等各种叫法,其中“父母官”的含义,也是从“亲民之官”转 化而来,不过又添加进去了当父母的在处理子女事务时要慈爱公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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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1)
喜爱韩愈文章的读者,应该欣赏过《蓝田县丞厅壁记》这一篇,总共才三百来字,选家 颂为“韩愈散文艺术中的一颗明珠”。这篇短文,是元和十年(815)韩愈出任 考功郎中知制 诰时,应其在蓝田县丞任上的好友崔斯立所请而写了寄去的。壁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据《 封氏闻见记》载:“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州县衙 门里的官儿,虽然小到绿豆芝麻那么一点点,但也各有各的廨署官厅,墙上也少不了一篇乃 至几篇壁记。诸如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白居易的《许昌县令新厅壁记》、杜牧 的《同州澄城县功仓户尉厅壁记》,以及柳宗元的《武功县丞厅壁记》等,都和韩愈的这篇 一样,堪称州县衙门文化中的传世名作,也是后人研究古代社会基层官吏的宝贵资料。我们 对县太爷以下的佐NB032官的了解,也不妨由此入手——
“丞之职,所以NB032令,于一邑,无所不 当问。”这是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之开篇第一句。寥寥十余字,点明了县丞在衙门里 的地位和职掌:仅仅比县令次一等,凡一县之政,都应当过问,是县令的重要佐官,因而又 有“NB032令”之称。还因为元朝时县官也叫“大尹”,所以后来人们又称县丞为“二 尹”。
二尹这把交椅,远在春秋时就有了,到秦汉时成为普遍制度,凡县令(长)之 下,“皆有 丞”(《汉书·百官公卿表》)。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如京县和特级县的衙署里 ,还要设置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县丞,如东汉时洛阳令下置三丞,唐朝时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 阳六县各置两县丞。二尹多了,当然不能个个都是“二掌柜”的角色,于是便有分工,比如 明朝时宛平有粮马县丞和军匠县丞各一员,这就算具体职掌了。其实,即便是在只设一个县 丞的普通县份里,果真和县令一样浮在上头无所不管的现象也不多见,一般都具体再分掌一 个或几个方面的公务。如东汉时多以县丞统管文书、诸曹并典知仓库,明朝时多以县丞分掌 粮马、巡捕。假如县令一职因发生告病、丁忧、解任、调任、殉职等种种情况而暂时空缺的 话,县丞便有代理县令综理一切的责任,至于平时能否真正做一个无所不问的二尹,实在是 要看各人的能耐了。明朝孝宗初年,滦州知州潘龄曾专门上疏说,州县官署正官和佐官一起 共事,因彼此心志不同,常发生矛盾,正官稍加规正,马上会惹起争端,佐官“或倚其粗猛 ,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希望能加以更换,区别善恶。揣摩潘龄言之由来, 大概是和他的佐NB032们闹了意见。但都察院对这份上疏的处理意见是:以后凡发生“ 佐NB032官有 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脏滥不法者,许佐NB032 官申禀举 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余继登《典故纪 闻》卷16)。
佐NB032何以胆敢同正官相抗?朝廷又何以公然授其“申禀举行”的权力呢?说到底 ,他们大 小也是一个县级官员,其来历和正官一样,也都是由朝廷委派的。《后汉书·安帝纪》上说 ,元初六年(119)春天,皇帝诏三府在掾属中选拔15人,光禄勋与中郎将在孝 廉郎中选拔50 人,一起派到地方上去出任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是为两汉时地方官署中正佐官员皆由 君主任命、“本钱”相当之明证。隋唐时搞了科举制度后,县丞、县尉、主簿等官员,就多 从进士里选拔了。宋金时对县丞的选任更严格一些,如宋朝规定,县丞必须是取得科举中殿 试及第出身并担任过幕职官员的,才能充任。南宋大文学家杨万里的仕宦起家,就是这么 一个经历:先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然后去赣州当了一段时间的幕 职官,管理户口 ,接着才调到永州干零陵县县丞。他离去零陵时,已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 了。一个新科进 士登第已有8年,也只不过在州县衙门中当个二尹,这让不太熟悉古代官制而总以为进士是 多么了不起的角色之读者看来,确实是难以想象啊。金朝时,干脆把科举等次和佐NB032 选派直 接挂钩,凡进士下甲及第的,授予县丞;凡特赐同进士出身的,先授下县主簿,二授中县主 簿,三任方得为县丞。明清时的县丞,主要从监生中选拔,不过还是由朝廷直接任命,如明 末抗清志士金声所撰《告邑人送何二尹文》中,即有所谓“奉天子命而来尹此”之语。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有一则二尹开衙耍威风的实录:名士周NB033游嘉善, 借住在当地 人柯氏家里,柯家饶有园林之胜,周NB033游园望月,偶成佳句,恬吟密咏,彻夜无眠 。偏巧柯 园和县丞官署贴邻,李县丞嫌这个酸名士半夜吟诗扰了他的清梦,派人把周NB033抓了 来,噼噼 啪啪连赏几十板子,然后逐出。若问这个二尹的品级,隋唐时上县县丞亦不过从八品,下 县 的县丞才从九品;明清时,总算一律调整为正八品了,假如“七品芝麻官”这个词儿坐实的 话,他连“芝麻”还够不上哩。


二尹三衙四老典(2)

回头再看韩愈的那篇“壁记”:“(丞)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职 。”顺着这个“其下”,老百姓往往又在习惯上把县主簿叫作“三衙”。
寻溯原始,主簿本是汉以后的通用官名,以管理文书为职掌。不过仔细推敲起来,京朝 官寺中的主簿和州县衙门中的主簿,实在是大不相同的:前者相当于主任秘书,后者则是 正规 的事务官,负责户籍、赋税等具体工作。如前所述,主簿和县尉一样,都是隋唐及宋金时科 举出身者初入宦途的起点。北宋时韩NB041和李若谷曾并为参知政事(副宰相) ,据《邵氏见闻录 》载,两人未登第时都穷得很,一起去开封参加科考,统共才一席一毡,还分割使用。假如 出门拜客,还要硬装门面,轮流当主人和听差。后来李若谷中了进士,选授许州长社县主簿 ,上任时赶着匹驴子让老婆坐,韩NB041替他挑个箱子。将近长社县还有30里模样时, 李对韩说 ,恐怕县吏要来迎接了,箱子里只有600个小钱,到那时开箱多难为情啊。于是打开箱子, 两人各取一半,大哭一场挥泪告别。以后,韩NB041也中了进士,两家世为婚姻不绝。
但是你又不能光瞧见600个小钱穷上任的这一面,这把州县主簿的小交椅既然放在掌管 一方赋税簿籍上面,无本生利的机会便是一年到头不会中断。就拿韩NB041和李若谷所 处的宋代 来讲,当时政府依土地资产的多少来区定民籍为五等,又根据五等版簿来科派赋役。这种五 等版 簿的修造工作,照例由州县主簿领导。有钱的人家为求降低户等减免赋役,便塞钱送礼给主 簿行贿;没钱行贿的小百姓呢,主簿便会伙同吏胥,把你家里的农具、鸡鸭等全估成资产, 让你 无端地升一个户等。再如征收赋税时,勾销名簿的工作也该由主簿负责,表明税额已经交清 。于是这枝笔又可用来和银钱作交换,结果是当勾的不勾,不当勾的倒勾去了,“贫民下户 ,致有已纳而更输;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攻瑰集》卷26《论主 簿差出之弊》)。
主簿的品秩,又要比县丞低一等,到明清时,一般县份的主簿,都是正九品,而且名不 副实,不再掌握文书簿记,只是配合县令分管某一方面,如粮马、治安等具体事务。什么原 因呢?这会儿是“财务一枝笔”,第一把手直接控制,再也容不得别人插手了。
唐宋时代,人们又常将主簿与县尉并称,通呼作“簿尉”,但顺序上还是排出了前后:一 个县衙门中,主簿是老三,县尉是老四。明朝开始,县尉这个职称没有了,另以典史敷充其 职,老百姓在习惯上叫作“四老典”或“四爷”。此外,县令称“正堂”的话,县丞便叫“ 左堂”,县尉或典史便叫“右堂”,不过这又是绅士们的叫法了。
从头讲起的话,县尉是秦汉时就已确立下来的官职。紧随东汉其后,魏、蜀、吴三国的 缔造者,都是县署丞尉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记,孙坚先是受朝廷除授任盐渎县 丞,几年后调任盱眙县丞,又转任下邳县丞。曹操的起家是“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洛阳是京县,这种县尉有四个,曹操是分 管北部治安的。 据《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 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甚至连权宦蹇硕的叔父亦不能幸免,只因犯了不 许夜行的禁令,便被活活打死。皇帝周围的人看着他讨厌,又抓不到把柄中伤他,于是故 意说他好话,给提升一下,撵到顿丘去当县令。刘备是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被委派到安喜 当县尉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 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柳,弃官亡命”。《三国演义》把这段情节移到张飞身上,未免辱 没刘备本色。“解绶”的描写,说明当时的县尉就有印绶;“初入尉廨”,又说明县尉也有 独自的衙署;至于杖杀权宦叔父的行迹,就更说明两汉时小小县尉的威风了。
隋唐时代,县尉的职掌依然承袭汉晋,还是主管一县治安。长安有四尉,大县有二尉, 其他县则一县一尉。可是曹操的那等威风,这会儿全没了,品秩则每况愈下,京县尉是从八 品下,下县尉是从九品下,比主簿更卑微,挤到了九品十八级的最低层。
前已有述,簿尉品秩虽微,然科第出身之士人初入仕途,仍须由此而进。有唐一代,几 多名人,都有当县尉的经历。比如白居易登第后,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的诗句,多少得意,可是他曾经去NB034NB035当县尉;此外像柳宗元当蓝田县尉 ,贾岛当长江县尉 ,温庭筠当随州县尉等,皆属此类。现在想想,那么多大文豪都一个个坐在小县城的“警察 局长”位置上,成天忙着去执行捕盗抓匪的事,未免有些滑稽,可这在古代却是极正常的现 象。宋朝的制度,也因袭唐朝,宗泽的仕途便以馆陶县尉起家,专门带着人抓逃兵;还有那 位权相蔡京,亦是从钱塘县尉做起,《夷坚志》上还记有他带人去阳村巡捕的故事。历史上 发生过的宋江起义,在《水浒传》里被渲染得轰轰烈烈,但不少史料都说明曾有一个小小的 县尉做过起义军的劲敌。如葛胜仲《丹阳集》里有篇《承议郎王公墓志铭》,记曰:“公王 氏,讳登,……男长曰师 醇,次曰师心,……其后师心为海州沭阳县尉,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 ,命引兵追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一道赖以安堵。”“京东剧贼”是什么人呢 ?又有汪应辰《文定集》中的《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可以参证:“公讳师心。……登政 和八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 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追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类似王师心这种 以县尉职守“御盗”的事例,还可以从宋代史料中找出很多。如《宋会要》记政和五年时, “叙州南溪县尉张钧躬亲率领保正等,捕获放水强盗贼人软落亨等同伙一十五人”;《东都 事略》记方腊起义时,缙云县尉詹良臣曾率弓兵前往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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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3)
元朝时县尉官职依然存在,官廨称巡尉司,但同时又有了典史这种官称。从明朝起,县 尉 被取消了,原先的职掌大致被剖成两个部分,大抵狱囚警逻等归典史主管,还有些巡防、弹 压、捕盗等事务,酌情分归巡检。清朝沿袭了明制,也是每个州县设典史一员,但又于分管 范围外,常常充任县衙门里的事务官角色,故而又被叫作吏目。吏目是吏胥的头儿,又是官 员行列的尾巴。尤其令人注目的变化是,明清时代的典史品秩更低下,连九品十八级中最后 一级也没巴结上,这叫“未入流”。不过“未入流”也还是官身,而且依循它前身是县尉的 旧观念,通常也被看成是佐NB032圈子内的一员,可以升转,也可能有代理主簿、县丞 甚至是知 县职务的机会。吴伟业著《鹿樵纪闻》,述明末清兵下江南史实,谓江阴典史阎应元以防御 海贼顾三麻有功,升做英德县主簿。还没来得及赴任,清军把江阴县围住了,这时候县衙门 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刚刚接任的典史陈明遇。陈明遇再特意把阎应元请回衙门,由绅民共推 为代理县令,领导了悲壮的江阴守城战。和过去的县尉当由朝廷委派一样,典史 仍由吏部除授,阎应元是北通州人,却被派到南方来当这个“未入流”。
在明清史上,阎应元是典史辈中较出名的一位,后来江阴人还为他修了阎典史祠。而清 人李宝嘉所著《官场现形记》里,则塑造了几个文学形象的典史,对读者们了解典史是怎样 搞钱 肥私的,倒很有些认识价值。那位在全书开场不久便亮相的钱伯芳钱典史,据他妹夫王乡绅 向王孝廉介绍,“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 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这官才不算白做。”王孝廉听说 钱典史会通路子,便问“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岂知钱典史也 有个理论——“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 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 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
会不会“做”典史的真诀,算是被他点到要害了。明清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云:“要钱典 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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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做”典史的真诀,算是被他点到要害了。明清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云:“要钱典 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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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4)
做”典史的真诀,算是被他点到要害了。明清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云:“要钱典 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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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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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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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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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要钱典 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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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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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典 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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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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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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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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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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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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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总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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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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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11)
而典史则不同 ,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 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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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三衙四老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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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吃皇粮(1)
早在第一章里,作者就有声明在先——一个州县衙门里,学署必定是自立门户的。 什么缘故呢?这里面首先有个体制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文化教育 ,在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入仕的正途,是必先入学;学署的职掌,是管理一方入学就读事务 ,学署里的官员一方面接受上一级的学官直接领导,另一方面,也接受同一级的地方主官指 导和考核。这个体制,就把学署官员和一般的佐NB032区别了开来。其次,还有一个 “出身”上的 问题,以明清为例,县太爷固然以科举出身者为多,但也有非科举出身的,特别是 清代,“杂牌”还特 别多;可是作为学署首席的儒学教授,除了由次官升任者外,必定是由科举出身的人担任。 凭这两条,县太爷也不便把他们当作一般的佐NB032来相待,倒要时时尊称为“老师” 。
学署官员的名称依学校的级别区分:府学称教授,正七品;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同为 正八品。此外,府、州、县学都设有训导,为正官的助理,一概为从八品,也称“副学”。 他们在体制身 份上也显得比同级官员特别一些,习惯上亦同学署首席(即“正学”)相混, 被通称作“学官”或“学老师”。
有意思的是,学官们的“政治待遇”虽然高点,可“经济状况”却无法同别的佐NB032 相比 ,因为他们掌管的这一摊子全是文化教育的事务,财政上拨给的经费有限,要想搞得热闹鲜 亮点,还得靠募捐。除了学生外,也极少有受礼和受赂的机会。所以自古以来,学署都被叫 作“冷衙门”或“清水衙门”。清人陆以NB053著《冷庐杂识》,介绍过不少州县学署 的门联, 如萧山县学署教谕傅NB042的自题联是:“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仁和 县学署教谕孙学垣的自题联是:“冷署当春暖/闲官对酒忙”,大致可以认定是写实。
或许是毕竟读书多一点的缘故吧,学署冷则冷矣,但学官自矜清高的居多。清朝初年, 海宁县教谕林译尝以“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自况,大概反映了此辈的一般思想状态和 作风。事实上,因为做学官做出成绩而提升为行政官员的也有一些,比如众所周知的明代“ 清官”海瑞,就是先当南平县教谕,以后提升到淳安县知县的;可是反过来因为“做”不来 行政官而调任学官的,似乎更多一些。喜欢读读元明散曲的读者,大约对冯惟敏(海 浮)这个 人不会感到陌生,论散曲创作的成就,堪许作明代第一人。他原先是涞水县知县,可书呆子 气 太重,一心想当个“清官”,这就把上司同僚全给得罪了:官场上不能只顾自己清廉,你清 廉了,就等于把别人捞肥的路子给断了。结果几年后考核官员时,冯惟敏辛苦一任,换来个 “疏简不堪临民,文雅犹足训士”的考语,换句话讲,行政官是不能再给他干了,但他确有 才学,总得发挥个一技之长吧,那就让他去“训士”,结果改任为镇江儒学教授。从表面上 看,一样是七品官,镇江还比涞水的县等高一级,不能说是降调吧?可是老冯发牢骚了——
【油葫芦(改官谢恩)】俺也曾宰制专城压势豪,性儿又乔,一心待锄奸剔蠹惜民膏。谁承 望忘身许国非时调,奉公守法成虚套。没天儿惹了一场,平地里闪了一交。淡呵呵冷被时人 笑,堪笑这割鸡者用牛刀。
【那吒令】七八岁勉学,淡荠盐一瓢。二千里枉劳,路途债九遭。四十年苦 熬,冷板凳两条。世不愁文运衰,生不怕穷星照,打精神再把书教。
儒家的人生观是入世哲学,追求功名更是参加科考的直接目的。如有机会,有几个科场 出身的人心甘情愿去坐“冷署”的?既然不得已而去坐了,又要大唱“荣华富贵人之好,清 贫冷淡吾之乐,子俺这孤灯耿耿照书斋,一任他诸公衮衮登廊庙”(《海浮山堂词稿 ·改官谢恩》)的高调子,让人听着瞧着,就不免感到有一种醋酸味。所谓 “酸”官,就是泛指这些学署中人。
徐珂汇编《清稗类钞》里,辑有这样一则故事——
雍正年间,内阁里有个小办事员(供事)蓝某,上班做事很巴结。雍正六年 (1728)元宵 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机关里,对月独酌。正喝得带劲,突然 有个冠服华丽者闯了进来,蓝某当他是内廷值班官员,前来巡查的,忙站起迎接,还请他一 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他当什么官。蓝某说:“不是官,是小小的供事。”来人问了他 的姓名后,又问具体做哪些事,有多少同事,都上哪去了。蓝某说,供事做些收发文牍之类 ,有同事四十余人,现在都回家过节了。来人问:“那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说,“朝 廷公 事綦重,若人人自便,万一事起意外,咎将谁归?”来人又问:“做供事有好处吗?”蓝某道 :“将来差满,有希望选一个小官做。”来人问:“小官有乐趣吗?”蓝某笑道:“假如运 气好,选做广东河泊所的所官,那就是大乐趣了!”来人不解:“为什么称大乐趣呢?”蓝某 道:“那个河泊所近在海边,舟楫来往,多有馈送呀。”来人听罢连连点头,又喝了几杯, 才告别而去。


酸甜苦辣吃皇粮(2)
一夜无话,第二天大臣们去金銮殿上早朝,清世宗(即雍正)和大家谈完公事 后,忽然问道:“广 东有没有河泊所?”大臣们说:“有啊。”清世宗道:“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河泊所官。 ”大臣们磕头领旨,退朝后都惊诧莫名,还从来没听说皇上“钦点”河泊所官的,何况那么 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供事姓名,又怎么会“上达天听”呢?于是托一位小太监仔细打听:原 来,昨天晚上那位去内阁查夜的人,就是清世宗!
一会儿,皇上钦点蓝某人为广东河泊所所官的圣旨,被送到内阁。蓝某领旨后喜得打跌 ,同事们也都羡慕不已。
这又是一种“未入流”的小官,可是有甜头可尝,所以叫“甜官”。像这种均属州县长 官统属指导的“甜官”共有多少名目?我们以明代的州县官署编制为例来看看——
河泊所官,专门管征收渔税;闸官、坝官,专门管水闸水坝的启闭蓄浅。洪武十 五年(1382)时,“定天下河泊所凡二百五十二”(《明史》卷75) ,一年可征税达粮5000石( 折合计算)以上的河泊所,设官3人,1000石以上的设官2人,300石以上的设官1人。
税课局大使,专管商贾、侩屠、杂市类常税征收。
批验所大使、副使,专管茶叶和食盐专卖。
同河泊所官一样,这些小坝官、小税官、小专卖管理官等,都没有品秩。甜头肥水有多 少,就看各人的良心和“本事”了。
与“甜官”恰成对照的是“苦官”,那就是驿官,即掌管地方邮运和 官办招待所事务的官员。以明朝为例,综合性的驿站至少每个州县都有一所,此外还普遍设 置急递铺;若是地处交通干线通衢大道,还有专门的水驿、马驿、递运所等。如黄州府所辖 一州七县中,共有急递铺101处,每处均有厅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邮亭一座,铺门一 间, 牌门一座,墙垣一围,桌椅什物俱全(弘治时《黄州府志》);水驿和马驿的 设置以里程分段,以 预备马匹和船只的数量区别规模;递运所是运送军需物资和贡物的专线,弘治十年( 1497)时 ,全国有递运所324处。驿、递、所三个系统,相对来讲都是独立的,各司其事,但三个系 统之基层主管即驿丞、铺司和递运所大使、副使,却都是官员中的起码货,并且全受州县长 官统辖。
驿官类的职掌,按明朝制度规定,是“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 稠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明史·职官志》)。一 听就知道 是侍侯人的苦差使,所以当时人就有“秩莫卑于驿官,事莫纷于邮务”的说法(刘广 生主编《中国古 代邮驿史》)。特别是那些王公贵族、达官显宦辈,不仅不把驿官当官,甚至也 不 把他当人。还是以明代为例,曾发生过多起住驿官员打死驿丞的事。如正统五年(14 40),陕西 右参政郝敬乘传过华清驿,驿丞张耕野刚巧不在驿馆,郝敬大发雷霆,派随从去他家里将其 捆绑来,殴打至死。
当然,话说回来,所谓“苦”官,也是指大体状况而言。据《西园闻见录》载,明朝时 委派驿丞,有上、中、下三缺之分,上缺是指有油水可捞的肥缺,约占全国驿站的十分之一 二;中缺约占十分之三,指条件一般的;下缺则是的的确确的苦差,要占到十分之六。明代 著名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就当过贵州龙场驿的驿丞,因为他得罪了权宦刘谨,所以把他贬到 这苦缺上来尝尝滋味。史书或古代小说上,往往把“降五级使用”当成笑话,试想一个七品 芝麻官连降五级,不就是降到平民百姓中去了,还怎么“使用”呢?其实,这至多只能说是 吏部在“议处”时给当事人开的玩笑,因为九品十八级以外,还拖着这么一串“未入流”的 尾巴,让你当个驿丞,不正是连降五级后依然留在“官”员的范围内“使用”吗?正德时, 浙江道监察御史周广上疏,切谏明武宗,结果先被贬为怀远驿丞,再被贬为竹寨驿丞,这也 是一种惩罚手段。
既然驿丞的差使如此卑微,何以照样有人愿干,而不赶快辞掉呢?这其中当然有原因可 寻:一是任期满了有可能升迁;二是这差使固然低贱,但也有讨好的机会;第三,就是老百 姓常说的,“纱帽底下无穷汉”。有意想生发的,哪怕是苦缺,也能赚它几票。清人何刚德 所著《春明梦录》中,就谈到这其间的一些诀窍,原来凡有资格居住驿站的官员,都有兵部 发给的勘合作凭证,每住一站,都得印结,注明“照例供应夫马,并无额外多索”,以后还 要缴还。不额外多索是不可能的,这笔费用照例是地方财政负担,而刁滑一点的驿丞之本事 ,就是一边尽可能把额外多索的账面报得高一些,赚取报账和实支之间的差额,另一边就是 尽可能利用出结这道手续,对付住驿官员及其随从的过分勒索。如此,人虽辛苦,油水也还 有些。


酸甜苦辣吃皇粮(3)
比较起驿丞迎往送来、周旋奉承之卑微,巡检可就威风多了,故名之“辣”官。
考诸中国古代官制史,巡检这个官职最早出现在宋朝,主要置于沿边或关隘要地,多数 都是武职,有管辖几个州县交接处治安的,也有仅以一个州县为范围的,但都属州县主官统 领。到了金元时期,巡检的治管范围一律限于一县之境,一般都是在偏离县城的乡津、集镇 、要冲、关隘等处设巡检司,职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警备不虞。明清依旧保存了这个制 度,惟品秩益加下降,元代时巡检是秩九品,明朝时无论是巡检还是副巡检,都为从九品, 这以后还有以“未入流”充巡检的。
何以这个总在秩末流外之间徘徊的区区巡检,会有超越一般同僚小官的威风呢?这里面 主 要有两层原因:
其一,习惯上,巡检司具有县衙门派出机关的性质,可以经管处理本管区的 次要事件,很有点“小正堂”的威势,尤其是在乡下人面前抖起来,更是了不得。比如宋代 《名 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好几篇申饬巡检骚扰农民的移文,文中提到一个“日来妄作渐著” 的周巡检,催科的事他也去伸手,诉讼的事他也去插脚,“乃至差人,便至亲出”,“遂致 一家之四人无辜而被执,一乡之内,四邻望风而潜遁。”气得上司骂他说,“今观此讼之兴 ,特田野小(民)唇舌细故,此等讼州县无日无之。若事有大于此者,则凶声 气焰又当如何? ”这还是宋朝时的情况。明清时更了不得,据《明史·职官志》载,洪武十三年(13 80)二月 ,朱元璋曾对天下巡检“特赐敕谕之”,有了这样一把“尚方宝剑”在手,恐怕连他的上司 也不能随意责怪了。
其二,巡检司还有一个置在要津的地利之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借“盘诘奸伪”、“验查 路引”以行把持,许多巡检还兼有收税的差使。实际生活中,巡检司之“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的淫威不仅要在普通行旅客商跟前耍耍,有时连过往公差也要被他敲几竹杠。以一个赴 任的 官员为例,随从中常免不了顺路做一点捎带走私生意的,沿途逢驿打尖,驿丞只有服侍的份 儿;可碰到巡检司就不同了,他的责任是检查,寻点儿麻烦出来并不费事。《名公书判清明 集》中收有一篇《追请具析巡检》,起因便是雁ND037镇巡检赵忠翊搔痒儿搔到本路上 司的头上,上司移文州县主官痛骂:“雁ND037一镇,最为横逆。近日采石解头子钱赴 本司,亦 为所夺拘下。以一路监司之钱,犹恐如此,则其劫夺民财,肆无忌惮,江面之被其害可知矣 !今乃敢有所挟,以凌侮本司,其无状益甚。”最后要州县马上让赵忠翊亲自到自己这儿来 解释清楚,并请“别差请强官权(代理)巡检及监务”。其实仔细琢磨,不难 嗅出这笔被赵巡 检扣下的“头子钱”中必有隐私味儿,而那位“本司”一方面不得不用一级压一级的办法, 让该巡检所在地方州县长官出面以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追请赵巡检本人“赴司具析”的要 求,也蕴含了当面交易的暗示。
巡检之“辣”,当然又是和他可以随时采取“捕盗”、“警奸”等军警性质之手段相联 系的,只要查明确实是在尽其宦家鹰犬的责任,做得再毒辣些也不要紧。比如清人陈康祺《 郎潜纪闻》中,就记过这样一件史实:乾隆皇帝巡行热河,有个叫张若瀛的巡检,负责本地 段的警备。某太监自恃是天子扈从,沿途滋扰,张若瀛劝了他几句,做“老公”的哪里会把 个小小巡检放在眼里,遂咆哮痛骂。张若瀛盛怒之下,马上让手下人将其捆起,痛加大杖。 直隶总督方某听说后差点没昏倒,惊呼“张某疯矣!”马上具章弹劾。可是乾隆皇帝不这样 看,反而认为张若瀛是个忠诚守职的人,下旨越级提拔为知县。
所谓“咸”官,实际上是一个“淡”字转化而来。州县衙门里还有专管宗教事务的僧会 司、道会司,有专管医药事务的医典科(州)、医训科(县),有 专管天文气象测定预报的阴阳 训术等。按制度规定,这些机构全都“设官不给禄”,故谓之曰“淡”(《明史·职 官四 》)。怎样才能做得有点儿滋味呢?便要学猴儿偷盐,所以又叫“咸”,办法就是利 用职权拿好 处。比如古时国家为了保证劳役征发和赋税征收,对于出家为僧尼为道冠的数字,都有限额 ,按比例分配到各个县里,这度牒名额便在僧官道官的手里攥着,申请出家者能不 行贿通融?出家之后,寺庙道观杂祠中的种种事务,以及和俗人的纠纷 交道,也归僧官道官们过问,他可以拿世俗法律压僧道,也可以拿“宗教政策”去压俗人, 这一把天平往哪儿倾斜,砝码就是他的“禄”了。要想开溜去游方挂单吗?对不起,也得先 到县衙门僧会司道会司里来开“介绍信”,否则跑到哪里都得给逮起来。再比如医官,本书 前述《衙前自古好景观》里,对于其凭借公立医院身份出诊赚钱收礼,已有介绍,其实他们 还有代表政府行使医药行政权力的一面。植杏 办诊所也罢,悬壶开药铺也罢,出门去当游方郎中也罢,审批的权力全归这医官掌握,总也 有尝点咸味儿的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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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吃皇粮(4)
清人独逸窝退士所辑《笑笑录》内,有一首专用来形容州县下僚的《十得歌》,除了学 官之外,上述“甜”、“苦”、“辣”、“咸”之类,皆可包容进去,这里不妨引用一下— —
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 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需要稍加指出的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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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稍加指出的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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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加指出的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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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指出的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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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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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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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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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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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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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吃皇粮(5)
医官、僧官、道官这一类官职,用不着吏部除授,应该说连“一命之 荣”也是没有的;反过来,不少在九品衔内的巡检、副巡检等,自然也就用不着去借补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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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吃皇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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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吃皇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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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吃皇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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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鸡毛官(1)
比之“甜苦辣咸”更次一级的,就是所谓“生老病死”了。说它们是民政机关吧,可县 衙里另有户房、工房之类主管部门;说它们是社会慈善事业吧,但确确实实是官办而非民办 。明人郎瑛所著《七修类稿》中,对“生老病死”的具体分类是:慈幼局谓“生”,专管收 养弃儿;养济院谓“老”,专管收养孤老;安济坊谓“病”,专管收养病残;漏泽园谓“死 ”,专管收葬弃尸。又云假如再把县狱加上去,又可凑上个“生老病死苦”了。
先说“生”。从《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来看,可认为西周时的中国政府已相当 重视人口保养了。所谓“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慈幼”。郑玄的注释是:“ 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春秋时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 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 。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国语·越语》)。在齐国,官府里 也有专门的“掌 幼”官,负责奖励“光荣妈妈”,比如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全家的 赋税都免了;倘若又生第五个的话,官府还派一个保姆来,这老五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 家 负担。此外各地还有“掌孤”官,专门负责给孤儿找领养人家,养孤人家有免赋待遇,“掌 孤”官还要经常去探问。秦汉开始,这类职能全化为州县衙门的法定责任。《后汉书·贾彪 传》记载,贾彪当新息县县长时,城南发生盗杀,城北发生溺婴。贾彪吩咐驱车案验,掾吏 认 为两者相比,自然是盗劫害人重要,准备带他去城南,贾县长发火道:“寇贼害人,此则常 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数年之间,新息县增添了数千小生命,都说是靠 了贾县长才得生存,于是男孩全取名“贾子”,女孩全取名“贾女”。到了北宋时,史有明 载的官办慈幼局出现了,不过仍鼓励民家来局认养,官给钱米或指派乳妇,至有“不养健儿 ,却养乞儿”之谚。两宋以来,慈幼局逐渐普及,后来也有叫育婴堂的,但专门的“掌孤” 之官,则不再给编制,改作杂职。
次说“老”。优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直系子孙的责任是敬亲,是“孝”,而 养则是起码的条件,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 义》)。 那些没有子女的孤老,或者在宗谱族党中属于旁支而不能继承祖先财产的老人,国家就要给 予照顾。《礼记·王制》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 庶老于虞庠。”看起来最早的养老院是和学校办在一块的。和慈幼相同,从秦汉起,养老亦 转为州县常务。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居养院的制度,则自北宋开始,元朝改名为养济院,《 大元通制》规定:“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 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明清承袭宋元,州县均有养济院,《香祖笔记》上说明代权 臣严嵩被抄没家产后,就住进了杭州养济院,直到老死,杭州养济院还将其祀为院神。在戏 曲中,严嵩是副“死了喂狗,狗也嫌臭”的嘴脸,你能设想他居然还能在身后享受 香火供奉吗?
抚恤病残也是老传统,北魏时就有“使京畿内外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的官立慈 善医院(《陔余丛考》卷27)。唐代时武宗发起灭佛运动,配套的政策是把许 多寺院改办成悲 田养病坊,用寺田租米作为维持经费。到了宋朝,虽然许多佛寺又恢复了,但这套制度仍得 保留,京师有福田院,全国各地有安济坊。明代嘉靖时来广州一带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 ,曾撰文介绍中国地方政府收治贫困病残患者的情况——
跛子和瘸子,有的没有直系亲属,有的虽有,却不肯养或者没有能力养他们 ,他们就向皇帝的赋税监督官(指地方官员)上诉;于是他们的亲属受到官吏 的审查。如果亲 属之中有能力赡养的,就叫最近的亲属尽其义务养活他们;如果亲属不能赡养他们,或者在 当地没有亲属,赋税监督官就下令把他们收纳到皇帝的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都设有大医院 ,其中有很多房间。医院的官吏要负责供应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间,皇帝的国库要为 此付出足够的租金。
没有躺在床上的瘸子每月领一定数量的大米,靠这份米和他们在医院内饲养的一些鸡和猪, 他们足以维持生活。所有这些都充分付给,没有失误。同时因为那些被接纳入院的人一般都 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得到终生的赡养。奉赋税监督官之命而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 册,每年医院的官员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会 因此受到严惩。(英国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中华书局)


“生老病死”鸡毛官(2)

宜加说明的是,克路士所谓“跛子”和“瘸子”,泛指丧失了劳动谋生能力的残缺人,所谓 “医院”,则是指残疾人收容所,中国人的叫法是悲田院、养济院、安济院等。所谓“医院 的官吏”,就是指那些受政府指派管理这些机构的人,其实并无官职编制。
生有养和死有葬,是传统中国礼仪文化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东汉时官营公墓和公 祭的史实,是明白无误地写在《后汉书》里的。不过,直到北宋神宗时,才有了诏令全国各 地经营“义冢”的制度。到了宋徽宗时,据说是蔡京出的主意,在义冢的基础上普遍开设“ 漏泽园”,意思是皇恩之泽如雨露普施,也别把那些死人或枯骨漏掉。于是全国州县都设置 政府出资经营的公共墓园,兼办殡葬事务。凡平民家无地安葬死者的,都可以廉价入葬公共 墓 园。无主死者或贫困家庭可以免费入葬。这些工作,都被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所以赵翼认 为,如果严嵩可当养济院院神的话,那么蔡京也可以在漏泽园中享受香火了。
有些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向来都知道封建政府只会压迫老百姓,怎么会关心起老百姓 的生老病死了呢?这里也有几个原因:其一,国家的财政收 入就是赋税,而人口就是赋税的源泉, 保养人户的长远利益,也就是养鸡取蛋;其二,恤幼养老、生养死葬这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 响,当然是不能小觑的,而且听任尸骸任意弃置或浅埋浮殓,还会引发瘟疫流行的严重后果 ;其三,州县衙门凭什么认认真真或者至少是装模作样地去干 这件事呢?先别说它们都是考核政绩的内容,就以州县的等级、编制的多少都与本地方人户 数目相关这一条来讲,对其也是刺激因素。
同“掌孤”之官的消失相同,州县衙门里也没有养济院、安济坊、漏泽园一类机构的专门 编制,也是以杂职掌管。所以,和“设官不给禄”的僧官、道官、医官们相比,这又属于既 不设 官也不给禄的更次一级了。可是即便如此,想巴结这些职务的人也真不少。从虚名上讲,编 制上没有,习惯上却同什么保正甲长啦差不多,好歹也算是个编制外的“鸡毛官”吧?而且 这个“鸡毛官”的“级别”特别高,是受州县衙门委任的。其实在明清时代,好多州县里的 这一类杂职全被主官次官带来的师爷、亲属们给占据了,要不就是给有钱有势的乡绅给瓜分 了,那“官”名儿似乎就更顺了一些。再从实际利益上讲,可以上下其手通同弊合的机会就 更多了,地方财政拨给和社会募捐这两项经费大宗,还愁养不肥自个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清人诸亩香著《明斋小识》中说,他的故乡青浦县的养济院地处西虹桥畔,有屋十余间, 收养定额是45人,每人每月给米二斗四升,给钱45文,于每月初二去县仓领走。其实这院中 根本 没有这些人数,管院人专吃“空额”,每到初二时,去雇一些人来应名冒领钱米。须得当面 领走的尚可如此作弊,其余方面,也就不难设想了。
曾任明代宛平知县的沈榜,在其名著《宛署札记》中也有这方面的披述。他是万历十八年 (1 590)到任的,在此之前,宛平养济院自万历元年(1573)到十年 (1582),先后分三批收养过 2165位孤贫老疾。每人每年发给甲字库布一匹,每月发给太仓米三斗,由县丞每 月赴院查点一次,造册发放,并委托一批“会头”领管。迄沈榜到任时,所谓制度早已“岁 久 法玩”,经办者盘踞其间,“亡者十不开一,存者十不给一”,即已经去世的不从名单上划 掉,照名单发放的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经手的人都发了小财。稍微跟他们顶真一些,“则群 然噪呼,引其老而NC026者百十人,秽身结衣”,等候在北京官道拦路上访,向九卿科 道“环沦 而乞怜”。社会影响不好,领导还要责怪。沈榜有心整顿,“严绳承行者以法”,调出收受 孤老时的原始档案,“据其原报年岁,以年为序,遂查得百岁以上者五人,九十五岁以上者 二十七人,九十一岁以上者五十二人,八十五岁以上者百余人,八十一岁以下者不可胜数” 。孤老院竟成了人瑞村,其弊情昭昭易见,但“问之承行吏,问之委僚,又问之孤老头,则 又对之一口,莫得其间”,显然早已缔结好了攻守同盟。再提出要亲自点名,“则又托词官 廪不给所需,散村觅食”,就是都已经跑出去要饭了,无法集合,“乞宽其点限”,然后“ 徐集无名者冒应之”。以沈榜这样的能员亲自整顿,成绩也仅仅是“半年之间,遂得除百余 名,即可省太仓米数百石、库布百余匹”而已。全国千余县,每年有多少财政漏厄,这笔账 怎么算得过来?
也许又有读者要提出质疑了:即便说管着这些“生老病死”的事儿有诸多好处可占吧, 可他们毕竟不在编制之内,怎么可以放在州县衙门内来介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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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鸡毛官(3)
这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清时,特别是清朝中后期,这帮儿杂职几乎大都有了 “ 官身”。哪来的?就从这“生老病死”四个字得来的。清朝中后期之捐例大开保案骤升,这 是众所周知的,具体的内容,我们还要在后面讲到。这儿仅说说杂职取官之道:但凡逢到旱 涝蝗患这些自然灾害时,国家一面要对灾区实行赈济免税,一面又要传谕各地募捐,帮助政 府分挑负担,经办募捐有功的人,可以由地方官提出保案奖给官身;捐钱数额大的人,也可 援例授予品秩。做州县长官的人接到这种谕旨,往往委派这些管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 等机构的人经办捐务,一来是贪其亲信,二来也因为他们本是代表官府经管慈善事业的,踵 事增华,顺理成章。对于这些人来讲,就是发灾难财或者叫募捐财的好机会了。为富不仁者 平素一毛不拔,这会儿捐个大数目买官品,官是自己得的,但办捐有绩的功劳就归别人了; 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拿不出多的,捐个八文一吊,略表穷帮穷的心意,反过来还觉得太少了 些,不肯报上姓名。可是若将这些无名氏所捐的数目做个加法,结果也很可观。于是办捐者 就将其中大部分归纳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姓名下,向国家换几张官照来,自己用不了还可以 卖给别人;方式是想过官瘾的人捐些钱出来,再塞一票给办捐者,让他把无名氏的数目拢起 来分到他的名下。照惯例,办捐者是要把捐人捐数都张榜公布以明无私的,所以他又总留些 “无名氏”在榜上,“无名氏”见了,都认作是自己而不会发生怀疑,岂知这些人钱也赚了 ,名也捞了,官也得了呢!《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介绍一位“三代行善”的申义甫,“ 自从 他爷爷手里创办善举,无论有什么赈捐,都是他家起头。有名的申大善人,没有一个不晓的 。到这申义甫手里,也着实有几文了。申义甫每办一次赈捐,连捐带保,不到五六年,居然 由知县也升到道台,指省浙江。因为近年光景甚好,过的日子很舒服”,干脆留在县上继续 “行善”,那更是此道中的精英人士了。
有了“官身”,“鸡毛官”们也都一个个穿起了补服,像模像样地成了拈香站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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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场升官图
中国古代官场上,有一种类似现在小孩子玩的“飞行棋”的游戏,叫作“升官图”,也 叫“彩选格”或“百官铎”。据说首创于唐代,传至清朝仍旧不衰,尤其盛行于州县衙门内 的小官下僚们中间。其玩法是把本朝的各种官职名称、出身类别、选任方式、考核制度、任 期俸禄、奖惩措施、升黜依据等诸项,全开列在一张画满方格的纸上,然后掷骰子爬方格定 输赢。第一掷作为进身之始,以后以几点为德为功,几点为赃为贪,几点为升,几点为降, 弯弯绕绕极多,“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 而倏然于上位者”(赵翼《陔余丛考》卷33)。大概这种“画饼充饥”式的“ 升官”法也有平 衡心态的特殊效用吧,许多在实际生活中连个进士及第功名也没得到的“绿豆芝麻”儿,在 这个道道上倒争得挺起劲。是以有人作诗讥笑云:“卒无及第效,徒有高人气。昏 昏忘其大,扰扰争其细。”
其实这又未免涉嫌“清高”,因为这玩意儿很有点“寓教于乐”呢。玩熟了“升官图” ,一代官制的大概知识,便可了然于胸。纵是“些小吾曹州县吏”,毕竟身在官局中,哪能 连乌纱帽里的规矩也不懂?何况做官的人,总以想往上爬者居多数,又有几个甘心“为尉、 掾而止者”?所以比较起来,还是北宋史学家刘NB065眼光独到。此君考中进士后,在州 县衙门 里干了整整20年,“升官图”已玩得很精道,再博览群书,给图纸上那些弯弯绕绕全作了由 古及今的详细注解,居然自成典制专家。后来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时,还特地找他当 助手哩。
刘绘制的《升官图》及其详细内容,现在已经难得看到,不过真要想对古代州县 衙门文化、特 别是对前一章里已介绍过的各色“官”员的相关知识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恐怕还是有必 要把那些弯弯绕绕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稍微浏览一番。


