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来临的第三次世界大萧条-梦想世界暑期活动即将来袭 多种玩法任你选

一 : 梦想世界暑期活动即将来袭 多种玩法任你选

  适逢炎炎夏日,《梦想世界》暑期活动即将清爽来袭,大家即使足不出户也能体验到无限乐趣。天魔殿、招财进宝、航海历险、梦想展览馆、西瓜狂欢节五大活动,让你每天有新意,天天乐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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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天魔 挑战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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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天魔

  西瓜狂欢 惊喜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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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狂欢

  展览梦想 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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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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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美国总是欺负别人,总是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

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

总是欺负别人,总是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总是把自己看得最重要,总是.........(即使他为世界的进步作出过贡献).
当他那狂想般的扩张欲望膨胀得让别人喘不过气的时候,全世界都认美国是敌人,集中力量进攻他.
问可能性?
力量对比?
影响?
......


美国虽然对于我们而言有很多不好的举动。

我们对于美国而言也有很多不好的举动。

互相不爽而已。国家看国家都是不爽的。明白?

你这种人,首先还没说清楚,还是先搞搞清楚世界的局势。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

三 :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郭其侨

2007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国防大学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前叫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再往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建立的由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1970年后,撤销了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成立军政大学,校址主要部分仍在高等军事学院的大院内,校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兼任,政委为张秀川。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以后,因黄、张都是林彪的死党被撤职,中央军委任命萧克为校长,唐亮为政委。1978年又一分为三:军事学院(去掉了高等二字)、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萧克任军事学院院长兼

政委,直到1985年8月又将三大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为止。

1985年下半年,军委要召开一次院校会议,研究军队院校的体制改革问题。萧克院长为了准备这次军委会上的发言,于1985年4月中旬出发到湖北、河南、河北的一些军事院校搞调查。他出发时带了我去,要我作记

录回来帮他准备发言稿。我那时任军事学院研究部军事学术研究室主任。

萧院长调研的第一站是武汉。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火车专为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这种车厢一半是卧铺一半是会议室。中午我在卧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我就起来到会议室去看报纸。不一会儿,萧院长也不睡来到了会议室。他一进来看到我坐在里面就问:“你怎么不睡呀?”我说:“睡不着,来看看报纸。”他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等他坐下了我就问:“萧院长,我过去在批林整风大会上听你说过,你说你一生三次?站错队?,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没站错队,这我理解,你前两次站错队是怎么回事啊?”萧老一听我提这个问题,一下来了精神,“你愿意听这些吗?”我说:“我很想听。早就想问你,但没有机会。”

萧院长说:“那好,我就简单讲给你听听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讲了起来: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

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我当时听了后,心想:难怪我以前听老同志说过,毛主席曾经讲到过以前什么重要会议上投的“一票”问题,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还一直耿耿于怀,还记着谁投他票了,谁没投他票。难怪他以后那么欣赏和信任林彪呢! 萧院长接着说:“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

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

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说:“你没表态算什么站错队呀!”

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表态的表态吗?”(意思是说,你没有表态反对,就等于默认和支持。)

我说:“你们不是个别单独谈话吗?别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萧又说:“现在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我心想:原来如此!

萧院长又接着说:“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

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也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指示由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萧克

同志任副总指挥。

我听了萧克院长的这段谈话后,感慨颇多。

“站队”一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流行语。当时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单位,在江青、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唆下,几乎都分成了两派。凡是他们支持的,就封为革命造反派或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扣上“保守派”、“保皇派”的帽子。所谓革命造反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成天搞夺权,揪斗“走资派”(各级领导)和“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名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是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站队站对了;“保守派”不同意造反派的搞法,就是“站错队”了。于是乎站队问题就成了一个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大问题。文

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保守派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造反派是极少数。

我记得萧院长在谈到三次“站错队”的讲话,是在1973年讲的。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他用了“站队”一词。站队是以毛主席划线的,萧院长也把文革中的这种划线站队方式,套到了他历史上的那两次经历中去了,那时党内生活高度民主,哪有什么以人划线的问题呢?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个人崇拜的恶劣风气,发

展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

萧克老将军不仅文武全才,而且品德高尚。他老人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从来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我军的创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和湘鄂黔苏区创建。那时他就担任了六军团的军团长和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可是解放后授衔时只给他授上将军衔,后来又干脆把他转业到农垦部当个副部长,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觉得不太公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与他说的前两次“站错队”有关呢?只有天晓得!可是萧老从来未把这些事放在

心上。

萧老现在已经年过百岁华诞了。好人长寿!

