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读后感-10柳暗花不明-读《毛泽东与林彪》

一 : 10柳暗花不明-读《毛泽东与林彪》

本来打算看的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书目,一时不凑手,就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由叶健君、程波和王龙彪合著的《毛泽东与林彪》临时代替。选择这个题材还有一个原因,近期的阅读量有些欠账,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是选择一些题材相对熟悉的来快读凑数,而我涉猎近现代史已有段时间积累些基础,每到读书计划卡顿就搬兵于此,这样渐成一个良性循环,甚至很多事件的时间节点都已能摆脱度娘,可历史真的很吊诡,对一段事情的把握往往并不与掌握的材料成正比,搜集很多材料后发现与确信相比更多时候我们只能从一些细节上的矛盾来证疑我们已知的或许并不是真相,可真相究竟是什么仍不得而知,历史的魅力大概也源于此,《毛泽东与林彪》三天的阅读体验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毛泽东和林彪两人之间的关系算是中国现代史上众多耐人寻味的充满神秘色彩话题中的一个,作者围绕这一主线从他们的相识起点的井冈山开始写起,全书共34.4万字,分井冈相识、初露分歧、黄土情深、重大抉择、山雨欲来、风雷滚滚、走向巅峰、庐山摊牌、彻底决裂等九个章节,记述了他们从革命战友到分道扬镳的历程。

据说,这是一本多次报中央相关部门历经两年有余审批才获准出版的书,但我不得不说里面绝大多数的内容散见于目前公开可以查阅的资料,只是在这里作者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把这个接受的过程梳理更流畅,但其中对一些材料的取舍以及事件的交代带上了说书般的编造感,没有借鉴现下最新的文献发现成果,使其作为一本专著应有的价值大打折扣。

首先,成王败寇的正朔春秋笔法是本书的硬伤。所谓“春秋笔法”,出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其中“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即至于撰作《春秋》,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这种文以载道的写法用在历史记事上就让史料失去了原生态的写实,这可谓“历史是当代人的历史”的有记载的最早范例,据此后世也称之为微言大义。正朔,即正统的意思,原义是某朝历法的第一天,由于汉及其前朝代更迭时,每更正朔以示新呈天命,因而在后来延伸成为我国古代的天命理论,大一统思想,以及华夷之辨等政治概念,象征着一个王朝统治、代表中国的合法性与唯一性,同时期并列的其它政权,则被称为是“番”、“虏”、“夷”、“贼”等。本书作者继承了这种写作风格,书中从林彪出逃盖棺开始前推至入黄埔林彪政治生涯的开启,都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针砭林彪当时的动摇与投机。关于毛林二人关系书中引用林彪自己的师生定位,其实就作者的描写来看用《西游记》里的唐僧与孙悟空的师徒来定义更到位,书中的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就如毛泽东曾斥责的“你是个娃娃”,毛泽东则神话成如来佛般的先知先觉,我们只能说这不可能是他们50年私交公谊真实的写照。

其次,作者很多时候以一种爆料哗众的角度在历史大事件背景下切入一些历史细节描写,因为对大背景把握失准,披露的细节也失去依托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同时作者也没有注出相关细节的出处,一些立论也就流为一种虚实难辨的历史可能。第二章《初露分歧》中的5小节《林彪首次与毛泽东公开发生冲突》讲会理会议前林彪致信张闻天要求以彭德怀代替毛泽东负责军事,其中一段“自遵义会议后,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与敌人兜圈子,以图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林彪率一军团按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不是渡河,就是爬山,险山恶水,接踵而来。林彪走在行军队伍里,都有点苦不堪言。”太过想当然,这里的描写还不如王树增的战争小说《长征》里交代的客观,而致信这件事对理解毛泽东、林彪和彭德怀三人的恩怨算是一个关键的结点之一,也是延安整风中毛彭冲突的底火。另外关于平型关大捷、朝鲜战争关于出兵决定、中苏珍宝岛冲突相关史实随着档案的公开和研究的深入,即使是官方出版物也已放弃了书中这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式的书写,尤其朝鲜战争中国有关决策的描述严重背离历史事实,这都让原本可能真实的后续描写也成了娱乐圈的八卦谈资,而书中设计的多段有关林彪与叶群的私密谈话进一步彻底坐实戏说的椅子。

如此讲下来,问题来了,这本书真的就是一本戏说的剧本吗?其实真不是,只是作者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材料拼凑太多容易导致疑心生暗鬼。历史叙事无论多么宏大最终都是由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来完成的,在这里作者正是通过自己对相关史料的把握将本来孤立的一个个时间断面前后顺序对齐摆正,理出一部倍感穿越的太子上位记。例如,我一直对党史上一份重要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林彪何以与江青扯在一起迷惑不解,第七章《走向巅峰》中的3小节《江青与叶群的“君子协定”》彻底揭开其中疑窦,还有罗瑞卿的打倒、天才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是否设国家主席之争等作者都给出了比较可信的表述,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史料把握和推理的逻辑,当然如果能再严谨些就更好了。( 文章阅读网:www.loach.net.cn )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就像我们不能企图制造完美的新人类一般,我们不能奢望于一本著作中没有疑点,历史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当然只有尽可能多的占有史料,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去编排,以史为鉴也才有意义,就此而言,这本《毛泽东与林彪》不算合格,但就整理串讲这段敏感复杂并正塑造着当下社会的历史而言,拘于现有研究环境这种解读又是成功的,因为它在引起读者好奇的同时,让我们看到了曾为历史风流人物光环下凡人的一面,从而让这段历史变得具象而可触摸,虽然没到柳暗花明的地步,但一旦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历史瑰丽的一面已在前方。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作者简介:

叶健君,男,1964年2月出生,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写作,曾策划主持编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年度焦点》(3本)、《聚集红都》系列从书(四本)、《聚集红墙》(4本)等20多部书籍,撰写《湘籍共产党人的精神》《毛泽东与王明》(中央文献出版社)等个人著作4部,发表了《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剖析王明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等30多篇论文,参编各类书籍30多部,曾获省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

二 : 《毛泽东与蒋介石》读后感3000字

《红色三部曲3:毛泽东与蒋介石(最新版)》作者选择了1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红色三部曲3:毛泽东与蒋介石(最新版)》之中。《红色三部曲3:毛泽东与蒋介石(最新版)》作者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对毛泽乐与蒋介石都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不断将他们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从他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识,比较到七十年代他们相继去世。

红色经典追怀峥嵘岁月,抽丝剥茧呈献党史真相。

毛泽东,蒋介石。。。。。。

他们都曾几度沉浮,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2个正党的领袖。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2个人半个世纪的较量,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3个人的历史:1个人是毛泽东,1个人是周恩来,还有1个是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从合作与斗争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 ……

领袖是党的舵手。党的成败,领袖起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之后,没有成熟的领袖,因此早年“左右”摇摆不定,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领袖: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