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1)
明朝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山东胶县驿丞谭溥在北京参加会试获捷。喜报 传出,本省 督学毕瑜特地赋诗祝贺:
一官耻不与清流,退食遗编自校雠。
枳棘岂能留彩凤,盐车未必困骅骝。
东藩领荐名初显,西蜀题桥志已酬。
脱却樊笼入佳境,春雷万里步瀛洲。
(引自《坚瓠集》首集卷2)
谭溥原籍四川庐州,故毕诗中有“西蜀”之句,“枳棘”、“盐车”等则是概括驿丞的 苦况。不过最应注意的是第一句,何以同在官列,又有“清流”、“浊流”之别呢?这就是 “升官图”上第一掷,所谓州县衙门内各色嘴脸的“进身之始”。
清流,也叫正途。宽泛点说,凡是和以入学读书有关而获得当官资格的,全可以称为正 途;倘若再区别得严格一些,只有经过科举考试而录取的进士、举人,才可视为清流,即正 途中的最正途,根据是它不受一点儿权势和金钱的污染。至于是否纯粹如此,那就是另一回 事了。因为中国古代科场中舞弊行贿这类丑闻,也是时有发生的,不宜作一概而论。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县级正官和佐NB032官几乎就是进士出身 者步入仕 宦的起步。特别是唐宋时代,一个州县衙门里坐着三四个进士,不算啥稀罕事儿。宋人叶绍 翁著《四朝闻见录》上说,陈自强得中进士时年已六十,被派到光泽县当县丞,县署内佐 NB032都 是进士,其中以主簿张彦清登科最早,但年纪却最轻。偏偏“清流”中不讲究实在年龄,津 津乐道的是“出身”(即登科)先后,于是张彦清大摆老资格,常常戏弄欺侮 陈自强。叶氏述 此故事的本意,不一定在刻意描绘唐宋时有多少进士久困州县衙门不得其志的状况,但当时 士人瞧不起这些职务的思想倾向,确实是存在的。诗人高适在封丘县尉任上时就曾写道——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读书赴考,为的是题名金榜,建功立业,但获隽后得从州县衙门里做起,每天干些“鞭 挞黎庶”欺负老百姓的勾当,这算哪门子“清流”呢?难怪高适要大发牢骚了。
明清时代,州县正官佐NB032的选任制度和仕宦风气都发生了变化。先是明初时太 祖朱元璋 注重吏治,强调选任州县官员应不拘资格,重在节操和能力,要大家推荐,于是不少没有进 士出身的人,甚至连举人功名也没有的人,亦得通过考核后派往州县坐衙。把州县官做好了 ,得到优异的考语,可以越级提拔当知府,乃至径直调到京内当部员,部员的升途更广一些 。人们比较熟悉的海瑞和李贽,就都是以举人出身获得做官资格并且在州县学署里先干起的 ,后来全升了京官。这两个 人全闯过大祸,蹲过监狱,但海瑞临死前已当上了南京右佥都御史,李贽是主动提出退休, 又 去做和尚的,但好歹也是四品衔的知府了。接着是清朝时官场上的风气大变,大家都想到地 方上去当官。原因很简单:做京官“经济效益”差,缺少直接弄钱的办法。清人梁绍壬在其 名著《两般秋雨ND044随笔》 中,专有一节叙“京官苦况”,谓“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地方官 呢,哪怕小到七品芝麻县太爷,亦有许多捞钱的门道。州县官提升不易,这也是众人周知的 ,不过这会儿当官的人可顾不了这些了,甚至是巴不得别提升到京里去才称心哩。
那么,官场上的人们都想去地方上干,这可如何分配呢?这就得论资排辈。据《光绪会 典》统计,全国 一共有1314个县衙门,有145个和县同级的散州衙门,两项相加,还不满1460,而常年中有 资格任此官的人,数目远远超过,于是种种故事就出来了。
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进士,发榜后参加朝考,然后分发各省见习、候补。这叫“榜下即用 ”,哪 个县太爷的位置空出来了,马上就得让他去填补。更厉害点的,就是所谓“老虎班”了, 即新科进士因朝考优异,被派到翰林院里学习,叫翰林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或者继续留在 京里当翰林编修、检讨之类,或者就去地方上当州县正官。穷翰林的实惠,哪里及得上县太 爷,所以许多人宁肯这三年白干,也指望去地方上仍旧从七品芝麻官做起。不过这三年总有 个报酬吧?于是便有“带缺出京”的制度,即在京里就给你安排好上哪儿了,用不着候补, 径直赴任就行。因此有了“老虎班”的外号。
比进士稍次而排在第二位的是举人。进士叫“两榜出身”,举人是“一榜出身”,都属 于“清流”。凡是乡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接连应三次会试而榜上无名者,就可以到吏部注册 。每隔若干年,在这些一榜出身者中间挑选一批人去当地方官,这叫“大挑”。“大挑”中 获隽者,又分两等出路,第一等安排当知县、县丞、盐大使、藩库大使,或调剂借补为州同 知 、州判、府经历等,共有九班;第二等安排当教谕、学正、训导,共有三班。轻薄者给取了 个外号,叫“九流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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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2)
“大挑”的进行方式,名义上是由王大臣举行“面试”,具体做法为:皇帝钦点若干王大臣 ,一起坐在内阁里,参加“大挑”的举人每20人为一队,排好秩序后进去。大臣们照着名单 念一个,下面应一声。全点过后,大臣们商量一下,又开始唱名了。先唱三个,这三个都是 一等补用了;再唱八个,这八个人全没挑上,叫作“八仙”;剩下的九个,不再唱名,都以 教谕、训导即先前讲过的二等补用了。然后,20个人全退出去,再换一队进来。
读者要问了,这种面试可真是闻所未闻,凭什么根据分的一等二等,又凭啥理由剔出“ 八仙”呢?
凭相貌。全看你爹你妈给你怎样造就了。搽润肤霜美容膏也没有用,大臣们看脸型和身 段。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创造性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
“同”,就是长方脸;“田”,就是四方脸;“贯”,就是头大身直体长;“日”,就 是长短肥瘦都适中,又站得端直。凡适合以上四个字的,都入选。
“身”,就是体斜不正;“甲”,就是大头小身体;“气”,就是单肩高耸;“由”, 就是小头大身体。凡不幸滑入这四个字的,都落选。现在,读者们该知道为何这些落选者要 被叫作“八仙”了:站在一块儿,便是一个个李铁拐扶张果老的模样了。
“清流”以外而仍旧算得上是正途的,就是各级官立学校的学生。在首都太学里念书的 叫太学生,后来太学改叫国子监了,念书人又叫监生。太学生或监生大多是从县学、府学里 一级一级考上来的。又有一部分年资较深的县、府学生以及分试中的副榜(即备取生 ),老考 不上,也以各种贡生的名义混进这笔账内,其实主要是看年龄了。如《三言》的编者冯梦龙 57 岁才得贡生,6l岁给个知县;他还算是复社名人,其他人能巴结个佐NB032就不错了, 更有充杂职的。
荐举和征辟,也算是正途,曹操这个县尉就是靠荐举得来的,前述明太祖重视荐举人才 ,亦是一例。保举也可以算在荐举内,如参与河工、边防、赈灾、剿匪等事,有了劳绩,可 以由主官保举,给个做官资格。前一节讲到“生老病死”中人以办捐得官,就是一例。征辟 就是由君主或高级官员直接征聘人才,有时也叫征召,可以毛遂自荐。清朝乾隆四十一年 (1 776),高宗巡幸山东,武进人黄仲则以诗才为皇上所闻,把他召来面试,带回北京, 分在武 英殿写签条,这也叫征辟;以后积劳绩得保举,派出去当个县署主簿,是九品衔;后来再自 己掏钱捐官,总算又升了一品,当个八品县丞。一个民间诗人,走过征辟、荐举、捐纳三段 道路,也只不过混上个“二尹”,足见州县衙门里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可以自拉自 唱上一段“杨四郎坐宫内”的人还真不少啊。
世袭和恩荫、难荫等,过去也被视为正途,实际情况是泾渭交流,不干不净的事情多得 很。两汉魏晋时的世袭是赤裸裸的,门阀世族有代代做官的特权,好比是艾滋病毒,通过血 液可以由父母传染给子女,还生怕被别人染了去,于是大搞世族之间的政治通婚,保证“艾 滋病”的专利。前文讲到过北齐时派出大批世家子弟出去当县太爷,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宋 时代的世袭,稍微隐蔽了一点。如唐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入太学和国子学,这就为他 们 得官创造了条件;宋朝的“补荫”更滥,凡三公、宰相、参政、枢密使、宣徽使等中上层官 僚子弟,皆可得官,用不完还可分给亲属乃至门人。当然这种直接“荫”来的官,品秩是较 低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里,讲过一件事:他的姻亲王九龄的祖父曾做过侍中,有 一个已出嫁的女儿病危,服了医生朱严开的药方后,转危为安。女儿便要父亲把今年“ 恩例”补荫的名额给朱严,作为酬谢。父亲为难地说:我已经把它许给了另一个医生刘公才 了 。女儿不答应,结果王侍中只好找刘公才商量,劝他再等明年。岂知当年授予朱严官职的制 文下达后,这位医生没能医好自个儿的病,已经死了。刘公才闻讯去找王公,说是依照制度 ,可以重新提名,结果新颁制文便命刘公才荫补。孰料老刘大喜之下,多灌了几杯黄汤,酒 精中毒死去了。至于究竟这个官有多大呢?其实只是个小小的助教。
金元时世袭又转为公然。元初时州县官都是世袭,元世祖时,廉希宪、宋子贞都上疏批 评这个办法,谓“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又言这样做的后果是州县官员 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赵翼《廿二史NC021 记》卷30)。到了 明朝,又有所节制,还是用唐代的方式,让三品以上(京官四品以上)的官员 送一个儿子进国 子监读书。出乎例外由皇帝特别恩准的,叫“特荫”;因前人殉职而给予的,叫“难荫”, “难荫”是对“烈士”子弟的特别优待,可以不拘品级了。嘉庆十八年(1813) 北京发生林清 起义,波及豫鲁直数省,滑县老岸镇巡检刘斌死于巷战,谥曰忠义,追赠知县,又给“难荫 ”。一个从九品的微官能得如此“荣典”,朝廷的用意就是要让天下小官从此更加卖命。州 县衙门的杂职官里,有不少这类出身的。


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3)
吏道和方伎,大概可以算是正途和杂途以外的别径。吏道就是由胥吏中提升做官,汉唐 时期,这种情况比较多;元朝时更为常见,甚至连一些高级官员也由胥吏出身;明清时胥吏 升迁显得很困难了,能够爬到从九品、未入流已很不容易。方伎是指天文、阴阳、占卜、医 药、算学、工艺等专业技术人员,如果派在州县任职,起步之阶只能是对口专业,诸如医官 、阴阳训术等;但是有官运或会钻营的,就有慢慢跳槽的机会。清季曾任贵州巡抚的潘NB 066, 一生仕运都和“方伎”有缘。最初他在县衙里当医官,虽说形容困顿,可参加衙参时也有人 替他赶车。有一天赶车人容颜悲伤,老潘问他何故,原来他的妻子患了一种怪病,眼看没 治了。潘NB066让他领自己去诊断,给了处方,居然医好了。后来潘NB066又爬了一 级,在卢沟桥当 巡检。忽然有一天顺天府接到直隶总督的“五百里排单”,札调潘巡检,老潘闻调后吓得半 死,不知有啥祸事找上门来了。等赶到省里,才知是总督的女儿已许配给了恭亲王,眼看婚 期已近,忽然得病,那病症就和以前那位赶车人老婆所患的一样,偏偏这赶车人这会儿又在 总 督衙门里当差,就趁机推荐了老潘。潘巡检诊脉处方,药到病除,总督小姐平平安安地当上 了恭王福晋。从此老潘的官运亨通啦,一直升到方面大员,足以让天下 州县的杂拌儿羡慕死。
最后要说的,就是所谓“浊流”了,靠花钱买官,这叫“纳赀”或者“捐纳”。这门道 早在汉朝时便有了,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就是以赀为郎的。东汉灵帝、西晋武帝和南朝宋 明帝,都是卖官高手。不过“浊流”泛滥成灾还是在清朝后期,特别是咸丰以后,国家财政 越来越困难了,要办的事情又有这么多,就以卖官为筹款之道。要办海防了,有“海防事例 ”;要治理黄河了,有“郑工事例”;山西陕西闹旱灾了,又有“秦晋实官捐”。 文职官员,可以从未入流一直捐到道员。
大家在一个衙门里共事,不免要摆摆各自“出身”吧?你是 两榜,我是一榜,他是保举,他是恩荫,靠花钱买官的人呢,也有个讲法,就是所谓“银子 科”、“铜进士”了。试想一下,连一个秀才资格也熬不出的人,居然也能坐在衙内大堂上 摆威风,该闹出多少笑话来?民国二年(1913),上海扫叶山房出版过一本《清 代官场百怪录》,这里摘录一篇,权充本节结尾——
一捐职知县将试士(主持县试),问幕友曰:“凡作文果以何者为佳,何者为不佳? ”幕友难其答,曰:“此无他,文字第一须看用笔好否,用笔好即为佳文,用笔不好即不得 为佳文。”令点头若有所悟。·
既而点名毕,因召多士前来训之曰:“汝辈作文字须讲究用笔,用笔好方为佳文。”多士怪 其胸无点墨,何忽然能作是语,咸唯唯。令复曰:“某少时作文,亦最讲究用笔,每笔一枝 非三四元不办。”众闻之,不觉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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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1)
清朝光绪前期,湖北省出了桩官场奇闻:刚到任不久的督粮观察使夏宗彝,被他婶母告 了一状,呈词上有“冒死为生,轻犯国家之宪典;弟终兄及,实乖人道之大防”。具体内容 系指控他冒名窃取做官的资格。
督粮观察使又叫粮道,道台成了被告,这案子自当由按察使先行审理。按察使把夏宗彝 的履历调来仔细查看,没啥漏洞啊。夏原籍浙江,以“难荫”做了一任县丞,接着在乡试 中获隽 ,又花钱捐个知县,由吏部指分江苏候补。这都是同治皇帝在位时的旧话了,到了光绪初年 ,金坛县令出缺,由他补上,在任数年,有“能员”之名,一是催科报最(即优等) ,年年收足赋税; 二是会断官司,凡由他定的案件,很少遭上司驳回。于是俟其任满后,上司又将他调到吴县 当知县,吴县是江苏首县,油水很足,也不难治理。但这儿住着许多高级官宦人家,再加上 省署、道署、府署等各级衙门全安排在这里,如何在其间周旋奉迎,确是难事。难为这位夏 老爷,敷衍自如,肆应咸宜,结果一口气连做两年多时间没出岔子,这才又用积年搜刮所得 ,加捐一个道员,转到湖北来了。
这一边湖北按司尚犹疑不定,那一边北京朝中有人掀浪头了:不知哪一位都老爷(即 御 史),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风声,竟将此事用公开形式抖露了出来,所谓“露章劾之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朝野内外,沸沸扬扬,都等着看水落石出。
按察使老爷可不愿把湿手往面粉里搅和,拟了个批复说,这位夏某人刚到湖北不久,本 官亦不甚了解,仍仰原籍浙江和其原先服官省份江苏两处督抚查办。如此轻轻一推,案件又 从湖广转去江浙。其实还在夏宗彝任官吴县时,这位婶母就向江苏巡抚递过状纸, 须知倘真有人假冒官身而勾当于州县衙门五六年,可不把江苏巡 抚也连累了?因此当时他给原告人的答复是将行文交浙江,请浙抚从原籍调查入手。实质上 呢,就同湖北按察使转的念头一样,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好。没想到这位婶母背后, 有人给她拿主意,江苏告不成,跟着夏老爷的行踪去湖北告,同时又花钱运动一位都老爷, 让他在朝廷上把这事揭发出来。都老爷发言了,连皇太后皇上也要问结果,这下子江浙两省 就不得不认认真真地查勘一番了。
真相不久便大白于天下:原来现在这个夏宗彝的本来姓名叫夏祖彝,另有一位夏宗彝 是其堂兄弟,袭“难荫”当县丞,应乡试中举人,捐银子补知县,全是这位堂兄弟的事。而 这位夏祖彝呢,一向以布衣身份游幕当师爷,因此对官场上的事很熟悉。且说货真价实的夏 宗彝在北京 捐银、过班、引见之后,兴冲冲地去江苏报到,岂料官运和命运对着干,没等抵苏便染病死 了。夏祖彝闻讯后,马上请人向他母亲做说客,说是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就此发丧注销,岂 非大损失?倒不如由夏祖彝冒名顶替,前往赴任,不仅全部损失可以追回,今后连宗彝留下 的儿子亦有指望,同时又答应终身奉养婶母和侄儿。老太太把小算盘一打,觉得这主意不错 ,于是悄悄处理过儿子的丧事,让冒牌夏宗彝前赴江苏。倒是真夏宗彝留下的###,痛伤丈 夫之实亡而名存,竟忧郁而死。
游幕出身的假夏宗彝,做起县太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然则其婶母又何以在事隔五六 年后又出尔反尔呢?毛病出在冒牌货的同学身上。这位假宗彝搞偷梁换柱的经过,同学是知 道的。而其莅任之初,也确实心存忌惮,内而婶母,外而同学,不断给予接济。时间一长, 官运亨通,一得意了便忘形。婶母要跟他到任上来做老封君享福,他不肯迎养;孤侄向他要 钱办婚事,他装聋作哑;同学再来向他告帮,他让人吃闭门羹。这下子同学火啦,便挑唆他 婶母赶来吴县告状,接着又因一位亲家恰巧在江苏按司里做幕,更闹出了追告湖北、贿买御 吏等种种风波。要证实夏老爷是真货还是假货,并不困难,只需往他原籍调几位族中老人来 一认,当场见效。
这还有啥可辨呢?霎时间,大老爷还原成三小子,磕头认罪。好在这些年久任州县,钱 攒了不少,匀出一部分来上下打点,结果从轻发落,以“居心刻薄不洽乡评”八字免官 (引自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
这是一则史实,暴露出了中国古代地方官员任用制度上的一些疏漏之处。我们不妨就事 说制,把这方面的环节次第介绍一下。
先说官员受任的仪式,自商周以迄明清,变化很大。比如西周时天子任官,要书之简册 ,当众宣布,叫做“册命”。秦汉时,受官的同时发给印绶,那些去地方上做县令( 长)、 丞、尉等职官的人,都从皇帝那儿亲手接过铜印,携印上任。后来,大概是觉得派一次官就 要铸一回印,太麻烦也太浪费了,才把印绶的交接改在衙门里进行。即便如此,只要挤得进 佐班次,照例都要排起队来让皇帝接见一次,说几句勉励的话,这就是所谓“一 命之荣” 。唐宋时还有个规矩,这班人到了州县接事后,全得给皇上献一篇谢表。比如前文讲到高适 去做封丘县尉,满肚皮怨气,可是在他的文集里,我们能看到一篇《谢封丘县尉表》;反正 一点半滴,皆是雨露之恩,没个感恩戴德的表示是不行的。到了明清,谢表这道手续给免了 ,改成当面谢恩和朝阙谢恩。当面谢恩就是趁皇帝作集体召见时给他磕头,朝阙谢恩就是到 任接印后再朝着北方,把那捣蒜啄米的动作重新操演一遍。至于那一班典、巡、驿之类杂职 ,连召见的资格也轮不上,就让他们去皇宫午门外谢恩。当然这也只是个形式,当真去那儿 跪着喝西北风的人,能有几个?


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2)
没有印绶,凭什么证明自己是赴任官员呢?凭两件东西——吏部发给的委任书和身份证 ,前者指明某人授某职,后者证明持证人就是某人。这两件东西的具体称呼,历朝互有不 同,比如唐朝时发给知县、佐NB032等人的任命状叫“旨授 ”,品秩以外的未入流辈,就叫“判补”;宋朝时发给官员的身份证叫“出身”,而唐朝则 叫“告身”。有了身份证,表示持证人有做官资格,再加上“旨授”或“判补”,就完整地 说明这个人可以做什么官了。
前面所述夏祖彝冒官得逞的重要因素之一,便在于这个环节上有漏洞。我们先看宋人王 明清所著《挥麈录》上有关当时身份证的介绍——
本朝及五代以来,吏部初给出身,付NC021不惟著岁数,兼说形貌,如云“长 身品紫棠,有髭,大眼,面有若干痕”;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无瘢痕”之类。元 丰改官制,始除之。
应该说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的条件下,这些有关持证人容貌的说明,已经算是很仔细了 ,除非再给每个人画一张全身像,而这又是做不到的。即便是画了像吧,胡须可以蓄起,也 可以剃掉。有疤无疤,胖瘦长短,既无确定的计量标准,更可能随着持证人年龄增长等因素 发生许多变化,州县衙门里又哪能完全拘泥于这张身份证上的描述呢?退一万步说,能用来 勾勒容貌身段的词汇,总不脱大小长短胖瘦高矮、有须无须面白皮黑这几句,通用性极强, 蓄意冒充的话,余地毕竟是很宽的。据王明清说,“靖康之乱,衣冠南渡,承袭伪冒,不可 稽考。”从中透露出南宋时就有冒官现象屡屡发生的信息了。清朝时的官员身份证制度,类 同北宋,吴趼人著《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有伊金庸向妓女借钱而用官照抵押的描 写——
“这‘伊金庸’,便是我的名字;这‘三十五岁’,便是我捐官那 年的岁数;这‘身中、面白、无须’,便是说我的相貌;这一颗紫花色的,便是户部的印。 ”
“凡我们做官的人,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倘使没有这张照,你也说是官,我也说 是官,有甚么凭据呢?”
即以这张官照上的“身中、面白、无须”六字来说吧,可以适用 的人不可胜数,夏祖彝还愁替代不了夏宗彝?
然而又有一个疑问:夏宗彝也罢,夏祖彝也罢,两个人从小 到大,总少不了有许多同宗、同族、同乡、同学等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吧,冒牌的夏老爷不见 得能把所有这些认识他本来面目的人都用钱塞住嘴巴,何以能在金坛、吴县两个衙门里鬼 混了这么些年而不破行迹呢?
这个疑问,又引出了古代任官制度上的另一个环节——回避制。州县衙门的大堂两边, 照例都竖有写着“肃静”、“回避”字样的虎头牌,那是用来警戒老百姓的。反过来,老爷 们所以坐在这个公堂上而不是坐在另一个公堂上,也可以说是“回避”的结果。
众所周知,早在夏商和西周时,任用官职的主要依据,是看被用者与君主的血缘关系亲 疏程度。可是到了战国时代,一些有作为的君主开始讲究用“任人唯贤”来取代“任人唯亲 ”了,遂成为两汉开始形成的任官回避制的先河。再往后,越搞越精致化,有了宗室回避、 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各种道道儿。比如三代以内的宗亲、姻亲,不能在同一个 衙 门里任职,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察的官职,亲族内均需实行职务回避,哪怕是上下级几个衙 门内也一概适用。清朝时的亲属回避,甚至扩大到师生故朋,有过老师、同学、同门、同年 关系的,也得回避。对于出任地方官员的人来讲,最叫绝的是籍贯回避,讲白一些,就是本 地人不许做本地官,哪怕只是驿丞、闸官这一类芝麻绿豆儿,也得距离故乡远远的。《册府 元龟》上记有一段唐朝时分派小官出任州县去向时的场景描绘,十分精彩——
〔吏部官员问候选人〕“何方便稳?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 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能测其意。”
实际上“其意”很简单,就是怕你在当地有太多的社会关系,会编织起一张违背王 法的人情网来。明朝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像是黄河长江互相大流动。清朝时稍许松一些,但本省人绝对不许当本省官,如果是邻省, 起码也得距离老家500里之外。其中多给一点面子的是学官,可以不回避本省,但也须隔府 任职。此外,只要有事实情理可依,籍贯回避的外延亦可突破制度而扩大。如乾隆时,台湾 凤山知县出缺,已赈定广东籍的杨必诜赴任。但闽浙总督崔应阶得知凤山居民中有不少人原 籍在广东,“诚恐〔杨必诜〕公则权怨,私则徇情”,便奏请换人。结果是朝廷“议准”之 外,又订出一条新的规定:“嗣后台湾文职各官,凡籍隶广东人员,俱令回避。”其后,在 充分调查台湾人口构成的基础上,才将回避范围从广东全省收缩到惠州、潮州、嘉应三属。


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3)
回避制度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对克服亲属关系对地方政治的干预侵削有一定作用。而 对于夏祖彝这类盗名冒官的人来说,倒又是防止暴露的有效措施了。当然比较起来,越是品 秩低微的,越是容易滥充假冒,到了州县正官佐NB032一级就不太方便了,因为这一级 的官员常 要去府署和省署参见上司或出差,和各种人照面的机会多一些,出纰漏的风险也就大了。所 以夏老爷冒官案被揭发后,舆论以为“空白NC022付,李代桃僵者,往往而有。若文官 至七品以 上,必可稽考,况难荫有奏案,经魁有榜名,是可伪也,孰不可伪也!”(《徐珂《 清稗类钞》)大清王朝的末世之象,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或问,是否天下州县衙门里的官员,全为外省人氏呢?倒也不是,自古以来,有两个例 外:
一是川、桂、滇、黔、陇、湘、鄂等省份内的少数民族聚集之区,自秦汉以来,始终 采 用官其酋长、随俗而治的办法,到了元代时更形成完整的土司制度。一方面,在这些地方也 设州县衙门,但朝廷派去的官员“平居给膳度日,年满候升而已”,主要管理汉族百姓的事 务;另一方面,又有一整套土司系统,自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名目以下,有土知州、 土知县、土州同、土县丞等各类和汉职名称一样的官职,全由当地大小酋长担任,并且是世 袭的。这是一种尊重民族自治自决的政策,不过往往被那些酋长们歪曲利用,专擅予夺,甚 至 连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也为之强烈不满。因此到了清朝前期,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即分批撤销土州县官员,改派流官治事。从历史效果看,其进步作用是很明显的。
另一个例外倒是出在中原地区,即孔夫子的故乡山东曲阜。据说从唐代以来,曲阜县令 概由圣人后裔担任,人选由衍圣公保举。直到清朝乾隆二十年(1756),白钟 山以河道总督兼 山东巡抚,专门上疏,极言曲阜知县由孔氏世袭的不宜,“邑中非其尊长,即系姻娅,牵制 狎玩,在所不免。请改为在外拣选,不必拘用孔氏一家。”乾隆将此建议交给吏部讨论,结 论是采纳。于是给了原任知县一个世袭六品的优待政策,从此曲阜县衙门里也得全面实行回 避制度了。
回避制度,特别是亲属回避、职务回避等内容,也许迄今尚未消失其借鉴意义,不过在古代 时,其中的籍贯回避这一项,却很引起州县衙门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不利于吏治的景观产生 。这儿先顺带说说其中的一样,即语言交流障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人们不难从贺知章的这两行诗里,得知古人外出仕宦多年,到老来也不脱故乡口音。这等情 况与“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回避制度一搅合,将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南亭笔记》上说 梁鼎芬在湖北当学官,给学生讲课时,一口广东官话,大家都听不懂。孰知柳宗元在柳州坐 衙的情况,比其还窘,“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 甫作文身”(《柳州峒氓》)。大堂上办两件公事,他那一口山西话,当地人 听不懂;当地人 说的话,他又听不懂。交流起来,还要用不同的语言几经翻译,谓之“愁向公庭问重译”。 倘若自正堂以下直到未入流辈,数十个官员分别来自天南地北,衙参时陆续发言,彼此寒喧 ,岂不成了说相声的好素材?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1)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 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得最为详细——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 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比陶令厉害得多,临走前用 棍子把督邮狠揍了一顿;而陶令只会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了个君子动口不动手,挂冠前留 下了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
也正是这句话,一直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作“不能对五斗米 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不过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 斗米解释作东晋县令的俸禄,换句话讲,就是“不能为区区五斗米的俸禄而折腰”。但是也 有提出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俸或月俸是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俸吧,似乎也对不 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15斛,一年才180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俸应是400斛 ,怎么会相差220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若是从这条思路上著力,问题就更 复杂了,恐怕还得搞一场查账目反贪污运动。
这当然是说笑话NB024。不过,由这个五斗米提起,了解一些古代州县衙门官员的 俸禄情形,也是挺有意思的。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全发粮食,每年领取多少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 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等种种名目。县令的年俸从600石到1000石不等,县长的年俸从300 石到500石不等,县丞、县尉、主簿等佐NB032官员,从比六百石到比百石之间,各级均 有。从 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办 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 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论的五斗米,其实也与钱谷混合的官俸制度有关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晋百官表注》说:“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 ,米十五斛。” 这位陶令按月得2500钱,米15斛,以每月30天计,恰好是一天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 米究竟值多少,需与同时代人作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县太爷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的人食用一月。无论怎么讲 ,衙门里的这份法定收入,不能算是太低吧?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俸禄还不止钱谷两项。从西晋开始,官场上又有品官占田制, 占田上的收获,全归官员。西晋时连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到东晋时,半壁江山丢了, 只好大家“减薪”。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占田是三顷,他想全部种上秫( 糯米之 类,可以酿酒),说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县令太太不答应,“固请种粳 (大米之类) ”,夫妻坐下来,开个生产研究会议,最后决定是“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陶渊明在《归去来 辞序》中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 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死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作者揣测,“犹望一稔” 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 陶令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南北朝官员的俸禄,大多是依循两晋,但是从有关史料来判断,占田上的收入是以年度 为发放单位的。《南史·循吏列传》上说,“时郡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 皆入后人”。襄垣县令阮长之将去任时,后任还没有赶到,“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是一 种品德高尚的表现,被史官记载进《南史》中;他倒没考虑到因此一来,襄垣县衙门里会有 一个权力真空的过渡阶段。大概这种以芒种为断的收入分配###引起不少交接印绶时间上的 麻烦吧,况且也不太合理,“始以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424~453)末改此 科,计月分禄” 。不过照作者想来,田里的谷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见得去任官员到秋收时再专程前来割禾 折算。那又该如何“计月分禄”呢?恐怕只能是提前“发薪”了。
隋朝的俸禄完全还原到西汉,就是谷物一项,京官正一品禄900石,最低从八品是50 石;州县衙门里的官员,按管理的户数给禄,比照京官,数目当然不会高。唐代又是另一套 ,最初是土地、实物和钱货三项并行。土地叫职分田,七品官是三顷,八品是二顷五十亩, 九品是二顷。职分田皆取百里内之地,一般按亩收六升的租率出租,不再像陶渊明那样“使 吏耕种”。若按土改划成份的标准来衡量,那会儿的州县官员都是土地出租者,可以戴上官 僚地主分子帽子。但是从一些史料记载来分析,唐代时职分田上的收入似乎又是以年度为发 放单位了。《封氏闻见记》上说,“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高利自濠州 改 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这种行为和南朝时的阮长 之差不多,都是古代州县官谦让俸禄的佳话。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2)
唐官的实物收入,仍旧是粮食,一年发一次,可是地方官一粒米也不给。贞观八年( 634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说是这样不合理,这才制定外官禄,分春秋两季给付,有 时也用 盐代替。说到州县官员的现钱收入,更复杂一些,前期的办法是用出租“公廨田”的租息按 职务高低分配,先以县太爷定个数目,县丞取太爷的二分之一,主簿县尉又减县丞三分之一 领取,以下更有几分之几的讲究。换句话讲 ,各人收入多少,是同当年“公廨田”的租价高低直接联系的。“安史 之乱”以后,国家给州县官员制定了统一的俸钱标准,县令是四十贯,县丞三十贯,主簿和 县尉 各二十贯,按月支取。但是依照“两税法”,全国都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比较富庶的州县, 官 员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额定数字;反之,那些贫困地区里,州县官很可能连定额也拿不到。 一句话,收入是丰是薄,全看“本单位”的“经济效益”。
北宋起,俸禄以货币为主了,这和当时商品经济已获得相当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是相一致 的。依王NC031著《燕翼诒谋录》披露,宋初时官员俸入极微,县令月俸不满十贯,而 且三分之二发给茶叶、盐和酒等国家专卖品,县尉的月俸才三贯五百七十,比起唐代来不知 要减了多 少倍。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京县知县的月俸升至 现钱25贯,米麦 共7斛。但是地方上官员的现钱收入仍不及京官,每月只能拿定额的四成。彭乘所著《墨客 挥犀》上,记有一则小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向他哭穷,希望他资助点粮 食,县尉作诗答曰——
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
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凉。
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
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五贯五百九十之数,当是“普调”后的标准,但仍是“虚钱”,兑现时还是打折扣的。 其实早在唐代时,就有国家财政困难时官员一律支半薪的做法,如能搭一部分实物发放,还 算是不错的。然则尽管如此,一个进士出身的县尉还要抱怨家属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 在当铺里没钱取回,要想开荤吃点肉亦困难。其实只要是小官,都还有半斤肉票供应,沈括 《梦溪笔谈》记:“旧制三班奉制,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宋真宗年号, 1008~ 1016)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 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估计是又加了一次薪 。
当然,月俸高低,应该与物价作横向比较。周密《浩然斋雅谈》录有一首绝句:“小小 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 官卖粮价,是“ 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梦溪笔谈》载“京师食盐,斤不 足三十五钱”;《铁围山丛谈》载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时,“售 鱼可二十鬣,大小 又弗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照这些价格推测,县尉一家的温饱生活是可维持的。何况 除了月俸外,还有什么茶汤钱、厨料、薪炭等名目,加拢来真不错了。
州县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才发给的,估计是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 溪笔谈》记信州杉溪驿舍中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 个州县下僚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 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留宿的人 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 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又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写满了,好事者又将其编成一本书, 题为《鹿奴诗》。可惜这本书现在找不见,不然定能从中获取不少有关当时州县月俸的知识 ,也可了解一些舆论对此的看法。
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 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 容斋(迈)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于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 不过很可能那时 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微,并且是 米钞搭配,县太爷年俸为90石,丞、簿、学官等由78石到66石不等,未入流 的杂职才36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 ?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20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 时,礼部尚书 胡NC032兼管户部事,为节流而在官俸上动脑筋,提出以每石折10贯发钞,少师蹇义与 之争论, 最后折衷为15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记闻》卷10)。其后通货 膨胀,钞价日贱 ,又以布折米,比价是一匹布折200贯。江南织布业发展极快,布价又跌,一匹布才折银三 分。州县衙门官员可以明份账从国家那里拿到几多“俸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了。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3)
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 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45两,前文引过一首《十得歌》, 第三句谓“三十俸银领得”,那就是佐杂的定额了。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 元朝时品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 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 没 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一千几百 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 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 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 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 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 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 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一律作为赃物。清代史学家赵翼 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 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NC021记》卷14)
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 以来州县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这一点,我们将放在本书 的第七章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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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1)
东汉桓帝时,冀州发生大饥荒,“盗贼群起”。朝廷特命范滂为清诏使去那里按察州县 吏治。范滂的专车刚进入冀州境内,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州县官员,“望风解印绶去”。这 叫啥?这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后汉书》作者在《范滂传》里特地写上这一笔,意在突出传 主 的清廉和气势,但是读者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会儿州县衙门里官员主动离职不当回 事,类似的事例,在《后汉书》、《三国志》这类正史中还可找出好多:有的县令因为公事 棘手,偷偷溜了;有的县令同情复仇杀人者,干脆和他一起跑了。还有更可笑的:赵咨当东 海相,上任时路经荥阳,这里有个县令曹NC034和赵咨是熟人,特地等候在道边想拜见 一下。赵咨 让车子赶紧驶过,曹太爷“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 ’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后汉书·赵咨传》)这就难怪 赵翼在《廿二史NC021记》中感叹,“法网亦太疏矣”!
哪一张“法网”太疏?行政法。
其实,早在秦代,国家就有专门用来管束官员的行政法规,秦简中的《置吏律》、《 效律》等,都属于这一类。汉承秦制,还增添了不少内容,只不过还嫌太疏阔而已。到了三 国时,行政法网收紧了。魏国的长陵县令吉黄听说老上级赵温死了,赶快跑去京城奔丧,即 为司隶校尉钟繇逮住,责其不该擅离职守,依法处死。相同的法规,在吴国也制定过,哪怕 是死了父母,也不得随意去奔丧。有个大孝子孟宗,也是县衙门里的正堂,听说母亲死讯后 , 拔腿便跑,俟丧事办完,“自拘于武昌听刑”。大臣陆逊替他求情,讲了许多好话,这才减 死罪一等,另受活罪,还再三申明下不为例。(引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从晋朝开始,行政法正式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称作“违制律”,唐朝时又叫“职 制律”,此后历代相沿袭,条条框框越增越多。即以擅离职守这一条来讲,别说自说自话解 印去职,就是跑出县境也不许。苏东坡当杭州太守,道出南京,徐州学官陈后山越境去见他 一面,马上便被人弹劾。当然,杀头是不至于了,但都要挨棍子。杜甫《赠高适》诗云:“ 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杜牧《寄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 中治,鞭捶身满疮。”都说明那时州县衙门里常有县太爷请佐NB032官吃笞杖的事发生 ,诸如 超编制用吏、执行公务稽留、应该值宿不到、赴任超过期限、应该请示而未请示、向上司提 出违法要求,等等,都会在臀部上给你留下印记。假如是县官违制,上一级衙门又可以请他 吃 杖,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秘书长)时,曾请县令李太简受杖二百下,几 乎活活打死。事 实上真打死的也有,唐宪宗时,安吉县令孙懈就是被观察使韩皋杖死,事后对韩皋的处分仅 仅是罚一月俸料。《宋史》记明镐知并州时,衙门里的官员多是纨绔子弟,常因渎职或不称 职,被明大老爷打板子。直到南宋理宗时,才下了一道诏令,谓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 加杖责。看起来那会儿好多州县官员的臀部上都挨过笞杖,连皇帝都觉得太过分了。金元两 朝,打屁股的风气更盛,州县正堂违制的,由朝廷派出“天使”来“监断”,就在衙门里打 给大家看,打完后,再让你继续坐大堂当官。洪皓曾出使金朝,在《松漠纪闻》里记有这样 一件事:他来到河阴时,主簿出来做接待工作,说是县令卧病,临时由其代理。两人交谈时 ,主簿一直站着而不肯坐下。再一打听,原来这个衙门解送军饷误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 其他 人也受此罚,主簿屁股上已起了疮,不能坐了。照作者猜想,那一段时间里,河阴县的许多 官员必定都是站着办公的。倘凑巧有个专治臀疮的郎中来到这儿,肯定大发利市。
明朝的“廷杖”是有名的,午门前也常常打死京官,遑论州县?最著名的一次是 明英宗 时,山西左参政王来一口气打死十个违制不职的七品县太爷,创下“吉尼斯”纪录。不少人 听惯了“刑不上大夫”,岂知这些“小夫”们还是免不了挨挨棍棒的。当然比较起来,又尤 以秩外杂职辈享受这等政治待遇的机会更多些。
接下来说说州县衙门中官员的任期。南北朝以前,久任地方的事例极多,习以为常,似 乎并没有什么任期的规定。从隋朝开始,中央集权的意识在统治者头脑里进一步强化了,体 现在任官制度上,就是州县正官三年一迁,佐NB032官四年一迁,免得养成尾大不掉或 搞起独立 王国的后患。这个措施基本上一直传承到宋元。变化也有,但至多只是任期时间的上下, 必须调换则是大趋势。任期一满,就得离开,去京师或者回老家,再候机会参加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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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2)
明清时,州县官员从制度上讲也有任期限制,但为了鼓励廉政以提高地方吏治质量,常常 让那些受到绅民拥护或称赞的官员,特别是正官,一直在衙门大堂上坐下去。如明初时嵩州 知州吴祥,还是明成祖年间上的任,一直做到明宣宗年间,足足干了32年,竟死在任上。又 如遵化知县李信,也是一做27年。清朝时,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陈汝咸放 做漳浦知县,一 做便是13年,后来朝廷调其改任南靖知县,漳浦绅民闻讯挽留,竟把八字衙门围了起来 ,最后他只好化装成巡逻的 骑士,偷偷溜走。不过这些都是开国初期吏治比较澄清时的现象,到后来难得看见,还是通 行三年一换。
三年一换或四年一换,并不意味着提升,多数只是转来转去。有的朝代根据考核情况, 把官员从小县调到大县,便算是提级奖励了;也有的朝代搞调剂,缺分苦的州县和缺分肥的 州县之间,经常对换。《西湖志余》中记有一事,发生在宋朝:参知政事王钦若罢相后出守 杭州,某日属县官员全来参衙,见一钱塘县尉苍髯白发,步履踉跄。王钦若很不高兴,想骂 他几句后劝其自动辞职,谁知一问下来,这个老县尉竟是和他同年登第的进士。叙旧之余, 老县尉写了首诗——
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
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原没两般风。
南宋时胡颖在湖南提点刑狱,有过一篇命令年老知县靠边站的通知,谓:“王知县年龄 已暮,精力已衰,而投身于繁剧之地,其以不职得罪此郡也宜矣”,处置方式是另委人暂代 ,“王知县且燕居琴堂,坐享廪禄,弗烦以事,惟适之安,岂不美与!”(引自《名 公书判清 明集》)他没权力罢老知县的官职,可是有权力叫人退居二线。不过“燕居琴堂”只 是过渡,只要他同时往中央一参,老王卷铺盖的日期便不远了。
以上两则事例,在古代州县衙门里都不乏普遍意义。追究原因,一方面是州县官难得升 迁及制度导致;另一方面,也是多少人才误在科场上的表现。科举择官,看似平等竞争的人 才招聘,但录取名额有限,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往往是好不容易才熬出个“清流”出身, 发须已见黑白杂 交了。拿郑板桥来说,44岁才中进士,50岁当范县令,范县任满又调潍县,前后近12年,已 是花甲老人,还有啥升官指望?再如冯梦龙,57岁才考取贡生,61岁放做寿宁知县,做完一 任已近65岁,如果落在前文讲到的胡老爷眼里,就是第二个“王知县”了,还不如趁早回家 ,继续他的通俗文学创作活动。
可是对于广大平民知识分子来讲,几乎又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尽管州县官的出身资 格如前文所述,多至十几种,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大多数种类都是给有势有 权或有钱人家子弟留着的。父兄当官的,子弟从小就有当官资格,根本用不着去科场竞争, 一入宦途就是“少年新进”,升迁的时间余地自然要大得多。比如南朝时规定士族20岁就可 以当官,寒族子弟要满30岁才能试吏。这都是中国官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顽症,结论 就是:熟读诗云共子曰,不如有个好阿爹。
打破任期限制的,还有一种特别禀赋可恃,就是抗疫能力。西南地区有瘴,当 地人不 成问题,但按照籍贯回避制度,在那儿州县衙门里勾当的官员,一律是外乡人。外乡人水土 不服,哪受得了?因此这里的俸禄总是比别处优厚得多,略如“地区补贴”。可尽管如此 ,依旧经常缺官。据宋人方勺《泊宅编》说,凡是派到那里去出公差的官员,都不敢逗留, 甚至在界外移文索牍。那么在里面做官的人呢,就坚持喝外头运来的泉水,据说瘴疫主要通 过这里的水质传染,倘用铜盆贮水,须臾颜色呈黑,故处瘴县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 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泊宅编》卷3)有免疫能力的人 ,就叫“有瘴县 令”、“有瘴主簿”之类,可以超限期地久任下去。这风气一直流传到清代,乃至吏部唱名 时,名单上竟有“有瘴”注释。这就是说,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可以服从国家需要,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当然,反过来这也可以作为惩罚官员的一种 措施。北宋时新旧党争,纠缠多年,大抵一派得势,另一派就被赶到地方上当州县佐NB03 2之类,“有瘴”之地常常是轮流接纳两派谪人的“风水宝地”。
最后该讲一下官员考核了。考核制度据说源起西周。秦汉时对州县衙门的考核内容是“ 上计”,原来衙门里都有日常工作记录,叫计簿,增加了多少户口,开垦了多少荒田,抓 获了多少 盗贼,收进了多少钱谷,全要记录在案,加以汇编,供上司考核。《汉书·萧育传》上说 ,萧育当茂陵县令,在年终考核中,排在同郡县令中的第六名;另有一位漆县令郭舜,计 簿上的成绩更差,被郡守责骂。萧育上前去为他讲情,郡守大怒:“你也不过考个第六,勉 强合格,倒还有心思替别人讲情?”即要他自己去郡府中有关科室接受审查。萧育不睬,科 室里的办事员过来拖他,萧太爷按住佩刀威胁说:“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竟准备 当场辞官。据《汉官解诂》的注家胡广说,东汉时州县官员考核犹如过关,常发生县令印绶 被没收、县丞县尉被缚责的事。足见当时考核之严。