(作者退休前为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正军职)

四 :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郭其侨

2007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国防大学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前叫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www.loach.net.cn)再往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建立的由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1970年后,撤销了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成立军政大学,校址主要部分仍在高等军事学院的大院内,校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兼任,政委为张秀川。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以后,因黄、张都是林彪的死党被撤职,中央军委任命萧克为校长,唐亮为政委。1978年又一分为三:军事学院(去掉了高等二字)、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萧克任军事学院院长兼

政委,直到1985年8月又将三大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为止。

1985年下半年,军委要召开一次院校会议,研究军队院校的体制改革问题。萧克院长为了准备这次军委会上的发言,于1985年4月中旬出发到湖北、河南、河北的一些军事院校搞调查。他出发时带了我去,要我作记

录回来帮他准备发言稿。我那时任军事学院研究部军事学术研究室主任。

萧院长调研的第一站是武汉。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火车专为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这种车厢一半是卧铺一半是会议室。中午我在卧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我就起来到会议室去看报纸。不一会儿,萧院长也不睡来到了会议室。他一进来看到我坐在里面就问:“你怎么不睡呀?”我说:“睡不着,来看看报纸。”他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等他坐下了我就问:“萧院长,我过去在批林整风大会上听你说过,你说你一生三次?站错队?,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没站错队,这我理解,你前两次站错队是怎么回事啊?”萧老一听我提这个问题,一下来了精神,“你愿意听这些吗?”我说:“我很想听。早就想问你,但没有机会。”

萧院长说:“那好,我就简单讲给你听听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讲了起来: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

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我当时听了后,心想:难怪我以前听老同志说过,毛主席曾经讲到过以前什么重要会议上投的“一票”问题,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还一直耿耿于怀,还记着谁投他票了,谁没投他票。难怪他以后那么欣赏和信任林彪呢! 萧院长接着说:“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

肖克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www.loach.net.cn]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

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说:“你没表态算什么站错队呀!”

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表态的表态吗?”(意思是说,你没有表态反对,就等于默认和支持。)

我说:“你们不是个别单独谈话吗?别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萧又说:“现在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我心想:原来如此!

萧院长又接着说:“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

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也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指示由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萧克

同志任副总指挥。

我听了萧克院长的这段谈话后,感慨颇多。

“站队”一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流行语。当时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单位,在江青、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唆下,几乎都分成了两派。凡是他们支持的,就封为革命造反派或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扣上“保守派”、“保皇派”的帽子。所谓革命造反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成天搞夺权,揪斗“走资派”(各级领导)和“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名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是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站队站对了;“保守派”不同意造反派的搞法,就是“站错队”了。于是乎站队问题就成了一个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大问题。文

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保守派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造反派是极少数。

我记得萧院长在谈到三次“站错队”的讲话,是在1973年讲的。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他用了“站队”一词。站队是以毛主席划线的,萧院长也把文革中的这种划线站队方式,套到了他历史上的那两次经历中去了,那时党内生活高度民主,哪有什么以人划线的问题呢?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个人崇拜的恶劣风气,发

展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

萧克老将军不仅文武全才,而且品德高尚。他老人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从来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我军的创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和湘鄂黔苏区创建。那时他就担任了六军团的军团长和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可是解放后授衔时只给他授上将军衔,后来又干脆把他转业到农垦部当个副部长,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觉得不太公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与他说的前两次“站错队”有关呢?只有天晓得!可是萧老从来未把这些事放在

心上。

萧老现在已经年过百岁华诞了。好人长寿!