毛泽东是中共"1大"代表,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不过,在一开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山露水。在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排名第十二位(当然,当时排名顺序并不很严格)。然而,他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他多次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击,甚至被剥夺军权,但实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冬,长征途中,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大败于湘江,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威信扫地,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呼声日高。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事实表明了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也是十四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表明了领袖的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蒋介石,当时中国的台湾、东北被日本占领,中国将被各地军阀分割小国家,当时在中国当时唯一可以控制有全国各地军阀、中央军、黄埔系、准嫡系和嫡系拥有几百万军力的国民政府党、政、军非蒋[www.loach.net.cn)介石,没有第二人,所以蒋介石的存在促进了中国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在1937年—1945年期间,蒋介石成为中国最高抗战统帅,蒋介石领导200多万国民革命军坚持8八年抗战,蒋介石纵有千错万错,也不应该将其丑化矮化,也不应该将其全盘否定,蒋介石虽然有其过失之处,但仍不失为民族的领袖,不夸张地说,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1个伟人;中国有“盖棺论定”之说。人死之后,其历史地位基本就确定了。但重要的历史人物往往“盖棺”而不能“定论”,蒋介石即为一例,在他过世之时,海峡两岸对他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他过世30多年了,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台湾,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从“神化”到“丑化”的过程,甚至掀起过一些政潮;在大陆,对他的评价则经历着从“漫画”到“写实”的过程。现实政治的演变与档案材料(尤其是“蒋中正总统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不断开放,使得有关蒋介石的研究成为持续的“热点”。

《毛泽东与蒋介石》读后感3000字_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为1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1个战术家而不是1个战略家。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1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1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

珠江在缓缓地流淌,波光粼粼,像一条闪光的围巾,围在广州的脖子上。虽说已是腊月,这里却无寒冬之感,街头巷尾的大榕树依然翠绿,姹紫嫣红的花儿把这座五羊城点缀成一座花城。1923年岁末的广州,充满春意。理着平头、留着八字胡的孙中山画像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处可见。国民革命军战士们戴着大盖帽,背着长枪,在车站、桥头、大楼前站岗。只有在广州西南、珠江的1个小岛——沙面,才会见到英国的巡警。那里是英租界。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拿洋炮轰开中[www.loach.net.cn]国的大门之后,英国人在这里建起了一幢幢欧式小洋楼。

用黑色沥青铺成的新式马路,正在市内伸展。公共汽车已经出现在街头。只是那些小巷依然那般狭窄,连阳光都难以照进去。不论是浓妆艳抹的小姐,还是脸色黝黑的女苦力,差不多都迈着一双大脚。那年月在北方农村还能见到的留长辫的男人,在这里早已绝迹。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广州街头。他的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九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子日:“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的三十华诞。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毛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2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

……

三 : 《蒋介石传》读后感

《蒋介石传》读后感

蒋介石戎马一生,他干过很多大事,也犯下许多错误。(www.loach.net.cn]

1937年9月11日,蒋犯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当时他命令少帅张学良,尽可

能地避免和日本人发生任何冲突。

这一命令注定了蒋介石最后的命运。

很多人认为蒋不爱国,缺少民族意识,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

治者,岂会不爱国?

1906年,蒋上一堂日本人教的卫生课。日本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它比做中国,说中国

有4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4亿个微生物。这时蒋胸中一股怒火,他不顾军纪走

上前去,把那土块掰成八块两眼怒视教员问道:“日本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

寄生在这八分之一中?”蒋当然是个爱国者!他坚持维护一个台湾原则,有很强的民族意识!

“谁搞台独,我要谁脑袋。”这是他的名言。

人这一辈子,孰能无过?但有些错犯了就很难改过;有些错改了也无法求得原谅;有些

错即使被原谅也永远都是个错!

蒋介石的人生不仅不完美,而且是个悲剧!政治人物似乎注定无法完美,可是蒋的悲剧

也是自己造成的。

其实我从不讨厌蒋,有时还有点喜欢他。他的缺点很多,性格古板,暴戾,神秘等。可

他是个孝子,他母亲也是个很好的,伟大的母亲!

有人说蒋介石是个成功的人,成功的原因是忠心,军事天才;也有人说他就是个失败者,

是中国历史上失去中国的人。我想,他没有失败,他的人生时近时退,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

进一步!但是蒋的人生是不幸的,他遇上了毛泽东,输在了运气二字上,是生不逢时吗?他

到底是乱世之英雄呢,还算是治世之能才?也许都不是,也许都是。

蒋在他最后的二十年使得台湾经济告诉发展,他致死都没完成的梦想是“光复大陆”。这

又算什么呢?就像孙中山有时也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一样,蒋也是!

悲剧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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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蒋介石与李宗仁全文阅读 作者:郭彬蔚

蒋介石与李宗仁全文阅读 作者:郭彬蔚 《蒋介石与李宗仁》由www.loach.net.cn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蒋介石与李宗仁全文阅读页面。
不是冤家不聚首:蒋介石与李宗仁 作者:郭彬蔚


谱金兰一厢情愿(1)
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旧中国都不是无名之辈。而且他俩的名字还往往连在一起:北伐之初,蒋介石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宗仁是第七军军长;北伐军行至长沙,两人互换兰谱,成了异姓兄弟;十年内战时间,蒋、冯、阎、李四大派,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玩弄“还政于民”的把戏时,蒋介石是总统,李宗仁是副总统;其后*权威人士评战犯名单时,蒋介石名列榜首,李宗仁紧随其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别看这两人总是一前一后,如影随形,实则貌合神离,有时甚而彼此翻脸,兵戈相见。他们从相识那天起,到彻底决裂前,始终存在着不大不小的缺口,又疼又痒的矛盾。1965年李宗仁回大陆后,两人终于泾渭分明。
如今,李宗仁安息在大陆,蒋介石局处在海峡另一面,站在望乡台上,翘首看故园。两人隔海待统一。
蒋、李两人之事,还须从结义金兰说起。
人们还能记得《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回便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说的是一千八百多年前刘备、关羽、张飞为匡扶汉室,在花开正盛的季节,在张飞庄上,用三牲祭告天地,发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共图大事。
蒋介石对桃园结义的故事,深感兴趣,几至成癖。因此,他的结义弟兄多到连他本人也数不清。翻开他的金兰谱,下肢瘫痪、腰缠万贯的张静江,亲日派政客黄郛,北伐进军中逃跑的王柏龄……都名列其中。蒋介石和他们结义,不是为了“匡扶”谁,而是要这些人扶保他自己。
一些人和蒋介石结拜,是否出于自愿,无从查考,而且也没有必要专为此浪费时间。不过笔者确知蒋介石和李宗仁结义,纯属一厢情愿。说来令人捧腹。
1926年炎夏8月,北伐军雄赳赳地大步前进,北伐军总司令部也随即进驻长沙。这时,蒋介石和李宗仁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裂痕。李时常到总司令部来,谈公务,有时也聊天。有一天,蒋坐在办公桌上,李靠在椅子上,聊得兴致正浓之时,蒋介石的话锋一转,亲切地问李宗仁:“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李宗仁答:“三十七岁。”
“我大你四岁,我俩换帖吧!”蒋介石说。
“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再说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啊!”李宗仁说。
“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之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蒋介石边说边打开抽屉,取出兰谱,看来早有准备。这时李宗仁也站起来,边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边连连后退,似乎很不想收这兰谱。
“你不要客气,你人好,又很能干……”蒋介石边说话边抢前两步,把兰谱塞在李宗仁军服口袋里,还一再嘱咐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李宗仁回到自己营中,看看兰谱,只见上面除写有蒋的生辰八字外,还有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词后落款:“蒋中正”、“妻陈洁如”。
蒋李结义,不仅没有青网聚知识