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3)
魏晋南北朝时,考核制度逐渐完整化,晋时考查州县官员的标准共五条:一曰正身,二 曰勤民,三曰抚孤,四曰敦本,五曰修人。唐朝时对州县官的考核叫“考解”,带上衙门工 作记录去京城受考,自己先写好自我鉴定,在同僚中当众宣读,接受大家评议,每个人都得 这样做,颇有点衙门工作评议会的味道。这些鉴定连同评议意见送进京城后,由吏部考功司 对照衙门工作记录作出最后评语,优奖劣惩,还发给“考牒”作为凭据。以后任期满了,是 调官是升迁还是降职,要参考这些“考牒”。
考核又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一般标准是 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非)懈;具体标 准依工作性质而定,比如县丞主簿一类,要考赋役增减,县尉要考 抓盗贼多少,学官要考授课时间等。宋朝时也很重视考核,州县官由考课院考,京朝官由审 官院考,统称“磨勘”,意为检验复核。任满候选的人,得老老实实地把考核评语填写在“ 脚色”上。“脚色”就是个人履历的俗称,大约含有“你是什么脚色”的意思,上面有多种 项目,如姓名、籍贯、年龄、出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那会儿有新旧党争背景,### 当 政时,你得填上“不系元祜党籍”,旧党得势时,最好作一个“不系蔡京、朱、王等亲属” 的说明(《朝野类要》)。接下来就是有无奖惩记录了,如系惩类,又得 说明哪些是属 于工作上的错误,哪些是属于品行上的问题,哪些是属于政治上站错队的性质。沈括在《梦 溪笔谈》里写过一件事,很耐人寻味,说是福建有一剧贼叫廖恩的,聚众剽掠,干了许多杀 人抢劫的事,后来被招安了,也有了做小官的资格,和同等次的官员一起参加考核选任。当 时在座的有几十个人,个个填写“脚色”,都少不了有得罪受惩记录,“皆理私罪或公罪, 独 (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这里所云“出身”,系指 “进入仕宦”的 意思,即“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犯过一点错误”。试想州县下僚,事务繁 剧,过失在所难免,一进入考核记录,便成为“脚色”中的斑点,倒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者,反而清白无瑕。廖恩的这份“脚色”,不仅是对考核制度本身的一个绝妙讽刺,也形 象地证明了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乃是中国官场的古来传统。所以这又伴 随产生出另一个传统:官员们赴考时,都求“中中”,安保禄位便是满足,这就叫“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
宋人文集中,保留有一些领导给下属考核时写的考语,兹引录一则。乃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 庭坚的父亲黄庶任知州时,为舞阳县尉某人写的考语——
舞阳大约地广,他盗往往囊囊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 (指接受考核的舞阳县尉)捕得之,或杖或徒,或黥或弃,其亡者一而已矣。夫如是,非才焉 固不能。其考可书中。
县尉的主要职责是抓地方治安,这位舞阳尉任职一年,逮捕并依法处理了一批窃盗,有记录 在案的逃掉一个,上司给他的打分是“中”。
明清的考核前紧后松。明代时州县官三年一考,谓之“外察”;清代时州县官也是三年 一考,谓之“大计”。明清官场上贿赂风气较之前代益盛,这种“外察”、“大计”到后来 全流于形 式,保以“卓异”或特参“贪酷”的,都是主持考核者的人情或相反。比如《金瓶梅》里官 任掌刑副千户的西门庆,五毒俱全,坏事做绝。因为舍得花银子,自下而上一级一级贿赂, 得到的考语居然是“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 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于是由副千户变成了正千户。此外,甚 至也同大挑知县一 样,竟有看相貌身材走过场的。清人赵吉士著《寄园寄所寄》中有一则故事:德化县令应履 平任期满后,赴吏部参加考核,文优而其貌不扬,不得列为上等;老应气不过,写了一首诗 贴在吏部门前——
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胖长。
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糨得硬绷绷。
考官制度连同封建社会官场本身,都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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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朝皇权分割
清代“同光中兴”期间,有个被排为与曾(国藩)、左(宗棠)、 胡(林翼)、李(鸿章)等齐 名的大官僚,叫郭嵩焘,常能发表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言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 、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 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
郭嵩焘所云,特指京朝皇权的分割情况吧?确实,胥吏而能把持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 门,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确实是在清朝。但若把这个问题“下放”到州县衙门来考察的话,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观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朝各代的州县衙门,几乎都是老爷和胥 吏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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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王信徒萧王子孙(1)
宋人叶梦得著《石林燕语》记,宋朝时官府中的书吏,每至秋天必醵钱酬神,“问其何 神?曰‘苍王’。”苍王,就是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书吏另有“刀笔小吏”的通称,常 任差事就是动笔杆子做记录、迭文案和算账目,按照中国古代“百工技艺,各祀一神”的规 矩,仓颉就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许多官衙的正门里向这一边,中间都挖有一个小木龛,里面 供一个小神像,人们管他叫“不动尊佛”;其实佛典里并无这位“不动尊佛”的座次,这是 书 吏们对苍王的又一种尊称。为什么要用“不动”呢?原来书吏们最担心被官老爷罢斥撵走, 要想老赖在衙门里不动,全靠恭恭敬敬地侍候苍王,求他老人家保佑了。
和门板背后的苍王坐像配套,历来州县衙门里又有所谓“衙神”供奉,叫作“萧王堂”。 在第一章里曾介绍过新官上任,照例要拜“衙神”。其实拜“衙神”最勤快恭 敬的不是官老爷,而是书吏们,从渊源上看,“衙神”是属于他们的。所谓“萧王”, 就是西汉时的首任相国萧何,萧何是秦朝县衙门里的书吏出身,从此天下州县书吏都自认是 他的徒子徒孙,有这么一位名垂史册的祖师爷,大家都觉得挺自豪。
这算闲话,一笔带过,现在该来说说这班苍王信徒萧王子孙们的本来定义了。首先,在 古代官场中,吏是一个可以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方式理解的概念。广义的吏即所谓官吏,是 官的概念。狭义的吏则专指在官府中承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他们和当官的基本区别之一,就 是无论品秩多么低微的官员,总是处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层次的负责地位上,因而总有一定程 度的决策权;而吏则不同,从制度上讲,没有任何决策权力。本章所谓拜苍王供萧何的吏, 就是这种狭义上的吏。
其次,吏的出身、选拔、任用、管理和前途等各项,即所谓吏制者,与官制完全不同。 先讲出身吧,哪怕是品秩极低乃至未入流的杂职官,都有所谓“一命之荣”,照例是君主任 命或吏部除授,列入政府正规编制,并可依法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同时也受到诸如籍 贯回避 、京察大计等制度的约束;但吏则不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政府雇用人员的性质,特 别是州 县衙门内的吏员,一般均从地方上拣取“有德”、“有才”的人充任。“有德”的标准是循 良无过,“有才”的标准是书写计算,选取的方式则是由“耆老”公议或考选纳赀,因此一 落入实践, 大多是为地方上的绅富所把持了。《汉书·高帝纪》说刘邦曾“试吏”,应劭的解释就是“ 试用为吏”。他的泗上亭长这个职务,在秦末又叫亭吏。这位刘三的品行,无论如何够不 上“有德”吧?照样成了吏的一分子,反过来那位煞有介事读点书儿的韩信,则以“家贫 无行,不得推择为吏”。人们由此可知古代政府的阶级色彩同样通过吏的选用得以强化,亦 可把州县衙门的吏员从某种程度上认定为地方绅富豪强势力的代表。文学形象里,《水浒传 》 里的郓城县小吏宋江就是现成的一个,他老子宋太公便是当地的庄园主,其“才干”是 “自幼曾攻经史”,而“德行”则是“爱习枪棒,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在“黑道” 上有“万儿”。
其实,果真“自幼曾攻经史”的人,一般都不肯去做吏。吏和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转个轨道极不容易。秦汉时,以吏补官的事例还有一些,秦始皇甚至做过“以吏为师”的 决定,多少有助于吏的社会地位提高。既然“以吏为师”了,许多读书人也就顺其自然地以 “试吏”为进身之阶,慢慢爬起。可是有了科举制后,由吏入官的希望便渺茫了,“攻经史 ”就是为了应科举,只有失败者才考虑去做吏,更何况还有教书、游幕等其他出路可以选择 。元朝时有一段时间停了科考,吏员的出路一下子广阔起来,许多官职都从这些人中间提拔 。从整个中国古代官场史来看,算是例外,但即便如此,许多胸怀大志的儒生仍然不肯 轻易迈出这一步。如宋濂著《王冕传》上说,著作郎李孝光欲推荐王冕去州衙为吏,王冕骂 他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备奴使哉?”这话儿说得不错,别看小 说中把宋江写得何等有体面,实际上相对于做官来 讲,做吏是“备奴使”的,起码从体制上说是这么一回事。宋人吕居仁曾写过一部《官箴 》,开卷就提出当官的须“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 百姓如妻子”。瞧,连老百姓也可享受“父母官”之“家属”待遇,只有“群吏”不能,公 然以“奴仆”视之。难怪心高气傲的王冕要把李孝光的好心肠当驴肝肺看待了。
既然是低人一等的“奴仆”,所以一旦进入吏道之后,除了有本事去考个功名来以外, 甚至花钱捐官的资格还不及平民。明代宪宗时,山东发生饥荒,为筹措救济费用,国家大开 捐银买官之门,不少州县吏员都趁机出钱,买个当官的出身。御史杨守随专折建言,以为“ 爵赏不可以无律,名器不可以假人”,要拍卖官爵也不能卖给做吏的人,“其于害政,莫此 为甚!”这话怎么讲?很简单,区区小吏,哪来这么多钱捐纳买官?不消说,都是非法收入, 他们越有钱,不正意味着官场更腐败了?所以明宪宗对此折的批语是:“朕患吏道不清,严 考试以为进退。今若募胥吏入赀赈饥,免考登仕,是教吏贪也。御史言是,其亟罢此例。” (《典故记闻》卷15)从此,吏员买官的通道又被堵住了。清循明制,最初时 在这一道关卡 上把持得也很严,但越到后来越松弛。不过官场中观念未变,还是瞧不起吏道出身的。史念 祖当广西巡抚时,刚到任便发现有个熟人,原先是其原任衙门里的吏员,这会儿已报捐了一 个典史,恰巧分在广西抚署当差。史念祖叫着他的姓名问道:你不就是某某吗?捐官用去多 少银子?那人回答:“七百多两。”史念祖微微一笑,“唔,有两分利息了。”接着便要他 “试从廊下巡行


苍王信徒萧王子孙(2)
一转”。巡抚大人的命令,典史不敢不从,“巡行一转”结束后,史大人的 评语竟是,“爬都不会,便学走乎?”羞得此人狼狈不堪地跑了出去。(《南亭笔记 》卷11)
和卑贱的社会地位相适应,吏员的俸禄也是很低微的。西汉时吏有“斗食”之称,意思 是年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其实这还是高级衙门里的待遇,州县 吏禄连这个数目也达不到。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知多数小吏的额定岁入,还抵不上一户五口 的农夫家庭。东汉时的情况,大约比西汉时更不如,王符、仲长统、崔NC035等著名政 论家都呼吁过增加小吏俸禄。不过这同北宋时的吏制比较,又算不了啥了。据沈括《梦溪笔 谈》 披露,“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这简直和北魏百官无俸的用 意一样,公然是要吏员以非法收入为生了。因此王安石搞变法时,样样开源节流,却又舍得 为 吏员定禄并列入各级政府的正当财政支出,求得“以绝请托之弊”。这种把保证吏禄与促进 廉政联系起来考虑的认识,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是以从南宋以后,州县吏员的收入较 之从前毕竟要改善得多,但仍然只能从纵向相比上,从制定名份上讲,倘若作横向比较的话 ,也还是微乎其微。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内,保存了一份宛平县吏员的“工资单”, 一般在县衙本部机关供职的吏员,每年的“工食银”才七两二钱,那些分派在巡检司、闸关 等机构里的吏员,每月才支六斗仓米,档次再低一些的则连额定月粮也没有保障。宛平还算 是京县,那其他普通州县呢?比比“三十俸银拿得”的佐NB032官来,吏的“工食银”估 计只能 占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吧。古诗《孔雀东南飞》里那位男主角焦仲卿,身份是“庐江府小吏 ”,给人印象是很老实本分的,所以他的老婆就得“天明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了,否则就 怕连温饱生活亦不得维持。当然,绝大多数的吏员是不会像焦仲卿那样“君既为府吏,守节 情不移”的,那里面花头精透着哪。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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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你官清如水 怎敌吏猾如油(1)
为了使读者相信这句话确有依据,不妨先举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事例,主角就是人所周 知的“大清官”包拯,够得上“官清如水”了吧?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记有一桩他敌 不过“吏猾如油”的史实:老包坐开封府南衙时,有“明察”之称。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 脊杖,便事先去贿赂值堂书吏。这个赃吏受钱后关照犯人,“审讯后老爷一定会命我写责状 (注:用刑前的文书),这时候你就大喊冤枉,我自会为你辩解。”果然,包 拯升堂审过案由 后,便要这赃吏写责状,犯人如吏所嘱,分辩不已。那吏员大声骂道:“快吃了脊杖便滚出 去,别多NB024嗦!”包拯听见了,马上对这吏员的卖弄权势产生厌恶之心,反过来将吏 员责罚一通 ,那个犯人倒从轻发落了。在包拯看来,这就叫“以抑吏势”,在沈括看来,“不知已为 (吏)所卖矣!”
“官清如水”敌不过“吏猾如油”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官制和吏制的不同。对此 ,宋人陆九渊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议论——
官人者,异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 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吏人自食而办公 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 (陆九渊《象山先生文集》卷4)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吏员大多是当地豪富推选,世代盘踞地方衙门,早已里外勾结成一 气,形成地头蛇之类的势力。吏禄低微,宋初甚至无禄,何以还有这么多人争着当吏呢?就 是看中这些位置是发利市的渊薮。因此别指望吏员会凭良心秉公办事。而那些被朝廷派到州 县里来当官员的老爷们,全是外乡人,上任之初连语言交流尚是障碍,哪谈得上熟悉民情, 明察秋毫?好容易干到有点熟悉了,又得依官制调动,再派来的继任者,一切又从头开始循 环。所以再精明的官员,也无法摆脱吏员的欺瞒和干扰,倘若这官员本来就是庸碌无能之辈 ,自然就更要成为吏员的俘虏而遭其随意摆布了。简言之,在资深吏员看来,这州县衙门的 真正主人就是他们,上面派来当领导的倒是过往客人。这样想,“衙神”是刀笔吏出身的萧 何而非别人,倒也理所当然。
《水浒传》、《金瓶梅》之类书中,常有押司、孔目等吏员欺蒙挟制州县官员的描写, 或许有人以为这是小说,不足以为凭。须知一部中国州县衙门史上,官员斗不过吏员的故 事有的是。比如郑克著《折狱龟鉴》上举例说,宋朝时吉水县衙门里吏员每逢新官上任,必 唆使许多当地人前来告状,冗杂繁复,非把新官搅得头昏脑胀不可;以后这官员对于此类事 便生厌恶了,于是吏员们趁其懈怠,就把办案的事权揽到了手里。又如张培仁著《妙香室丛 话》举例:清朝咸丰三年(1853),福建晋江县正堂出缺,巡抚调张培仁的朋 友王子符去做代 理知县,王子符苦苦哀求,不肯上任。闽抚大怒,要上弹章参他,他也不怕。什么缘故呢? 原来晋江县衙门里吏员之猾是远近闻名的。按照户部规定,晋江每年应征收地丁银三万两, 可大多被吏员勾结土豪给侵吞了。那里的老百姓在纳地丁银时,已养成“只知有里书之收字 ,不复重县令之串票”的习惯。派去的知县、主簿之类若想清查一下,原始的鱼鳞图册、流 水账簿等便会被吏员们设法藏匿甚至窜改,“即吊查册籍,亦如理乱丝”。照王子符的见解 ,真要“革除此弊,非复行大量之法不可。又恐里书与奸民或阴为阻挠,或阳为抗拒,非会 同营兵及添派委员丁役,不足以示威集事”。可是历来去那儿上任的官员,都是赤手空拳, 也无法筹措个两三万经费来摆这派兵增役显示官威的阵势,倘若其间闹出点事端来,又要被 上司责以“办理不善”,“是以官是土者,无不忍气吞声,各存五日京兆之见”(《 妙香 室丛话》卷10)。反正去那地方当官是当不好的(收不足地丁银要受处分) ,迟早要参,与其后来被参,还不如干脆不去呢。
自然,像王子符这样考虑,还是出于当个清官的动机,有心捞钱当贪官的话,那就正好 一块儿通同弊合。吕居仁著《官箴》,有段警告:“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 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 以此被重谴,良可惜也。”这就是说,吏人以利诱官,官吏同流合污后,常常是吏员所得要 比官员多得多,但事情发作的话,最倒霉的还是做官的。
话虽这么说,毕竟既当官而又不贪利者,能有几个?《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一篇 上司怒斥知县的警令,大呼:“全是吏人世界,知县所知何事?”这便是贪官或庸官坐衙的 必然后果。试以收进这部书内的南宋干员蔡杭(时任江东提刑)的一系列判词 为例,便可知州 县衙门“全是吏人世界”之不虚。如《违法害民》云:“当职(蔡杭自称,后同) 未巡历之前,已闻弋阳有孙、余二吏之横,民不堪之。及至安仁,则弋阳百姓争来哀诉 。孙 回首占县权,自号‘立地知县’,弟孙万八横行市井,人呼八王,其他可知。”又如《铅山 赃 吏》云:“当职未入境,已闻铅山县有配吏程、徐、张、周四人,为百姓之害,及入境,则 百姓交讼之。”又如《冒役》云:“当职入境阅词,诉配吏者以千计,则一路之为民害者可 知也。”要之,老蔡在管下诸县转了一圈,收到的状纸全是老百姓控告猾吏的。猾吏威风到 什么程度?仅以弋阳县孙回、余信二吏为例:其平素作为是,“捉人殴打,辄用纸裹木棒, 名曰纸馄饨。收拾配吏、破落乡司,分布爪牙,竞为苛虐,私押人入狱,讯腿荆至一二百 ”;其日常收入是,“既有无名钱,又有自寄钱,又有比呈展限钱,又有保正每月常例钱, 敲锤骨髓,怨声彻天”。当蔡杭传讯证人调查他们的罪行时,“乃敢率弓手正等二十余人, 以 迎神为名,擒捉词人”;当蔡杭查证确凿下令逮捕他们时,又“拒而不出,方且酣饮娼楼, 扬扬自得”。这两个小吏日剥月削的民脂民膏共有多少,“据狱中供招,虽未及万分之一, 然孙回计一万一千七百余贯,余信计一万八百余贯”。那么这个“未及万分之一”的数额又 是什么概念呢?据史料记载,熙宁三年(1070),即北宋始行吏禄制度的头一年 ,整个中央政 府所属各部门之吏禄支出,总数也只有三千八百三十四贯(《梦溪笔谈》卷12) 。再回想一下 前文某县尉自叹每月俸钱不过五贯五百九十钱的感慨,不难想见吕居仁何以要向当州县官的 发出警告,也不难想见为什么吏员的社会地位如此卑微,而仍有那么多人“且乐为之、争为 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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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你官清如水 怎敌吏猾如油(2)
这等严重的罪行,在局外人看起来是泼天大祸了,但在“吏人世界”里不算啥事儿。蔡 杭当时给拟的判决是“孙回决脊杖二十,刺配惠州牢城;余信决脊杖十七,刺配南康军牢 城”。孰知猾吏的气焰既然能嚣张到如此地步,自有其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存在,包括县 衙门里的那一班官老爷们,无不网罗在内。所以这判决出来 后,“众论及知县之言”,全是一派说情声音,况且理由也很堂皇,“皆谓本县纲解首尾, 皆在孙回名下,欲得了办毕日行遣。”
没办法,财政收入是县政的中心,既然孙回一身而系全局,蔡杭也只有服帖,宣布“当 职念本县月解窘急,重违其清”。于是罪犯又以能人的资格,继续从事他的“公务”,也用 不着去服徒刑了。这也说明,只要别犯上“谋逆”这一款,中国古代官场上是很有一点“唯 才是举”、“重用能人”的观念的。至于什么“澄清吏治”、促进廉政啦,对不起,只 能当高调唱唱的。
最后,“官清如水”难敌“吏猾如油”的又一原因,还在于吏员通晓成例,熟悉档案。 在本书第二章里,曾援引过韩愈的名篇《蓝田县丞厅壁记》,这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人 物刻画:
吏抱成案诣(县)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 行以进,平立,睨(县)丞曰:“当署”。
吏员抱案见县丞,当是毕恭毕敬的态度,因为两者地位悬殊,王冕觉得最耻辱的,也正 是这“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的一幕。可是韩愈笔下“抱案”两字中又嵌了一个“成”字 ,说明吏员向县丞呈上的已经是办完的案卷,不过来完成一道签名画押的手续而已。说起来 这又是中国官场的一大传统,办任何事情,都有一套繁琐的程式,基本法令之外,应该援引 或可资类推的成例有如汗牛充栋。科举出身的人,经史策论能讲得头头是道,诗云子曰可背 得滚瓜烂熟,可是少有能摸着这些门道的;至于荫袭、保举、军功或捐纳等出身的人,那就 更要差上一大截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某官员接办一件公事,这事情该依哪一条法令或哪一 项规定去处理,在律令和会典等书籍中都找不到,万一出点纰漏或被上司找出了岔子,轻则 驳回,重则训斥,那不就成了吃不了兜着走?这时就得设法找出以往出现过的成例套用,或 者是相似的成例类推,以保万无一失。可是究竟该找什么成例,或者虽已知道,又究竟该从 档案库里的哪一架哪一格上去调取,那就是另一门学问了。这就叫“吏道”,《水浒传》介 绍宋江“吏道纯熟”,即是此意。于是当官的便得向做吏的讨教,抑或干脆交给做吏的去办 。你若想避开他自己动手,大半是还没等上司申斥,他倒先给你来个驳回了。这样,韩愈笔 下那个场景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卷其前,钳以左手”,左手像把老虎钳似的,紧紧夹住 前面卷起的文件,那含义简直是“你也用不着看了”。右手呢,“摘纸尾”,关照你,“当 署”,意思是“这是应该由你签字画押的”。最妙者是“平立”而“睨视”,态度还是那么 谦卑,但“睨视”的眼神,却显示出一副小人得意的心态。韩愈是当过阳山县令的,当然知 道州县衙门里的这一套,所以他不仅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而且还能替崔斯立感慨万分 ,“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 吏 ,皆受成其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像韩愈、崔斯立这些人,既不能 说贪更也不能称庸吧?到底也只能——
(县)丞濡笔占位,署唯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 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瞧,一切按照吏的指点,画押之后,还得问一声“可不可?”至于签署的究竟是什么文 件,连看也不想看,甚或是不敢看了。这不就是活灵活现的“吏人世界”!
那么吏员的这一套“吏道”是从哪儿获得的呢?答曰:一靠家传, 即世代为吏,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有些姓氏也是缘此而产生的;二靠从师, 秦汉时“以吏为师”是社会教育的一项内容,科举制度创立后,依旧有不少专事吏道教育的 吏师,还有一些在职吏员也利用业余时间收徒教习,居然还有像《习吏幼学指南》之类的通 俗教材;三靠修炼,就是久炼成精,特别是那些老奸巨滑的老吏员,简直就是州县衙门里的 “活萧王”、“真衙神”。宋人刘克庄有“咏十老”诗,其中《咏老吏》堪称维妙维肖,入 木三分,不妨引为本节结语——
少谙刀笔老尤工,旧贯新条问更通。
斗智固应雄鹜辈,论年亦合作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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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你官清如水 怎敌吏猾如油(3)
孙魁明有堪瞒处,包老严犹在套中。
只恐阎罗难抹适,铁鞭他日鬼臀红。
绝了!这种老吏,阳间没人能治,所以只能诅咒他死后逃不过阎罗王这一关了。


富、贵、威、武、贫、贱(1)
官有品级,吏有等级;官有职称,吏有名目;官有分守,吏有分曹;官有编制,吏有员 额……州县衙门内的吏人世界,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体。我们在认识了它的一般外貌后, 还得再深入到它的内部,来一个面面观。
吏的等级不比官的品秩那样复杂,在哪一级官署里做吏,本身已经是个体现高低的标志 ,京城里的部吏总要比州县里的署吏神气多了吧。不过在同一级衙门内,也还是分个等次的 。以州县论,常见的是三等。一等货色是领班级,相当于白话所谓科长、股长之类,汉代时 ,这种领班 吏员还有正职、副职区分,正职称掾,副职叫属;二等货色是资深级,相当于白话所谓科员 、股员;三等货色是见习级,这种人是额外人员,没有俸禄,还得候额定吏员有出缺才能补 进。元朝时,县衙里的见习吏员叫贴书或写发,据《草木子》记,后来领导过农民起义的陈 友谅,就在沔阳县衙门里做过贴书。
吏员的官称和俗称相当复杂,两汉时一般科员统称掾史或令史,前面再加个科室名称, 比如仓曹掾史、兵曹令史什么的,就代表你是哪一个科室的吏员了。隋唐时的吏员正规叫法 是佐史,但又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给予不同称呼,如管文案的叫书令史,管门房的叫亭长, 管仓库的叫掌固等。两宋时的俗称,人们在《水浒传》里已见识过,叫押司,叫孔目,叫快 行。元代更复杂一些,有令史、书写、典史、奏差、知印等各色名目,一个萝卜一个坑,做 啥事情就用啥专称。明清要比元朝简化了,全称书吏,不过在作者理解,似乎又有领班级的 正职副职区分,正职是司吏,副职是典吏,普通科员叫书办。此外又有承差或经承等通称, 大概就是承办例行公事的含义吧。
按照制度,吃官家俸禄的吏员是有固定员额的。以明朝的宛平县为例,定员吏额是61名 ,其中司吏、典吏43名,书办18名,都有工食银。不过在实践中,衙门吏员的人数都大大超 过 定额,有确因公务繁多而添置的,有“兼职吏师”带学生进衙门来实习的,还有不少是受请 托因人设事或补个名额吃干薪的。比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主人公在关上挂名当书 办,又对另一个同事成天闲逛不干事大生兴趣,原来底细是“他弄了情面荐来的,没奈何给 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ND045罢了。他连字也不识,能办甚么事要用他!”吏员一滥,加以 吏弊膨 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事积压,累年不决,老在他们手上兜来转去,形成数千年一贯制的“ 衙弊”。所谓官僚主义,即是这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经“衙弊”从中调和的结晶体,也是 中国官场的老传统。《水浒传》第二十一回里,有段很生动的描写,谓阎婆将宋江留住,唐 牛儿来替他解围——
宋江道:“莫不是县里有甚么要紧事?”唐牛儿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 是早间那件公事,知县相公在厅上发作,着四五替公人来下处寻押司,一地里又没寻处,相 公焦躁做一片。”
虽说这是唐牛儿撒谎,但反映的却是寻常真情:无论啥公事,只要在某个吏员手上一耽 搁,老爷也没辙了。
有关州县衙门内部的机构设置,读者已经在前面“五脏俱全麻雀小”一 节中有所了解,而在衙门机制的实际运转中,这 些个“五脏六腑”,又全为吏员所操纵。现在就来说说这些情况。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人尽皆知的儒家所倡导的“大丈夫”标准 吧?有趣得很,老百姓就用这威武富贵贫贱六个字来形容分曹办事的州县六房书吏。
“富”是户房,一个地方的户籍、田赋、财税、婚姻等,全由本房承办,肥得很哪!最 起码的拣油水手段,就是“侮洗文书”。老百姓交过赋税,照例要由经办人在户名下画一道 红杠,表示已经完成。书吏们再有额外需索不逞其欲,便用他们的土制“褪色灵”给你把红 杠杠洗掉。“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 (洪 迈著《容斋三笔·吏胥侮洗文书》)。至于分房立户、财产继承、婚姻登记、产业过 户,等等, 可拔毛的机会比比皆是哩。胆子再大一些的,就是伪造戳子,收进税款不入账,这等贪污量 的大小,可就没法说了。元朝时青田县尹叶治中上任后,“一月得伪其印一十有八,税务印 一十有三”(《宋文宪公集》,转引自《元代吏治研究》)。13个假戳子在收 税,这漏洞就不 能再说是个“洞”了。据《坚瓠集》说,大写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的规范书写法,是 明初时“开济在户部所定,以防奸胥改窜之弊”,其直接针对性便是州县衙门里的户房书吏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取巧的措施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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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威、武、贫、贱(2)
“贵”是吏房,全县的里甲、保正、乡官等人事系统,以及衙门里的吏胥档案等,全归本 房经管,凡任免、提升、调动、加禄各项,莫不插手,想拍马屁的人多得很,还常有反敲官 员竹杠的机会。比如清朝时有个礼部尚书是“难荫”子弟,其父阵亡时他还在母亲腹中,是 个遗腹子。后来一步步爬到尚书任上,同乡为其寡母请旌,这事情正该由礼部办理,具体经 办人自然是部吏了。忽然某日三更后,部吏来到尚书私宅求见,开口索要一万两银子。尚书 大怒:“你敢敲我竹杠?”这小吏不慌不忙回答道:“这一万两是为老爷办请旌的经费。” 尚书不解,小吏给他分析说,太老爷是某年阵殁的,太夫人某年生老爷,老爷今年该是几岁 ?可老爷当初在县里报考时,少报了两岁(注:这是古代科场上的通习),那就 变成太夫人生 老爷的事发生在太老爷去世两年之后了。尚书一听大惊,这一下贞节牌坊岂不成了婊子牌坊 ?于是忙向小吏讨教补救措施。小吏告诉他,这得从老爷原籍的吏房和礼房所存档案修改起 ,一级一级衙门里都得照这样改过,这就得同具体保管档案的书吏打交道了,所以合拢来的 运动费须有一万两才行。尚书恍然大悟,立即照付。(《清稗类钞·胥役类》)
要知道,在古代官场上,这种“官年”、“试年”和实际岁数之间的差异,比比皆是, 有时需要多报几岁,有时又得少报几岁,涉及到袭荫、补官、提升、致仕(退休) 等种种实际 利益。而中国官场之一大特色,便是档案繁琐外加齐全,尤以从县衙吏房直到中央吏部这一 条线上为关键;与此相映、熠熠生辉的另一特色是,只要有人情肯花钱,什么档案不可以抽 换窜改?所以吏房的赚钱机会也很不少。
“威”是刑房,经办司法业务,专捞官司上的造孽钱,凡唆讼买证、串供改案等,无所 不为。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者,倒有一半和本房相关。有关情形,本 书第六章里还有详细介绍,兹不赘述。
“武”是兵房,凡兵役征募、地方武装编组等,均由本房承办。别的不说,仅征役一 项,就有无数出入。《史记·游侠列传》里,记有郭解嘱县吏为人免役事,足见这种事远在 汉初即有。杜甫名诗《新安吏》和《石壕吏》全是描述县衙兵房小吏的气焰。其他如地方驻 军粮饷发放中的抽分剥取等,也都是常见的事。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里,总督行文给镇远知府,要他转饬汤镇台(镇远总兵) 率军出征。文书第一句是“仰该镇带领兵马”,汤镇台自忖本标三营兵力还不够,想把 属于地方武装建制的两协人马也带走,便花50两银子向镇远府署办理这份行文登记转发的兵 房书吏行贿,“只为买你一个字”,就是在转抄通知时,“你只将‘带领兵马’四个字 ,写 作‘多带兵马’。我这元宝送为笔资。”试看军机大事犹可如此玩忽,其他的弊情更不在话 下了。
“贫”是礼房,承办考试、祭享、礼乐、旌表这一类事务。说它“贫”,是相对其他各 房而言,比如举办县试时,“呆出息”还是不少的。清季蘧园所著《负曝闲谈》中,说到元 和县角直人陆鹏应县考,在衙门礼房里买卷子,“为着要搭几个砂壳子的小钱,和礼房大闹 ”,这就叫乡下人不懂规矩了,后来便难免吃亏;反之,肯花钱贿买礼房司、典、书办的话 ,则有许多舞弊的机会可以提供给你。清代小说《歧路灯》第五回中,祥符县生员谭孝移被 本县学官推荐为“贤良方正”的候选人,向县衙报送。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商量:“如今这宗 事,上下申详文移(逐级往上申报),是要钱打点的,若不打点,芝麻大一个 破绽儿,文 书就驳了。”一个屈指算道:“学里(指本县学署)、堂上(即祥符县 署)、东司里(指开封府) 、学院里(指省学署)、抚台(指省政府),这各衙门礼房书办, 都要打点到。我也不知该费多 少,总是七十两银子,大约可以……”这又是礼房吏员借主办贡举文书敲竹杠的实例。
“贱”是工房,掌管城墙、官廨、桥梁、道路修建整治等,乍听都是执役,故名之“贱”。 其实吏之社会地位,本来就卑贱,不见得要突出工房一个,只要可发利市就行。
《儒林外史》第四回述中举后的范进跟随张静斋去高要县打秋风,因为知县下乡去了,“二 位不好进衙门,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坐下。那庙正修大殿,有县里工房在内监工”云云。由 “监工”二字,自可引申出工程发包、预算造册、经费科派、物料采买、役夫征发、质量监 理等一系列概念,浑水之间正可摸鱼哩。