肖克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作者退休前为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正军职)

五 : 大变革即将来临——改革派与维稳派的PK

大变革即将来临——改革派与维稳派的PK

胡耀邦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共开明派领袖,在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以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否定文革,为1大批在毛泽东时代冤假受屈的官员和知识份子以及平民百姓平反昭雪,为新中国留下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自从这位党内最开明的领导人1989年因病离世之后,24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官场腐败已成常态,更可怕的是,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掠夺越来越猖獗!党内外一些忧国忧民人士目睹种种社会乱象,一直呼吁执政党倾听民意,稳妥推进延缓24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批敢言的人士中,胡耀邦的子女为人瞩目。

胡耀邦的子女秉承其父的开明作风,呼吁改革呼吁民主,自然会得罪同为利益集团的同僚,因而近期围绕着他们的谣言层出不穷,也让他们平白无故卷入了近期的腐败丑闻。匿名网帖指胡耀邦次子刘湖,曾任华润集团副总经理及常务董事,提携过遭公开举报的现任董事长宋林;红旗网、中国文革研究网等转贴称,胡耀邦幼女李恒是“贿赂门”葛兰素史克的原高管,与葛兰素史克行贿案有关联。

这把火更烧至力主改革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身上。新浪微博上出现揭秘照片,指一向大力高调挺改革的胡德平,在北京东二环拥有一套价值近2000万的豪宅。

作为回应,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官方微博接连辟谣,强调刘湖早在2005年就从华润退休,与出问题的华润并购案毫无关系;李恒早在2007年2月便从葛兰素史克离职,与葛兰素史克去年的行贿案没有任何瓜葛。胡德平更否认自已拥有豪宅,并表示愿在中外媒体共同见证下,与揭秘者一起去东二环现场验证房屋归属。可惜至今没有任何揭秘者现身。

但显然,谣言来自北京1大群坚决反对改革的阵营。不能不说的是,某些高官或宣传机构自身就是谣言的推动者。在一些事件当中,他们先入为主,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嫁祸于人。他们动辄将媒体和公民的监督,视为别有用心,以网络谣言和“阴谋论”作为反击正常舆论监督的武器,在抹黑监督者的同时,意图达到金蝉脱壳的目的。

北京改革派与维稳派的对峙还远没有结束,关于胡德平对高层的批评,以及改革派与维稳派翻脸,早在1个月前即传出消息,胡家惹上是非,是维稳派暗中发起的报复。至于指控是否属实,外人难以查证,但是传言对胡家声誉造成影响的效果已达到,也算是维稳派对改革派的1个警告,言下之意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利益绑在一起,还是一心维护好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好!

在执政党内部,前元老或者前高的后人是1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享有比普通人包括秘书帮所没有的“言论自由”以及更广泛的知情渠道。由于被认为他们政治上更可靠,上世纪90年代之后,各大家族几乎都有“代表”进入政坛,或担任高官或在大型国企担任要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利益集团。

他们都根正苗红,父辈们在文革中吃过大亏,但他们对中国民主化的立场却大相径庭。过去这些年,随着中国形势日趋复杂,官民矛盾突出,特殊利益集团固化,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两级化甚至势不两立。以薄熙来为首的一派势力去年遭遇重创,改革派借此要求加速民主化改革进程,因而导致北京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在这个背景下,力主改革的胡耀邦子女们卷入谣言漩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胡耀邦子女的遭遇并非孤立的个案,各种不顾事实的网络谣言与种种“阴谋论”的泛滥,令人难辨真伪。去年中后期,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与时任总理温家宝,都先后被曝家族拥有庞大财产,国际媒体基本认为,这些曝料的黑材料均来自体制内,有幕僚精心策划,供外媒去证实并做成报道,最终达成警告、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

虽说是清者自清,但若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给当事方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1个人被网络谣言击中,都难以自证清白,即便其做出公开回应,亦不能从舆论的泥沼之中轻松抽身。事实上,很多时候传言即使被证实为谣言,而造谣者抹黑对手、给对手制造麻烦的目的,均已达成。
  
同属1个政治集团,在政见出现强烈分歧时,不能通过公开直接的辩论,就只能采用这种匿名方式,借谣言来攻击对手。这是中国传统宫廷政治的延续,同时也借用了现代新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将民意卷入各种内部政争之中。新中国过去60多年来,这种内部人共识的破裂,往往预示着大变革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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