中原逐鹿,鹿死蒋手
在不到两年光景,蒋介石就接二连三击败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等人。这使他“削藩”的信心增强了,搞*的意志更坚定了。一时间各派军阀、党内*、大小政客,蒋都没看在眼里。在蒋的心目中,削平冯、阎两大派,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
冯玉祥和阎锡山此刻也在想如何与蒋介石斗,不但不要被蒋消灭,还要战而胜之。这样一来,中华大地烽火连天,硝烟弥漫,弄得黎民百姓岁无宁日。蒋、冯之间斗,蒋拉阎斗冯;冯、阎之间斗,冯部下去联蒋以制阎;蒋、阎之间斗,阎与冯结盟共同抗蒋。他们之间的斗,由暗斗到明争,由通电对骂到战场火拼。在蒋、阎、冯互斗过程中,狡猾的阎锡山,逐渐悟出一个问题,他的大敌主要是蒋介石,他自我推测,一旦动起手来,未必输给蒋介石,因为蒋在军阀政客中,相当孤立;若把各派系的军队、各方面的政客串联起来之后,凭我阎某军事、经济实力,可以成为盟主。
阎的上述估汁没错。1930年3月,阎抓住了蒋处境孤立的有利时机,两次发通电谴责蒋介石,明确对蒋说:“武力不足以统一全国”,你蒋介石想“削藩”办不到。他表示和蒋“同时下野”,这无疑是向蒋介石将了一“军”。
就在这蒋阎矛盾日益激化之际,国民党改组派陈公博、王法勤,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乘势推波助澜,纷纷致函致电阎锡山,敦促他推举他领导反蒋,拥兵二十万的冯玉祥也一再表示,只要阎领导反蒋,冯某唯命是从。
这期间各派都有代表在太原。但广西代表的参加却是一种误会与巧合。
1930年8月避居香港的郭德洁,正当她寂寞无聊之际,她的一位好友舒之锐,从故都北平发来了邀请信,约她来北平观光,这本是私人游历性质,谁知经新闻媒体报道后,正值扩大会议高潮时期,北平冠盖云集,包括汪精卫、阎锡山在内的大小政客们获悉桂系巨头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北上的消息后,他们犹如注射了兴奋剂一般,彼此奔走相告。当郭德洁在天津港登岸时,军政各界代表数百人举着横幅,打着小旗,列队在码头上欢迎。郭德洁不知这欢迎场面的缘由,她内心一面猜测,一面笑容可掬的向欢迎者频频还礼。郭氏抵达北平时,欢迎场面更是热烈。下榻之后,国民党中的*邹鲁、谢持、张知本等这些年近花甲之人,都来访拜这位不到而立之年的女性,和她恳谈。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公博、陈璧君夫妇,遇到这种场合,也急忙赶去拉关系。
原是到北平观光游历的郭德洁,做梦也没想到,如此受欢迎、受器重。不过她很快就悟出了个中的奥妙,尴尬表情迅即为之一扫,竟谈笑自若有来有往的与各方代表酬酢起来,她把假戏真唱,居然成了桂系参加扩大会议的代表。
1930年3月,云集太原的各方代表,一致推举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同反蒋。这样,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军阀大混战,在东起山东,西迄襄樊,南至长沙,北到河北数千里战线上,一百多万军队互相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大混战之初,阎、冯部队进展较为顺利,接连攻克济南、商丘,逼近徐州、蚌埠;桂系军队也攻占了长沙、岳州。稍后,蒋介石策反阎、冯手下将领韩复榘等人倒戈,战争遂处于胶着状态。
一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东北军张学良,在蒋、阎双方争相拉拢的情况下,按兵不动。8月末,蒋军攻下济南,9月18日,张学良表态,发出拥蒋通电,遂即挥师入关,直下平津,冯、阎腹背受敌,不得不通电下野。
李宗仁见此情况,明知大势已去,遂将军队撤出长沙。在这时湖南大旱,赤地数百里,无粮可购,桂军给养中断,很快退回广西。在退军中,粮饷两缺,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困窘之时,阎锡山寄给桂系四十万元巨款,为李宗仁解了燃眉之急。悭恪出名的阎锡山,何以对桂系如此慷慨?原来阎在东北军入关后,明知大势已去,索性把手中公款去做顺水人情,说不定将来还会对自己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何况他一直误以为去北平观光的郭德洁,是李宗仁派去的桂系代表,是对他的支持,所以便分给李宗仁一杯羹。
且说桂系退回广西老巢之后,处境依然困难,连年内战,弄得民不堪命,财源匮乏,桂系主要头面人物之一的黄绍竑,心怀去志,李、白二人多方劝阻、挽留,均未奏效,终于发出措辞委婉的息兵下野通电,之后经越南去香港。
在严重困难局面下,李、白二人经过反复计议,先下手将卢汉所部滇军赶出了广西,解除了南宁之围。他们的另一个驱赶目标,自然是广西境内的粤军。桂军刚刚将枪口对准粤军,粤方代表来到了广西,表示握手通款言和之意。此刻的李、白,处境正难,对于粤方的主动举措,自是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粤军遂即撤离广西,彼此化干戈为玉帛。
广东粤军对广西由打到和,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之谜何在,若揭穿其底还须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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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蒋介石传全文阅读 作者:布赖恩·克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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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



布赖恩·克罗泽






第一章 保守的革命者
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允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

蒋介石对希特勒纳粹及法西斯主义发生了极大兴趣,于是派次子蒋纬国赴德国深造,受希特勒两次召见,并组建一个法西斯机构“蓝衣社”…

蒋介石长得两眼炯炯有神,他经常剃着光头,蓄着短须,带有一股军人的风度。

但是,他的神情却不可思议——这并非因为他不擅言辞,而是因为他总是挂着一脸中国人特有的谦恭的微笑。

他演讲时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声音高亢,语调急促。这使得他有别于来自外省的大多数僚属和追随者。

蒋介石从不费心思去学习北京活——标准的汉语,更不用说外语了,他掌权之后每月要向规模宏大的孙中山纪念会致词。虽然他的方言刺耳难懂,但与会者却不得不洗耳恭听。此时的蒋,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

蒋介石不接受外国的影响,但却娶了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她受过美国教育,后来一直担任蒋的随身翻译。蒋介石不懂外文,他的官方传记作家董显光,20年代后期曾给他作过数月英文教师。

董后来披露说:“蒋公因政务繁忙,很快放弃了英语。”蒋介石后来教育其子蒋经国吸取他的教训,要学好外语。

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引用了1922年和1923年他父亲的几封信。这些信要求他必须掌握英语。1943年,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他父亲还致信要求他每周花六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老蒋乐观他说:“吾儿俄文基础良好,学习英文必易”。