当官不如为娼 为娼不如从良(1)
据罗大经著《鹤林玉露》记,北宋名臣张NB046在崇阳当县令时,有一天恰巧从县库 旁经过, 正见库吏从里面出来,鬓边巾下,挂着枚亮晶晶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仔细一看,是枚 大钱。“这是什么?”张NB046质问。“库钱呀,”库吏全然不惧,如实回答。没料到这 位自小“ 喜任侠,学击剑”的七品太爷脾气挺躁,马上让随从把他掀翻在地,要动脊杖。库吏高声分 辩道:“一钱何足道?你能打我,还能杀了我?”张NB046一听更怒,立即宣判道:“一 日一钱, 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然后亲自动手,拔剑斩了这库吏,再申报御史台自劾 。这件事在崇阳县传了好多年,都说张老爷敢动真格。
何以这位管库吏如此有恃无恐呢?官场有谚:“当官不如为娼”,“娼”作仓库之“仓 ”的谐音 用;管库吃库,那可是公开的秘密呀;而且照例都是老爷和小吏合伙着吃,偏偏张NB046 又想当清官,脾气又火爆,不接受这库吏传递给他的暗示,还逾越法度宰了他。
躲过张NB046这一剑的库吏,比比皆是,一般的庸官根本不敢碰这种人。库吏吃库 的最客气 的方式,是挪用库银放债生息;如系实物贮库,则有以次充好乃至报损注销等种种手段。为 什么说庸官不敢碰库吏呢?你不去碰他,他还能保证你在离任办移交时有个账目与实物相 符; 倘若平素随时盘点,堵死了他这一条稳稳生财的出路,届时就会弄点颜色给你瞧瞧了。倘若 是贪官,那就更可以蝇营狗苟,进一步做造假账目或监守自盗的事了。即以“没收入官”这 一项来说,贪财的老爷非得有库吏当帮手不行。当然也有不够老练反过来吃了库吏亏的, 如明人周玄晖著《泾林续记》中,就追记了一件发生在元朝时的事情:长州县衙库吏叶景初 勾结陆县尹监守自盗,陆县尹白条支用库款达一万多两,叶景初再按其支用日期和细目,逐 项加倍填写数字,这就把自己的贪污罪名全归到了县太爷名下。等到肃政廉访使来巡察官纪 官风时,他把这本假账目往上一交,自己带着赃款远走高飞了。剩下来的亏空,全得由陆县 尹兜着。这种事情见多了,州县老爷们又养成一个不成文的习惯,一旦有库吏亏空的事暴露 ,还得设法替他瞒着,让他自己动脑筋弥补,千万不可逼得太急,狗急跳墙,翻将出来,最 吃赔累的又是当官的,你还得替他揩屁股,揩不干净你走不了,再不就是免官革职。试想有 这一层一层干系担待,管仓库能不是个好“出息”吗?难怪有当官不如为娼(仓) 之说了 。
为娼又不如从良(粮),粮房的生发更多,因为这里面全是谷物,倒腾抽换的余地比银库 料库更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县属常平仓里有3000石谷放着,粮房书吏向老爷禀报说,这 批谷物已放了两年多,部分已经霉变,应该贱价处理掉,再更换3000石新谷进仓。按仓法, 这是允许的,老爷批准后,照例由粮房经办。于是好谷也充贱谷卖,不过这是记在账目上的 价格,账目和实价之间的差额,便是一笔可观的“出息”。再从这个例子引申,根本没有禀 报出卖,就同老爷合伙,把这3000石谷卖了,另买3000石次货粗料进来顶替。下一任官员来 接印时,3000石实物与3000石账目都能对得起来,岂知“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呢?
不过这在官场上也都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库吏粮书,向来被视为肥缺。《警世通言》 卷15介绍昆山县衙门,“那库房旧例,一吏轮管两季……众吏因见是个利薮,人人思想要管 ”,最后竟公议出一个“当堂拈阄”的方式,而堂上做领导的亦居然认同。当官的限于体制 身份,不屑于或不能够去经手这些,但伸手向他们弄些钱用用是明份账。反过来,能够干得 了这一行的,也必须是老奸巨猾才行,否则也一样是吃不了兜着走。举个例:清朝光绪时, 庐江县粮库书吏叫陈运昌,“管库有年,老而多智”。甲申(1884)冬,新任 知县刘某人接篆 ,常向他要钱,不能及时供索,老刘光火了,叫陈运昌滚蛋,宣布另募粮书。有个叫唐端的 米商,向来羡慕陈运昌长袖善舞,正想谋这差使,便花了一大笔钱向刘老爷行贿,被委作粮 库吏。这下子他可得意了,只当致富就在眼前,除夕时还特意请人写了一幅春联:“户吏堆 金宝 / 房科积玉财。”来年春天,第一次征赋开始了,刘县令责赋于唐,唐端又召来各乡 里 胥。当时的制度,是分春秋两次征赋,春纳四成,秋纳六成。庐江人很少有种春麦的,所以 老规矩是由里胥出头向粮食大户借粮来代缴这四成,等秋天时再向民众加息收回。这惯例, 只要粮房书吏、粮库库吏和里胥们勾结好了,是一笔丰润的进账,因为实际上并不需要把四 成春赋收足进仓,这里面的时间差和谷价差折算成银钱是相当可观的;反过来对老百姓讲, 剥削是加重了,但要想度过春荒,也不失为过关之计。但是姓唐的不懂这里面的门道,那些 同事和里胥们也等着看他笑话,最终是春赋收不进来,老爷又催着快办,而“唐大窘,补苴 弥缝,倾产不足偿赋,无以为计,乃自书其事,吞鸦片烟以死”(《清稗类钞·胥役 类》)。 问题是唐端破了产,刘县令也吃了亏,本来春纳虚四秋收实足这道道里,有他照例分成的好 处,而现在不但拿不到好处,还因粮吏自杀将田赋收不进来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肯定 会影响到他的考语;倘若到了秋收后还出毛病的话,撤职候处或自己赔累恐怕就难免了。


当官不如为娼 为娼不如从良(2)
最后结果如何,记载这段史实的人没作交代。但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善后措施,只有刘老爷 再把陈运昌请回来的办法。他多年来编织就的一张网络,你收不拢也破不掉,要不咋叫“本 朝与胥吏共天下”?
得与为仓从粮并称的好“出息”还有盐房。大凡产盐地区的州县衙门,多有盐房设置,掌管 民间制盐、盐斤外运等事务,中国古代盐是专卖品,凭这身份,利润之丰厚不难想象。有 人曾模仿刘禹锡的《陋室铭》作《陋吏铭》,专叙经办盐务的好处——
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 案白,色减入秤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 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除了这些以外,凡巡司、驿站、闸关、河泊等署及县丞、簿尉、学署等廨,以及监狱、刑所 等专门设置处,也都有书吏,叫关吏,叫驿书,叫狱吏……亦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篇幅计,作者就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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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群狗党《衙虎谣》(1)
“吏”已述过,该说“胥”了。胥也是一个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的概念。广 义上的胥,也是吏的一种,狭义上的胥则又有区别,所谓“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任奔 走供役使”者为胥。从身份上讲,胥既要听命于官,也要听命于吏,等次更低一档;从制度 上讲,吏是一种固定的职,胥是一种轮换性质的差,是古代社会中农民服役的一种形式。要 把农民有义务去官衙里服役当差的来龙去脉讲透彻,那得做一篇大文章,咱们这儿,只交代 一点就可以了:这些徭役中有不少差事,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干不来或不屑干,也怕因此耽 误了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本份,因此就逐渐形成了出钱免役、由官府募人代替的办法。时间 一长,好多衙役也成了固定的差使,并且率多由破落户、无赖儿甚至地头蛇之类充任。不过 他们是在替官衙当差,又有了种种动听的名义。比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之后,被阎婆诳 到八字衙门前,阎婆突然“把宋江一把结住,发喊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县前有几个 做公的走将拢来……”瞧,他们就是“做公的”,也叫“公人”。至于老百姓背 后的叫法嘛,那就不太入耳了,谓:差狗子。做公的也罢,差狗子也罢,反正也算是衙门里 的成员之一了。元朝时有人分十等之说,所谓一僧二道,三官四吏,五皂六隶,七倡八优, 九儒十丐,官吏之下便是这皂隶,比演员、儒生还体面些。当然这皂与隶之间还有区别,所 谓“公人”,主要指皂而言;隶者,就是在衙门里当轿夫、马夫、伙夫、更夫、闸夫之类的 了。当衙前胥役是由农民轮番当差时,自然是吃自家伙食替“公”家尽义务,改成募人充任 固定差使后,衙门里就得给一份开销了。我们从沈榜的《宛署杂记》中得知,明朝时宛平县 衙门里的这班皂隶,每年可领取“工食银”三两六钱,恰好是书办的二分之一。有了“工食 银”支出,自然得讲个定额,否则会增加衙门办公经费的成本。还是以明代宛平县为例,据 说是定额49人,门子、库子、仓斗级等不计算在内。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定额总是被大大突 破的,所谓“大县千人小县百”,那是一点也不虚妄的。《水浒传》里说晁盖一伙劫了生辰 纲后,济州衙门老爷严命“缉捕使臣”何涛捉拿劫犯,据何涛兄弟何清言,“哥哥,你管下 许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个。”这么多“公人”又该吃哪一家的饭呢?不外是“君 子动口,小人动手”了。这就难怪南宋学者叶适会咬牙切齿地说,当时的社会,“号为公人 世界”(《冰心先生文集》卷3)!所谓老爷“与吏胥共天下”,说什么也不能 把这个“胥”字漏掉。
“吏人世界”的代表性构成是“六房”,“公人世界”的代表性结构是“三班”。六房 的代号是富贵威武贫贱,三班的形象就是狼、狗、狐。
“狼”即皂班,专供学狼嗥摆威风的。老爷坐堂时,他们分站两边吼堂;老爷出巡时, 他们走在前面吼道;平素还有许多打杂差使。他们赚钱的法门,主要有两条,一是借执行刑 罚,二是趁采买物件。州县衙门的大堂上,动用刑具是家常便饭,追赋逼税要动刑,审讯讼 案要动刑,处分非礼、违制或不良,也要动刑。这道手续例由皂班经办,卖人情收讹诈全从 这上头出来。《水浒传》里,武松被判“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觑他,止有五七下着肉” ,这就是他们的业务专长,但平素发挥这种专长时,都得收钱;反过来的做法,南宋时名宦 吴势卿有过一篇《禁约吏卒毒虐平人》,暴露出的黑幕是:“近阅诸郡狱案,有因追证取乞 不满而杀人者,有因押下争讨支NC036而杀人者,有讨断杖兜ND046钱而杀人者,又 有因追捕妄捉平 人吊打致死者”(《名公书判清明集》)。这全是勒索不成所致,是以当事人 才进衙门听审, 家属先已上下打点忙开了,皂班的这一笔杖头钱是稳取的。元代时有人写过一出杂剧叫《神 奴儿》,里头有个叫何正的皂班在赶路接回任官员时,不慎撞到李二员外,李二员外骂他是 个“驴前马后的人”,这是取笑他的“吼道”差事,何正反过来警告他道:“你常踏着吉地 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门中,该谁当值,马粪里污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层皮。李二,咱两个 休轴头儿厮抹着!”可巧,这李二员外后来果真被人告了,犯在衙门里,过堂时被何正下死 劲 拼命打,连坐堂问案的老爷都疑惑起来,问他,“何正做甚么,将那李德义这般打也?”何 正回答:“大人断事,小的每是只候人。官不威,牙爪威!”真是妙极了。至于采买物件时 的外快,也不消细说,既要诈店铺的,还得揩账房油。
再说一件关于皂班的史实。据宋人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记,唐代宰相毕诚出身寒 微,他的舅舅就是太湖县衙门里的皂班,靠赚杖头钱致富。毕诚显达后,想替舅舅谋一个官 职,舅舅还执意不肯,说是我干这个行当,每年光“事例钱”便有六十缗可拿,“苟无败阙 ,终身优渥”,不知你想替我谋什么官职?言下之意是,还有比行杖更好的进账吗?六十缗即 六千文,抵得上当时一个县令加上一个县尉的俸料了。况且这仅仅是“事例钱”,“例”外 的受贿还不算在内。怪不得老娘舅连官也不愿做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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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群狗党《衙虎谣》(2)
“狗”是快班,靠手脚快捷嗅觉灵敏混事,专供持票传案、拘捕人犯、刺探侦缉和传送公事 等。也叫“快手”、“捕快”等,前文引述《水浒传》中的何涛,就是捕快的领班人。唐朝 时的快班,还有个“不良人”俗称,如张ND041著《朝野佥载》中,记有一则故事, 谓中书舍人 郭正一有个高丽婢名玉素,貌美受宠,替主人掌管财物。后来玉素投毒谋害主人,泄露后卷 带金银器物逃跑。“录奏,敕令长安(县)、万年(县)捉不 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 主帅魏昶有策略……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 丽并在其中。”有关破案的过程,作者作了省略,但读者看了后自然明白这里头反复出现的 “不良”,并不能望文生义作“不良分子”解,倒是“捉不良”的,而魏昶则同何涛一样, 是他们的领班。也不知什么缘故,大家把“捉不良人”的“捉”字省掉了,简称“不良人” 或“不良”,意思肯定弄反了。但对于这班捕快的平素为人来讲,形容得恰到好处。西汉时 人们又管缉捕盗贼的隶卒叫“求盗”,也和“不良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快班辈究竟怎么个“不良”,沈榜是当知县老爷的,该知道很多,也该相瞒不少,但《 宛署杂记》中仍有“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考语,大体是“每民间有事,应与拘送,则 有‘鞋脚钱’;或已就拘执,两愿和息,则有‘酒饭钱’;奉檄踪迹奸宄,未得而株连之, 则有‘宽限钱’;已得而墨覆之,则有‘买放钱’;城内每月每家有‘灯油钱’;买卖房契 有‘画字钱’;各巷搭盖披檐(即“违章建筑”)有‘隐报分例’;相验 有被犯法 物;每初佥及年终,置酒邀会,每家银三五分,则曰‘打网’、曰‘秋风’;……巧立名色 ,莫可枚举。”以“宽限钱”为例,又叫“贼开花”,清人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里, 对此有描述:
州县中差役之扰乡民,其术百端……有“贼开花”等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 ,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戴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 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 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 鲁典史者,刻一联榜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 / 除非贼案不开花。”
李伯元《活地获》中,用了许多篇幅,专述清代安徽天长县捕头吴良勾结窃贼玩弄“贼开花 ”的事迹。在这里,“警察”与小偷的对话是:“现在我就收你做个徒弟,你尽管去做生意 。可是做徒弟的规矩,是个三七分红。你做了买卖,我是扣一个七成,那三成你自己去受用 。……还有一样,你去偷东西,总要把人家的门同房屋记清了,碰到嵌儿上,也可以攀他一 攀。等到明白了,他的钱已是我们的了。”
李清编《折狱新语》里,也收有不少快班辈的劣迹。如卷5《斩奸事》记慈溪县捕快柳 阿安、叶僧受淫棍章马贿买,反诬良民为贼,“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虏衣物廿一件、银五两 之事”;如《奸杀事》记奉化县捕快蒋少龙、张章,趁拘人名义,弓虽.女干当事人妻子;又 如卷4《枉诈事》中,有衙役张凤、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继武为贼,“继武以六钱付,犹怏怏 未厌,又益以二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即便发作了,至多是“杖治”,而执行者又是 他们的皂班同行,到底有几下“着肉”的,不言而喻。“不良”丧尽天良的极端行为,是养 寇自重或干脆自己也当盗贼,县令县尉等老爷追比急迫时,就胡乱抓平时有仇隙的人抵罪, 甚而有比这还骇人听闻的。徐珂编《清稗类钞》上就记有一事:清朝咸丰时,“河南多 盗 ,州县故广置胥役以捕盗,有多至数千人者,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时遣其徒党出劫,捕之 急,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有个镇平县捕快胡体安,阳为胥役,阴为盗魁,有一回唆 徒党去邻近某县掠劫巨室,被害人知道了是胡体安当主谋后,上控到守道衙门,当时正值涂 宗 瀛在河南当地方官,马上指派有司去镇平拘人。这个胡体安竟买通来抓人的邻县捕快,把自 己掠来的一个小伙夫王树汶充胡体安名字带走归案。“(王)树汶初不承 ,役以非刑酷之,且 谓即定案必不死,始诺。”读者或许要问老爷干什么吃的?这也有记载,“县令马翥闻 (胡) 体安就获,狂喜,不暇审真伪,遽禀大府,草草定案。”涂宗瀛在清代官员中,也算是以能 干著称了,偏偏就在他的管下出这等事情,足见“公人世界”的能量,上下左右的吏人和胥 役用铜钱串接起来,何惧区区涂宗瀛?所以姚元之又喟叹:“地方大吏安得尽天下蠹役一一 而知之?亲民者又安得尽一县蠹役一一而除之?”


狐群狗党《衙虎谣》(3)
“狐”是壮班,区别于知寨、守备等统辖的正规驻军,是专用来警卫州县衙门的地方治 安武装,亦常承办押解犯人、护送粮饷、巡行地方等差使。清朝著名诗人袁枚(随园 老人)当沭阳 知县时,某日校阅壮班武艺,“发矢,矢旁决,ND021火器,器闭。诸丁伏地请罪。” 这便是这 班人的“军事素质”,可是平时在老百姓面前则个个耀武扬威,所谓狐假虎威,故名之狐。 《水浒传》里郓城县都头朱仝、雷横及其统率的四十个士兵、弓手等,全属壮班概念。朱仝 系本地富户,雷横则杀牛放赌,恰能补充说明衙役三班的性质。快班和壮班与皂班统归知县 调度,但区别又在于前两者和粮马县丞、捕盗县尉之类的专职州县佐的关系更密 切一点。 例如小说中朱仝、雷横奉知县时文彬命令去搜捕晁盖时,便是由县尉牵头带去的。孰知两个 领班都受过晁盖好处,卖人情放走了通缉犯,县尉道:“走了正贼,怎生奈何?”朱仝答道 :“非是小人不赶,其实月黑了,没做道理处。这些土兵,全无几个有用的人,不敢向前。 ”作者以为这些描绘很生动,一来表明进士出身的县尉以文职统带武役,实际上很难有施展 ;二来可见这些士兵们全靠卖人情过日子,晁盖给过他们钱,后来宋太公也给过他们钱 ,那就很难指望会抓到晁盖、宋江的;三呢,假如没钱给他们,就有颜色给瞧了。小说上的 介绍是,“县尉只得捉了几家邻舍去,解将郓城县里来。”这同后面描写快班故意放 跑宋江的情节,简直如出一辙——“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动手;拿唐牛儿时,须 不担阁。把他横拖倒拽,直推进郓城县里来。”试想,在这些“公人”心目里,“公”字值 几个小钱?
说到押解人犯,自然又是壮班的油水之一,出差辛苦,就用索贿相抵。董超、薛霸、张 千、李万之类的文学形象,读者们已很熟悉。若问受嘱贪贿害死人犯的事究竟有没有?完全 可能,一般犯人不说,宋徽宗时,曾有“隐相”之名的大官梁师成,就是在被贬谪去彰化的 途中,被押解的胥役们用绳子勒死的,回开封后谎称暴卒于途,居然没事。还有比这更离奇 的:清朝时,常发生“胥役囚徒互相狼狈,以亡命横行为利薮”,就是在押解途中搞抢劫活 动。那是什么心态,作者亦捉摸不定,抑或在衙役看来,应该用这种赃款来抵偿他们的辛苦 ;而在囚犯看来,反正有案在身,何不放胆再干几回,亦可改善待遇吧?乾隆十四年 (1749) ,正在家居丧的太仆寺卿陈星斋坐船赴淮,准备替一位道员坐馆,“舟泊丹阳,遇秋审解犯 数船,自镇江往苏。两船偶触,解役突率众囚徒入船,各持器械,杂手中铁链,指挥劫夺, 罄所有以去。太仆方与客对弈,猝被一囚连殴三链,头颅脊背受创极重,流血昏晕。”不过 这次他们没料到苦主是一个暂时退居的大官,结果陈星斋苏醒后,立即告到丹阳县,连乾隆 皇帝也知道了这件事,“立置重典,嗣是此风稍戢矣”(《清稗类钞·胥役门》) 。但是我看 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又有不少类似记载,足见这风气是与中国古代州县衙门相 伴迄终的。
三班以外,属于衙役辈的还有狱卒、仵作、刽子手、仓斗级、扦子手等,再宽泛一些, 如里甲、保正之类,也可算在里面。有些嘴脸,在本书的第六章里还会提到,这里就省点篇 幅了。最后摘引一段清人张维屏所撰《衙虎谣》,略见这一伙的整体风貌——
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周官》已设胥与徒,至今此辈安能无 ?大县千人小县百,驾驭难言威与德。莫矜察察以为明,鬼蜮横纵不可测。吁嗟乎!官虽廉, 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


“自家人”体制
明朝崇祯年间,浙江宁波闹出一件衙门丑闻:奉化县衙门的管门大爷胡美卿,奸占本县 平民朱邦祁的老婆徐氏。朱邦祁慑于胡的淫威,特地赶到邻邑鄞县去告状,鄞县的县太爷知 道此案难断,便往上级衙门宁波府申报。果然,上头还没开审,奉化知县李某人就派人去府 里找推官李清说情了。偏偏李清不给他面子,在判语中直斥“门子无奈太横!岂倚公门为 吓 虎,而傍朱衣为媚狐者?”最后“合断朱邦祁领回(徐氏),仍杖胡美卿以儆。 ”(《折狱新语》卷5)自然,没定他一个奸占民妻的罪名而判徒流,仍算是客 气的。
为什么小小一个门子,竟然能叫朱邦祁投鼠忌器,专门跑到鄞县去告“隔山状”?又为 什么这么一桩很容易了断的案子,居然会使一个知县不敢承办,一个知县出头求情?
原来这位胡美卿并非普通皂隶一辈,而是李知县的“自家人”。看过本书第四章后,不少读 者大都会不胜骇异:倘若天下州县衙门全被猾吏悍役盘踞住了,真无从想象朝廷除授的官 老 爷们,还有何能耐施展?就算是同流合污“共天下”吧,只怕双手难抵众拳,也没这本钱去 “共”哩。别急,“山人自有妙计”,当官的爷们,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套对付胥役的 办 法;到了明清时,最盛行的现象就是于“吏人世界”、“公人世界”之外,再造就起一个衙 门里的“家人世界”。不过,这套针对性特别强烈的“自家人”体制,究竟是更有利于政府 统治抑或老爷本人呢?还得一层一层掰开后,由读者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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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讲长随行藏(1)
“自家人”的最基层叫“长随”。他们和官老爷的关系,既不同于胥吏和长官,更不同 于属员和上司,而是一种主仆性质。但是这一类“仆”,也不同于寻常厮役奴仆、家丁书僮 一流,最要紧的区别便在于:“须知官场中事,何者当先,何者当后,何事有益于民,何事 有碍于官。凡升调署补,或省委初任,或科甲捐班,各有来历。至上宪饬行,明文办案,缓 急限期,州县治下,额征钱粮,仓谷地丁,实存未解若干,如何报销,接收交代,条款 分清。民情土俗,出物土产,宪纲舆图,水陆 路程,驿递差徭,种种各事,探悉胸中。”要之,便是事理兼通,人情练达,官场上的事务 ,衙门中的规矩,全搁在肚子里。要懂这么多干吗?这就都成了老爷的耳目与手脚了,老爷 把他们带进衙门里,“分兵把守”,尽最大努力别让那些杂职和吏胥们把主人给瞒了欺了。 吃私人的食,办“公门”的事,这事情是否有些矛盾?说穿了也很简单,中国社会里,讲究 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又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仆人替主人用心把关当差, 主人得仆人之助把“公门”的事办好了,仆人既有眼前过手分肥之利,又有日后亦步亦趋之 望。一根“利”字藤儿,把这些瓜儿全拴在一起,要不咋叫“公门中的自家人”?
当然,真 要从制度上追究起来,让“自家人”跟进衙门“办公事”,没有会典上的依据。可是中国官 场上的又一个传统,就是习惯成自然,自然做规矩,谁也不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事儿。比如康 熙二十五年(1686)时,干脆由朝廷宣布:“议准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 子外,汉督、 抚准带家人五十名,藩、臬准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带三十名,同知准带二十名,通判、 州、县准带二十名,州同、县丞以下官员,准带十名。”(《清稗类钞·礼制类》) 这就更好 了,索性把默认的惯例,翻成公然的制度。就算是大家都恪守这个定额限制吧,算一算看, 县太爷带进20人,县丞以下佐NB032杂职等各自带进10人,加拢来又是个什么数目?而在 州县实践中,起码从县太爷这边来讲,“准带二十名”的限制,总是大大突破的。冯友兰 先生回忆他父亲署理崇阳知县赴任时,“带着自己的一班人马”,“总共算起来,总也有三 四十人。他们的生活、工资都由官负责,他们都是官的私人,与国家政府没有关系。可以说 ,他们都是跟着官来吃崇阳县老百姓的”(《三松堂自序》)。
这么多“能干”的家人从何而来?以一个七品芝麻官八品绿豆官的原有家底,当然置不 起也不需要这么些奴仆,况且真是那些被人身依附关系所束缚住的“家生子”、“典身奴” 之 类,也不具备这等“凡衙门中规矩皆知”的火候。所以,这些个“自家人”,绝大部分全是 老爷步入宦途后才跟上的。来历多样,有同年同僚上司座主推荐来的,有同乡会馆招聘来的 ;也有从本宗本族或同乡中挑选出带来“历练”的,甚至有实际身份是债主儿跟着来的,这 叫“带肚子”或“带驼子”。这话儿咋讲?原来许多州县小官本无家底,刚刚得到一个官职 ,从置办礼物行装、应酬各方关系,直到上任盘费和排场,都少不了一大笔开销,这就要借 债,拿什么做抵押担保呢?最让债主放心的就是让他跟着去上任,做一个“长随”。做了“ 长随”,就是老爷的“自家人”了;“自家人”经手的差事,都关系到一个“钱”字,本利 追回 不算,还能寻空头事额外赚取好多外快。大抵这种“带肚子”的家人,同老爷的关系便更加 非同一般了。比这更离奇的事还有没有?也有,叫“捐班哈哈”。明清时代,捐赀为官盛 行,那些想当官的,一个人凑不起一大笔买官的钱,就找几个人拼份子,按份子大小,先讲 明到任后什么差使归什么人干,这不就是老爷是捐来的,家人也是捐来的吗?“捐班”的“ 长随”,人前是老爷的仆人,背后与老爷是平等的,打个“哈哈”便可将这暧昧关系掩饰过 去,结果就得了“捐班哈哈”的雅号。
说到“长随”这个正称,也是大有来历的。据说北宋开国后不久,某夜太祖赵匡胤冒雪 去宰相赵普私邸,见有家人一名随其左右,恭敬得很,便打趣说,这是你的“长随”哟。 从此,“长随”一词便成了“钦赐”名号,赵普的那个家人,还得了一个七品官衔,所谓“ 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即由此缘起。不过这个人虽然有了官身,依旧在老赵的私邸当差 ,故又名“堂官”。到了明清时,凡督抚、提镇、司道等中高级地方官的家人,俱称“堂官 ”,凡府厅州县佐NB032等基层官员的家人,皆唤“长随”,退一步说,就是“小堂官 ”了:在 老爷跟前,他们是听使唤的仆人,在胥吏和百姓面前,他们又是老爷自己任用的“私堂” (签押房)里的“官”。


闷讲长随行藏(2)

长随之第一档次,称“门政大爷”、“笺稿大爷”。这“大爷”的称呼,是随“老爷”挣 来的,老百姓按顺序排着喊,不必细表。
门政大爷,就是专管八字衙门前号房里一应事务的,原先有定额吃工食银的那几个门丁, 只配替门政大爷当当杂差。《红楼梦》里说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时,不敢走大门,“溜到角门 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姥姥上前纳福陪笑, 陈明来意,“那些人听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那墙畸角儿等着……”读者 们尽可比照这模样儿,想象州县衙门的门政大爷们的威风。
门政大爷的执掌,分“司差门”和“司执帖门”两项。“司差门”就是每日照应各道门 户启闭出入,老爷出门了,早传伺候,唤齐轿马跟班;有官员或公差经过县境了,要把差使 性质问清了,回明老爷和账房,再分派值日吏胥帮着寻公馆备灯彩、送酒饭及应酬夫马等。 他得熟悉应付各种出差的事务,比如是纲银过境,他得看明兵牌、勘合银两数目,再催兵房 接洽护送;如果是押解犯人过境,他又有检点收禁的责任,发给押差回照,再催刑房准备红 衣差使,将犯人押解到下一站,等等。“司执帖门”则略近传达的意思,凡来拜会求见老爷 的 ,都先打这儿送上名帖或手本,老爷见或不见,有的得等老爷决定,有的就由他一句话定夺 了;也有人仅派下人送帖或送礼来,他把人家的住址、舟次等问明白了,再去禀报;有些人 来这儿,由他安排住宿,临走前也来这里辞门,他问明起程日期,或禀过老爷,或自个儿决 定,是老爷为之饯行呢还是差人代送,以及是否赠送礼物人情,等等。不难看出,这会儿的 八字衙门,很像是一个大肚子瓶儿的瓶颈了,而站在这瓶颈口的便是门政大爷。这“门”儿 走得进走不进,或者是快一些还是慢一些 ,全得看他们的高兴。于是凡去叩衙门的人,都养成了送“门包”的规矩,用张红纸把钱包 起来,写上“门敬”或“门礼”两字,塞给大爷,大爷就拈着这门包的厚薄来决定替你转达 的态度。“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是针对打官司而言的,其实不打官 司,要跨这门槛儿也得花钱,全是门政大爷的进账了。其日常收入之丰厚是可想而知的。 或许有人要问,若刘姥姥辈要跨这门槛儿,不得不向门政大爷求情尚能想象,难道有体面有 身份者,也得塞这笔钱吗?这就给你个现成例子,据明人梅鼎著《青泥莲花记》载:北宋文 学家柳永的那首传之千古的《望海潮》词,就是因为没钱塞门包才创作出来的。原来柳永和 杭州知州孙何曾为布衣交,柳永去投靠孙何,但门上不肯替他传帖子进去,柳永情急中填了 这首《望海潮》,然后去找常进衙门替老爷们唱歌助兴的名歌伎楚楚,说:“欲见孙,恨 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瞧,最后他还是走了歌 伎的 门路,才得与老朋友相见。
不过比较起来,门政大爷最威风的时代尤在明清,甚至是“上达天听”的。乾隆皇帝曾 两次下谕,禁革门包陋规,并规定自督抚以下,各级地方衙门都不许另派家人管门。可天高 皇帝远,说归说,做归做。徐珂编《清稗类钞》里记有一事,堪称典型,说是嘉庆时,山东 莱州府新旧太守交替,因正值岁终,旧太守交印后决定过了年再走,他聘用的幕友们当然也 就跟着留下了。元旦早晨,有屠、杨两位幕友去向首县知县王某贺岁,这位王知县是长沙人 ,所用门政大爷是从乡里带来的亲戚。这家伙挺机巧,知道来人正是过时人物,马上要跟着 老太守滚蛋了,便向他们索要门包,况是新年,依例还得加倍。屠、杨两人往常在府署做幕 ,神气惯了,便厉声呵叱,孰知门政既称大爷,也不是好惹的,竟喊出几个门丁,将两位幕 友痛揍一顿。大年初一贺岁挨打,这口恶气如何咽得下去?可主人已经卸印离任,于是屠、 杨两位便去向新太守告状,要求验伤后依律重办。新太守既得给老太守留两分面子,更要给 王知县留八分面子,居然来个和稀泥,还特为作诗两首。给屠、杨两位的一首写道:“豪奴 结党打屠杨,府幕遭瘟县幕慌。两面调停新太守,一时气倒旧黄堂。拜年何必寻烦恼,喊禀 居然要验伤。磕过头儿赔过礼,得收场处且收场。”给王知县的一首更妙:“这回厮闹太无 因,打狗还须看主人。平日纵容原不免,当场喝令恐非真。也知械杖循王法,无奈门丁是内 亲。寄语长沙王令尹,从今纱帽要留神。”
门政大爷既有势可恃,又有钱可捞,故于长随中最称富贵双全第一号,谁不想干?但想 干也得有缘份循资历,“缘份”多半指有无关系或靠山;“资历”一说更有趣,清朝时 州县 衙门的长随中有“进士门上”、“举人门上”之说,所谓“进士门上”,系指先当过老爷跟 班,再当过签押房中一员,这就有了“两榜出身”了,最后当门政,便叫“进士门上”;“ 举人门上”呢,系指只当过老爷跟班,便转为门政,只有“一榜出身”。此话若让进士举人 们听见,岂不气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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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讲长随行藏(3)
在长随班列中和门政并称大爷的,又有签押房领班,即近似今天的“办公室主任 ”的意思。这个“办公室”,就是签押房,即州县衙门中老爷批阅呈 转文件的所在。签押房领班俗呼“稿签”,非老爷的“贴心豆瓣”不得充任。官场中有“假 门上,真签押”一说。这话怎么讲?原来这门政乃盘踞咽喉之地,只要知道利害,言语明白 ,口齿响亮,哄吓讹骗,衣履华丽,大模大样便可;而稿签则处在机要之地的位置上,要知 晓文件律例,明白笔墨款式,公事的轻重缓急,老爷的心态喜恶等,亦无不揣摩圆熟。什么 事情委托给哪个幕友办,什么事情批转给哪房吏员干,什么公事的画押款式或压脚图章该如 何用,乃至陋规诸色、各方应酬、坐厅安排、办案顺序,等等,全由他管着。和门政大爷相 比 较,稿签大爷的“出息”少一点,因为上呈下转、受贿嘱托这类事儿,全在“瓶颈”这儿办 理,进不了签押房这块机要之地。不过,反过来讲,门政大爷要在外面做得鲜亮,又非得和 稿签大爷勾结起来才行。比如说某个乡绅要霸占某处产业,拟了个状子,花钱嘱托门政,希 望快点儿办;门政大爷就得把这份人情分一部分给稿签大爷,然后他才会把你这事儿排在头 里,及早安排老爷批阅或升堂。逢到精明之辈,则“出息”比门政更好,就看“业务”本领 了,故“高明之士愿充签押不当门上”。明清时州县衙门中每有“有案无传,有传无送,有 送无讯,有讯无结”等种种怪事发生,大抵皆由稿签居中弄鬼,全看当事人送给他多少钱拿 主意。
两位大爷下面,全称二爷。二爷的行当也很多,先从签押房说起,大一点的县衙门签押 房里,一般除稿签外,还得用上九个人——
一个“发审”,于上宪札饬札行、邻县移文解行等 分别办理核稿送签等事务。两个“值堂”,我们在看戏文时每见老爷坐堂,身后照例一左一 右站着两个斯文模样的,便是“值堂”老兄,其本事是在坐堂之前,先把所要审讯的各项案 件全搞熟了,在老爷问案时,则耳听目明,凡讯答证词前后过程,全记在肚子 里,等刑房书吏迭成记录或案卷时,有无卖供遗漏情形,他们一看便知道。这就是替老爷把 关也替自己挣钱的机会。比如刑房书吏在做讯案记录时,事先受了当事人贿赂,故意把若干 证词遗漏或作曲笔,老爷一个早堂问了十件案子,哪记住这许多?可你瞒不过值堂的,少不 得大家商量着分赃。斤头论足了,才能送稿签,精明的稿签,或许还能拔几根毛去,然后再 转送刑幕办理。除此还有“用印”两人。干嘛要两个?印多,用印的事情多,用印的讲究更 多,稍有差错,轻则惹出笑话,重则连累了老爷,所以也是一门学问。比如平时用红印,国 丧时用蓝印, 祭祀用水NB064印,考榜用正斜印,税契用接缝印,联批用骑缝印,串票用半边印,告 示用中斜 印,还有什么天正印、地正印等种种花头,不及详叙。就这么两个人,逢到忙时,一天图章 盖下来会叫膀子酸手腕疼。不过报酬不少,这叫“印红例规”,主要由各库仓奉送,因为他 们须用印的事最多,其他各房也得摊派着些。最后,还有“号件”和“书禀”各两人,也是 签押房里的必备人员。“号件”最忙,所有饬行、札谕、申牒、关移等上颁平移文件,全由 他们先登记立号,再作摘由,然后盖个戳记,这些文件公事都得分类立账,要有几十个本子 ,精细明干之要求,不俟细说。 因此凡稿签出缺时,大抵由“号件”替补。“书禀”就是抄写员,一应告示、书信、礼单 、公事之类,他人拟就了稿子经老爷认可后,再交“书禀”抄写誊正,算是最辛苦的差事。 凡初 进签押房的长随,一般都从这活儿干起,由此也可以想见,“长随”要想走进签押房工作的 话 ,一手漂亮的楷体是起码的条件。和“发审”、“值堂”、“用印”等分工相比,“号件” 和“书禀”的“出息”不多,当稿签大爷的,总得设法贴补一些,作为调剂。
签押房以外的二爷,又有办旱差的、办码头的(即水差)、办仓门的、办收漕 的、办 马号人号的、办外监班房的、办坐省坐府的、办衙管厨的、当跟班的,不一而足。但凡老爷 认为要紧的地方,都让这些二爷们替他盯着点,比如钱漕、仓库、监狱、马号这些“诸办” ;或者是老爷认定有“生发”的,宁可让自家人经手,也不让肥水流到他家田地,比如旱差 、水差这些“诸办”。办坐省坐府这个差使又该怎么讲呢?这又是老爷联络上级和同僚的要 紧通道:这几位二爷,常住在省会和府城,相当于州县驻省和驻府办事处;凡通省合府大小 文武官吏之黜陟、迁转、庆吊诸事,无不预先报告老爷,每隔几天,还得把“辕门抄”抄下 来寄回派出衙门。此外,凡属上级官吏的生日、太老爷夫妇的生日、少爷小姐的生日,乃至 老爷娶姨太太、少爷订婚、小姐纳聘,等等,都是拍马屁的借口,也都由这几位二爷随时通 报 。要能把这些事全都办周全,没几下子交际手腕是不行的,还得有各种开销,这又是办坐省 坐府的二爷们的好“出息”。