蒋夫人宋美龄是举世闻名的美人,根据台湾的官方传记,她是蒋的第二个妻子,事实上如果把1912年蒋的一位侧室算上,她则可说是蒋的第三、甚至第四个妻子。

蒋委员长及其夫人的确在民众中树立了无懈可击的美满姻缘形象。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他的青春之火正熊熊燃烧。

但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个有名的风流人物,对上海的青楼了如指掌。他一方面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又遵循孔道,坚持克己自律。

他的确是一个意坚志强的孔道徒子。由于与基督徒结婚,他又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那个时代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中,此种怪诞的姻缘屡见不鲜。此外,其他许多事情同样是人们了解蒋的生平与性格的关键。他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信徒。他也因此自诩为一个革命家。

蒋介石以为,革命就是民族主义,对内推翻封建皇帝,对外结束民族屈辱,但是,在其他方面,在关于国家组织学说、社会行为方式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和森严的等级制度等方面,蒋介石却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反动分子。

尽管蒋介石参加过推翻清朝的革命,但是他无法理解革命的勇往直前与锐不可挡之势。

他徒劳地阻止革命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企图在军阀混战中夺取政权而黄袍加身。

蒋介石最后失败了,他被迫下野,并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而被迫逃至台湾,建立起他的避难所。

早期的葡萄牙探险家曾称台湾为“美丽的岛屿”。蒋介石晚年统治着一个微型的“大国”。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富饶繁荣的工业化台湾。

每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总统”都要主持双十节纪念民族主义革命。接之而来的是蒋家及其追随者于10月31日为蒋介石祝寿。

每年元旦,他总要向全民发布文告,宣扬“反攻大陆”。在他漫长生涯的最后两年里,他两腿瘫痪,从而不再会客。他的文告只好停而不发或由人代发。

1975年4月5日,星期六,八十七岁的蒋介石逝于心脏病,而大陆则依旧没有“光复”。

不仅如此,他拒不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进入了联合国,而他自己的“中华民国”则被赶了出去,屈辱与失败纷至沓来。

与一些军人政治家如戴高乐、佛朗哥以及其他独裁者一样,蒋介石与他的国家紧密相联。

他的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但他确实力实现他的野心奋斗了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蒋的名字并未被列入继承者的名单。然而,他已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是黄埔军校校长,黄埔毕业生被他塑造成自己的古罗马式禁卫军。他统率的国民军从广东出发,进行北伐,不到两年,终于在名义上征服并统一了中国。那些分省割据的军阀有的战败投降,有的改旗易帜,表示归附。

但是,胜利是暂时的,在后来的十年里,蒋一直只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领袖,但决不是中国无人挑战的统治者。

在蒋的早期生活中有两件事是不可忽视的,一是1923年底,蒋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回国之后他对俄国人很不信任,从而对共产主义仇恨万分。

但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意见则不同,他摒弃了蒋的建议,从而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使者鲍罗廷,让鲍罗廷当顾问,仿效苏联共产党改组国民党。

另一件事至今仍没有完全披露,即1912——1922年的十年间,蒋介石在上海做股票生意经纪人的经历。那时候,蒋介石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但在20年代初,上海的股票生意控制在上海黑社会青帮的手里,蒋与那些银行家和商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没有正式加入青帮),于是上海成了蒋介石的第二个权力基地。

蒋介石与他那些富有的保护者进行交易:他们资助他的革命,而他则防止左派分子进政府。蒋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是这种交易的产物。

1927年,蒋先后在上海与广东摧毁了共产党的地方政权。

七年之后,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毛泽东被迫率领农民军队进行传奇式的长征,抵至荒僻的延安窑洞。

毛在延安窑洞里向蒋发动挑战,并最终打败了这位国民党领袖。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又开始征服中国。在日本的挑战面前,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者;在他的军事战略中,摆在首位的敌人总是共产党,其次才是日本人。

他认为共产党是叛逆者,必须先征服他们;只有先安内,统一中国,才能抵御日本人。

结果这个做法导致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少帅张学良绑架了蒋,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西安的一些激进分子要求杀蒋谢罪。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九年前国民党在上海追捕的周恩来担保了蒋的获释,伺时蒋也答应抗日。然而,在蒋的心底,首位的敌人仍是共产党。

日本侵略中国之时,蒋介石的权力与地位正处于顶峰,他领导国民党已达十年之久。尽管他还没有完全统治全中国,但他的权力是其他对手无与伦比的。

1938年,董显光著的官方性的蒋介石传记出版时,把蒋吹捧为我们时代“亚洲大陆最伟大的军人政治家”。

然而,世界上的政治家没有一个象蒋介石那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威风扫地,名落千丈。

在董的蒋介石传记出版十一年之后,蒋家王朝被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国民党及其军队不得不逃至台湾避难。

上面所讲的两件事情是给蒋介石带来灭顶之灾的根本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蒋介石的秘史具有双重性。他是如何登上权力之峰的?又是如何从顶峰跌落下来的?最后又是如何在弹丸之地台湾岛上恢复统治并保持终生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蒋介石复杂的个性和非凡的特点入手。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

在决策时他虽然有时会瞻前顾后,但一旦作出决策,他就会毫无顾忌地以惊人的速度加以实施。那些向他挑战的人都一个个先后被处死或投入牢狱。

在军事谋略方面,蒋介石受过良好的训练,久经沙场,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观其一生,他总是使各个派系互相敌视,对自己的追随者也是疑心重重。按照儒家的传统,他是个脱离人民的人。

但有两个人对他来讲是例外——他的第三个妻子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蒋介石只信任他们二人。于是他的僚属及其助手们总是人心惶惶,不敢对他讲真话。

尽管他笑脸常开,但他的性情变化无常,令人难以捉摸。因此,他周围的人在他面前都畏惧三分,总是唯唯诺诺,点头称“好”。

据说,他年轻时经常欺凌原配妻子,后来也是喜怒无常。

有一次他在家看的一部电影冒犯了他,他马上喝斥放映师立即关掉放映机,每当这时,他都会暴跳如雷,掀翻茶几,摔烂茶杯。

蒋介石古板、暴戾、神秘的性格并非人们虚构。从1936年起,他与烟酒绝缘,外国来访者发现蒋已不饮中国烈酒,而换了白开水。战时,他的早点是网聚知识,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蒋介石被彻底打败后,决定停下来反思一下。

于是他在位于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了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由于日月潭是人工所造,所以风景十分秀丽。与他同去的还有儿子蒋经国。刚到此地,蒋便接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

他沉默良久,然后对儿子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好长一段时间两人都默不作声,最后蒋介石建议到湖边去捕鱼。

于是,蒋经国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便一人出去了。他漫不经心地撤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很显然,蒋介石在等待时来运转,他需要好征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他们老家浙江、安徽北部、四川、广西、云南、陕西南部和西藏边疆等地还有零星的残余部队在抵抗。

另外,在台湾、“反攻大陆”的“基地”——海南岛、长江口的舟山群岛、厦门对面的金门岛、东山岛以及台湾西部的澎湖列岛等都有“自由中国”的存在。当时,蒋介石还有各种部队约80万人,750辆至1000辆坦克装甲车,还有一支拥有300至600架飞机的空军力量。如果只算第一线的飞机,只有300架,如果加上所有的飞机则为600架,另外,还有70艘军舰。

蒋介石认为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反攻大陆”,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则足以与共军对抗,并通过空袭和经济封锁来摧毁共产党的统治。

在蒋得意忘形、充满无限自信的日子里,他拒绝了暂时放弃东北,集中力量保住关内的建议。结果他不但失去了东北,而且也加速了他失去大陆的步伐。他把战线拉得很长,兵力分散,企图保住一切。可他不明白对于一个长期的军事反攻来说,有时候战略退却也是必要的。在国民党仍控制着的岛屿中,只有台湾才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地方。广东近海的海南岛是他舍不得放弃的一块肥肉。他可以利用那里的铁矿、富有潜力的海军设施以及靠近大陆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那将是一个反攻大陆的理想基地(如果他们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的活,事情可能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警备司令薛岳将军(外号“小老虎”)拥有一支4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但是,他们在内线常常遭到与国民党警备军数量相当的共产党军队的狙击,在1950年2月和4月之间,大陆共军曾十次进攻海南岛,但均未成功。4月16日共军集中兵力占领了海南岛,国民党军队很快撤退到南部海岸。于是,蒋介石命令薛岳将军将其部队撤退到台湾。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一支更大规模的拥有15万人的军队,乘坐16艘自由号轮船和一些小船也从长江的舟山群岛撤离了。

另外还放弃了通往广州的万山岛和福建海岸的东山岛。国民党的撤军结束了蒋对上海和广州的封锁。

从此以后,蒋介石便完全失去了反攻大陆的基地。除了福建海岸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以及澎湖列岛以外,“自由中国”逐渐地退缩到台湾岛上,台湾岛面积不足苏格兰的一半,耕地面积下列三分之一,当时的人口为1000万或1100万,其中包括100至200万来自大陆的难民。

在这种前途渺茫的形势下,蒋介石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即保持政治地位和维护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然而,从蒋来台湾的那一天起直到他去世,他的众所周知的目标是“反攻大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目标在常常听说它的人们心中渐渐地失去了信任。这个目标开始时是勃勃的野心,后来变成了渺茫的希望,以后又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最后则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信仰。

尽管如此,它在维护国民党对在台中国人的统治中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底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他为自己确立了两个主要任务,即保卫家园,让外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台湾无权控制毛泽东政府统治下的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

通过残酷的安全措施和锐意改革,蒋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通过一系列不大可能的事实,他使美国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否认共产党政府,从而实现了他的第二个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蒋介石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推行土地改革计划。

陈诚一上任,蒋就指导他进行这场改革。事实上,早在1949年2月4日陈诚就任省主席后一个月,他就开始实行“减少地租”的制度。这是非常必要的。按传统的做法,佃农要把所产粮食的50%作为租金交给地主。在有些地方,地租甚至高达70%,况且不管天气和收成好坏,地租要照交不误,在实行土地改革制度期间,国民党政府得到了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技术资助。

1951年5月25日,立法院把地租的最高限度规定为37.5%。

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孙中山的“土地归人民所有”的号召。

5月30日,行政院颁布了《公用土地出卖条例》,迫使地主将其土地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土地卖给佃农,十年内分期付款,佃农可以将每年粮食总收入的25%交给国家作为抵押。

条例准许地主拥有不超过两公顷的水浇地或四公顷的旱地。补偿可用现金,也可用土地债券或公有企业的股票形式来结算。

因此、许多地主都变成了工业资本家,到1953年为止,土地改革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将近80%的耕地都归其耕种者所有。

毫无疑问,陈诚的土地改革计划是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它给台湾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然而,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只好通过严厉的管理措施加以处理。在蒋介石逃往台湾期间,中共已在国民党人员内部扶植了许多代理人,有些还是高级官员,例如,参谋部副部长WU吴新(音译)shin将军和他的妻子。国民党仅在1950年的头6个月里,就处理了300多起间谍案。其中包括一个拥有1000多人的地下组织。同年5月,蒋介石答应赦免所有背叛共产党跑到台湾的人。其中有400多人获得赦免。但是,那些被捕的并且没有条件获得赦免的共产党人通常都被处决了。

此外,蒋介石还改组了国民党。

在1950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蒋介石宣称:

我们必须把台湾作为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作为亚洲自由民族斗争的先锋队,以友为世界和平而战的英勇斗士。为实现此目的,我们要彻底改组我们的党,以便重新组织我们的革命机器和重新振奋我们的革命精神。从消极的方面讲,我们要坚持消除宗派之问以及党内的个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那些导致我们大陆灭亡的个人主义行为和思想的存在,如果不坚决制止,那也将导致我们在台湾的灭亡。

蒋介石说: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被取消了,在此基础上蒋又成立了两个小型机构:执行行政权力的中央改革委员会和一个由党的元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那些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如傅作义和宋庆龄等已被除名,许多没有投奔毛泽东但又拒绝来台湾的中间派也被国民党除名。

军队也进行了清理。陈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解雇了上万名军事官员,181个军、师和更小的军事单位被解散了,事实上这些单位都是徒有虚名的,它们不过是充实军官钱袋的花名册而已。

下一步是货币改革。上海陷落以后,蒋介石政府就推行了新的台币制度,以黄金和外汇为值牌,台市与美元的比值为5:

1。

没过多久,蒋介石便再次宣称他对所管辖的领土和人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因为这时他不仅是国民党的总司令和总裁,而且重新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1950年2月21日,蒋召开紧急会议,向还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碟,要他在三天内到台北,或辞去代总统的职务,李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立法院于24日请求蒋恢复总统职位。他没有拒绝。于是,3月1日蒋又当上了大总统。当上大总统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是接受阎锡山的辞职。阎本人觉得自己年老体衰,无力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3月8日,蒋介石推举陈诚将军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在蒋介石就任大总统的当天,毛泽东的总司令朱德在北京接见了台湾解放同盟会的成员。

朱德告诉他们:“废除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已成为全国的当务之急。”他补充道,他们正集结重兵以对台湾发动进攻。在那个你死我活的时刻,共产党似乎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对台湾发动进攻。然而,蒋介石及其政权却因朝鲜战争而得救。

蒋介石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美国的态度。

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使得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极为失望。尽管毛泽东政府也犯了一些错误,美国人还是有意承认他的政府,就象1950年1月英国人所做的那样。然而,早在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就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定下了基调。毛宣布,中国将站在苏联一边。后来,一些训练有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进入了美国大使雷顿·司徒雷登博士的官邸。当时他正有病在床。1950年1月13日,共产党军队又占领了美国驻北京的领事馆。他们逮捕了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安古斯·瓦尔德,并以间谍罪将其监禁四周。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召回驻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青岛的135名领事人员及其家属。

从政治上来讲,华盛顿这时不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美国后来并没有恢复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