闷讲长随行藏(4)
至于管厨二爷的职掌,说来更加有趣。原来还是在唐朝太宗李世民坐金銮殿时,订下了 一条规矩,从中央到地方各衙门,都兴办食堂,让官员们坐在一起吃饭,借此沟通信息,和 睦感情,也是延长议政办公时间的一种手段;套用现在的话来讲,这就叫“工作早餐”和“ 工作午餐”了。《柳河东集》卷26《记官署》中就收有一篇《NB034NB035县新作食 堂记》,估计是柳宗元应NB034NB035知县邀请而写的——
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县内之右,始会食也……其上栋,自南而北者,二 十有二尺,周阿峻严,列楹齐同。其饰之文质,阶之高下,视邑之大小与群吏之秩,不陋不 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乐。既成,得羡财,可以为食本。月权其赢 ,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后,始正位秩之叙,礼仪笑语,讲义往 复。始会政事之要,筵席肃庄,樽俎静嘉,燔炮烹饪,益以酒礼,始获僚友之乐。卒事而 退,举欣欣焉。……
若从唐太宗创立食堂的本意来讲,的确不错。
即以州县衙门论,大大小小也有那么多官员,一向各坐各的厅廨、各做各的公事,凑 在一起吧,又是衙参那一套或行香站班之类,挺严肃的。有了会食制度,那场面就不一样了 ,即如柳宗元这篇食堂记所描述的,“礼仪笑语,讲义往复”,谁在吃饭时还能保证个正儿 八经的模样?这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和睦融洽的氛围,况是大小官职集中在一堂,可以趁 此而议政,比如某事该当如何兴办,某狱是否有冤有滞,全可以群言堂的形式,来个集思广 益。至于食堂的费用来历,柳宗元也讲明白了,用的是“羡财”,可能是衙署经费支出的羡 余,可能是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后的盈余,也可能是陋规之类,攒作本金,再贷放出去,收取 利息,所谓“月权其赢,羞膳以充”。如果吃不完的话,大家还可以按月分领“伙食尾子” 。《全唐文》里,收有一篇李翱为卢士琼撰写的墓志铭,说是卢士琼在河南府当佐官时,有 两大善政,一是“召主馔吏,约之曰:‘司录、判官、文学参军,皆同官环处以食,精粗宜 当一,不合别二。’”即同在一个食堂吃饭,不许按等级高低提供饮膳;二是月终分“伙食 尾子”时,又晓之曰:“俸钱、职田、手力数既别官品矣,此餐钱之余,不当计位高下,从 此后自司录至参军平分之。”要求搞平均主义。由此可见,食堂里也是存在等级制和平等制 两种做法的。
唐代的衙署会食制度,在以后历朝各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大多数衙门内,都得以继承, 不过工作餐的性质愈趋淡化,特别是在地方官署食堂中的情况尤其如此,即如蔡词立在《虔 州孔目院食堂记》中所云,“食饱而退,群居偶语而已!”反正是不花钱吃一顿,至多“研 究”一下菜肴是否可口、汤味是否鲜美吧。但是因为办食堂油水很大,所以到明清时,这总 管 的差使,例由主官委派给了二爷。清人所著《偏途论》(即《长随论》)中, 专有一节《司管 厨事论》,把这里面的道道讲得很透彻。比如首先要弄明白实际上有多少人参加会食,据此 决定雇用厨子、煮饭、打杂、挑水夫、火夫等人手数目,因为这上头有个花账和实支的差额 ;又如要把采购对象如当地的碗店屠头、酱园漕坊、面铺盐店等都摸清楚,因为这里头照例 是有回扣的;再如掌厨的必须选用老手,他们懂得料尽其用,不会浪费,你得于工钱之外, 常分些好处给他们,同时又得提防买办、打杂等人里应外合,勾手揩油;“最难言者,逐日 同人例饭菜(特指大爷、二爷们的会食——作者注),均宜美而且丰,如过省 减,同事不无物 议,倘竞丰盛,朋友眼中出气。跟班有内外之别,同事有家乡旧人之别,不可得罪合署朋友 ,相隔一半月间,另添菜肴三样,在人运用维持,此日应酬,又曰嘴头请天神。”换句话说 ,开罪了那班杂职吏员们无所谓,切不可开罪二爷们,否则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比如老 爷请客,值席的二爷暗暗在第一道莱里增放盐醋,让人咸酸难以入嘴,老爷不会想到这是别 人暗算,岂不生气?必定唤来管厨的当场申斥;又比如月底缴账时,跟班的二爷事先在老爷 耳朵边下了蛆,老爷在你的花账上打一个大折头,岂不白白少了一笔利润?这里面的弯弯绕 绕,唐太宗想不到,柳宗元也想不到,可是许多读者都能想得全,不用我再徒费笔墨了。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回忆说:
我们到了衙门的第二天,父亲在二堂上贴了一张红纸写的手谕,派定跟来的家人的职务。我 看见,家人看了这个手谕,有的很高兴,有的显出失望的样子,大概因为有的职务收入多, 有的职务收入少。有些职务显然是不会有什么收入的,例如有一种职务叫“执帖”,在官出 去拜客的时候管送片子(名片),投帖子,送手本。还有管签押房的倒茶送水 的。这些职务显 然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对于担任这一类职务的人,父亲在手谕中就批明向担任有收入的职务 的人提成,或一二成,或三四成不等。这样调剂,担任没有收入的职务的人也有收入了,担 任有收入的职务的人也不能独享其收入,也叫“有饭大家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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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讲长随行藏(5)

长随之间的利益如何平衡,这段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解释。
大爷、二爷以下,长随中还有一等“练习生”,俗呼小三子或三小子,算是家奴的家奴 ,长随的长随;专从伺候大爷、二爷做起,须得心机灵巧,嘴甜卖乖,随时把大爷二爷们的 门槛儿学着些,然后凭缘份慢慢提拔上去。吴晓铃先生在其《双侬书屋考藏小品叙录》中, 言曾在厂肆觅得清人手写专说长随须知的稿书一册,卷末有孙庆作《西江月》一首,词曰:
堪笑石亭放荡,闷讲长随行藏,后贤谨记慎勤良,方历到自然明亮。休学下流模样,立志拿 定心肠,竭忠遇主仗NB036NB037,创成家业无量。
听听,就这么一班听老爷使唤的家人,也能创成无量家业,“家人世界”中又该添多少狗仗 人势、巧取豪夺的故事。


闲话绍兴师爷(1)
“自家人”的第二层次是幕僚,也就是人们已在小说弹词、故事评话之类文艺作品中经 常遇见的“绍兴师爷”。
要说幕僚,又得从“官僚”一词讲起。中国古代官场上,向来有一种把各级衙门行政官员通 称作官吏或官僚的习惯,其实严格地说,官与吏有区分,官与僚也有区别。商周时代,僚的 含义略近奴仆,所谓“僚者,劳也”;入秦汉后,僚又转换成僚属的意思,比如《三国志· 魏书·王观传》云,王观“治身清廉,帅以下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很明显,这个“ 僚” 就是主官属员的概念,由这个概念对应一个“官”字,僚与官的主从关系再清楚不过了。那 么“僚”字前面又何以加个“幕”字呢?原来“幕”本是帷幄的通称,古代时,天子或将 帅率领部队出征, 治无常处,就以在野外搭起的帐篷作为指挥部,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就是缘此发生的。起先是幄幕被称为幕府,后来高级一点的军政大员官署,也都被叫作幕 府了。从秦汉直到隋唐,凡一个方面的军政主官,都有按一定程序自行聘用秘书、参谋、副 官性质佐员的权力,这种人就可叫作幕僚了。比如大诗人杜甫就曾被节度使严武聘入幕府当 参谋,叫“节度参谋”,但是又在京朝挂个虚衔,叫“检校工部员郎”,因此人们常叫他“ 杜工部”,其实他压根儿没去工部上过一天班。这里头有无讲究呢?当然有,如果你真是吏 部除授的职官,就有一份编制内的俸钱,退休后还可以打个折扣地领下去;但你这个节度参 谋 是严武私聘的幕僚性质,不在正官系统,对不起,这一笔俸钱得由严武自己从节度使办公经 费中开销了,退休后亦无折扣俸禄可享,那就怪不得杜老夫子晚年潦倒食物中毒而死了。
这一比,也就把幕僚性质的佐员和在正官编制里的佐员之区分凸现出来了,前者是吃主 官私人的料,形成了一种幕主与幕宾的关系,他们的荣辱升降,全系在幕主的官运浮沉上, 所以大都只知幕主而不知朝廷;而后者,是吃国家的俸,和主官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能否官 运亨通,当然与领导对你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但最终还得落实在考核、升黜等一套制度上, 从利害上着眼,自然是先有朝廷,后才是长官了。这种现象普及开后,在中国官场里形成了 一种双轨现象:幕与府分离,府是冠冕堂皇的议政场所,幕是主官私人的小班子,决策于私 幕,施行于府署。《世说新语》上晋朝时大臣谢安与王坦之常找权臣桓温讨论公事,桓温让 亲信郗超躲在帷帐后偷听,风动帐开,谢安大笑说,“郗生 可谓入幕之宾矣!”这句话可算是把幕僚身份虽然低微但却可以参预机要的实质点透了 。北宋建国后,太祖赵匡胤为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专门针对这种幕僚现象订了个制度,无 论哪一级衙门,凡记室(秘书)、参谋一类幕职,概由朝廷委派,不许主官私 聘。从此,幕僚又还原到正官系统内。
降及明清,尤其是清朝中叶以后,情况又起了变化:地方衙门中吏胥盘结,凭他们通晓 办事律令、格式和成例的资本,蒙骗乃至挟制官员,而那些一榜两榜出身的官员,做八股文 头头是道,做“亲民之官”则昏昏如也,要挣脱这个网局,非得找人帮忙不可;至于更多的 靠世袭、保举甚至是花钱买官做的人呢,有的连字也识不得几个,那就更窘了。比如独逸 窝退士所辑《笑笑录》上,谓汴中有个由九品杂职慢慢保举到知县任上的老爷,全不懂坐堂 规矩。第一回升厅审案时,刑房书吏事先准备好了一张传讯当事人和证人的名单,依公文格 式,起首照例是“计开”两字。这位老爷不通,惊堂木一拍,先用朱笔在“计开”两字上点 了 一下,喝令“传计开”。那刑房书吏肚子里好笑,又不便说破,竟诡词答曰:“计开未到。 ”这一案审过,又审下一案了,名单上还是“计开”为首,老爷又用朱笔点传,书吏仍以“ 计开未到”为答。老爷大怒云:“今日两案俱是‘计开’为首,乃敢抗传不到,明系差役买 放!”马上就要请快班公人吃板子,急得捕快大叫“计开不是个人!”还有比这好歹识“计 开”两字更次一等的,如明人冯梦龙所著《笑府》,谓某县丞纯粹是个文盲,凡买东西,都 画个形状在账簿上。有一天知县来丞厅有事商量,恰巧县丞走开了,知县看见摊在公桌上的 账簿,左看右看不懂,就用朱笔一行一行抹去。这时县丞回来了,只见账簿上多了那么多红 杠杠,不由发急:“你衙内买红烛,如何也记在我簿上?”这种货色,可怎么做官办事呢?再 进一步说吧,即便是一些很精干的州县官员,面对繁剧的征赋审案、发役科派等事务,也有 不胜其劳的感受,稍有差池,轻则吃训,重则丢官,况且好多可以额外捞钱的事,也需要保 密才行,哪能事事自己出头呢?好,正是以上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催发了幕僚现象的再度 兴盛。——当老爷的自己花钱聘用私人,我做官,你做事;又因为你是我花钱雇来的,所以 你做事,我放心,也成了衙门里的“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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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绍兴师爷(2)
州县衙门对幕僚需求的增长,为大批科场上的失意者提供了新的出路,不做官也能进入 官场,这就是做幕;又因为幕僚不拘出身,不限资格,不受官制礼仪束缚,一上场就能介入 机要,受到幕主信赖和重用,因而也有不少已经取得秀才、举人资格的人,也宁肯视此为早 日历练或飞黄腾达的捷 径。比如左宗棠就是做幕有功而经幕主保举升上去的。做幕也有专门学问和师承关系, 通常是跟着已经当上幕僚的人进衙门实习,边学边做,出师后再由老师向当官者推荐。假如 双方条件谈妥了,就订一个契约,叫“关订”,上面写明聘用期限、所负责任和报酬数目, 就同 请家庭教师差不多。建立过“关订”后的幕僚,身份比吏胥和家人都要体面,尊称为“师爷 ”或“老夫子”,又因为他们的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家人差不多,往往随着老爷的任免漂 泊四方,所以做幕又有“游幕”之称。
何以幕僚又有“绍兴师爷”的外号呢?原来幕学也分专业,州县衙门的主要公事之一, 是审案断狱,所谓“刑名”之学;而攻此专业者的籍贯,又多为浙江人,其中又尤其以绍兴 人为多。这其间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大概是讲究乡谊和援引的关系,最后形成了 一个地域性和专业性均极强的帮派。从《越中杂识》、《广志绎》等史书来看,早在明朝时 ,绍兴文人学律做幕已相当出名了,徐文长(渭)是著名的书画大师,也是著 名的绍兴师爷。进 入清朝后,“绍兴师爷”更是遍于天下州县,不少本非绍兴籍的刑名幕僚,为了上下左右互 通声气的方便,也主动投名帖拜老师,列名于“绍兴帮”。杨思寿《坦园日记》中记述同治 九年(1870)初,湖南“通省幕友团拜,演剧于两浙会馆”,也正是这一习俗 的体现。清朝时有句很流行的话,叫“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意思是没有绍兴师爷就 不成衙门,没有徽州朝奉就不?##蹋甘鞘怠;痪浠敖玻凳巧苄耸σ禾逦热徊俪种?国地方衙门司法刑狱系统达几百年之久,也不算是夸张。
州县衙门中的幕僚,通常分这样几个专业:
“书启师爷”,专替幕主起草各类文字,如给上司的禀帖、夹单、双红,给同僚的信函 、应酬等,又因县官照例负有考核地方生童学业的责任,所以书启师爷又要帮幕主拟考题、 批卷子等。林则徐就曾于中举后当过县衙里的书启师爷,那一手文章做 得实在漂亮,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打听到,特聘入抚署,从此名声大震。
“刑名师爷”,这就是刚才所说的绍兴师爷的专利,专管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如果 说书启师爷所擅长的是那一套骈四俪六的裁剪功夫的话,这些师爷便是以精通律例、法令、 成例及公文程式、办案顺序等著称,大抵钻空子、补漏洞之类,都是专业特长。《冷庐杂识 》里收有两副“刑名幕联”,一联云:“苦心未必天终负 / 辣手须防人不堪”;一联云: “ 求其生不得则无憾 / 勿以善之小而弗为”,大意就是他们这一手刀笔,可以陷人以死,也 可 以救人得生。所以旧时有“公门里头好修行”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刑名师爷而言的,不过这 种“修行”多 以索贿为代价,正是“自家人”赚外快的机会。
“钱粮师爷”,专门协同幕主办理钱粮奏销、地丁人口、门牌清册、田地丈量、开仓赈 济、杂税征收、奉宪采买这一类业务。他们的特长是不仅谙熟这方面的种种门道,而且精 于书算,全是一流二流的会计师。
“账房师爷”,有的衙门里,这活儿由钱粮师爷兼着,也有专门用一个人的。他替幕主 另管着几本暗账,比如三节两寿该给各级上司送多少孝敬,各级上司衙门里的师爷、大爷、 二爷们又该塞给多少贿赂,平素京朝里、省府上派来查河工、查防务、查地丁、查驿站、查 监狱、查钱粮的官员们,又应该各给多少应酬等,全在这几本暗账上记着。此外,衙门经费 的收支账,也由账房里管着,向来规矩是官府里买东西,只按九五折付钱,却照整价上账, 这个百分之五的差额,便是账房师爷的“呆出息”:至于办采买的二爷另外杀价,那就是二 爷的本事了。
非官非吏的师爷们很少有光凭“关订”上那一笔报酬为生的,因为他们也是老爷的“自 家人”,又因业务娴熟而得操纵实权,是以专业之外的“副业”就是“打滥条”:专替老爷 出面,说老爷不便说的话,做老爷不便做的事。本书第二章曾引过一位钱典史的见解,道 是“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 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 削了去”,所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一个官员新上任,和上司、同僚全不相识,只能讲官面话 ,而幕僚则不同,名帖儿一交换,或认同乡、或攀同门、或称师生,马上就编织成了一张 左右贯通上下联结的关系网络;有啥需要通同舞弊的事情,台面上官员们心照不宣,而他们 各自的幕僚则凑在一块儿,放开胆量讲斤头谈交易。明清官场上所谓“劣幕”、“恶奴”, 正 是针对这帮师爷二爷们打滥条、玩扣头之行径的概括,反正大家都落实惠,几乎少有行不 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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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绍兴师爷(3)
和“捐班哈哈”、“带肚子”长随的现象相一致,除了推荐出身之外,也有花钱买幕职 的。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说是光绪十三年(1887)河南郑州黄河决口, 朝廷为筹款治河 ,颁布《郑工事例》,广开捐官大门,有绍兴人蒋渊如、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 五人,先以凑份子合捐了一个知县,还是最优班次,用的是蒋渊如的姓名,但讲明补缺后, 按“入股”大小,分派师爷和大爷、二爷的职务。这会儿有了《郑工事例》,五人再追加投 资,买了个马上补缺,一起上任去。届时蒋为知县,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司漕,吕为 稿签,“于是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二十余万。三载考绩 ,蒋以贪褫职,然已与唐、陈、王、吕四人满载而归矣”。晚清州县衙门中之黑“幕”重重 ,由此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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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君·衙内·夫人(1)
“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就是州县太爷佐NB032们的家眷亲属。
在本书第三章里,作者曾介绍过古代官场的亲属回避、籍贯回避等制度,可是颇具消蚀 这些制度用意功能的是,一应地方官员赴任,尽可挈妇将雏,扶老携幼,乃至兄弟叔侄、姑 表甥舅、七大姑八大姨。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清高宗有道谕旨:“文武 官员知县以上年 过四十其无子者,方准挈眷前往。此例未知始自何来?殊不可必!王道本乎人情,旧例未为 允洽,嗣后俱准其携带。”看起来清朝前期是有过不许携眷上任规定的,但乾隆皇帝说得很 对,“此例未知始自何来?”中国历朝中,要算宋、明两代对地方官的管束与要求最严,据 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爸爸司马池当郫县县尉时,生于官廨的;《挥 麈录》上的讲法有所不同,道是老司马当浮光知县时才有了小司马。但两说的共同点则能证 明,北宋时知县、县尉等均可带老婆上任,自然也能生孩子。还有南宋宰相贾似道的身世, 《齐东野语》、《西湖志余》上亦有
生动记录,略谓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贾似道父亲贾涉赴万安县县丞任时 ,在路上买了 个小老婆,怀孕后不容于正妇,贾县丞为此很伤脑筋,向知县陈履常诉苦,陈老爷便叫自己 的夫人出面,以缺少婢女为借口,向县丞夫人把这个小老婆要了来,以后便生贾似道于知县 廨中。后来老贾把小贾要来了,小贾的生母却流落他乡,嫁给一个石匠,直到小贾发达后, 才设计迎还。倘此说坐实,则南宋时州县职官不仅可以带家眷上任,连小老婆也允许买了。
宋明如是,则汉晋隋唐之宽松,又可想见,当然最要害的,是要看它会引出什么后果。假 设娶妻于原籍,纳妾于任所,岂不就有了当地亲属?或者带来这许多侄少爷、舅老爷、大姨 妹、 二姑太等,就在当地论起婚嫁来,这不就拐弯抹角牵丝挂笼地编起了一张正可以将回避制 度罩住的关系网?至于知县太爷的小舅子、二尹老爷的大姨夫、县尉大人的二姑爷等,结党 横行,作恶市肆,自然更使当地百姓交霉运了,谁敢招惹这些“老爷家属”呢?远的不说, 即以众所周知的清季杨乃武冤案来讲,案情涉及到的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翰,就是有名 的花花衙内,“小白菜”葛毕氏遭其暴力弓虽.女干,却因害怕权势而不敢声张。及葛品连暴卒后 ,刘锡彤偏听 谗言,认定是葛毕氏下毒,将其带回县署拷问“奸情”,又是这位花花衙内怕牵连到自 己,竟派人入狱诱骗恐吓葛毕氏,要她乱攀杨乃武。可以说,这场后来轰动朝野的冤狱,始 作俑者就是县太爷的儿子。州县官场中衙内和官亲之祸,此为一证。
衙内可以肇祸,老封翁又何尝不能干政?比如本书第二章里就介绍过,北宋后期“京东剧 贼数千人浮海来寇”海州沭阳县时,王登正随其儿子——沭阳县尉王师心住在县衙内,所谓 御“寇”之策,“计画多自公出也”。还有老太太干政的,如刘肃著《大唐新语》记,隋朝 时郑善果事母至孝,大业(炀帝杨广年号,605~617)中,他出任鲁郡太守, 其母崔氏常于 阁中听其断案,倘认为不合意的,“则不与之言,(郑)善果伏床前,终日不 敢食”。照封建 正统伦理道德来讲,以上两则都是值得提倡的“正面”事例,但反过来看,不就是爹妈代庖 和干政吗?又何能掩饰更多可能存在的“反面”事例呢。
当然最为普见的“自家人”现象,又数夫人之内当家,大抵“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 层次,尤以裙带攀结称多。前述大爷、二爷之类,有不少是靠系在这条带子上厕身衙门作恶 的。清季吴趼人所著《九命奇冤》中,述雍正时广东番禺县恶豪凌贵兴率盗纵火烧死梁家八 口,案发后知县黄某亲勘现场验尸,又接了梁家的状纸;凌贵兴派爪牙走老 爷后门,先贿买了知县的小舅子,小舅子再去向他姐姐关说,结果知县夫人发起雌威来, 迫使丈夫昧心断案,对凌贵兴加以庇护,从而奠定了这场后来轰动广东的冤狱的基调。虽说 这是文学作品情节,但明清时州县官场尽多惧内县令也确是事实。明刊《博笑珠玑》谓:“ 昔一知县,专畏奶奶。一日坐堂,忽闻公廨喧嚷,令皂隶去看,皂隶回报:‘乃是兵房 吏夫 妻厮打。’知县咬牙大怒曰:‘若是我,若是我……’不觉奶奶在后堂听得,高声喝曰:‘ 若是便如何?’知县惊答曰:‘是我时,便即下跪,看他如何下得手?”如这票货色,签押 房 里的真主人,还能不是他老婆吗?当然,有时候惧内是假,借老婆做掩饰是真,老婆受了别 人的贿赂,似乎总要比自己亲手接过来得“干净”些。这也有个说法,叫做“老爷不爱钱, 太太爱钱”,老爷得名声,太太得实惠,相与构成了官场上的老传统之又一。


封君·衙内·夫人(2)
又清季傅崇矩 编《成都通览》,收有一篇《成都之官派》,略谓“又有支使太太联络同寅之太太者,此术 尤妙,因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也。或打麻雀,或请会金,或结干亲,或拜门 生,或认为后家同姓。而太太之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而太太可绮罗摇曳 也。不如此,不能入太太之党派,即不能得意外之富贵”。这可就是裙带政治的另一种形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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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观
洪武元年(1368)九月,才登基称帝未久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书,布达全国 ,征求天下 贤才。起先,颇有一些隐于岩穴山林的“怀才抱德之士”,只当一旦入选,将列身朝纲,左 辅右弼,肩负起匡定大任。但结果颇出他们意外:原来皇上要把这些“三请诸葛亮”似的征 求出来的“贤才”,派到各地去担任州县官员。然“敕命厚赐,谕之至于再”,态度倒是相 当诚恳。照朱元璋的说法,此前干戈扰攘,不及深讲致贤养民之道。现在大业初定,可“天 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那意思简直就是:我特为请你们来协助 我一起治理天下的,虽说州县职卑,同样是匡定重任啊!
应该讲,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万机待理的情况下,首先重视州县政权建设,确是眼光独具 。古人每言,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
且以明朝行政制度给州县衙门规定的责任而言——“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 ,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时之役,皆视天 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 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 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了不得,几乎囊括了古代国家“治民”领域的方方 面面,而且这也不仅是有明一代的制度,上起先秦,下逮晚清,足谓数千年一贯使然。假使 一项一项地折开来介绍,便是天下事皆在应理之中了。当然,考虑到不少州 县衙门的职掌细部,作者已经在前五章内多有引带或夹叙,因此接下来的各节行文,只能说 是整体形状的概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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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之本在农桑(1)
清代光绪初年,大学士左宗棠上了一道奏疏给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请求国 史馆为已故福建按察使桂超万立传。此人以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出身,先 在江苏阳湖当了 40天的代理知县,即受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的赏识,另补实职,此后宦途顺利。要数“政 绩”的话,在天津募 勇抗过洋鬼子,在扬州、苏州整顿过漕运积弊,病休在籍时举办过团练,意图与“发” 、“捻”相抗,算起来也很可以书上几笔了。然则咸(丰)同(治) 之际,正值大清“国运艰难 ”,外有夷患,内有“发”乱,大抵官场上稍微肯负点责任的人,都有和桂超万相似的履历 ,未必全都够得上“宣付史馆”的荣耀吧?而且左宗棠这位老兄,一向目高于顶,乃至当时 号称“中兴功臣”的曾国藩也不在他眼里,又没听说过他与桂超万有何同年同乡同事同门之 类的关系,很可能连照面也没打过一次,何以在老桂归西之后,突然上了这么一个奏议呢?
充满好奇心的小京官们,设法抄来了这份疏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道光十七年(1837)时,左宗棠以湖南乡试举人的身份,北上参加会试。经过 直隶栾城时 ,在八字衙门前看见“知县桂(超万)”署名的告示,告示的内容是“劝民耕 种”,特别建议 大家多种些木棉和薯芋,又开讲备荒的道理,辞气恳切,方法详备。左宗棠看过告示后,又 向当地居民询问这位桂县太爷的政绩官声,“皆言令之爱民,出于至诚,其洁清自矢,为从 前清官所未有”。这份告示以及老百姓对桂万超的评价,给左宗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 以时隔40年后,尚记忆如新,特别提了出来。
两宫、京官和史馆都认为左宗棠言之有理,“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这是清朝始建时 就提出的建国大纲,也是中国历代政府的最基本国策。想当年圣祖康熙巡行全国各地, 每到一处必“先察其土田”,对地方令守谆谆交代,“耕种之事最为紧要!”高宗乾隆刚 刚登基,就提出“雨NB044年谷为第一要务”,反复强调,“督抚牧令必身先化导”, 朕即以此 来考课天下地方官员的长短优劣。眼下由左宗棠所追述提供的情况,正合乎列祖列宗的要求 ,这样的人还能不倡为百官表率、为之树碑立传吗?于是史馆奉旨,搜集桂超万的材料,为 他写了传记,而且特别突出了他在栾城知县任上劝课农桑的事迹。
确实,“重农”是中国小农经济形态的最根本特点,《管子·治国》中所谓“凡为国之 急者必先事农”的治国理论,由先秦贯穿到清末,一直是历代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 思想,也一直是历代州县衙门的第一要政。两汉时,不少原先在小县当县长的人,因奖募农 民开垦荒地有功,在考核时拔为上等,调到大县去当县令。唐代宗时,奉天县令韦夏卿以劝 农有功,在州县正堂中考为第一,马上被提升为长安令。北宋的徽宗赵佶,给人印象是个风 流天子,于治国之道上昏得可以,不过他倒也知道发展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曾于政和二年 (1112)专门发了一道诏令给天下州县官员,规定基层衙门的首要任务就是“ 劝课农桑 ”四字,并具体分解为:敦本业、兴地利、戒游手、谨时候、戒苟简、厚蓄积、备水旱、戒 杀牛、置农器、广栽植、恤田户、无妄讼共十二条衡量标准(《渊鉴类涵 》卷216)。明太祖 朱元璋坐金銮殿时,最看重这件大事。有一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上司对其考语是,“无 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观其本意,是想推荐他去交通运输部门工作,谁知皇帝的 批示是:“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 而务末,岂其职哉?”结果马老爷被降了职。
所谓劝课农桑,究竟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并得到体现呢?宋徽宗的那十二条标准大体是历 代通行的。海瑞做淳安知县时,采取“均徭”、“退田”、借贷种子与耕牛等许多方式,把 那些脱离土地乃至流亡他乡的农民们都召回来,重新务农,这就叫“敦本业”;调任兴国知 县后,又招来赣省一些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农民开垦抛荒熟田和处女地,这就叫“兴地利” 。北宋时范延贵带部队经过萍乡,观感是“田莱垦辟,野无惰农”,这就是“戒游手 (好闲) ”的实绩,萍乡知县张希颜因此得到举荐;白居易在忠州这一山区小县当官时,倡导绿化, 写了不少关于种树的诗歌,这就叫“广栽植”。还有北宋时 张NB046
任崇阳知县,看见乡下人进城买菜,十分生气,说是住在县城里的人,因无地可种,这 才买菜吃,何以市郊农民皆有土田,也花钱买菜?于是亲自抓“菜篮子”,命所有郊农皆置 菜圃,满足自我消费,尚可应市换钱,使城市副食品供应和郊农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后来当 地人都管芦菔叫“张知县菜”,以缅怀这位好县长的德政(沈括《续梦溪笔谈》) 。这也是“ 广栽植”的内容。再如王安石当鄞县知县时,刚上任的第一年就遇丰收,便用了十多天的时 间,跑遍全县14个乡,劝督大家趁此有余暇时,疏浚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 患”,老百姓都感谢他目光长远,“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这就叫“备水旱”了 (《临川先生文集》卷75)。倘果真有旱涝蝗灾等袭来的话,州县官员都有离 开衙门去抗灾前 线调度指挥的责任。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时,地方官温福在上报“雨水禾 麦地方情形”的 奏折中,有“出郊赏农”四个字,结果被高宗揪住不放,一顿痛骂。又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 ,适逢江南发生大水灾,他决定搞以工代赈,发动灾民对太湖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作为抗 灾治水之本。他自己坐一只小船来回巡视,上海知县张NB047和嘉定知县邵一本都要去 第一线督 工,据说有个主簿因工作不力,被海瑞砍了脑袋,吓得各有关衙门的官员抓紧加油。事后才 得 知,这是海瑞刺激工程进度的权变之计,那个传说被杀头的主簿,已被他悄悄送到别处去了 。


王政之本在农桑(2)
不过此前所举事例,都是所谓“清官”、“循吏”,实际上许多州县衙门只把劝课农桑成 绩好坏的标准,归结到田赋征收这一条上来观照,其余的具体动作是很少去做乃至一概不做 的 。温福所云“出郊赏农”倒是句真话,不少州县官员以“劝农”为借口,跑到郊县做春游; 太爷游过二尹游,二尹游过三衙游,农民们疲于接待,劳民伤财,还极误农时。现在我们往 往能在古人文集中看见一些《祈雨文》、《驱蝗文》之类的文章,这也是州县衙门里 老爷们“劝课农桑”的常务,平时不比王安石那样及早准备,灾害发生后又不比海瑞那样去 组织救灾。所能干的,就是让阴阳生和学署里的教官及礼房吏员们合作,编一套舞雩仪式, 向老天爷、龙王爷、城隍爷们祷告,求它们赐降甘霖,或者唤退洪水;有时僧会司、道会司 的官员们也在这种排场中大显身手,唤齐和尚道士,各自指挥大做道场和法事。虽说这些劳 什 子于抗灾救灾无补,但费用都由摊派筹募,倒不失为大家趁机分沾油水的好时机。明人郎瑛 著《七修类稿》中,载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明武宗正德某年,徽州大旱,州县衙门不忙着 组织抗旱,却大摆祈雨场面。雨水没求来一滴,反倒求来一首“三句半”——“太守出祷雨 ,万民皆喜 悦,昨夜推窗看:见月!”老爷查出作者后,将其捉进衙门,痛责十八板,又怀疑他仅仅是 “ 发行人”,背后还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爷让他当场再吟一首验证,否则罪置 重刑,此人应声道:“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郎瑛于追述过此事 后,感喟说“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气公然嘲笑官府而言,但州县衙门惯弄 此类虚头来代替劝课农桑实务的现象,则确实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报喜的门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报“祥瑞”。 一株谷物上多长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几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 上钻出几棵过去少见的草本,就叫“灵芝”;全当宝贝似地装进盒子,派专人送到上级衙门 去,恳求转呈朝廷,这也算是体现劝农有绩的标志。二曰恣意夸张报“政绩”,筑一条陂吹 成一道坝,栽几排树吹成一片林,挖一个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瞒上不瞒下,法螺尽管吹;三 曰凭空捏造创双收,这一条特别反映在劝垦荒地上:垦殖面积增加了是衙门的名气,而这一 增加又要引带田赋的增加,田赋增加又要引带衙门众老爷的陋规收入增加,这又是实惠。有 此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不少州县都捏造垦荒数目。以清朝世宗时福建省崇安县为例:雍正 十年(1732),该县捏报垦荒 139顷;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报垦荒150顷,前后一共加征银2203两,米2 60石,全部 采用“飞洒”(即无田浮赋)办法落实。这就是老爷升官发财,百姓晦气破家 。趁着乾 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便有敢讲点真话的官员将这等浮夸虚造歪风给抖了 出来,乾隆即命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 引见《清乾隆朝实录》卷5),结果发现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样的现象。
不报忧最简单了,就是一个瞒字呗,也是瞒上不瞒下,只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 乃至可以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叶梦得著《避暑录话》载,北宋神宗时,钱勰 在如皋当知县,当年大旱,又闹蝗灾,而邻县泰兴的县太爷竟向上司汇报说“本县无蝗”。 而后泰兴蝗灾因衙门不组织治理的缘故,闹得比周围各县更厉害,上司知道后移文责问,孰 知这位老爷答复说,泰兴本来是没蝗虫的,是如皋的蝗虫飞了过来,尚请上司“仍檄如皋, 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钱勰得檄后又好气又好笑,在檄书纸尾上写了四句话:“蝗虫本 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
此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本是中国士人的通病,进官场后尚不认真学稼学圃,也难 指望他们能做好劝农工作。明人谢肇NB051所著《五杂俎》和浮白斋主人所著《雅谑》 里,都记有一则同样的故事,估计是史实流传,说是德清县主簿马某,曾 于某夜三更时,亲自去敲知县的房门,知县只当非火即盗,惊惶而出。主簿说:“我在想个 问题,四月份里,农民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 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如何?”知县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
这就叫外行当领导了。