事实上,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明确指出了他对中国的政策是“不干涉”政策。他宣称美国将不介入中国的内战,也不会向驻守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

受中国问题游说议员领导人之一威廉·F·诺兰德参议员的鼓励,并且鉴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国务卿艾奇逊于1月24日宣布了一项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的战争便成了这一计划的转折点。根据雅尔塔国际协议,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朝鲜,北朝鲜由苏联接管,南朝鲜由美国接管。美国对在南朝鲜训练一支强大的保安部队感到满意。苏联也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令人望而生畏的北朝鲜部队,其中包括在东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并的一些军队,他们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斯大林已命令北朝鲜军队突破三八线,他设想美国不会对此作出反应。

他的这一假设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份的一次讲话中,特别说明美国已将朝鲜排除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带之外了。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却认为,南朝鲜和台湾在太平洋安全体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北朝鲜的入侵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从消极状态中猛醒过来。

苏联人的错误判断使杜鲁门在联合国组织内部得以采取行动。苏联代表团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联合抵制。如果苏联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就会否认一切关于武装干涉的决议。6月25日安理会举行会议,以9比0(苏联缺席,南斯拉夫弃权)通过了一项要求北朝鲜从南朝鲜撤军的决议。同时,安理会号召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对联合国执行该项决议随时给予帮助,并制止向北朝鲜政府提供援助”。

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去帮助南朝鲜。与蒋介石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是,杜鲁门总统还宣布台湾在朝鲜战争期间要保持中立。第七舰队奉命前去遏制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进攻,并且阻止共产党军队解放台湾。

美国的最后一次帮助至少可以使蒋介石感到宽慰。几星期以前,大约15万共军集结于台湾海峡对岸、而现在却不会马上有危险了。

对南朝鲜来说,北朝鲜攻入的前几天是灾难性的。汉城陷落,南朝鲜军队在混乱中撤退到釜山。

蒋介石趁机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供3.3万名军人,以帮助由他指挥的联合国军队。麦克阿瑟立即建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蒋的军事援助。

他的这一建议直到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才为人所知。鉴于来自英国的强大压力(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拒绝了蒋的援助。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建议,由于台湾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国应当恢复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加强其防御能力。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美国援助顾问团,尽管该团直到1951年初才在台湾开始工作。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亦将访问台湾,并且就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状况提出报告。

7月31日,麦克阿瑟飞往台北,并立即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他俩的第一次会晤,也是一次真诚友好的会晤,因为他们对大陆共产主义的性质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等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他们还就国民党在大陆牵制共军的计划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磋商,但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苏联人对其不在场时杜鲁门的主动性感到惊讶,所以,现在他们又回到了联合国。

8月1日,麦利克大使接管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他以强硬的措词要求驱逐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并立即给予北京代表团以联合国的席位。

他的这一决议得到了英国、挪威、印度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英国的背信弃义使美国感到震惊,但丝毫没有支援他们的决心。这项建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9月18日,麦克阿瑟将军向联合国报告了北京对北朝鲜的支持。他表明,大约4一6万名北朝鲜军人在东北接受过中共的训练,并经过战争的考验,这些人参加了入侵南朝鲜的战争。

两星期以前,麦克阿瑟将军已率领联合国军队在北朝鲜战线以后的仁川登陆。战争形势有所改变。

10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北朝鲜军队无条件投降。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庆祝了她的第一个生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对他们的邻国轻举妄动”。

蒋介石的情报表明,周恩来的威胁含有实质性的东西。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拥有50万人,自7月初以来他们已经沿京广铁路线向北移动了。10月28日,来自美国的情报说,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部队已从东北穿过鸭绿江,正加入北朝鲜的行动。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率军到朝鲜边界山地,一路上击毙和俘虏的北朝鲜军人达20万。然而,不久人们便都知道,中共已向北朝鲜派遣了50万军队,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之前,现在轮到麦克阿瑟撤退了。

蒋介石撤退到台北以后,在失意中冷静地观察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用苦行僧主义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生活是清苦的。他行动自如,神志安详,住在山脚下的一所青砖绿瓦平房里。朴素的花园里开放着杜鹃花,这使他感到赏心悦目。前门正对着一间平日不为人熟悉的屋子,这间屋子约20英尺宽,30英尺长,中间有四根方形石柱。屋子的右边摆放着一张可供18人同时就餐的餐桌,左边摆放着几张供人休息的扶手椅。仆人的住室以及助手和秘书的四间小卧室紧靠着这间房子。

蒋介石常常天亮时起床,穿一件传统的中国式蓝色长袍,或穿一套不带军衔的军服。蒋夫人身穿晨衣陪他做晨祷。

他的早餐有米饭、咸菜和白开水。早饭后,他读报到上午9点,然后秘书抱来大摞文件,黄色文件代表例行公事,红色文件代表紧急问题。10点或11点,按照前一天的安排召集官员开会。中午时有些官员就留下来吃便饭。

午饭后,蒋介石午休半小时,然后再开始工作。下午4点半,他常常带上一个助手去散步,换换空气。等他散步回来时,茶点已摆好了。吃完茶点,他又继续工作到7点。然后再去做祷告和沉思,直到晚饭。

晚饭后,他往往继续工作。如果有人劝他,说看场电影并不是浪费时间的话,他也会同意去看。有时候他也会冒险进城看场京戏,睡觉前洗一个含有硫化物的泉水浴,然后再写上一段日记,这是他一直保持着的睡前习惯。

蒋介石已痛苦的认识到,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也许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战略家坚持认为,胜利是他所参与的一切战争的目的。杜鲁门总统对这个冲突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政治态度。

联合国警察部队采取的反击外来侵略的行动,从法律上来讲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交换意见时,一直要求准许轰炸中共在东北的军事目标。

然而,1951年3月23日,他却公开宣布,他本人已做好与中共总司令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不久便清楚了,他的目的是通过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拒绝的决定,从而破坏正在联合国指挥部进行的有利于休战的外交活动。3月29日,中共给了他一个恰当的否定回答。

让人感到最为意外的是,全世界都知道总统和远东地区总司令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不能沟通的。

4月5日,约瑟夫·w·马丁议员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封信。这位国会议员支持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而麦克阿瑟将军把这些观点毫不含糊地写出来了。

他在信中写道:

美国应停止有限的小规模战争,竭尽全力地去打大规模的战争。联合国应当接受蒋介石总统的军事援助,并支持台湾在中国建立第二条战线。

考虑到那些认为绝对的军事优势应该集中在欧洲战场的人的批评,麦克阿瑟争辩说:“如果我们在亚洲把战争输给了共产党,那么,欧洲战场的失败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麦克阿瑟保留自己的观点,或者把这些观点仅限于与其军事和政治上进行意见交换,或者国会议员马丁对此保持沉默,那么这件事也就会就此搁置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将军企图干预政治决定的做法十分愤慨。

4月10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总司令职务,并命令他返回美国。总统随即任命马大·李奇微将军接任司令职务。

蒋介石希望靠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反攻大陆”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然而,蒋也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补偿,那就是美国人放弃了1949年在“白皮书”中规定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的立场。5月1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公开宣布,蒋介石比他的中共对手更真实地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参议院里,56名议员发誓反对承认共产党政府,反对把台湾交给北京的任何建议。同年10月,美国向除朝鲜以外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拨出5.3525亿美元的美国公共公安军事费用和2.3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的大部分资金将援助台湾。

不论从物资方面讲还是从生存方面讲,这一消息都符合蒋介石所需要的保险政策。

但是,从名声方面来讲,这丝毫没有消除他最近所遭受的一次侮辱,即国民党政府没有获准出席9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日本和平会议。

蒋介石的唯一安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被排斥在外。

英国附和苏联,建议共产党政府应该代表中国,并在4月中旬起草的一份建议中补充道,台湾应该归属共产党政府管辖。蒋介石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难道他不是战争时期的四强之一,不是温斯顿·邱吉尔的盟友吗?6月,杜鲁门总统的共和党的巡回大使曾经到伦敦,去与英国外交大臣肯尼思·扬格解决双方对这一问题的分歧。

双方达成了一次折衷的决定。在日本已经获得主权以后,他们应当自己选择承认哪一个中国政府。

同时,不论北京或台北都不应当被邀请参加这次和平会议。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国民党政府继续与东京缔结它自己的双边和平条约。

令蒋介石极为恼火的是,旧金山条约并未确定台湾将来的地位。此外,罗斯福总统曾经保证过的开罗宣言在蒋介石看来也被破坏了。

麦克阿瑟被解职以后、朝鲜战争于1951年夏天停火,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停战谈判。终于在1953年7月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

共产党十分需要这种停战,以便要求联合国让战俘在获释后自由决定自己的去处。以印度为执行主席的中立国委员会负责交换战俘。联合国手中的中国战俘有1.4万人,其中72%的人去了台湾。21名被捕的美国人愿意留在共产党一边。

中共从此获得了它在国际上公认的地位。

南、北朝鲜仍对峙在三八线上。

一场关于麦克阿瑟的热烈争论在美国爆发了。

社鲁门总统最担心的是,朝鲜战争向中国大陆的任何蔓延,都将促使毛泽东执行他于1950年初与斯大林签署的同盟条约。如果斯大林作出反应,他就会很顺利地进攻欧洲,而不是亚洲,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有可能爆发。

然而,麦克阿瑟的解职在美国还不广为人知,并且朝鲜战争是1952年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议题。共和党批评杜鲁门总统采取消极政策,这种政策既不会带来胜利,也不会导致战争的尽快结束,共和党的候选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他立即宣布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政策。

他宣布解除美国对国民党进攻中国大陆的禁令,如果蒋介石政府愿意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的话,美国将不再会阻拦。然而,美国第七舰队将继续保护台湾。

这又不是蒋真正需要的,这些最多不过是美国准许台湾“游击队”在大陆进攻反击行动而已。

蒋介石对自己的兵力了如指掌,尽管部队在作战效率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还不足以对他所失去的大陆发动反攻,并且,美国已不准备帮助他这样做。事实上,台湾“游击队”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了活动。

1950年6月13日,毛泽东曾估计大约有40万“国民党残余”在行动。自国民党政府倒台以后,已经有100万人被杀或被捕。这些反抗行动是零星发生的,规模在逐渐减小,但将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蒋介石越来越渺茫的希望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却是杜鲁门总统曾经害怕过的事。

蒋介石曾这样描述道:“我们打败共产党并收复大陆的计划必然会形成,……自由世界的总纲领的重点是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当来自朝鲜战争的消息表明停战谈判已在进行时,在1953年7月20日,蒋要求签订一个台湾和中国邻国都能参加的西太平洋安全公约。

同年年底的11月27日,辛格曼·里总统在台北访问了蒋介石,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号召亚洲的“自由国家”建立一个由其他“热爱自由”的民族支持的“反共统一战线”。然而,阻碍这一号召的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已承认了北京政府,并且那个最大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好战意识也减少了。

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发表了一次讲话,阐明了他的“大规模报复”的新观点。他说这种报复在远东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复活了。

1953年春季,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覆没以后,美国未能介入,然而,同年9月,美国却率先为东南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防御体系,但台湾却被有意地排除在外了。

1954年12月2日,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又使其失望了。

实际上,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最初宣言相比,该条约后退了一步。根据新条约规定。美国保证保护台湾,但不包括金门岛和马祖岛。台湾的安全将受到保护,直到作出另行规定。

但是,如要蒋介石想以推翻毛泽东的统治来碰碰运气的话,他只好凭借自己的力量了。另外,蒋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博士在12月10日给美国国务卿的回信中说,在没有同美国商量并获得同意以前,台湾军队决不会进攻大陆。

从此以后,蒋的周期性的反攻大陆的威胁听起来越来越象是宗教仪式的咒语了。









第廿三章 最后二十年
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直到撤离大陆以前,蒋介石的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安的。

在台湾他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相对来说,生活要平和稳定得多。

在他的统治下,台湾成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这不是因为它的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它的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相对的满足以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拼命争夺而得来的台湾这一小块土地才是蒋介石拥有的一切。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台湾的发展是他人的成就,是辛勤劳作的台湾人民的成就。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然而,这样说也许是不公平的。

正如一个总司令可能被迫因其下级军官的得失成败而有权利得到荣誉或别人责备一样,台湾的成就最终也应该归功于蒋介石。

蒋介石在台湾的状况是十分异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

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那是没有先例的。

大陆陷落以后,他带着残余部队及其追随者们,来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已承认为中国领土的台湾岛进行避难。这样就有了两个中国政府。

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除台湾岛和少数沿海小岛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台湾,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国。但是,不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认为北京政权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在局外人看来,蒋介石对大陆主权的需求是荒唐的,甚至是无礼的。然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蒋介石的主张有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如果他不坚持这个主张的话,国民党如何统治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呢?他只有坚持这个主张,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坚持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从无半点的忧柔寡断,并且宣称他能够“证明”他在台湾保护了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荒唐的逻辑而制定的铁一般无情的法律和一系列类似的反常事情只好持续下去。由于台湾人口的发展,1975年达1600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只好有两个政府,一个管理全中国,另一个治理台湾省。

1947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开始了第一次大选,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次非正规的演习而已。

立法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台湾。坐镇的立法官员皆为老年人,年复一年,直到他们者死。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久已失去联系的大陆各省的远方“投票人”的利益。

大多数台湾人民在这个“国家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最多只期望能在省级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1972年底的部分选举给老年化的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点新鲜血液,但是,直到这时为止,那些明显的异常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个被外界喜爱或惊叹的空想是完全不真实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蒋介石枯萎的权力宝座和国民党的最后一块避难之地。否认这个不真实的现实,就意味着要通过放弃这个权力基地而让位。

况且,蒋介石已经度过了那个另有图谋的辞职阶段。他来到了台湾,并且要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时间宣布他死亡为止,或者将来有一天一些未能预见但并非不可能的形势会恢复他合法的南京政权。

蒋介石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达到了高潮,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凉了下来。