急敛暴政求考课(1)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突然驾崩,继承皇位者是尚为童 稚的康熙。 按照中国的老例,新皇帝登基,总得有一些“恩典”给大家,比如对一般罪犯是“大赦”; 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加一场“恩科”;至于已经步入仕宦者,好处自然又多一些: 革职回家的可望“起复”,受过处分的可望“开复”,正逢考满者,可盼多升两级,等等。 孰知“顾命大臣”们替小皇帝拟了一道圣谕传示吏部和户部,再传达给全国官员,略谓“钱 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 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今后 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 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 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
这道圣旨,对于天下州县衙门来说,真可谓当头一棒,尤其是正堂、佐NB032之类,几 乎魂 灵儿走掉一半。小皇帝板起面孔来了,限期完解钱粮,过了期限,非但升不了官,加不了级 ,还要革职议罪哪!未几,《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数份处分例》也由各部 、寺会同议定颁布下来了,于是全国州县衙门,满是敲扑之声、凄惨之呼。老百姓受荼毒的 情形不难想象,就江苏、江西两省官吏士绅被分别造册“交部察议”者,也有13517人之多 , 凡现任官员一律降两级调用,在籍官员一律黜革,其余已有县试、乡试或会试中式者,一律 夺去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昆山县进士叶方霭,被县里查出漏交一文钱,连个“探花” 功名也保不住,致使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其他如歙县方光琛、华亭县董含等 ,都是在考取进士后因欠粮被黜,一怒之下西走云南,去当吴三桂的幕僚,成为后来“三藩 之乱”的重要谋士。众所皆知的“哭庙大狱”,也发生在这时:江南名士金圣叹等率领一大 批士人,打着悼念顺治皇上的幌子,向苏州府主办的追悼会场进军,散发传单,痛诉吴县衙 门“滥用非刑,预征课税”,结果金圣叹等18 个为首分子被砍了脑袋,其余被株连而军流禁锢者不算。
这一回,是百姓之厄,士人之厄,同样也是州县官员之厄,甚至两江中差役也被逮起了24 0人。什么缘故呢?盖因征收钱粮,全是州县衙门的责任。
钱粮就是田赋。自从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出现后,国家就实行向田主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 的制度,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初税亩”,大抵可视作田赋的源头 。秦始皇 统一全国后,田赋划一,概由县级政权按年度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此后一直沿袭下来。 古代国家,包括皇室开支及政府、军队、监狱、官吏等整部机器得以运转的燃料动力,就 是 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这是除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及其家属以外,全国人民的法定和无偿的 义 务。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大国内,田赋尤为赋税构成中的支撑项目。历朝各代 ,田赋的征收比例或定额或形式方法,互有不同,比如汉朝时先是“十五税一”,后改为 “三十税一”,以后的朝代则多行“什一之税”;又比如,古代社会前期的田赋多以粮食、 棉麻等实物体现,中后期则钱、粮均有,粮称本色,钱称折色;至如“租调制”、“户调制 ”、“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法”等历朝征赋所使用的不同 办法等,则说来话又长了。读者们只须记住一条:所有这些封建 国家机器的“燃料动力”,全得由州县衙门负责给收拢来交上去。宋人真德秀所谓“簿书乃 财赋之根底,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算是把土地—簿书—财赋的相互关系,以及 州县官员在这种 机制运行过程中的责任全讲明白了。前一节讲到“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说透了“王政”的 本钱主要就从“农桑”中出来,君主官吏判断劝农成绩的好坏,总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 ,狭义的视角,就是看田赋征收成绩如何。其逻辑是,农业增收了则田赋自然增收,反之就 是 劝农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君主和官吏,都是从这种狭义视角观察问题的,因此便有了 前文所引康熙圣谕之“按期完解,乃为称职”的要求。再透彻一点讲,州县衙门中大小官 员、吏员、差役以及师爷、长随等“自家人”的全部“出息”,其最称“稳定”的部分,也 大多从赋税上获得,这就更是他们经常全力以赴于此务的动力了。
征收田赋的过程,充满血腥与黑幕。每当春秋两次开征之时,知县、佐NB032率同户、 仓、 粮房吏员及三班差役,几乎全体出动。按照制度,农民们应当于见过县衙告示后,分往各指 定收赋地点主动交 纳,这一刻便是吏员、长随、仓斗级等大逞淫威上下其手的时机;任意克扣份量、指名额 外需索、肆情责打辱骂或设法刁难讹诈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老实巴交的种田人视纳赋 如同过鬼门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农民有自耕田若干亩,按簿册上要求,应该交秋粮两 石,届时一家大小你推我挑,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先得排队,这会儿便有“做公的”跑 来寻衅,吆喝斥责,调戏妇女,无所不为;好不容易轮到你交赋了,吏员抓起一把粮食,说 是 太潮湿,压秤砣,马上便给你一个折扣;到了过磅时,仓斗级和秤手们,又在量衡器用上玩 手脚,这又是一个折扣。这一来你就完了,眼睁睁看着粮食倒进官囤,簿册上却留下了拖欠 若干的记录。拖欠又该咋办呢?按告示规定的期限来指定地点补欠,过了期限后,书吏啦、 差役啦,一起下乡来催科,倘嫌人手不够,连县尉(宋元以后是典史)、巡检 亦得带人纷纷出 动,那一番骚扰折腾,更厉害了,可真是“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唐宋时不少进士出身的 人去州县衙门里当县尉,都自感难过这等敲剥小民的一关。这是读过几卷书的人的想法,至 于那班吏胥,却没这等顾忌,下一趟乡,吃香喝辣,连偷带抢,尽是外快。倘若下乡催科后 犹不足补欠,那就要抓到衙门里“追比”了,打板子,站枷号。本书第一章里曾引过一首贴 在八字墙上的催科诗,所谓“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飞作白蝴蝶,布棍染 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这就 是催欠实景的写照。南宋时刘克庄做江东提刑时,有过一篇《催苗重叠断杖》,指斥某县主 簿赵老爷催科用刑太苛,“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断杖,四月初八日复决,岂非湿疮上再决乎? 似此催科,伤朝廷之仁厚,损主簿之阴骘,当职以提点刑狱名官,不得不谆谆告诫,今后不 宜如此。”刘克庄在宋史上,是个正派人形象,他把这篇东西收进《后村先生大全集》里, 显然也颇自赏,但人们可以从中感悟些什么呢?其一,州县主簿是催科时的干将,因为他是 财赋主管;其二,催科用刑是王法允许的,只不过在刘克庄看来,还没等人家的疮疤长好便 又用刑,未免太过分了一些而已;其三呢,不过得一个“谆谆告诫,今后不宜为此”,倘若 上司不是刘克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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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敛暴政求考课(2)
试想,果真有能力按簿册规定又按官吏额外需索解完钱粮者,谁甘心过此“纸枷飞作白 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的悲惨生涯呢?但是衙门要“称职”的话,就顾不了这些。
古诗有所谓“急敛暴征求考课”之语,就是这种心态的概括,要求考课上等,要想升官 发财,非得这么干不可,否则哪来“心善进庙门,心黑进衙门”这句话?北宋哲宗时,苏东 坡赴任扬州,路过濠、寿、楚、泗等州,曾进入村落,访问 百姓,无不痛诉急敛暴政,“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苏东坡 向 皇上进言道:“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 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3)可是轮到他头上,不 敛不催也过不了考课 这一关,倘能自己不贪而又尽可能管住吏胥使之少贪,就算是“清官”了。《山堂肆考》上 说寇准当成安知县时,“每期会赋役,惟令县乡里姓名揭县门,而百姓争赴之,无稽违者。 ”这就是夸张其辞了。
不过,历史上州县官员在征收田赋时,像寇准那样仅在八字墙上张贴告示和名单的,确 也不少。为他们获得“好官”声誉的主要做法,便是不派或少派吏胥催欠,换句话讲就是征 赋归征赋,但不放虎狼出来。那么他们这些“好官”、“清官”们又是怎样过此考课关呢?
这就是另一种征赋方式,叫“揽户”制度,扼要点讲,乡下人怕直接同官吏打交道,衙 门也嫌挨家挨户催欠太烦,于是官民之间多出一个“揽户”来,或者是里甲保正,或者是乡 绅生员,大抵以中小地主阶级成员为多。他们分别向官府承揽了包纳多少户多少亩田赋的责 任,农民们把田赋交给他们, 再由他们统一向衙门完解。对于农民来讲,这里头有好多饮鸩止渴的地方:衙门胥役的 凌辱可以逃过了,青黄不接时的拖欠可以由揽户垫上了,起码站枷吃杖的羞耻可以免掉不少 ;但是反过来了,他们可就因此成了揽户的债户,无疑是在接受官府敛征的同时,又套上了 一根承受揽户剥削的绳索,并加深了对揽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揽户来讲,因为他们是所 谓“有体面”的阶层,一般不用害怕吏胥之类的刁难,至多是将正赋与浮数之间的差额拿出 来,和衙门打平伙或三七开四六开罢了,但是返转身去,通过垫纳、代缴、放贷等种种方式 , 可以从农民身上得到更多的油水。学过一点历史和经济学的人,常常接触“土地兼并”这个 名词,揽户这种方式,便是兼并农民土地的一条重要渠道。范进中举后为什么会喜得发疯 ?就因为哪怕他在科场中就此僵滞,无由转入仕宦,也有了充当揽户的身份,还愁发不了财? 最后,对于衙门来讲,揽户完赋这种方式,可谓是喜忧掺半。首先从成员上区分,大抵是官 员喜吏胥忧。揽户们把田赋包下来了,官员无急敛之名,得考课之实,省心得多,至于他们 个人的好处,自然也是由揽户们承包下来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吏胥们就不同了, 因为揽户制除了保证官员利益外,只能再兼顾粮房、户房、仓库等衙门中直接有关部门之吏 胥们的利益, 有时或许连这一份“出息”也要计较争执,而对于其他部门的吏胥来讲,少了参与催欠的 差使,也就是少了一个额外需索的饭碗,能不发愁?况且历朝历代中,正派的读书人也是有 的,比如杨乃武所以会得罪衙门吏胥和当地豪富,就是因他自恃举人体面,义务替农民当代 纳田赋者,他不要农民好处;农民说他好话了,可衙门吏胥和想通过当揽户获利者可就叫苦 了。所以“小白菜”葛毕氏的丈夫一死,大家都想到把通奸下毒的罪名栽到他身上。其次, 官员吏胥的忧喜掺半又可以因具体条件换一个位置,比如本书第四章第四节中讲到庐江库吏 的故事,那就是吏胥倘及早和揽户勾结起来的话,还有不少超额生发哩。反过来,不少充当 揽 户者,又恃有皇亲国戚、官宦亲贵或朝中有人、乡里有势等种种优势,揽是揽了,交则困难 ,肥了他家,亏了官库,七品芝麻官一类若无厉害手段,倒也奈何不了他,于是就有了本节 开篇所述拖欠年久的情节了。那万把个缙绅生员,都是什么原因给扯进来的呢?答:揽户。 平时也倚仗衙门鱼肉百姓,这会儿皇上“龙颜大怒”,大家便被一网里打尽了。但是话说回 来 ,综观历史上州县衙门催征田赋的整体趋向,无论是通过里甲乡约,还是出动吏胥衙卒,或 是通过富室揽户,终究以衙门、富豪、里保之三位一体的勾结为主要面。欧阳修痛骂“赋敛 繁重,全由官吏 为奸。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苏辙则惊呼,“故夫今 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一个强调了衙门的黑暗,一个强调了揽户的贪酷 ,这也正好合成了贯穿于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但无根治之日的矛盾现象。


急敛暴政求考课(3)
然则这还不算完事,中国古代社会的赋税,又远远不止田赋一项!还有户口税、人头税、 房产税、铺户税、契税……名目繁多,不尽缕述;赋税之外,还有“捐”,讲白了就是摊 派,就是勒索。衙门里有工程要摊派,地方上过公差要摊派,礼房修建校舍要摊派,兵房编 练武装要摊派,工房督修城垣要摊派,粮房库房起造仓囤要摊派,甚至来一任老爷去一任老 爷也要摊派。《南亭笔记》谓严天池赴邵武当知县,去城隍庙行香时发誓赌咒,决不拿邵武 人民一文钱。可是马上就有“茶果银”送上来了,说这是老规矩,凡有新官上任,合邑绅民 “为官长称觥敬者”,您不可破了老例啊!又如海瑞在淳安当知县,任满后该去北京受考朝 觐了,按当地规矩,老爷去京朝送礼的费用,也都得由全县百姓摊派,三年征收一次,结果 海瑞比严天池厉害,硬是给破了例。这么多税,这么多捐,合起来就叫“苛捐杂税,多如牛 毛”,除少数专门项目另由国家指定有关部门征收外,其余概由州县衙门负责征收;征收时 的情景,也就和敛赋一样,一项一项写下来就没个完,不妨就“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齐民编户派徭役(1)
明朝宣德五年(1430)春暮,宣宗朱瞻基写过一篇文章让大臣们传看,以表示 他对民间疾苦的 了解和关怀。文章说,昨天朕去谒陵,回来时经过昌平东郊,看见田里的农民正弯腰耕地, 连直起身子看看天色的闲暇也没有。朕召了一个人来,问他干吗做得那么勤快?他说,我们 种田人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有一弗勤,农弗成功。朕问,那么冬天 总可以安逸一些吧?他说,“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听了后,叹 息再三。
叹息归叹息,徭役还得照旧编发。历代社会里,除少数特权阶层外,所有国民 都有按政府法令替国家无偿服役的义务,正如这位昌平农民所说的,“亦我之职”;而这种 制度的执行和监管者,就是州县衙门,所谓“执力役于县官”的讲法,即本乎此。
户口的调查、登记和管理,是摊派和征发徭役的前提与根据,因此也就是州县衙门最基 础性的工作之一。《史记·龟策列传》上说,春秋时有一只神龟,在宋国的泉阳被一个叫豫 且的渔户捕获,那神龟便托梦给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阳,问县令,你这儿有多 少渔户,有没 有一个叫豫且的?“泉阳令乃使吏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 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代,许多国家的县级政权已有境内户口的详细簿册,甚至还有标 上户数与户主姓名的“地形图”了,所以摊开来一查便知道。秦始皇统一 中国,建立划一的郡县制度后,这种户口调查和登记工作的质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 秦墓竹简中,就有一则关于户口的《封诊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里,于本年 二月已不记日期的某天逃亡,没有其他过犯,现在来自首。官府讯问后,姓名、身份都确实 ,查对一下户籍登记,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况掌握得比他本人还清楚。他说自己没过犯 ,但官府认定他有过犯。为什么?户籍上能证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筑宫室的劳役共20天 。人们又可以从这一案例中知道,户口登记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当然,还有户税 、口税、军赋等各式各样的摊派,也都是它发挥效能的地方。
州县衙门是怎样进行户口调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呢?历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 同,但一般总不外是两大类形式:一种是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 老百姓自行去 县衙申报,接受审验。比如《后汉书·江革传》记,江革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 ~56) 末年与母亲回乡里,“每当岁时,县当案比”,案比,即案验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审验户口 。江革因为母亲已老,经不起牛马拉车的摇晃,便自己推部小车送母亲去接受案比,“ 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可见那会儿户口核实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连老太太也得亲自 上衙门接受审查。这些具体的事务,一般都由户房在县丞或主簿领导下进行,但知县也得过 问,甚至负起主要责任。《宋史·苏颂传》记,宋仁宗时,苏颂知建业,建业过去是南唐的 地盘,战乱后户口簿册散失殆尽,许多衙门胥吏在征徭征赋时,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苏颂很认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间,留心调查,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到了统一登记和案验 户籍时,有人自报情形不实,苏颂便警告他说:“你家里还有某某人,还有某某产业,为什 么不老实申报?”这一来,“民骇惧,皆不敢隐”。
另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在规定时间内,由州县衙门派员去各乡、里,指导乡官、里书等乡 里人员进行登记核验。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户籍(即“黄册”)编造法,都按此 顺序,“凡造 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 (《清朝通典·食货》)。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搞了个“ 摊丁入亩”政策,即徭役征发不再以户籍登记为根据,而是根据 田产占有情况。这一来,对州县衙门来讲,户口登记和管理的实用性少了许多,干起来便马 马虎虎了,每年办登记时,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数,“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弄得乾隆 皇帝大发脾气,“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民册,均展至明年底。倘再 疏舛,定当予以处分!”(《清史稿·食货志》)这就是宁肯再放宽期限推倒 重来,但一定要 实事求是的意思。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上户籍管理制度源起最早、建制最全又最能随时反映 更新状况的国家,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历代州县衙门的具体工作。但是我们从乾隆皇帝发脾气 这件事实中,又可强烈感受到,在户籍调查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州县衙门是联系其征赋征 徭的实用性来理解和执行的,一旦搞了“摊丁入亩”的政策,他们就玩忽职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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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编户派徭役(2)
其实再深一层看问题,州县衙门在户籍管理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又远不是从康熙以后 才开始,也不仅是在调查、审核和登记时“简率相沿”这一项。而且这“玩忽”两字的重点 ,更不在怠忽上,而是在玩弄上。那手法可就多了。比如中国古代的户籍,一向有户别 、户等这些讲究。户别,就是户的分类,早在春秋时,齐国就有士、农、工、商的户口分类 法,以后越搞越细,有宗室户、官员户、农户、商贾户、弟子户(即官立学校学生) 、工匠户、军户、僧寺户、乐户、守陵户、驿户,等等;什么户有当官享受特权的份 ,什 么户有出钱报效国家的份,什么户承担什么样的徭役,都从这户籍分类上来。《木兰辞》里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根据,便是因为她们家里属于军 户,该派世世代代当兵。试想,这分类权全掌握在州县衙门手里,花头精就多了。比如秦汉 时,凡在弟子户籍的不仅享有免役特权,还有做官的途径,谁不想入这种户口?那就得巴结 衙门,送礼塞钱。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专门有一条“法律杂抄”,大意是县令、县尉不准把隶 卒一类立在弟子户名下,违者就要处分,可知这种情况当时已有发现。又比如西晋覆灭后, 北方大批人户南迁,东晋和南朝历届政权在编造户籍时,都面对户别混淆的严重状态。南梁 时尚书令沈约说,“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 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通典》 卷3)这 “一万许钱”塞给谁呢?主要就是落入州县衙门的腰包,而买个士户的根本动机,则又如元 代典制专家马端临所指出的,“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 为避役之计也。”讲到底,逃避徭役是最关键的。花这本钱,值!可是这问题的另一面,可 就惨了,免役的官户、士户、弟 子户、僧户、陵户等户名越多,州县经办人腰包越鼓胀,但国家派定的徭役则有增无减,该 谁充当呢?那就是广大农户和其他各色杂户倒霉了。甚至军户少了,往农户去抓兵;乐户 不够,强征良家姑娘来应差;驿户不足,便强迫种田人做工人放下活计,去赶马拉车当挑夫 。本书第一章讲到“圣谕”到县时抓夫充当和尚的笑话,这也是一种役,就扎根在户籍有别 的上面。
户别之外,还有户等的讲究,就是按照各户人丁多少、财产多少来定高低等级,又依等 级承担徭役和杂赋。历朝各代,有户分九等、五等、三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分等权例由 州县执掌,则是一致的。这就更是无钱贿赂者的大灾难了。“富家大室临期率以赂免,而中 产下户反被均敷之害”,这是通贯两千多年的老毛病。以两宋为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许多州县衙门都在定户等时贪赃枉法,任意升降,仅定州安喜一县,就将原属五等户中 的3400户升作四等户,将原属四等户中的4700户升作三等户。南宋时叶衡任于潜县知县, 发现这儿“户版积弊”相当严重,“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倍输”,该属上等户的,因为塞 过钱财,都变成下等户了;那些没劳力缺田产的下等户呢,因为没钱孝敬衙门官员或胥吏, 倒承担了成倍的徭役。欧阳修有过一个《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 差科札子》,说是在苛岚等偏僻县份中,甚至把十等下户内“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 存者并一例科配”,那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情景啊!
徭役究竟有多少名目,繁重到何等程度,不胜缕述。这里仅举明朝时几位州县官员的“ 叹苦经”。《明宣宗实录》卷41中,有清河知县李信圭的抱怨,“本县地广人稀,路当要冲 ,南北两京、直隶等十布政使及诸番国运送官物,俱经本县发民挽舟,初无定数;部运之 官挟势多索,逼迫无厌,壮丁尽行,役及老幼。”瞧,这个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不好,正当交 通要冲,全县壮丁全去替官运船队拉纤还嫌人数不够,连老人小孩都上阵了。《明英宗实录 》卷45中,有山西代州繁峙县官员的陈诉,“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逃亡者俱半。其见存 者又用六十人供柴炭,百人监厂,二十五人修坛场,百人采秋青草,三百人充荆越等巡检司 弓兵。又时有军需供给,传递往来。以是民甚艰苦,不能聊生。”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 书》中引过一篇文章,那就更加具体了,“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 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御,长鞭至 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和这种情 况比照,本节开篇所引明宣宗所遇到的那位昌平农夫,还算是幸运的,他至少还有时间 耕种自己的田。
我们都知道徐霞客是明代的大地理学家,周游全国,实地踏勘,贡献卓著, 又岂知这一部《徐霞客游记》的撰成,该当渗透多少农民们无偿服役的血汗和涕泪?作者当 然不敢瞎编,只从老先生自己写的游记中便可看见。崇祯九年(1636)秋天, 徐霞客在广西游历时, 凭地方衙门发给的一张“马牌”,走到哪儿,都由村民们用轿子把他和仆人抬着,一主一仆 ,连轿子带行李,要用10个夫役,有时村里面人手不够,就用“童子代舆”,“二妇人代舆 ”;管他代步,还得管他吃饭,“煮蛋献浆”,“以鲫为供”,“割鸡取池鱼为饷”。说起 来眼泪汪汪,这些鸡呀鱼呀,就是农民们换现钱的“活银行”,却都进了他老人家的肠胃。 十 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按公历换算是12月21日,既是星期天,又是冬至节,正该是陆廖村农民 磨粉搓圆祭祖先的时刻,可听说来了个持有衙门“马牌”的先生,吓得“各家男子俱遁入山 谷,老人妇卧暗处”,徐霞客就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查,搜出两位妇女,叫她们去找人搬行 李,给做饭。过会儿来了位老头,关键还在于“惧余(徐霞客自称)鞭其子若 孙”,那 “其子”为何不逃呢?原来“其子跛立”,残疾人逃不了。吃过饭,躺上老人妇人为之铺好 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齐民编户派徭役(3)
诚然,徐霞客毕竟还是个封建等级意识颇为浓厚的学者,让老百姓为他提供无偿徭役而动辄 不满时,也就是多骂几声“奸民”,一般地摆些威风罢了。可即使如此,尚闹得鸡犬不宁, 人妇慌恐,碰上那些打着“正宗”旗号派役拉夫、科配勒差的官员吏胥们,那一等虎狼之威 ,乡下人又何其忍受呢?就是那个和昌平农民谈话的明宣宗,不仅要对其统治时期的徭役之 苛繁沉重负首要责任,而且他的个人嗜好也会转生出不少让人求死不得求生不成的“奇役 ”来。“蟋蟀NB052NB052叫,宣德皇帝要”。他下道“圣旨”,让那些出产蟋蟀的 州县进贡善斗的虫子,这些衙门便把抓蟋蟀也编入徭役的内容,蒲松龄的《促织》,就反映 了这一史实。那位华阳知县“严限追比”,而“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其结果是“每 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最后成名儿子的精魂化为蟋蟀,被七品老爷送进宫里后勇冠三军 ,于是老爷在考课中就被评为“卓异”,一高兴,免了成名的徭役,还嘱咐学官,给他在县 立学校里补个名额,可怜成名的儿子如“植物人”一般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州县衙门编户典 籍科派徭役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惨毒,也算是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暴露了。


救灾赈恤发横财(1)
嘉庆十四年(1809),清仁宗ND043琰(即嘉庆皇帝)坐在紫 禁城里书案前,“御制”了一首《悯忠诗三十 韵》,全诗300字,夹注951字,内容是褒彰一个以知县任用的官员李毓昌。中国历史上,一 位皇帝为一个七品芝麻官作这样的长歌细注,并且还刊勒石碑,是十分罕见的事。这件事因 一场水灾而起,又暴露了古代州县衙门在办理荒政时的不少黑幕,因此作者先将此事作为“ 提起”,详细内容,留待后文再叙。
严格地讲,“荒政”也是州县衙门所司户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田要人去种,役从户 上来,国家所以能够维持,说到底,离不开种田干活的人户。所以州县衙门既要向所辖 人户征赋收税,科配徭役,又得保住人户不流失不灭绝,这任务就叫户口保养,所谓“养鸡 取蛋”吧。保养户口的措施,有抚幼、恤贫、养老等多种形式,本书第二章中所谓“生、老 、病、死”之类全是,这儿就简省笔墨了。户口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向来是考核州县官员的 一项重要内容,还涉及到老爷们的收入、衙门里的编制,所以这保养人户的措施中又得加上 一条:招抚逃流人口。比如南宋高宗初年,曾有臣工给皇帝上疏建议,“兵火之后,全在 官 吏招集流移,乞将州县最亲民官初到任日,据见(现)存户口二税批上印纸, 候任满日,再 据户口二税批签。罢任,若任内招诱户口、二税增加者,书为课最,别有迁擢。若任内不能 招诱户口二税,或复有减少者,书为课殿,亦置典宪。”(《宋会要辑稿·食货》) 意思就是州县官员上任前,要记录一下当地的户数口数和户口两税的征收数, 等他 任 满时,再做一次记录。如果有增加,就考为上等,升官,倘是相反,就考为末等,还要议处 。 以一个州县正堂一任三年计,三年内有人出生,也有人死亡,设法较大幅度地增加户、口数 目,就是所谓“招集流移”了。“流移”又是哪来的?就是逃亡户口,因此还得限制逃亡, 比如北宋时就对州县官员有个诏令,“县有逃户破五十者,(县)令、佐 (官)降下考;若百 户,殿三选;二百户,停所居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有了这几条 杠杠,有不少 州县官员因此升官,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罢职。比如高赋做唐州知州,招募两河流民垦田 ,及其去任日,增户11380家,增田31300余顷,“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 《宋史·高赋传》),立为天下县官学习的榜样。反过来,蔡州知州高如晦在任内, 流失主户 2509家,损失国赋53000余贯,“诏下御史狱案其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 。这种措 施,从本意上来讲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州县衙门倘认真执行,对于稳定社会、增殖 人口和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老和尚的真 经到了歪嘴小和尚那里,常常会走调。历史上,州县衙门在户口保养上搞形式主义、弄虚作 假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强制老百姓拆户,或者将客户升作主户;又比如拼命搜刮,赋税 增加了,再捏报户口增加;再就是邻州邻县互相“挖墙角”。反正官场上做老爷者,官 僚主义坯子居多,只要纸面上形式上有成绩反映出来,大半就是行得通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户口逃亡现象呢?原因可多了,徭役受不了要逃,赋税拖欠多了要逃 ,战火烧过来了也要逃。但是,最通常的原因,莫过于灾荒了,旱灾水灾、雹灾蝗灾,弄得 粮食减产乃至颗粒无收,要想活命,就只有出逃一条路。倘若这也不是生途,那就只有造反 了。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如兵祸、匪患或农民暴动等,十有###和灾荒 互成因果关系。天下之治起于州县,天下之乱也起于州县,总结出了这条教训,历代政 府便都将举办荒政规定为州县衙门的重要职守,或径言是保养户口的主体内容之一。
“救荒之政,莫大于赈恤”(《元史·食货志》),赈恤的措施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是蠲免,也叫豁免,就是免去受灾地区老百姓的钱粮和差役,有时则仅是减去一部分 。由于在许多州县衙门的催征实践中实行“揽户”方式,所以豁免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充当 揽户的那部分豪强和大地主,衙门则照实惠数目分成吃红。清代时流行有一首《豁粮歌》, 大体能概括历来蠲免的风貌——
朝廷诏下如甘露,豁免闾阎旧租赋。
岂知未颁恩诏前,州县奏销未得延。
良善之民早完税,顽梗之民竟无畏。
年年抗粮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纳。
年年抗粮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
旧粮愈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将奈何。
这首歌的注解,就是每年春季或夏季第一次开征时,揽户已在形式上把一年的钱粮都解 完了,俟秋后因灾减产而朝廷下诏蠲免时,广大农民与揽户或官仓之间的债务关系则依旧 不变,而州县衙门且又因豁免令而卸去了奏销责任,全部的实惠便落入了这两家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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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赈恤发横财(2)
第二条措施是赈贷,就是发救济粮或者先借贷一部分粮食让老百姓度饥荒,以后再还 欠。在实践中,州县衙门大多采取借贷方式,从大道理讲,有借有还的要求,必然使民众在 领用粮食时尽量把数额压低到能够活命就行;从小道理上讲,国家颁布的赈贷政策往往是原 则性的,这里面会留下许多空子可以钻营。比如说明代宪宗时期,内阁 学士商辂陈言荒政之弊,就说到过一种常见现象:州县衙门在发放贷粮时,照例先要乡官 里甲统计人数,他们往往把那些无力偿还的人隐瞒不报,这样就不能体现朝廷的恩典。商 辂提出的对策是,“严督府州县正官,收放之际,务在亲行提调”,要让所有人都领到贷粮 ,又都按十分之一计息,以后收回时,便以利息这一部分来抵销那些无力偿还者所贷。换句 话讲,贷放与收回持平了,衙门的救荒便算有头有尾了。但实际上总有好多人没领到贷粮, 在抄家式的催欠中,也没有那么多需要用利息去抵销的亏空,那么这一部分成为持平后之盈 余的粮食,就落入了经办者的私囊。再把这门道儿往后面推延,等朝廷再追发一道蠲免恩典 时,衙门已陆续收回了许多,那就更是大发利市了。
由国家规定,完全以救济粮形式发放的也有,但究竟怎样发放,各州县衙门的动作也不 一样。海瑞搞以工代赈是颇有名气的,就是领取救济粮的人,都参加水利建设,干活吃饭, 这一来国家也算不白白给了粮食,而水利建设对种田人有长远利益。这种人就叫“能员”, 既对国家负责,也对百姓负责。还有那位“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徐九思,在句容县当芝麻官 时,也办过荒政,他把一部分救济粮按市价抛售,因为正逢粮荒,所得价格足抵全部救济粮 总数的平价总额,就这么一回“官倒”,国库在 形式上算是一点儿也没吃亏;余下更多的粮食呢,全算是“盈余”了,徐老爷按人头发放 给灾民,教大家煮稀粥喝,都能活命,这也算是既不负国家、又不负百姓的“能员”。其实 古代的所谓“清官”,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反过来更流行一些的现象,就是本节开 篇“提起”的李毓昌冤死之事了——
且说嘉庆十三年(1808)秋天,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沟壑相连续 ,饥寒半散 亡”,即是清仁宗在那首《悯忠诗三十韵》里勾画的图像。乾(隆)嘉 (庆)之际,社会### 的情况已趋严重,这景象尚不赶快设法补救,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朝廷下诏,立即放赈,县 仓里有粮食储备的就发粮食,无粮储存或不敷发放的,发给赈银,再设法去邻省购买调入。 仍 用清仁宗的御制诗来概括,这政策一到了地方上,便是“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 昏智,图财岂顾殃?施赈忍吞赈,义忘祸亦忘”。各州县衙门大发赈荒救济财的机会到了 。以山阳县为例,当年其领得赈银90000余两,其中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25000两。正当 他关起门来数钱的时候,两江总督铁保依常例,派出一批官员赴各地灾区检查救灾赈济工作 ,赴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即发江苏以知县任用的山东即墨人李毓昌。
按“官官相护”这一中国官场上的老传统,所谓察视核验之类,都是走形式,要紧的是有钱 大家拿,已吞进去的再吐出一些来就成。所 以王伸汉并不着急,指派自己的长随包祥同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这叫“二爷们代老爷讲 斤头”。李祥告诉包祥,自家老爷到各乡巡视后,眼看灾民挣扎于濒死之际的惨状,十分震 惊,回到县里再调集户册核对后,已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形,正打算拟呈文向省署举报呢。 王伸汉让包二爷传话,愿意拿出10000两银子作为“分赃”。孰知李毓昌乍入仕途,决意做 个“清官”,哪想到官场上竟有这种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表示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举报 给两江总督。这下子,不但王伸汉、包祥一流要骂他是书呆子穷措大,就是跟他来查赈的长 随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几位“二爷”们,也要发牢骚了。还没正式进“公门”,就不替“ 自家人”做点打算,这还让当长随的有啥奔头?包祥看准了他们这一伙存此抱怨,便许以重 利,要他们设法把李毓昌的查赈清册偷出来烧毁,因为李毓昌复命期限已快到了,一旦烧了 ,万难从头查起,这其中有个时间差,又好再做手脚。李祥等人答应了下来,不料李毓昌也 存了个警惕心,一面警告这些家人少在外面揽事,一面把清册管得严严的。李祥等人多次找 机会,都无法得手。
眼看李毓昌即将回省,王伸汉发急了,决定孤 注一掷,杀人灭口,由包祥出面,找李祥、顾祥和马连升三人商量,讲定由他们下手害死 主人,重金酬谢,再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利欲熏心,一口答应。找个机会,先投 毒于茶水,待李毓昌服毒发作后,又合伙用绳子将其勒死,再将尸身悬挂梁上,伪造了一个 自缢身亡的现场。


救灾赈恤发横财(3)
省里派来的查赈官员自缢在临时公馆里,按说也不是小事,但王伸汉揣上2000两银票去 淮安知府王毂耳边一嘀咕,这事就大事化小了。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里,布政使和按察使 都无所谓地认可了自杀的结论,又会衔上报两江总督铁保,铁保也是一路上的料,点头画押 ,就算小事化无了。接下来,王伸汉发文通知山东即墨,着李毓昌亲属来领柩回籍,同时兑 现前言,把李祥荐给长州通判,把马连升荐给宝应知县,顾祥发了笔昧心财,想回老家享 福去,王伸汉再另送一笔盘缠,由他上路。
从常情判断,这件冤死案就这么定局了,偏偏“棺尸虽暂掩,袖血未能防”,又漏出了 破绽。先是李毓昌的本族叔父李太清来山阳领回棺柩时,在死者遗物中发现了一篇文稿,内 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这使他大起疑虑;但衙门里定的案, 连省抚、总督都核准了,倘提不出有力证据来,哪得翻案,只好运柩回乡再说。 灵柩到了即墨,全家痛哭,准备举哀埋棺,可李毓昌妻子在整理丈夫衣物时,发现一件他平 时穿用的皮衣上,有斑斑血迹,忙告诉了李太清。李太清更加怀疑了,当场作主,开棺检验 ,一验就发现有中毒症状。于是立即写好呈文,急忙赶到北京,向都察院喊冤。一个新科进 士即用知县被怀疑是害死,这可不算是一般冤案了,都察院依照规定向皇帝奏呈。清仁宗对 州县衙门无法无天的事,向有所闻,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还发道圣旨给山东巡抚吉纶,让 他马上把李毓昌的尸体运进省城详验。同时再谕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即将山阳知县王伸汉并 有关人证征调北京审讯。
皇帝三申五令,各方不敢怠慢,急如星火般地动作了起来,山东、北京,可就不比两江地 盘上能让他们一伙一手遮天了,在证据确凿的条件下,冤案的来龙去脉被弄得一清二楚,最 后由清仁宗亲自决定了处理办法——
李毓昌“不肯捏报户口、侵冒赈银,居心实为清正”,应树为榜样,特令赏加知府衔, 隆重安葬,并刻御制《悯忠诗三十韵》于石碑,树在他墓前。因为他没子嗣,皇上又亲自为 他找个儿子过继,继子也赏了“举人”功名。
山阳知县王伸汉抄没家产,立处斩决,连儿子也发配伊犁;淮安知府王毂同恶相济,立 处绞决; 王伸汉的“二爷”包祥,“着即处斩”,让他再去阴间跟主人当长随;李毓昌用的那三位 “好二爷”顾祥、李祥、马连升,全部凌迟处死,其中李祥的受刑地点就放在李毓昌坟前, 处死后还要“摘心致祭,以泄愤恨”;江苏巡抚汪日章,“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觉察” ,皇帝骂他是聋子,着即革职;两江总督铁保呢,用清仁宗的批语来说,叫“昏聩糊涂已 极!何堪忝列朝绅”?也是着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清仁宗悯忠长诗的这最后几句, 意在让天下官吏警惕,可这种“赈弊”在历代官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禁绝过,一块诗碑一座坟 ,又岂能为它作个句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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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原告吃被告(1)
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天,陕西神木县出了一桩人命案,县衙门受理后 定了结论, 送到省署核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是素有“能员”之称的李星沅,他和按察使傅绳勋在复核 案卷时,都看出其中有弊,便委派西安知府李希曾复审,果然发现了不少漏洞,最后搞了个 水落石出,重新定案。此案奏闻清宣宗后,下旨将神木知县王致云褫职,李星沅、傅绳勋和 李希曾皆以“审讯精详,俱加二 级”(陆以NB053《冷庐杂识》)。一升一黜,依据很清楚, 老百姓打官司,都从州县衙门打起,行政官也就是 司法官,连案子也审不清楚,援例定罪又不合律, 那就没有资格再坐衙门了。宋人真德秀说州县官 员要以“四事”自勉而剔除“十害”,“四事”是“律己 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NB054事以勤”;“十害”是 “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 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 低价买物”。前面六条,全从司法上引起,可知断案 理讼,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要政,也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弊窦。如前述王致云丢掉顶戴,那 是额角撞 上天花板,偏让他遇上李星沅这么个顶头上司,还怪聘用的绍兴师爷不争气。其实更普遍的 情况,则 如《宋史·欧阳修传》中传主所叹了:据记载,欧阳 修被贬作夷陵知县时,无以自遣,常把衙门里存放 着的旧案卷调来观看,发现“枉直乖错不可胜数”, 不由仰天长叹,“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 知!”那位神木知县,只能说是偶而的倒霉货罢了。
州县衙门究竟是怎样审理案件的,“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不妨结合真 德秀所说的衙门“十害”,来作个浏览。
先从“招引告讦”说起。冯梦龙纂集的《广笑府》中,有一则题为《衣食父母》的故事——
优人扮一官到任,一百姓来告状,其官与吏大喜曰:“好事来了。”连忙放下判笔,下厅 深揖告状者。隶人曰:“他是相公子民,有冤来 告,望相公与他办理,如何这等敬他?”官曰: “你不知道,来告状的,便是我的衣食父母,如 何不敬他?”
这是笑话,但概括出了事实真相,虽说历来统治者对老百姓发出的“圣谕”中,总是 告诫大家息讼,州县衙门也跟着学舌,但从骨子里讲,大多是希望告状的越多越好。有人告 状了,就是有人送钱来了的同义语。以清季见诸明文规定的官司钱来看:第一项就是“递状 费”,告状人要买县衙门里的“官定状格”,每套正副两纸,收费60文;填写后缴进衙门, 得同时缴800文;以后如不服判定再往上级衙门控告的话,还得加倍,告到府、道一级是16 00文,告到省里是2000文。按规定,这笔缴状费分成两半,400文由刑房书吏、差役等瓜分 ,400文上交给上一级衙门。第二项是审案费,每案审结后收费10000文,由败诉者承担,如 两造理平,则各自承担一半。如果是涉及债务、田土、房产或其他财产等案件,那就得抽红 ,比例是按涉及案中的钱财总值抽取百分之二。如果是涉及风化、治安这一类的案件,那 就有罚款名目。总之都得搞些油水出来,一半算是衙门里的审案费,另一半交上级衙 门。第三项是其余杂费,收了状纸,要派差役去传 被告,派两个差役,由原告被告各付每差300文以 上传差费,路程在10里以上的,每10里加费 100文。有暂时需要看管的人犯(嫌疑犯等),被差 役管住还不算,还得按日付给80文口食费,等等。 读者须看清的是,这些收费全是明文规定的,此外 的“陋规”和贿赂全不算在里面,也无法计算清楚。 比如本书第四章中介绍过的,仅“快班”差役,就有 诸如“鞋脚钱”、“酒食钱”、“宽限钱”、“买放钱”等 种种需索,不一而足。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名 份钱的“呆出息”,名外钱的“活进账”,才造成了衙 门中欢迎打官司的心态。于是内外勾结、挑拨词 讼、包揽官司等各色“招引告讦”的弊端,全缘在这 钱字而丛生暴长。中国历代政府对此现象,也是有所 认识的,比如唐宋时都实行过民事案件的诉讼时 间限定,凡田宅、债务、婚姻这类状词,一律在农历 十月初一到来年三月三日以前受理审结,用意是 这个期限之外全是农忙时,官司一打起来会误了 农时,可这又给土豪劣绅们钻了空子,霸占别人产 业妻女时,专拣不受理告状的日子干。到了明清 时,这种“务限”制度改进了,变成定期“放告”,就 是每个月都有几天规定的受理民事诉讼的日期, 刑事案件则随时可诉。但这种诉讼制度趋向进步 的另一面,就是“招引告讦”益加方便了。
“泛滥追呼”之害,紧随兴讼而来。民事案件有两造,有中保,有家长,有族人;刑事 案件有苦主,有尸亲,有见证,有邻右,通通打在网里,正可一一勒索。《水浒传》第三回 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后,急忙逃走。衙门里接到报案后,能干些什么事呢?鲁达的房东被抓 起 来,两家邻舍被抓起来,郑屠家的老小邻右人等,也被一并拘集。至于“贼开花”之类,前 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NB024嗦。假如是命案,则还有一道验尸手续,有时是县尉带着 刑房仵作去现场勘验,有时是知县大人亲自出马,还得填写“尸格”(验尸报告单) 。尸格填 写完后,还要“指出四下扶同甘结”,这“四下”就是尸亲、被告(包括正凶、帮凶 或嫌疑犯)、邻居 、见证等,然后全押回衙门,或投入监狱,或暂押班房;于是又有“淹延囚系”一害,也叫 “淹狱”。管监狱、班房的狱吏、牢子、禁卒一类,在里面拼命折磨被羁押者,这些人的家 属就得赶快塞钱,再设法向老爷、师爷、大爷、二爷、老典、刑房书办等各道关口打点,争 取办个“取保候审”。能够保出的那些人,照例都是见证、邻居之类,剩下来的那些人, 还有的是活罪要受,常见的现象就是传而不讯,讯而不审,审而不决,月复一月地拖下去。 如宋人张舜民著《画墁录》载,宋仁宗时,有个妇女因奸情入狱,进监牢时正怀孕,到案件 审结出狱时,已抱着一个“发被面,齿满口”的 孩子了。南宋理宗时,监察御史程元凤有一段揭发,大致可看作是历代州县衙门办案的通 病:“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 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在 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惨酷用刑”之害、“听讼不审”之害、“断狱不公”之害,自然而然 地相继产生。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理无钱莫进来”。好在历代名狱冤案,戏曲小说中详细 描绘得极多,毋需作者饶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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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原告吃被告(2)
最后,州县衙门中究竟由哪位坐大堂当主审的问题,倒是值得一说的。许多人由戏剧小 说传奇之类中得出的印象,似乎审案听讼总归是七品正堂的事,其实不然。按制度,审案须 由知县负主要责任,但也完全可以根据不同讼案的性质或案情轻重程度,委托佐NB032 去主审; 或者案件定论后呈报上司复核时,上司不满意,也可以指名道姓要原审衙门中某县丞某县尉 重新审过。比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收有一篇上级主管部门致某县署的训词——
知县不能了事,以本司为推手之地。且如张琪系词人,全不责问的实;项辛 一系停赌席之人,岂有不知引之至者。又如邵辛二乃被论人,全不曾与词主对实。今将枝蔓 人一例具解,累累而前,可见谬政。案责付原解人管押,改委赵县丞,请著起精神,将要切 人逐一对实,其无干碍人即与著家。知县毋得泛扰,限十日了绝,违追承吏。
很显然,这位原审知县办了几件案子,牵丝挂笼抓了一大批人,审结上报后,上司很恼 火,驳回并指名由县丞再审,还警告知县不得干扰。县丞是知县的第一副手,县尉有管理治 安的责任,由他们来主审案件,应说是顺理成章的。此外,主管簿书、赋税等务的主簿,也 可以主 审案件,但一般多限于民事诉讼。《樵书》上记有一则主簿断狱事,十分出名,谓南宋宁宗 时,华元龙在湘阴县任主簿。有万俟NB055子孙与岳氏争田,久而不决,案子转到主簿 廨审理, 华主簿立即判决道:“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NB055助(秦)桧逆贼,虽籍 其家,不足以谢天下 ,安敢与岳氏争田?田归岳氏。”当然,佐NB032审案,全带有主管委托或上级指派性质 ,倘若 他们单独受理讼词,而不经过县衙刑房、招房等机构并由正堂老爷的签押房转来,那就是违 制了。


兴学旌表行礼教(1)
《论语·阳货》里,记有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当县宰。有一天, 孔子带着另外几个学生去看他,才进武城,到处都能听到弦歌之声,原来子游这位父母官上 任后,花大力气抓了礼乐教育,所以老百姓都能作弦歌了。孔夫子莞尔笑曰:“割鸡焉用 牛刀?”意思是治理这么一块小地方,哪用此大道啊?子游马上反驳老师:“我听老师说过,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听使唤。”孔夫子一听,大为高兴,转过身来对另几个学生 说:“你们几个都听清楚了,他讲得很对!我刚才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
据作者所见,这大约是最早的关于礼教治县的记录了。及西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这 个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光大,也成为州县衙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具体的内容呢?最最表面的文 章 ,是祭孔;比较实在一点的,就是兴学。朱元璋说学校是风化之原,应该承认他讲得有道理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曾在广东徐闻县做过典史,职掌是协助知县分管治安风化这些事。当地 人俗好勇斗轻生,不知礼义,有违治安的事当然不会少。于是这位《牡丹亭》的作者就从根 治上着手,在县城西门塘畔办了一所“贵生书院”,共有12间教室,并亲自去书院讲课。据 《徐闻县志》记载,汤典史讲课时,“户屦常满,廨舍不容”,看起来是抓出点成效了。
按制度,州县官学都有教授、教谕一类学官负 责,但州县正官也有时时关心的职责,科举出身的 老爷们,应该常去学校里和秀才们讨论经书。此 外,定期出题目考试学生,也是州县正堂的日常工 作,那些花钱买官做的老爷们,就把这些事委托给 师爷们代劳。明清时代的科举规矩,分县试、府试、院试、乡试、 会试和殿试好几个等级,县试由知县任主考官和阅 卷官,换句话讲,天下秀才,都从州县老爷那枝笔 下讨出身。《妙香室丛话》里记有一件趣事,说是某 知县因公事离署,由县主簿代理正堂,这个主簿本 来是刑房仵作,后来补吏,再由吏道得官,熬资格 熬到了主簿,说起策论诗赋这些东西来,那是一窍 不通的。偏偏县试的日期到了,既然是代理知县, 那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好在还有幕僚们相帮,拟 了一道八股文的题目,叫《何伤哉》。报考的童生 中,有个“代书”(即衙门指定替人书写状纸者),破 题时犯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老毛病,写道“伤痕 难辨,于所受者审其是焉”。那主簿还要装模作样 看试卷,别的都看不懂,惟有这一份最对他胃口, 亲笔批道:“此文周身细看,浅深部位,一丝不走, 只结尾处尚少‘余无别故’四字。”他还以为这则《何 伤哉》是在考验尸知识呢,惹得师爷们传为笑谈。反过来,也有果真爱才如命而闹出笑话的 ,《南亭笔记》载李紫NB056当元和知县时,很注重对人才的拔擢。某年省署学政举办 考 试,有个童生冒籍(即冒充本地籍贯)去考,被人检举出来。李紫NB056很 赏识这冒籍者,亲自 去学政那儿替他说情,学政嫌其多事,置诸不理。李大人气哼哼退出来,正遇上那个自己 没水平、又爱嫉妒别人的检举者,顿时火冒三丈,冲上去动手就揍。县太爷和劣廪生打架, 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马上便有那些二爷三小子们一起上前,硬把他推进轿子抬走了。
推行礼教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旌表节妇义士、孝子贤孙等。地方上出了割股疗亲的孝子 、奉祖弥谨的贤孙、守寡抚孤的节妇、为民除害的义士,州县官员都应及时向上级申报,事 迹特殊的,还要一直申报到朝廷。奖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或者是县官亲自上门慰问,或 者是请到州县衙门里赴宴,再用旗帜鼓乐送回家里,或者是为其在闾里前立一座牌坊,诸如 懿孝坊、寿母坊、贞节坛等。够上旌表的人户,有减赋免役等优惠待遇;立过牌坊后,还可 泽及宗亲族人。不少悲剧又缘此发生,比如族内出了个青年守寡的妇女,族里人为争取弄到 一座贞节牌坊,就用尽手段不许她改嫁。至如割股疗夫、取肝救母之类愚蠢的事儿,更是难 以统计。明朝洪武年间,日照县有个叫江伯儿的人,因母亲生病,割胁入药,服之不愈,又 祷于神,许愿说如能使母亲病愈,愿杀子以祀。后来母亲病好了,他果真把一个已有三岁的 儿子杀了祀神。这算是“孝”行呢,还算是恶行?州县衙门吃不准,省署也吃不准,一直上 报到中央,明太祖朱元璋闻之大怒,道是“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 下旨将江伯儿逮起来,打一百杖,发配海南。从此,又有了割股疗亲不许旌表的新规定 ( 《典故纪闻》卷5)。一部二十五史,“孝义传”、“烈女传”等不绝于书,这都是历 代州县衙门用“ 牛刀割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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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旌表行礼教(2)
州县衙门要抓“好人好事”表彰推广,也要抓“坏人坏事”树反面典型,“或身居子职,有 阙侍养;或父母在堂,则蓄私财;或犯分陵忽,不顾长幼之伦;或因利分争,遽兴骨肉之讼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这些事都要责以大义,教育开导,令其悔过自 新;教之不改 的话,就要张榜公布,让你恶名远扬。明清时,还有个“申明亭”、“旌善亭”制度,府、 州、县及乡里,皆立二亭,使大家受教育。此外,向老百 姓宣传皇帝的“圣谕”和“大诰”等,也是州县衙门的任务,有关情形已在本书第一章里介 绍过,不再泼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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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眉毛一把抓(1)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不过景阳冈山神庙门上那一张阳谷县衙门的 榜文,却不太为人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亦不曾因此发生联想。这张盖有衙门印信的告示 ,规定“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 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连走山路的时间和形式,州县衙门也得管起来,这才体现出“ 父母官”的“亲民”特色,也是中国古代政府的一贯特色。——至少从形式上讲,社会上任 何 类型的阶层、任何性质的事物,全得兜起来,管着点,这无所不管的原始职责哩,就归州县 衙门掌握。
市场要管。集市商肆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生产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集市办在什么 地方,商肆店铺该怎样开设,这都得由州县衙门来解决。开店要向衙门提出申请,要有担保 ,衙门审核后发给凭证,这才允许开张。集市的地点和日期,亦都由衙门指定。《汉书·尹 赏传》有一句“杂举长安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最后数字,就是指没有取得 衙门发给开业执照及指定地点经营的商贩匠作。可见这些制度在西汉时就已经很完备了。然 后,对斛、斗、秤、尺等度量衡器,都要定时检验;又有设“公平秤”的,如明代时六合县 ,“各市贸易之所,其斛斗秤尺,大小不一,民缘为奸。嘉靖三十年,知县董邦政立于准, 悬于市肆,谕 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嘉靖六合县志》卷1)。物价平抑也由 衙门主管,这 涉及到市场秩序是否稳定,生意贸易是否正常,也就关系到政府的统治是否巩固。《春渚纪 闻》载北宋后期,宗泽在开封府坐衙时,“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他叫衙门里的厨 师去市场买来面粉,照着市场上出售的笼饼也蒸一笼,然后估价,一枚值六钱,再看市价, 一枚要卖二十钱。于是把饼坊里的人叫来责问,那人说“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 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宗泽拿出衙厨里做的饼来说,“此饼会计 面工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将出令止作八钱,敢增价者斩。”这 张告示一贴出去,饼价全降到八钱一枚,也没人敢闭肆罢市。以后,“其他物价并减”。
治安要管。治安的涵义,大莫过于防盗防火。就防盗言,除驻军外,历来州县及各乡都 有警铺、巡铺一类设置,巡夜敲锣击梆是一种轮流承担的劳役,一处有警,众铺响应
。清代道光举人段光清,以“大挑”分发到浙 江当候补知县。据其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自述,他在杭州见习期间,也要参加夜间巡逻, “每夜自提灯笼,不用马椅刑杖,步行街道,常及五更”。防火 制度也多依附在防盗设施上,如明代时宛平县“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 立铺头火夫三五人,而统之以总甲;城外各村,随地方远近,分为若干保甲,每保设牌甲若 干人。凡地方有人命、倒卧、盗贼、火烛,必报,风雨寒暑不敢后,而又有守宿、灯烛之费 ”(《宛署杂记》)。《老残游记》里写到老残在齐河县住旅店,半夜起火, 众人皆“知道县 官必来看火”。果然,正慌乱间,知县大老爷就坐着轿子赶来了。
《坦园日记》里,还记有乡人建醮,知县亲自带人弹压的事。建醮即打醮,是一种民俗活动 。因为参与者众,看热闹的更多,容易出事,所以有司得防患于未然。其道理就像今世商场 开张搞有奖抛售,及歌星现场签售CD,或举办大型游艺类活动之类,极易发生挤塌柜台互相 踩伤的意外。因此凡有热闹之事、人多之处, 这份维持秩序的担待 ,必须是落在州县衙门肩上的。
陋俗要管。比如赌坊、私娼、杀牛卖肉这些,都属于违法现象或不良习气,州县衙门除 了出示明禁外,还得去捉拿。但这些歪风邪气很难禁绝,一般来说,衙中胥吏都和搞这些活 动的地棍流氓辈有勾结,或本身就是包娼包赌者。明清时,许多老典(典史) 就专靠收取这些 场所的“月敬”、“节敬”当外快。如前引段光清的《年谱》里,就有披述:“差役、地保 俱无正身,不过招集无赖游手以充数,遂致此辈借端扰民。凡地方匿藏娼户,隐埋赌家,无 不暗索其陋规”。还有淫祠、会赛、乱婚、溺女这些,也都是陋俗,均在 衙门禁管之列。认定是淫祠的折毁;断定是荒诞无稽的会赛就取消;不符合法律和礼义的婚 俗,就要引导大家革除。明清时代,尤其是清朝后期,缠脚、吸鸦片烟这些现象,也都是陋 俗,各州县衙门都有设禁或劝导的责任。四川仪陇县曾发 现一块明代万历九年(1581)时的官府石刻告示,上云“今后男婚配应在一十 五六岁以上,方许 迎娶。违者父母,重责枷号”(《四川日报》1983年3月6日)。瞧,那会儿人 口思想有了转变 ,连早婚早育也划在陋俗中,而要有衙门管着些了。此外,在许多衙门看来,唱小曲、唱鼓 子词、演髦儿戏等,也是陋俗,宜行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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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眉毛一把抓(2)
《清稗类钞》上,记有一则《汤圆案》,谓清朝时郑裕国在归安做知县,人称“郑青天 ”。某日,邻县乌程有个乡下人到他这里拦轿告状,郑裕国问明情由后喝斥道:“此为乌程 界(事),汝应往该管衙门呈控,不得岐渎!”乡下人事先请教过讼师,这会儿 口口声声道:“ 天下官管天下百姓,官之言也!”结果郑裕国果真为他申理了曲直。读者在本书前几章中, 已经知道,这类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按中国许多朝代的制度,不仅有一个知县兼领数县正堂 的规矩,也有将本县公事或案件移往邻县经办或复审的规矩。昆剧《十五贯》里,就提供过 一个本县审过邻县复审的故事,这种事历史上比比皆是。即《十五贯》发生的背景明代论, 据《渊鉴类涵》引《献徵录》载,明世宗时,龚起凤当杞县知县,有廉平声誉。邻县发生了 一桩豪强杀人的命案,又花钱贿买知县,得以脱死。上司命龚起凤前往复审,原审知县出衙 二十里相迎,再四叮嘱包涵着点;到了该县衙门后,又有一吏提着贿金来悄悄见他,被龚 起凤痛斥,“竟穷治,伏其辜,人大称快”。当然,老百姓见得多的,还是《十五贯》里那 种官官相护的场面,因此便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衙门一样贪”的经验之谈给总结 出来。不过《清稗类钞》里那位乡下人喊的“天下官管天下事”之通例,亦得 因这些故事或史实而坐实。


衙门老戏文
〔北醉太平〕书卷才抛,官运初交,文凭执照仰铨曹,限程期赍 缴。想当初只望龙门跃,到如今风尘下吏偏潦倒,吃紧的个中经纬费推敲,试听俺细道……
这是什么?这是清朝时一个在州县衙门里坐过大堂的裘慎甫老爷卸印归乡后,用散曲曲牌编 写的一个“套数”,题名《游宦述怀说》,此乃全套散曲中的第一支。在这位“过来人”眼 里,衙门就像是一个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所演无非老行当。上溯秦汉魏晋,下逮 宋元明清,总是衙门中的老调子唱不完,亦如舞台上的旧戏文演不尽。说起来,这也是包括 裘慎甫在内的许多由衙门中走出来者之共识,比如明代时当过涞水知县的冯惟敏,在其《海 浮山堂词稿》里,也有一套套比拟衙门如舞台的散曲。在这一章里,作者拟采掇冯、裘两人 的作品为各节“引言”,拣那古近州县衙门几出通行的老戏文,“试听俺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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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当官只为财(1)
〔南画眉序〕书札纷纷到,幕友长随荐不了。要逢迎当道,怕得 罪同僚,有那大来头任意唠叨,那带肚的作怪蹊跷,门、印、仓道歹嫌好,分股子争多竞少 。
看过《公门中的“自家人”》这一章后,该知道这是一出老爷赴任的前奏曲:纠合各路“好 汉”,组成“自家人”班底,吵吵嚷嚷间,把位子职掌都分配定了,油水之分成比例也说合 了大概,然后一起动身去衙门接印。依籍贯回避制度限定,此行是个山高路远的长途,“千 里当官只为财”,不把“分股子争多竞少”这基调儿定好咋行?南北朝时,有个叫鱼弘的地 方官,先后在盱眙、竟陵等地坐衙,公然宣称,本人在何处当官,何处就是“四尽”,即“ 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为此而得了个“四尽太守”的诨号 。这位“四尽”老爷,真算是把“千里当官只为财”的真谛参透了。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衙门内上起老爷佐NB032,下至长随胥吏,什么职份弄什么 钱财,什么名目用什么法门,前面已介绍过许多,后面还少不了再说。这里,作者仅以颇具 代表性的明清时代衙门风气为例,把州县衙署的几项主要弄钱技巧描述一下——
脚踢淋尖也称“淋尖踢斛”。老百姓交纳粮食时,官府用个大斛做量器, 谷物要在斛中堆起成尖,然后由 仓斗级用脚踢上几脚。这溢出来的谷物,据说是弥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损耗 用的,不许纳粮人扫回去。其实一向都由官府留下按职务高低、亲疏关系等私分了。
别小看这么几踢,按清代户部的估算,这一份“尖米”,与“正收”的比例,起码是每石要 占四五升之多。后来为整顿财政,倡廉反腐,索性由户部颁布标准,将“尖米”打入“正收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层高府在具体操作时,又来个“尖上加尖”。明代顾炎武在 《漕粮论》中痛斥“淋尖踢斛”是“巧取于民之术”;清代黄六鸿在《福惠全书·钱谷·仓 收陋弊》中,也有“毋许借端留难,恣意淋踢”一说,可见这个弊害从未消失过。
折色火耗明清时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老百姓交纳各种赋税时, 官府也不是 全照规定征收谷物、布帛、丝麻、棉花等实物,而是改征银子。又说是熔锻银子时会有火耗 损失,这也得弥补,办法是正额之外加征若干。比如每收一两地丁银,加征几分乃至一钱; 同时又可以借口说银子成色不好,得打折扣算份量,名曰折色。如果老百姓用铜钱交税,又 可以把钱价压低,倘市价是2000文钱合一两银子的话,到衙门里就是2200文乃至2400文合一 两银子了。所有这些溢余部分的去向,全和脚踢溢米一样。
包荒升科包荒即第六章第一节里讲到过的劝垦荒地,州县衙门往往谎报开 荒成绩,增广粮赋 ,实际上荒田未开一亩,增加出来的田赋都分摊到熟田上,再利用国家奖励垦荒的种种优惠 政策上下其手。
升科的本义,就是古代官府按田地之脊薄膏腴程度,分为若干等级,再按田地等级规定税则 ,称为“科则”。若原为荒地则可免征,若干年后估为薄地酌征,又过若干年后估为熟地加 征,就叫“升科”。借助升科加征,也是州县衙署取巧肥私的惯用伎俩。
冯梦龙当寿宁知县时,曾想以升科数抵悬欠数,让老百姓喘喘气,可立即受 到书吏们的抵制,因为这将减少整个衙门中全体成员的实际收入,老冯乃以“余不得已而听 之”自我安慰。
上述这几项,都叫“陋规”,冯梦龙抵制不了,其他“清官”也抵制不了,甚至端到 皇帝面前也不用害怕。清朝雍正时,山西巡抚诺岷曾向朝廷建议,把这些“耗羡”全部提解 到省库,先抵补亏空,剩下的分给全省官员,这是一种认可“陋规”、但又在全省州县衙门 之间搞“平调”的办法。清世宗要九卿讨论,尽管京官们都靠地方官从这“陋规”里匀出 一部分来调剂,可到了御前,全不敢吭声。这时,有名臣之誉的沈近思发言了,他说这样不 行,其结果必然是原有的“耗羡”之外,又增加出新的“耗羡”,别人不知道内中详情,臣 起家县令,所以知道这法子行不通。清世宗问他:“那么你当县令时,也贪这耗羡NB024 ?”沈近思坦然答道:“不是贪耗羡,要养活一家老小呗。”好多人都替老沈捏一把汗, 岂知皇上也没再责骂他。接下来,诺岷的办法被推广到全国,所有州县衙门都要把“耗羡” 解交省库,由省署依各州县“缺分”区别,发给大小官员“养廉银”,变非法收入为合法收 入。可是再接下来,沈近思预言的情况就出现了——“耗羡”解省统一分配,州县老爷们碗 里装满了,可还有那么多书吏、差役、师爷、长随们,不能眼看着锅里荡空呀?不消细说, 新的“耗羡 ”又出来了。当时民间有句俗语,叫“三年清知县(府),十万雪花银”,这 是真实情况稍微 带点儿夸张,大抵一个知县正堂,事事保持清廉,除拿进这几笔陋规外,不作任何额外需索 ,更不接受贿赂,一任做下来少说也有近五万两银子进账,扣去孝敬各级上司的“节敬”、 “炭敬”、“冰敬”等支出外,一年净得一万是没问题的,三年就是三万了。知府比州县官 高一级,还要收受各州县官的孝敬,则“十万雪花银”也就不是落空之语了。明代著名思想 家李贽入仕后,当过国子监教官和地方学官,又分别在北京礼部和南京刑部各当了五年京官 ,一直在叫苦;等委派到姚安知府任上,不贪不赂,光凭这几项陋规、“常例”,马上富了 起来,做满一任后主动退休,从此再不用为衣食住犯愁。倒是族里人眼红他的财产,要他拿 钱出来置族田、盖宗祠、办家塾,还硬指派一个族侄当他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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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当官只为财(2)
一任“清知府”便能惹下这许多麻烦,倘以下还有“清知县”、“清佐NB032”、“清 杂职”、“清吏胥”的话,自然也可以依次降等估算。读者当知“千里当官只为财”、“纱 帽底下无穷汉”这些老话,皆非虚妄之语了。


朝中有人好做官(1)
〔北喜迁莺〕百里的公文来调,插翼的内札相招,端只为案情中 供看多潦草,没奈何打叠行装上省跑。茶号房嚎,小三行找,只这禀到时吵得个昏头搭脑, 禀见时吓得个魄散魂消。
州县官员们在胥吏和百姓面前,都是老爷,但老爷头上还有老爷,那就是府署、道署和 省署里的上司们了。侍候上司不容易,稍有闪失,上头来道公文将你“调省”,没准儿这一 去就回不来了,因此便有这“禀见时吓得个魄散魂消”的描摹。如何才能保住这顶纱帽?有 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
“朝中有人”打哪儿来?科举出身的官员,都是主考官的门生,而有资格担任主考官的 ,起码是六部侍郎或者尚书级别,这就叫靠山;杂途出身者,吏部铨选后,赶快备份厚礼走 朝中大佬的门路,递张门生帖子请他老人家收下了,也就有了师生关系。于是这些真门生、 假门生到省署报到时,个个怀里都揣着一封“八行书”,这就是大学士、尚书、侍郎们拜托 省署老爷请多关照的“介绍信”。不过,这种 “八行书”都是“一次性”的,以后还想攀住这棵大树的话,要看巴结的功夫。王明清 著《玉照新志》上说,岳飞父子被秦桧杀害后,其子孙皆迁徙福建、广东,靠地方官府计日 发给口粮活命。漳州知州要攀秦桧这棵大树,上奏建言:“叛逆的后代不应该留在世间,请 求批准,把这份口粮 供应给停止了,使他们自绝。”这是一种露骨的献媚,历代都有,大凡一个权臣当朝,天下 州县至少要有一半拜在他门下。明清时州县官员地位更卑微了,不大有直接上疏的机会,而 得拜托巡抚代奏,于是讨好朝中大佬的办法,清一色改作送礼,夏天叫“冰敬”,冬天叫“ 炭敬”,过节叫“节敬”,做寿叫“寿仪”,都有专人给送到府上。若是奉诏朝觐,亲自进 京,则开销更大,官场上有“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的老话,反正晦气都出在老百姓头上 。像于谦、海瑞这些笃信“清风两袖朝天去”的人是不多的,所以那把交椅也极不牢靠。
亲贵权臣、中枢执政以外,可资攀援的还有“三同”,即同年、同乡和同门。其中目标 比较集中的,尤在吏部和御史台等部门,前者有地方官员的任免升黜大权,后者有监察弹劾 之责,这都是香火应烧到的菩萨。明朝英宗时,监察御史时纪因差入陕,枉道回家,长垣县 县丞萧节之“夤缘交结,挟势取民间女子”献为妾,被揭发出来后全都得罪。论原因还在 于时纪溜回老家时目标太大了一些。 反过来,如果没有辫子被政敌揪在手中不放,则好处极多,如杨乃武小白菜冤案七审七覆 而难以昭雪,说到底就是余杭知县被一张两湖同乡的关系网给包住了。宋朝时刘随任永康军 判官,以清廉著称,人呼“水晶灯笼”,上面托他对属下一个知县照顾些,可那知县是个贪 官,刘随不给面子,其结果是“水晶灯笼”自己得了个为官苛刻不能胜任的考语,而被罢免 了。有时候,小小州县只要把朝里权臣的粗腿拉紧了,甚至连皇帝亦不用过分害怕。唐代玄 宗时,李林甫执政,新丰县县丞吉温拜在他门下,很讨欢心。有人曾带吉温去见过唐玄宗, 唐玄宗事后对人说,这人不是好东西,我用不着。可李林甫一手遮天,又把他调为万年县县 尉。万年县是京县,这一调其实是提升了。
再往深处细究,锦上添花原是中国官场上的老习气,像刘随这类不买上头情面的官员, 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只要知道属下有京朝靠山,都会优容有加,那就叫“不看僧面看佛面” ,兴许还能借你之手眼通天,助我之飞黄腾达。清朝时,有个江苏人叫刘玉书,靠花钱捐一 杂职,到北京吏部候选了许多年,凭着熬年资才熬出一任广东某县的巡检实缺。按清朝制度 ,除授杂职后,要到午门外“望阙谢恩”,但搞到后来徒存具文,没人去实行的。可是这位 巡检老爷挺认真,得缺的次日清晨,天还没亮, 就换上朝服,恭诣午门,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当时正下雨,他在雨中从容叩拜,丝毫 也不犯礼仪。恰巧,有位王爷入朝值班,坐肩舆打午门前经过,见了这情景很奇怪,便叫跟 班去问问是什么人,在干什么?跟班问过后转呈:“新选广东某县某司刘玉书叩谢天恩。 ”王爷听了,肚里发笑。待会儿入宫进了朝房,恰巧遇见进京陛见的两广总督,不由想起了 刚才那一幕雨中奇景,开口说“贵属下某县某司巡检刘某……”才讲到这儿,里面太监“ 叫起”了,王爷忙匆匆入内。这位总督已陛见过了,也就赶着赴任去,只当王爷拜托他多关 照这位巡检,便存了个心思。未久,刘玉书果然来两广总督行辕参见了,照老规矩,似这等 杂职、未入流辈,只要递一个手本进去,见总督大人一面是决无可能的。偏偏总督行辕的 门政大爷早就接了主人的叮嘱,一见刘某人来,赶快通报。总督传令趋见,又问“某王爷安 好?我出都时,来不及向他辞行了。”刘玉书这会儿只把脑袋多碰几下,再哼两声“是,是 ”,就算完事了。这以后上任未满一年,总督便特地让他兼了个征税的差使,发了不少财。 既而有事进省去参见总督,总督说:“你官职太小,我亦无法提升你,再捐两阶吧。”刘玉 书又是磕头称是,马上再捐个知县候补。广东巡抚和藩司只当此人是总督的亲信,立刻让他 补了实缺。此后,凡有好官缺都由他占光,数年间,连捐带保,居然升到了司、道一级。 按清朝制度,地方官员正七品以上,初次任用前,都得进京引见。刘玉书也不例外,这会儿 是总督拜托他带上礼物和信件去看王爷了。王爷早就忘记了多年前午门前的那一幕,看见总 督来信中极言刘某人心地忠厚,才具优长,已荐保至道员云云,反过来又当他是总督的亲信 ,只是弄不明白“刘某何许人而劳谆谆道及”。第二天,王爷又入值,恰逢广东某道员出缺 ,皇帝征求王爷意见,该派谁去?王爷意中一时无人,马上做个顺水人情给两广总督,就推 荐了刘玉书。一个引见候选的道员能马上补缺,这在清朝也是稀罕事。因为清朝捐官,最高 可捐到道员一级,有钱人都买这个顶戴装门面,一时有“盗(道)如牛毛”之 说,但真能放实 缺的没几个。两广总督和属下官僚眼看刘玉书引见未久,就得意洋洋地回广东上任,能不认 定他确实是王爷的红人吗?从此王爷当他是总督的人,总督当他是王爷的人,那可真叫做是 “朝中有人好做官”哩。


朝中有人好做官(2)
当然,官场上又有句俗话,“现官不如现管”,这在州县衙门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运用 起来也最为贴切。因此州县正堂、佐NB032得奉承府、道和省署,衙署杂职吏胥又得巴 结州县正堂和佐NB032,前述“坐省家丁”、“坐府家丁”之类,便是缘此而来; 一级吃一级的“孝敬”,形成定例。本书第一章《奇文共赏 八字墙》里,曾讲过知县过生日出告示让佐杂属吏送礼的事,回头佐杂们也做生日让管下 送礼,否则,这班吏胥杂役们的饭碗也端不牢。李宝嘉所著《官场现形记》里,有一回《钱 典史同行说官趣》,这位“四老典”告诉赵举人说,“一年之内,我一个生日,贱内一 个生日,这两个生日是刻板要做的;下来老太爷生日,老太太生日,少爷做亲,姑娘出嫁, 一年上总有好几回。”赵举人诧异道:“我听见王大哥讲过,老伯还没养世兄,怎么倒做起 亲来呢?”钱典史道:“你原来未入仕途,也难怪你不知道。大凡像我们做典史的,全 靠着 做生日、办喜事,弄两个钱。一椿事情收一回份子,一年有上五六椿事情,就受五六回的份 子;一回受上几百吊,通扯起来就有好两千。真真大处不可小算。不要说我连着儿子、闺女 都没有,就是先父、先母,我做官的时候,都已去世多年;不过托名头说在原籍,不在任上 ,打人家个把式罢了。这些钱都是面子上的,受了也不罪过;还有那不在面子上的,只要事 在人为,却是一言难尽。”
这番自白,又可以当作“生日告示”的续篇来读。


明枪暗箭窝里斗(1)
〔朝天子〕老妖精爱钱,小猢狲弄权,不认的生人面 。痴心莫使 出头船,风浪登时变。扭曲为直,胡褒乱贬,望君门天样远。幸身名保全,窜山林苟延,守 本分甘贫贱。
天高皇帝远,衙小老爷多。老爷一多,宦海兴波,窝里斗的景观便层映迭现了。
官冗吏滥,事权混淆,这就足够造成一个动辙磨擦的氛围。仅从官制上看,州县衙门的 交椅,都有定额,但实际上远不是这回事。上司对某县令不满意了,随时可以再派一个人来 署理或协理,原有的那一个又不能擅自去掉,这就有两位太爷了;同样的办法,也可以施之 于佐NB032和其余杂职上,结果各色名号的老爷便可能有一排。海瑞做兴国知县时,曾 写过《兴 国八议》,专门揭露这等弊端,比如捕盗之事,该由典史管的,可兴国县还有什么“捕盗主 簿”;又如清军工作,该由管粮主簿负责的,但兴国县里又有什么“清军县丞”。照他的意 见,这些多出来的交椅,都应该撤掉,否则既糟塌了俸禄,还影响了行政效能。其实他哪知 道这是“本朝”传统,更是历代传统,没给他加派一个平级知县来算是客气的。比如明英宗 正统十四年(1449),周忱巡抚江南时,各州县衙门里都增加了好多佐NB032 ,良山县至有两令三丞 四主簿之滥。有个叫王廷巩的县民,当周巡抚来良山视察时,特地预先在其行馆墙壁上题诗 一首:“良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堪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 《坚瓠 补集》卷1)倒不是老百姓养不起两个县太爷,须知老爷一多,吏胥和“自家人”也 就要相应 增多了。追溯起来,这种现象甚至在号称吏治澄清的明初就已相当严重,如松江一府三县, 便有吏胥1350人,“吏有正吏、主文、写发;皂隶有正皂隶、小弓兵、亘司;牢子有正牢子 、小牢子、野牢子等名色,又有自名小官、帮虎等”(《大诰续诰·松江逸民为害》 )。养活这一大帮子,还要受他们骚扰,老百姓就不堪忍受了。
衙门外百姓喊不堪,衙门内亦自斗得欢:你是 朝廷除授的,他是上司指派的,我又是凭着朝中有 人来坐“加座”的,互不相让,又各自拉起一伙人马 来,那场面还能不热闹吗?《后汉书·卓茂传》记卓 茂任密县县令,一到任便和衙门里的吏员闹矛盾,郡 太守趁机又加派一位守令(代理县令)来,卓茂“不 为嫌,理事自若”,读者不难想象这又该闹成什么 情形。传记注引《东观记》曰:“守令与(卓)茂并居, 久之吏人不归往守令”,看来吏员们究竟是否向那 位老爷请示公事也没个准,这拉帮结派也就难免。 一样道理,在本书第三章第四节中,作者曾引用过 一篇南宋时胡颖命属下某知县“燕居琴堂,坐享廪 禄,弗烦以事”的通知,倘若这位王知县偏偏不知 老之将至而决心发挥“余热”呢,那就和东汉时卓 茂在密县一样,有几出好戏要唱了。
窝里斗的起因,又不止于“老大多,要翻船”, 有时候为个名份礼仪,便可以闹成“一山不容二 虎”的局面:比如唐宋时代,州县正堂和佐NB032都是 进士出身,品阶都差不多,可职务上有主次尊卑之 分,这就是矛盾因子了。《山堂肆考》上说唐代时张 彖登科,授华阴县主簿。那位县令老拿第一把交椅 的权势压他,他受不了,长叹一通:“大丈夫有凌云 盖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抬 头不得!”一光火,丢下官跑出衙门。反过来,也有 厉害的事例:《宋史》上说司马池中第后授永宁县 主簿,和知县关系搞得很僵。司马池为公事去找 他,他南面傲坐,连礼也不还。司马池走过去一把 将县太爷的身体揪转来,让他好好坐正听自己说 话,这位太爷倒也就服软了。
比之名份礼仪,意气相争的事又要多一些。海 瑞曾以做淳安知县的体会,写过十一篇参评,对知 县、县丞、主簿、典史、教官、阴阳官、医官等每一种 官职的主要任务和容易出现的毛病都议论了一 番,编成了《淳安政事》。比如他对县丞的要求是, 做好知县的得力助手,不可独断独行,更不可袖手 旁观。这态度比之韩愈在《蓝田县丞厅壁记》中所 写,倒是积极得多。但如果知县和县丞都各有主见 互不相能呢?这就少不了吵架,如《渊鉴类涵》引 《汇苑》记,裴子雨为下邳县令,张晴任下邳县丞, 两人俱有声气,又都会说话,一争起公事来,能正 言疾色地辩个半天。吏员们可幸灾乐祸啦,躲在一 边议论说,长官称“雨”,赞府道“晴”,终日如此不 和也。比之更不堪的例子还有,云间颠公著《清代 官场百怪录》,谓商城县令和典史有积嫌,但典史和 县令的几个幕友关系不错,常去知县署内找他们 聊天。典史署后有短墙,正与衙门内署相连,有时 典史嫌绕圈子进县署不便,就跨墙过去。某日恰巧 为知县撞见,硬说典史做贼,不容分诉,重打一顿, “明日,典史哭诉二尹、三衙,皆愤抱不平,愿与联 名上控。令大惧,挽广文(学官)调停:以五百金为 典史养伤费,典史视孔方兄之情,遂忍气吞声,不 与之较”。


明枪暗箭窝里斗(2)
纯为争权夺利的窝里斗,当然所占比例更高。 衙门中的“公事”,多半牵带着利润,因此争权也就 是争利。一部 《名公书判清明集》内,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一会儿是某县尉背着知县、县丞单独受词,发挞罗 织,闹开后连上司都觉得“若本司循其说,则州县俱不必置,而体统俱可废矣”;一会儿 是某县主簿“狠愎暴戾,霸一县之权,知县为之束手”;一会儿又是某县丞“乃与吏作套 取财,甚至盐米之类亦责民户纳钱”,偏偏还有那几位老爷也不是啥好货色,气得上司“牒 通州请别选委清勤官吏”。总之是你盯着我,我瞪着他,也就和一伙乌眼鸡似的,时而斗气 之间,还有斗狠和斗巧的。杨恩寿所著《坦园日记》中,记一事尤叫人发噱,谓同治八年 (1869)之长沙,有一名妓沈金枝,兼营娼赌,凡官、绅、幕皆趋之若鹜,淫 威颇盛,然厚 此薄彼之间,少不了会惹得争风吃醋。六月三十日那天,沈金枝有一小婢患病濒危,她不俟 其气绝,便雇人弃之城外,经人发现后,传作活埋,便有许多打抱不平的冲进其色寮赌窝内 ,将沈金枝揪出来扭送到长沙县衙门,长沙知县吴老爷本是沈金枝相好,“以温语慰金枝者 甚至,并叱众为哄堂”。于是舆论汹汹,遍贴传单。这下子,一向挟嫌沈金枝和吴知县的 另一位裴老爷有机可趁了,他正奉命办团局,职在维护治安,拿几份传单代表民意,“立提 金枝至团局,责背二十,枷号一日”。吴老爷有苦说不出,便找个借口将团局中的差役抓了 两个来,狠打一顿。裴老爷更火,隔日又将沈金枝提出,“押游各城,凡市廛繁盛处,当街 鞭二十”。闹得长沙城里引为笑谈。 巡抚知道后,将两位老爷一起撤职,那位有人爱有人恨的沈金枝则被逐出长沙,这倒是 窝里一场斗而为民除三害的快事。
由两汉迄明清,州县衙门中窝里斗的另一突出景象,就是官与吏斗,起因则多为“小猢 狲弄权,不认的生人面”。《后汉书·张升传》谓张升代理外黄县令,杀了一个受贿赂的吏 员,即遭此同类警告:代理一时,“何足趋明威戮?”《宋史》记陈诂知祥符县时,严 治 贪吏,吏员竟集体“罢工”,让他无法办公,朝廷闻之,果然欲罪陈诂,亏得陈尧佐出来说 话,“罪(陈)诂,则奸吏得计,后谁敢复绳吏者?”一卷《明史·循吏列传 》上,更是满 载吏斗老爷的史实:如明宣宗时范希正任曹县知县,“有奸吏受赇,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师 。吏反证希正他事,坐逮”;徐九思任句容知县时,“有吏袖空牒窃印者”被他当场抓住, 居然全衙门的吏员都来解救;永康县衙门的吏员更厉害,“素多奸黠,连告罢七令”,直到 穆宗隆庆二年(1568),来了个智勇双全的张淳当知县,这才把他们全镇服了 。
自然,衙门里的内争,也不尽是意气相争、权利相争,正欲克邪、清要治贪的成份也还 是有一些的。不过既有一把交椅,总有它的来历,相争中寡不敌众、正伏于邪的结果又 要居多,这便是自古清官挂冠多的原因之一了。


强龙难压地头蛇(1)
〔滚绣球〕碜可查荆棘排,活扑刺蛇蝎;打周遭挤成一块,唬得 俺脚难挪眉眼难开。一个虚圈套眼下丢,一个闷葫芦脑后摔;踩着他转关儿登时成败,犯着 他诀窍儿当日兴衰。几曾见持廉守法垛了冤业,都子为爱国忧民成了祸胎,论甚么清白?
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应记得“护官符”这件事,这是应天府衙门中一个小门子开导 贾雨村的“理论”——“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 贵 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 保呢!所以叫作‘护官符’。”此外,又有官场中过来人将这经验概括为“为政不得罪于巨 室”,亦称做州县的秘诀。
所谓乡绅、巨室,剖析起来是个成份极复杂的构成,上起皇亲国戚、大臣亲贵,下及官 宦家属、豪强地主,乃及因丁忧、革职、致仕等各种缘故返回原籍的官员,都可以包括在内 。他们因种种关系,和省级封疆大吏及朝廷政府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更有手眼通天直达皇宫 内廷的。州县衙门的七品八品九品官儿们,尽可在平民百姓跟前充老爷,但在这些巨室乡绅 眼皮下则须大打折扣,乃至狗屁不值。豫剧《七品芝麻官》里,“诰命夫人”纵子犯法,各 级 政府无人敢问,小小的七品官唐成斗胆查问,被她在公堂上当着众人NC025一巴掌,确 是现实的写照。皇亲国戚的威势姑且不论,即一般具有一定政治势力 和经济实力的所谓豪右,也不拿州县当回事儿。如张萱著《西园闻见录》记,明世宗时,唐 时英初授平阳知县,发现当地赋役不均,大为民病,便以清丈土地为己任,定了个计划,去 向府台请示,知府道:“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这真是老州县的经验之谈了。大抵兼并 万顷田亩而又将赋役转嫁到小民头上,从来就是巨室乡绅的最基本功之一。自古以来,这弊 端从未除掉过,你小小一个唐时英能扭转过来吗?当然,硬起头皮的“清官”也不是没有, 比如海瑞在江南主持“退田”一事,历史上就十分有名,但这时他已是应天巡抚封疆大吏, 即便如此也照样被乡绅们合伙给扳了下来,于是便有了“海瑞罢官”这一幕。至于那些品秩 卑微的州县官们,当然更难得有那等胆量了。乡绅们如果对州县官员心生不满,即赏以“虚 圈套”、“闷葫芦”之类的报复,方式很多。最简便的,是通过他们在京朝的亲属。古代官 场上讲究政治联姻,许多官员都通过儿女婚事结成亲家,即如《红楼梦》中那个小门子对贾 雨村所言,“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倘踩着他们一些,一封家书递到京 城里,马上就见雷鸣电闪,暴雨倾盆。有时是直接采用劾奏之术,有时打迂回战,指使御史 、六科等出面,制造“舆论”,例如海瑞的罢官,就是被这种“舆论”轰出来的。对州县的 上司施加压力,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法,其结果是让那些敢于触犯乡绅权益的官员遭到申饬或 调走。比如明神宗时,陈幼学任确山知县,当地有不少人在外面当官,留在家乡的亲属为非 作歹,陈幼学均依法处治。其上司汝宁知府丘度很害怕,恐受牵连,忙与巡抚等商量,把他 调走。那些因各种缘故解职在家或暂住当地的官员们,更不能轻易得罪,否则等他一旦再 出山时,就有好果子请你吃。比较有名的如西汉时的李广,下台后曾违犯不许夜行的治安条 例,被霸陵尉关了一夜,俟李广复职奉命出征后,开了份名单指调官员随军效力,故意把这 个县尉也包括进去,不久就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倘逢皇亲国戚权宦一类,报复州县的手段 或许更简练一些,干脆就把你“做”了,不怕有人追究。比如东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执政 ,一门中出过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三个驸马,与皇家的裙带系成了死结,气焰熏天。吴树 当宛县令,宛县有一些梁门宾客(即幕友、门生之类)无法无天,被他惩办了 几个,结果下次 进京去见梁冀时,一杯毒酒就送了他性命,有谁敢吭一声?再干脆一些的,如明朝时王亲勋 臣们在各地凭借权势,抢人夺田,狼贪虎噬,“至殴州县吏不得行”,随时有挨揍的份,还 提啥事后报复?
乡绅巨室不仅势压州县,而且还要把持州县,利用衙门来替他们扩张权益,最普遍的手 法就是派出走卒亲信进衙门当吏胥,分别控制要津。如宋人周密著《癸辛杂识》追记他父 亲当富春知县时,正值故相李宗勉闲居在乡,“其家强仆数十,把持县道,难从之请,盖无 虚月”,周父“惟理自循,不能一一尽奉命”,结果李宗勉复出后,第一道奏章就是弹劾富 春知县。这类事例多了,当州县官的都有了教训,“热锅子”要趋,“冷灶头”也得烧,不 要说暂时离职回家的大佬们得罪不起,就是在京朝政争中被撵到地方上来编管的人,也不宜 当真,保不定哪一天他又东山再起了。有了这种心态,一部古代州县衙门史上,芝麻官主动 去奉承乡绅的记录不胜其数。如《笑笑录》引《上海县志》记,清代时上海县令邹人昌,“ 短于才,专以谄媚乡绅为事”,当时在京朝做御史的姚通素和杜完,都是上海人。邹老爷出 行时,但凡经过姚、杜家门前,都下轿子步行,以示尊敬。老百姓利用这几个人的姓名谐音 ,编了首歌:“舟人(邹人)不为撑(昌),全靠摇(姚) 着力;若还风水起,舵(杜)也少不得。 ”事实上,“烧冷灶”而收效益的例子也真不少。《挥麈余话》上记载,北宋末年时秦桧在 建康闲居,时当炎暑,上元知县张易去拜访他,听他说起“此屋粗可居,但为西日所苦,奈 何得一凉棚。”第二天,天还没亮,一个凉棚就在他门前搭好了。原来上元县衙门里刚新做 了一个凉棚,张易学乖,转让了给秦桧。到了南宋初年,秦桧拜相了,其时张易已经年逾70 ,按规定该办理退休手续了,秦桧替他在履历本上减去10岁,提拔成楚州知州,这就是一 个凉棚换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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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龙难压地头蛇(2)
当然,豪门巨室盘踞地方,土豪劣绅把持州县,毕竟会经常同朝廷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 ,因此一些具有长远目光的君主和执政大臣们,也颇注重这方面的防范。比如明景帝时,贵 州左布政范理在奏疏中谈论他原籍的州县官如何不好,请朝廷罢免或调走,结果自己倒先调 来京师,下法司问罪。海瑞当应天巡抚时,更是明令禁止州县官员与乡绅交通,凡是乡绅 来衙门拜见官员或投递书信的,门房均要做详细登记,包括谈话内容记录或书信要点摘录, 凡不让登记、登记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先登记以后又窜改者,被他知道了都要严惩。还有 一条许多朝代都通行的办法,就是在那些皇亲国戚、勋贵权宦家属特别集中的地方,专选派 手段厉害、办事果敢的官员去任州县,这就是所谓“卧虎令”、“强项令”、“铁面少府 (县尉)”之类,而在官修史书上,又统称作“酷吏”或“循吏”。这班人的本 事,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来概括。 比如东汉时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纵奴杀人, 洛阳令董宣不便进公主府邸搜查凶手,就派人候着。 某日公主带着家奴出门,他得报后马上带人去拦道,当 场就把这家奴砍了。再如西汉时王温舒去河内当 地方官,带一批干员上任,预先在河内通长安的驿 道上准备好50匹快马,然后兜捕豪强,迭成罪案, 通过50匹快马迅速传递请求严处的报告和批复, 来回不过几天时间。那些被抓起来的人还来不及 把求援书送到他们在京朝的保护人、代言人手里, 便都掉了脑袋。然而从总体上看,敢于捋老虎胡须 者,终究不会有好结果。试观《史记·酷吏列传》,大多下场极惨。不过倘非如是,又哪来 “强龙难压地头蛇”这句老话呢?


秋风切莫过江来(1)
〔南绝世催〕公私扰扰,打抽丰,干和湿,不能少;写知单,多 和寡,须送早。稍迟延,差役家丁到署吵。正项银钱难缴,陋规银钱难要,并不是甘做那赖 NB057NB061。
明代宪宗成化七年(1471),长江下游北岸新 设了一个县治,叫靖江县。这地方最初是长江中的 一片沙洲,俗称马驼沙,属江阴县治下。从宋代起, 当局移民垦殖,积年累月,才逐渐与北岸连成一片,于是由江阴析出分置。从北京派出的 第一任靖江知县姓郭,跨进仕途前,曾在江南教过书。这会儿还没把县太爷的交椅坐热,就 有当年的学生找上门来了,拜托门政大爷送进来的见面礼是一把诗扇。郭太爷不叫开门迎客 ,就在公案上研墨弄笔,添写七绝一首于诗扇上,命门政原物退还。诗云:
马驼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
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
意思很明白:靖江县衙门刚开张,尚无油水积蓄,千万别上这儿来打秋风!
打秋风是官场戏的传统回目之一,追其本原,从“打抽丰”之谐音转来。由字义上推敲 “抽丰”的意思,就是从丰稔处抽分,说白了便是分肥,而且特指利用种种借口向地方官员 乞取财物,对象往往以州县一级居多。按说这些当父母官的老爷们向上司赂送,向属下索取 贿礼,除此之外,还有谁敢从他身上拔毛呢?有!还有“故人”和“游客”,要从他们的碗里 硬讨一杯羹。官场上有句老话,“宁遇仇人,莫遇故人;宁逢生客,莫逢游客”,专说这打 秋风事。
“故人”的范围很广,凡乡党亲朋、馆师学生、监舍同窗、旧交故友,都可能数百里上 千里迢迢上门;“游客”的流品更杂,奉公出差委员胥吏,赶考 秀才下第举子,过路名士失业幕友,虽说压根儿与老爷素无一面之缘,也会路经“宝地 ”,“慕名”来衙门口求见。区别于一般的告帮求乞,打秋风讲究手法“风雅”,多以书画 为媒介,最常见的是一张拜帖加一份“诗扇一柄,拙作请教”的“礼单”。酌元亭主人所编 《照世杯》中,对这种习气,有段极生动的描述——
抽丰一途,最好纳污藏垢。假秀才、假名士、假乡绅、假公子、假书帖,光 棍作为,无所不至。今日流在这里,明日流在那里,扰害地方,侵渔官府。见面时称功颂德 ,背地里捏禁拿讹。怪不得当事们见了游客一张拜帖,攒著头,跌著脚,如生人遇著勾死鬼 的一般害怕。若是礼单上有一把诗扇,就像见了大黄巴豆,遇著头疼,吃著泻肚的。
其实 天下事物,总是先有真的,后才有假的,比如这“假公子”一说便是。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 县时,正逢胡宗宪任浙江总督,他的儿子常以总督公子的名义去各州县打秋风,有一回撞到 淳安了,海瑞将计就计,硬说他是“假公子”,亲自带人去驿馆教训他,还把他沿路“抽丰 ”获得的一千多两银子全部没收了。不过像海瑞这等厉害的芝麻官,官场上寥寥无几,在真 假难辨的情况下,毕竟以当真为妥当些,于是这秋风便总是刮得起来。
所谓“吃著泻肚”,就是打秋风总要老爷有所破费的实质了,你或多或少得花点钱才 能把他送走。这笔钱,在官场上叫“下程”或“程仪”、“程金”等名目。老爷咋肯“ 头疼 ”之余又甘心“泻肚”呢?原因很多:若是“故人”,先别说他有乡情地缘、同窗友谊、师 生名份等大道理压着你,还怕他回乡去露丑,留下来揭短。再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说不定日后他的功名前程还在你上头哩。因此这秋风频吹之间,又有一层相与提携接济的涵 义。《坚瓠集》上,记有一段同窗互相打秋风的趣话:鄱阳程文宪与仲隘斋、徐朝信三人, 一起借寓南天寺读书。程先及第,出任镇江衙门,仲、徐俩便帮衬南天寺老和尚去镇江打他 秋风,程不得不给。后来程因病辞官回乡,仲和徐又都考中了,分别出任兴化和东安,于是 程又怂恿老和尚出头,再去打他俩的秋风。诗扇上题有“东安官舍冷如冰,杖锡秋风兴欲乘 。疏是先生亲笔撰,不须懊恼恨山僧”,简直是讨“风债”了。
至于毫无故人情谊的游客,也得从长远着眼。官场上有句老话,人“有千里之能为,无 千里之威风”,州县官只有百里威风,更得先放些交情做本钱了。当然这里头也有文痞无赖 一类,用《照世杯》中的形容来讲,即是“有四种熬他不得的去处:不识羞的厚脸,惯撒泼 的鸟嘴,会做作的乔样,弄虚头的辣手”。但你也不敢随便得罪,他一路游将过去,碰巧被 哪个大官留作幕友清客,找机会给你下点蛆,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土风录》载有一段 打秋风事,极见此辈“厚脸鸟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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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切莫过江来(2)

有惯打抽丰者谒宜兴令,谀之云:“公善政,不独百姓感恩,境内群虎亦皆 远徙。”忽有役禀:“昨夜有虎伤人。”令诘之,答曰:“这是过山虎,讨些吃了就要去底 。”令大笑而赠之。
这是打抽丰者借“过山虎”作双关语,而宜兴县令也是聪明人,否则那家伙或许 还会到处放风,说他纵虎伤人贻患地方了。
比起“过山虎”更厉害的伎俩,叫作“撞太岁”,那可就不是“讨些吃了就要去底”, 还要以衙门老爷亲朋故旧的身份,在当地招摇撞骗一番,把富户绅粮个个拜到,本钱还是那 一把诗扇,既有“虚头”可弄,不怕敲诈不到下程请酒的回报。就连衙门内的吏胥们,也不 得不看在老爷面子上,打起精神巴结奉承。倘是这段时间里正有几件油水足的案子,那就更 有热闹可瞧了,走门子,通关节,黑吃黑,都不妨央求这位“有面子”的外路客从中说合。 这也叫做贼心虚,仿佛有这么个衙门外的人居间经手,脏钱便算洗干净了。《万历野获编》 载明朝人以俗事对偶,将“打秋风”和“撞太岁”对称,其实这种风气,早在秦汉时便已形 成了。读过《史记·高祖本纪》的人都该记得,刘邦的丈人吕公,就是在“撞太岁”过程中 收到这乖女婿的。当时吕公远从单父来投故人——沛县县令,马上便有衙门中人出头,为之 举办一个大大的打秋风会,号称举贺。沛县的富 户及吏员们,看在县太爷份上,都得破财。按主吏 萧何制定的标准,贺礼不足千钱者,还只能坐在堂 下。那会儿的汉高祖,还只是亭长刘三,少不了也 得硬起头皮赴会,乃欺骗门子说“贺钱万”,居然诳 得吕公跑到衙门口来相迎,还把宝贝女儿嫁给了 他。司马迁的笔法高明,仅用“谒入,吕公大惊,起, 迎之门”寥寥十字,便把他老人家始而倚仗沛令傲 然高坐“撞太岁”,继而闻钱耳聪猴急相的转折,入 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
自然,像本节开篇那位靖江郭知县一样,回绝 打秋风者的官员,也是有的,不过因此结怨乃至惹 下麻烦的教训不少。明人著《NB062幢小品》上,便有一 例:湖南有程、郑二生同窗读书,程先登第,授咸阳 知县,郑借了路费去打秋风。程不肯见面,还遍示 衙内县中:毋需看在本官面子上送下程给他。郑无 奈,央人向他讨些盘缠回家去,程分文不给。后来 郑也考中进士,派在直隶当官。恰巧程因故降级, 调任直隶所属的获鹿县当县丞,又被人告赃,上司派来按察此事的偏偏是郑。程闻讯 后,远迎叙旧, 企图套同窗交情,郑笑而不答,招待他吃饭,席间 安排两个优人扮成老虎演戏:甲虎在吞食一羊,乙 虎踞而视,意欲分享。甲虎怒吼,衔羊而去。少顷, 乙虎亦获一鹿,甲虎复来,欲与之分食,结果争了 起来,同去找山神公断。山神出的判词是一首诗: “昔日衔羊不睬NC033,今朝获鹿敢来求。纵然掬尽湘 江水,难洗当初一面羞。”很明白,诗中“衔羊”影射 “咸阳”,“获鹿”则暗指眼前所在。通观全诗,老同 学是念念不忘当年赴咸阳打秋风不成的旧恨,于 是程自动解印。
用人扮虎,以虎喻人,这一则历史故事,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衙门中“坐山虎”与“过山虎” 之间在打秋风这一现象上的微妙关系,妙在故事里还有一个争食羊鹿的情节,颇合“羊毛出 在羊身上”的老话,反正都是往众人头上刮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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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萧索去时丰(1)
〔幺篇〕多亏承廉访司,乾生受御史台。倒惹 的百姓攀留,妻子埋冤,邻里疑猜。假若是弄 不谐、这一排、大惊小怪,怎能勾安乐窝通轰 自在。
一看这曲牌,该知道这是官场戏的压轴了,州县衙门三年或四年一任,任满了就得办移 交走路, 此乃通例;间或有上司褒扬、御史奖誉或绅民挽留而多干几任的,迟早也要调离。惟“移 交”和“离任”之际,还有几出闹剧要唱,这是古近州县官员都躲不了的。《宋稗类钞》上 说,某人新任眉州知州,接印后,衙门里设宴庆贺,乐人唱道:“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 去福星来!”新老爷听着舒服,忙问歌词的作者是谁?乐人回答:“本州旧例,只用此一首。 ”可知这些戏文都是循环往复的。
“灾星”这名称的由来,缘于州县官员将去任时,多有最后一刮,其内容形形色色。比 如向来民间田地房屋等买卖过户,都应当去衙门中办手续,衙门给盖了章,再抽一笔税,这 笔交易就算取得了官府认可,这份契约也就有了法律依据。但许多当事人都嫌和衙门打交 道 会吃亏,因此更愿做私下交易,先瞒着衙门;更有一班刁滑之徒、强梁之辈,名曰交易,其 实都是欺诈瞒骗,一旦送进衙门里来办手续,少不了被瞧出破绽,又被敲上一笔。于是这些 人都先把契约写好放着,等到衙门里老爷将卸印时,照例会有大爷、二爷、三小子们放出风 来,所有契税,一律减价。那一刻的心态,是能收多少算多少,“只求有契来税,不问真伪 。不论年月,来者不拒,即予印发”(《清稗类钞·度支类》)。同样方式, 倘若将离任时,正值田赋开征,为求得赶快从中捞一笔钱走,也有打八折打七折的。与此同 时,拖延不决的讼案、更改户籍的请求、申请开业的呈书,等等,只要肯再花上一笔钱, 全能在这时获得迅速的解决。老爷临走前文案房里最通见的景象,就是印章木戳盖个不停, 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吧。甚至连那位从不与钱粮、刑名事务打交道的账房师爷,这会儿也 有一笔开路费可以赚,因为他手里有一本记载着衙役工食银标准的账册行将移交,比如某轿 夫原先的工食银是二两七钱,这会儿偷偷孝敬他老人家一些,他就给你改成三两二钱了。不 用说,这一系列看在孔方兄情面上的活计,会留下无数后遗症,等新官上任之后,田赋的折 扣也罢,乱结的讼案也罢,照例又有不少翻案重来的文章可做。古代司法史上,向有“缠讼 ”一说,即换一任县官翻一回官司,弊病大多就出在这新旧交替时的“结费”或“税契”上 ,搞到后来,最终是老百姓倒霉,往往是一只羊身上剥两张皮下来。
胆子再大些的老爷,最后一刮中还包括把脏手伸向衙门公产,如《名公书判清明集》里 ,就专门收有一篇《任满巧作名色破用官钱》,斥为“公然白昼钾攫,如取如携”,这是宋 代时的情景。明朝景帝时,皇帝专门转发过一位御史的建议,“今后大小衙门官员私衙什物 ,俱令公同籍记,去任之时,照数交付,不许似前科办扰民。仍乞移文各处,通行禁约” (《典故纪闻》卷12)。可知明代时这种风气也不弱。《广笑府》里收有一 则《新官赴任问例 》:“新官赴任,问吏胥曰:‘做官事体当如何?’吏曰:‘一年要清,二年半清,三年便 混。’”倘此为通例的话,那么这最后的一个月,确实是混账透顶了。同一本书内,还收有 一篇明朝时老百姓为某官离任时的情景所编的歌谣——
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
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这又可以看成是大多数州县衙门老爷离任前最后一刮的写照。
送“灾星”犹如送瘟神,也要有一番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忙碌,那就是所谓“德政碑”和 “万民伞”了。“德政碑”的本来意义,是古代时老百姓对一些确有劝农开垦、兴修水利或 平反冤狱等政绩之地方官员的颂扬和追思。对其源起时间,作者无确考,观《晋书·羊祜 传》云,“襄阳百姓于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乡祭焉”, 略知魏晋之际已 有这等讲究。到唐代时,树德政碑的风气已比较流行了,《册府元龟》记唐初时贾敦颐在洛 州任地方官,“甚有惠政,百姓共为树碑”。稍后,其弟贾敦实又来洛州当官,“及敦实去 职,〔百姓〕复刻石,颂其德,立于兄碑之侧”。同样的记载,新旧《唐书》中还有不少。 作用和“德政碑”差不多的颂扬形式,还有所谓“生祠”,那风气更早在两汉时已 十分盛行,立祠的对象也不仅是老爷,如文翁为郡县小吏,朱邑是桐乡啬夫,于定国父 是县狱吏,但都因为在职任上做出了对老百姓有贡献的事,老百姓给他们盖起了“生祠”, 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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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萧索去时丰(2)
但是到了两宋时,这些形式已经严重走样了,几乎成为官绅勾结把持县道或沽名钓誉骗 取上考的工具。一班行将离任而恋栈不舍者,或者有被参劾之虞又想负隅辈,都借这种方式 来达到目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有一篇署名“沧州”的纪实作品,自述在曹阳县按察吏 治时见到的一幕,“入邑境,便有寄官员、士人、上户范文、吴NB063等六十七人,纠 率乡民五 百余人,植朱杆长枪一条,揭白旗于其上”,“沧州”说他起先还当是朝廷派人在这儿招兵 ,后又以为老百姓有什么冤屈,在此拦轿告状。及停下来一问,“不过举扬知县政绩”,因 此大生感慨。他举例说,过去青州太守在任时,也发生过老百姓“迎拜道左,感戴恩德”的 事,可真到了去职时,大家都掷瓦器骂他,侮辱他,安知青州之事,不会重演于曹阳?其实 读者只须从这“寄官员、士人、上户”的称谓中,便可知道这班人就是所谓“乡绅”,根本 不能代表广大民众,他们玩这套把戏的目的,则又如“沧州”所揭露的,是“有无厌之求, 难塞之请”,要被颂扬者替他们当差;“且此等事知县自当禁戢,却乃纵之,使得阴以兵法 部勒人众,焉知无奸雄默蓄此意于其间哉?”这就点得更透彻了,那多半是衙门老爷拜托他 们干的。还有曾在南宋时久任地方的蔡杭,说得更干脆,“今日之举留(即举德政而 恳请地方官留任)者,即平日之把持县道者”,如果真有美政惠民,“则路上行人口 是碑,虽无碑无祠可也,否则,如行人口碑何?”
不过“沧州”也罢,蔡杭也罢,都只能在自己所辖的有限范围内稍示禁戢,而这种早已 变了味的举颂“德政”之风,终于演成为官场把戏的保留节目。及明清时,州县老爷们无论 是贪是廉,也无论是任满离去或被参革职,临走前大多要拜托唆买当地乡绅搞一回这玩意儿 。因为并非出自情愿,也实在无“德政”可记,因此这会儿石碑、生祠之类是很难再建树的 ,于是简化成“德政牌”,就是做几块木牌,油漆以后,胡乱写上几句,或干脆就涂上“德 政”两个大字,让老爷自己带着走;相似的“道具”,还有“万民伞”、“老爷靴”之类。 “万民伞”又叫“旗帐”,乃是一把大雨伞,表示满县百姓合赠留念,寓有大家都曾蒙受老 爷这把大伞庇护的涵义;“老爷靴”就是请即将去任的官员脱一只靴子下来给百姓做纪念品 。放在哪儿呢?放在衙门前一个高高悬起的木盒里。清人石成金撰《笑得好》中,说某地方 官解任,有众老置酒来请脱靴,官曰:“我在这地 方上,并无恩惠及民,何敢当此?”众曰:“这是旧例,不得不行”,看来已形成规矩 了。其实果真恨不得把地皮也刮一层带去的老爷,恐怕是舍不得留一只靴子下来的,所以后 来州县衙门前的那只木盒上,就画一只靴子作为象征,至于那盒里是否确有几只靴子在,就 管不了许多了。
民国时期,还通行墓志铭、行状、家谱等,尝见有人为述乃父乃祖辈在前清 仕宦,有德政惠民,曾见家中存有“德政牌”、“万民伞”若干云云,乍听之下,未免令人 肃然起敬。其实知道这原是明清官场通例的底蕴后,大可看其一文不值,焉知不是乃父乃祖 自己掏腰包拜托乡绅代为定做的?那时节,官员离任时,一边是满县百姓围聚衙前笑骂掷瓦 ,一边是几个胥吏借两套秀才行头冒充士绅,再雇几个叫化子吹吹打打,送上几块“德政牌 ”、几把“万民伞”之类的情景,常有上演。当然,即便是在历朝末期吏治益坏的大背景 下,也不是就没有出过几个如海瑞似的“清官”,而老百姓发自内心为之立碑送伞的事,也 是有的。例如清代嘉定知县陆陇其,居官清简,政绩懋著,因此得罪了上司,被讦落职,临 去任时,“小民供给馈赠,皆布帛菽粟,连樯接迹,扶老携幼,哭巷攀辕”(清王有 充《吴 下谚联》),为此还有一条“有官穷似无官日,去任荣逾到任时”的谚语在当地流传 。
然则从总体上观照,“德政牌”、“万民伞”、“老爷靴”这些东西,终究已成为“衙门小 官场 ,官场大舞台”的落幕道具。忙完了“灾星移去福星来”,再忙“新官上任三把火”,周 而复始,又一场衙门戏揭开了帷幕。“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 (李伯元《活地狱·楔子》),每况愈下之间,包括州县衙门在内的整个封建 统治,最终走上了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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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本书将付梓前,编辑先生特嘱补一篇后记,并要求略述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 作为一个 业余的通俗文史读物作者,“治学”不敢谈,不过或可借用我们上海作家陈村的妙语一句: “我年正半百,居百岁之中点,不妨信口胡说”一通(《五根日记》)。何况自叹碌碌,虚 度“中点”时连寿面也不曾吃一碗,也可借此机会将写字卖文的经历稍微梳理一下。
求学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还未跨进高小门槛,即幸遇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从此再没卡 压升级的考试逼促,也无求知向学的内心自觉,直到年甫十七便进工厂学徒至今,可谓永别 了稀里糊涂的学生时代,所以课业知识到目前还停留在略知四则运算的水平上,倘不废操习 ,可期保持晚节。比之受用的却是遭际江河横溢,书先为鱼鳖,通过种种渠道从公私庋藏漂 流到社会上,可以让你逮到什么读什么。而且彼时尊长师道的权威,一概坠落,没人教训你 啥是正经啥是闲书,只要别碰“手抄本”,其他皆可以“化毒草为肥料”。最难忘在学校里 厮混时,三天两日和几位青年教师及工宣队员交换书籍。有一位崔定国先生,是朱自清的外 孙,介绍我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某一回考校,让我默写出50首唐诗后,还请客 一顿作为奖励。现在回想,我的文史兴趣,大概就是在这种无分良莠深浅的囫囵吞枣式的杂 览间,不知不觉地积攒起来的。惟夤缘时遇,居然也曾随波逐流,写过什么评儒法、批《水 浒》的文字。但乳臭未干时的轻狂,想来上帝也会原谅吧。
经历
蹉跎岁月,十年如梦。这种感受在同龄人都有。但是我在后一个十年的经历,或许就有点特 别了。因为缺乏定力,无福消受所在工厂领导的特别眷顾,终于告病回家。惟彼时已经成家 ,忝为人父,民生问题迫在眉睫,于是学商学贾,作师代课,给文化馆打零工,替誊写社刻 蜡纸,帮电影院画海报……虽然未至于业通五花八门、友结九流三教,但对世道人心这部大 书,可能比坐在书斋里治社会史的学者要先窥一二。比如投宿旅店误时,每每在混堂里同贩 夫走卒、卖解鬻技者流“五族共和”,因得略识诸般江湖世相。差似20世纪80年代的《南行 记》的经历,想来年在不惑左右的学者,少有亲遇。那些年月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对于 往后社会史题材的写作,特别是相关史料的认知,倒是不无补益的。
写作
机缘因遇,逐渐改向从文字中找饭碗。而托赖写作为生的最佳状态又莫过于文学创作,可惜 我在这方面既无才气,亦无灵犀,所以只能凭借陈醋半瓶,做一点通俗的历史文化题材的撰 述。往往是应出版商所邀,凡札记小品、掌故轶闻、史事特写、人物传记,乃至台历文字、 火花说明、少儿读物、连环画脚本,无所不为,因为有个“工人”的身份,编辑先生们也多 能以宽容态度相待。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上海古籍、上海人民两家出版社的扶掖和鼓励,令 我难忘。
胡乱读书,夹杂作文,这种方式自然无可比拟治学研究过程中的深造。但检讨一下,也有很 多受益。一是因此涉猎了多方面的课题和题材,且对其领域的较新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有 所知道,便于成果借鉴、观点启示和线索寻溯;二是由于经常站在整合性的角度对既有的成 果和材料进行审视取舍,更易辨识异同交叉,偶尔或能旁逸斜出,生出一点补缀贯通后的机 智;三是“失学少年”出身、市井里起家,所以文从字顺之外,总是带几分亲切感,并且往 往也免不了渗入些个人对世事的体会人心的揣度,要说尽可以当成世相人心的通俗读本来读 ,也不算是谬托。
藏书
平生自矜者,就是个人拥有的资料富藏。设想一下,在“买方”市场还相对有限的20世纪80 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也就是我以写为业的那个时段,有几家出版社肯放心地将策划立项 的选题交给一个隶籍工厂且无学历的人去完成?所以我当时撰写的读物,大都要署贱名,以 此证明自己或许能写。同样道理,当时又有几家大专院校的资料室和收藏级别较高的图书馆 肯向一个只拿得出工厂工作证的人开放?记得有一回接到某报约写一个民国人物传记连载的 题目,知道上海市图书馆藏有其人六十寿辰时同仁为之编撰的贺寿专集,特为借了一家杂志 社的专用阅览证去借阅,居然无功而返。还有一次,非要我出示“局级”研究单位的介绍信 ,还必须在上面写明看哪一篇文章,派什么用处。几次碰壁之后,乃痛下决心,微薄的稿酬 所得,必定匀出一定比例,用来搜罗各种资料文献。仍以民国史为例,如中华书局自20世纪 70年代便开始陆续发行的内部发行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全套,二档馆编撰的《民国史 档案长编》,以及中国近代史所等单位自50年代起便陆续推出的各种近代史资料期刊、专辑 ,乃至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论文汇集月刊,大体兼备。最得意的是全国 各地各级政协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亦都百方罗致,个人拥有量远远超越一般文科院校 所藏。至于古代文史资料的集藏,通如子史经集,僻至地方志乘,特别是“写手”必备,便 于寻索线索冒充博览的各种类书,大都装备。记得有一回,复旦大学的石源华教授应出版社 之约,主编一套“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承蒙他瞧得起我,让我承担王正廷传的撰写。最 后有好几个原先立项的人物,都因作者抱怨资料难找而放弃了。我对石老师说:只要假我以 时,都能写成。坦言之,“草根派”之罗致史料编缀成篇的本事,或许正是学院里所不能传 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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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自白
归结上述,我的通俗文史读物的撰写,大体就是依靠善于借鉴学人成果、勤于搜阅史料文献 和运用个人的些许悟性这个“三角架”的支撑。关于借鉴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条,我从 不隐讳。所以凡有人误认我为“专家”时,不免心惶颜赧,辄以我是专家的门外徒孙聊为自 解。好在自己常照镜子,知道是什么嘴脸,守定在另一个层次上、另一个题目下,用另一种 语言或方式做表述,决无逾越雷池去真正的学术领域里玩弄鱼目混珠的动机。已故的历史学 家樊百川先生说:“搞历史与搞文学哲学不一样,不需要天才或聪明。一个中等智力的人, 只要肯用功,就能做出成绩来。”何况我辈还仅仅是做些通俗的文史撰述呢?
感谢
知我最深而博学多才又兼擅多种文体的李海生君,是他的循循诲劝把我引入文字生涯;其后 再引荐我拜识曾经研治哲学历史的新闻评论家和民俗学家仲富兰先生,再得到仲先生的多方 面鼎力赞襄。这两位,实在是我的出入于师友之间的兄长。
天津教育出版社的秦呈瑞老师,除却对发掘此类社会史题材的慧眼先具之外,还有一份长者 对后生多加照顾的情怀,体谅我等煮字为炊者的艰辛。本书的前身《封建衙门探秘》(1994 年)的出版,要特别感谢秦老师的鼓励和照顾。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稼禾老师和金良年先生,我的另一本书《流氓的变迁》(1993年)正是 他们热忱鼓励与扶植的成果。
完颜绍元
2005年12月22日乙酉冬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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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驴”行天下——旅行者眼中的风景全文阅读 作者:佚名

“驴”行天下——旅行者眼中的风景全文阅读 作者:佚名 《“驴”行天下——旅行者眼中的风景》由www.loach.net.cn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驴”行天下——旅行者眼中的风景全文阅读页面。
“驴”行天下

目录A
西藏,我的思念(非烟)
我去,是越过空间,是走滇藏线赴一个夏天的约会;它来,是越过时间,缓缓地,从亿万年前的海底,带着五彩的珊瑚和三叶虫柔软的痕迹……
旅途人物(黄安妮)
这里讲述的,是公元一九九五年底到六月底,我们在雪域高原旅行时队伍之中人的趣事和途中碰到的轶人,队长骆逸、立志走遍中国的宋小南、蹲点拉萨的维小姐、定海神针老牛、四女生……
信步拉萨(师嫣)
如果这个城市是一个容人亲近的小城……如果这个小城又偏偏是坐落在海拔3600米以上的高原古城和圣城……如果说它还绝对地千姿百态,街头流动着身着红色僧袍的喇嘛……信步拉萨,感觉真好!

目录B
日喀则,我只是路人(非一狼)
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晒着高原的太阳,暖融融的味道慢慢地浸润了整个体腔。这个时候我的体腔纤尘不染、无比空旷,象是可以盛下整个世界……
平民视角--我眼中的丽江(任点)
我到现在为止的近三十三年的生命,都生活在古城……我只是爱着那一弘水,以及那弘养就的那方人。只要那弘水仍清,即使人心不古,我也依然会静静地享受流着的水,如果是冬日,更要加上那轮太阳……
德钦茨中村传教士(稻糠)
一百多年前,两个法国的传教士骑着骡子或驴沿着"茶马古道"逶迤来到德钦升平镇,他们没有继续向西北进入西藏,而是由北向南转去了维西方向,他们的目的地是距德钦县城90公里的燕门乡茨中村--一个隐藏在香格里拉澜沧江峡谷里的彼岸小村。

目录C
泸沽湖里格村第25号户新村民(绿色朵朵)
绿色朵朵,一个生长生活在大都市的普通女孩,自2002年国庆从泸沽湖出发徒步稻城,泸沽湖的阳光蓝天湖水便诱惑着她,回到城市几个月后终于下定决心重返高原,去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
兴安不见鄂伦春(炮弹)
"鄂伦春自治旗"这六个字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小时侯唱过的一首歌:"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人一匹骏马一人一杆枪,保卫边疆打猎巡逻护呀护山林……
新疆艳遇(稻糠)
她是我们在那拉提森林公园门口等车时遇到的。按照计划,我们应该在上午搭顺路的班车到巩乃斯镇或新源县城,晚上赶到伊宁……

目录D
住在佛学院的日子(泥土)
高高的坛城上,俯瞰喇嵘,飞鸟掠过,歌声飘荡,声声颂经……所有的影像在我的眼前清晰而又模糊,叠化而又淡出。我知道,纵然我所有的记忆都只是沧海中的一粟,可它将永远不会忘记,仅此而已,也就够了……
夜巷听琴(师嫣)
记得在凤凰时,我扛着三脚架,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在小巷中.一缕时断时续的叮咚弹拨,不知从哪里飘来,碎碎地从那黑黑的夜幕中滚落一街,立刻就将一个拉长的影子钉在那块青石板上……
下梅古村进行时(狡兔)
第一次到下梅,是傍晚,在路上看着太阳渐渐西沉,一路青山碧水……下梅的夜沉稳平和,孩子们已结束嬉戏,而溪水古屋,都默默不语。第二次到下梅,是下午,在精美的民居祠堂间流连,在小桥流水间徜徉……

目录E
洒意西塘(冬虫)
走在西塘街道的青石板上,从屋顶漏过的阳光洒满了全身,突然想如果洒在身上的不是阳光而是细雨也许更适合这千年古镇的意境……
又见凤凰(理想国)
初秋的沱江有一些成熟女子的气质,内敛而不失热情,原也象从文小说里婚后的萧萧,那样静静的流淌,在拐角人眼不及处,有时悄悄的打上几个旋来……
行径北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