他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曾保护过他的台湾基地,也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这一基地。从此以后,他的希望随着每一次国际危机的到来和听到来自中共的可怕消息而变得恍惚不定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时刻比任何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破记录数字更有意义。

1955年1月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时刻,当时,中共派了一些战舰和飞机在大陈岛北部的江山岛登陆。国民党守备军队的720人全部战死。

在中共对大陈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周恩来于1月20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在此期间不允许联合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请求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击退共军在台湾海峡的进攻。

国会授予了总统所需要的权力,蒋介石也相应地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停火谈判并遭中共拒绝以后,这场危机也就结束了。

令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他不久便证明了他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诚然,国民党政府被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于1955年2月25日在马尼拉签署的《东南亚防御条约》

之外,但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恃·杜勒斯于3月23日又继续前往台北进行访问。

在台北,杜勒斯与大总统蒋介石、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院长愈鸿钧以及外交部长叶公超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共同防御条约的含义和用途。在长达一天的谈话结束以后,杜勒斯于临走前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他在公报中指出,金门岛和马祖岛与“台湾的安全有关”。

无论如何,这对蒋介石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三四周以前,由于共军的猛烈空袭,蒋介石已命令军队撤离了大陈岛。

但是,根据美国国务卿的宣言来看,要国民党放弃金门岛和马祖岛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共军在3月份又发动了进攻,但是蒋介石加强了守备部队的力量,仅在金门岛一地就屯兵6万。然而,情况仍然不妙。3月25日,中共宣称他们又从北朝鲜撤出6个师的兵力以对付这场战争,蒋介石的海上观察员和大陆情报人员报告,共军已在台湾对面的福建沿海布下了重兵。蒋介石说在2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情况已经“相当明确”,美国是会保护这些岛屿的,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岛屿是决不会断送的。

当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获得重大成功的消息时,他回想起了1927年的上海和他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所受到的侮辱,这使他恼羞成怒。

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阁下在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他建议。

马祖岛和金门岛应当立即转交给共产党政府;美国第七舰队应撤出台湾海峡;蒋介石应当“光荣地退休”;联合国或科伦坡集团应当托管台湾5年,托管期满时,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台湾是归属中国领土还是独立。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通过宣布立即停火和立即释放非法扣押的美国空军人员和其他人质,以此来表明自己追求和平的诚意。

但是周恩来只宣布,台湾的未来将在中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之后由联合国来处理,周公开声明他为解决蒋介石的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

蒋介石感谢周恩来在20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进行周旋,使他恢复了自由,但他决不会允许共产党的总理通过这个“合理”

方案来罢免他的官职。他的政府宣布不准备参加与中共的谈判。

在经受了这些失望和挫折以后,再加上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对1949年白皮书的不满以及对朝鲜战争所抱希望的迅速破灭,美国和蒋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睦相处的阶段。

美国正在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慷慨解囊。虽然联合国每年都在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辩论,但是,每年都有绝大多数的国家愿遵循蒋的美国盟友的意见行事。

不久,突然爆发的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打破了这一僵局。

起因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5月23日,美军的一位军士长罗伯特·雷诺因为杀害了一名30岁的中国人而被控告,但结果却被判无罪,据说受害者是透过窗子偷看了军士长的妻子在沐浴后的裸体,雷诺夫人在吃惊中对丈夫大喊一声,雷诺先生立刻冲出房去,向这个人开了两枪,把他打死了。此案起诉到法庭,但雷诺否认这一控告并辩护说,他是因为害怕这位闯入者会对他动手。雷诺在被宣判无罪之后带着妻子和孩子悄悄地从台湾溜到了菲律宾。

由于这一无理的宣判,一群被激怒的群众聚集到美国使馆外举行抗议,并且在大街上嘲弄和侮辱美国人。那位受害者的妻子也前来绝食抗议,手里还举着一个写着“要求正义”的牌子。当疯狂的人群扯下美国国旗并将它撕成碎片时,警察却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美国使馆建筑物上面插上了国民党的国旗。人群闯进了大使馆,拼命地摔打桌椅并将钢柜从窗子里扔了出去。美国汽车和货车被点燃,大使馆也燃烧起来了。但是,不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结果大约100多名“闹事者”遭到拘捕。

蒋介石的坚强保护者、美国大使兰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蒋介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对此表示“深感遗憾”,并且保证这件事情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反美主义”,而是群众对雷诺的无罪判决普遍表示不满而已。

结果,3名高级警察和部队军官被解职,并且,蒋介石政府还答应补偿一切损失。

北京政府也借此机会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宣传。北京的一家电台说:“美国人把台湾人民当作任意摆布的奴隶和炮灰”,“一切爱国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

然而,长期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评价是正确的,公愤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决不会重演。

翌年,一场新的更不平静的金门岛危机爆发了,这一危机搅乱了蒋介石的黄粱美梦,并表明他还得继续依赖美国的帮助。

1958年8月23日,共军的炮兵连在两个小时内向金门岛发射了5万发炮弹。在随后的5天里,每天平均发射的炮弹为6万发,到该月月底时,伤亡人数约1000名,其中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食品、弹药和其他供应品迅速告急,蒋介石立即向美国求助。

自9月7日起,美国第七舰队便护卫国民党战舰往台湾运送物资。其他供应品则由国民党的运输机空投。

11月1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

如果共产党占领金门岛,这场战争就会没个完。“它是武力占领计划的一部分”,他说,“这一计划将摧毁西太平洋地区所有自由世界的阵地,并将他们置于与美国和自由世界作对的政府手中。”他还谴责苏联与中共并肩作战。

几天以后,周恩来重申了中共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张。

这场危机戏剧性地拖延到了10月底,这时金门岛的居民们已习惯了每天的炮轰。9月30日杜勒斯宣称,如果中共“合理公正地停火”,美国政府将同意国民党撤离近海岛屿。此后,金门岛的紧张局势使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0月6日,北京政府暂停炮轰,20日又开始了炮轰,随后便逐渐减少了。很明显,如果蒋介石希望依靠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敌对情绪的话,那么他将会感到失望。

事实上,美国已经于9月中旬通过集结军事力量(《纽约时报》把它描述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海空战斗力量”)而使战争变得不堪设想了。

9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和美国军事代表参加的会议。美国驻太平洋地区军事总指挥阿德麦罗·菲尔特以及蒋总统的行政院院长陈诚将军出席了会议。

一个月后,从10月21日到23日,美国国务卿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最后公报使美蒋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双方带来完全的满足,公报提到了团结一致。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

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这两次金门岛危机事实上已经证明蒋介石及其政权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也更受制约了。然而,生活确实提供了礼仪上的补偿。其中最令人满意的一次发生在1960年6月19日。那天,蒋介石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台北,他们双方相互祝贺,并谈到了有关“长期友好”问题。

蒋介石在美国的限制和保护下,仍然利用一些有限的方法对中共发动战争。于是便发生了一些空战和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拥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时而也对大陆领土发动空袭,并经常向大陆空投“游击队”和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广东省。他们分散在乡村,试图建立基层反共组织,但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成就。

北京也时常发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经常宣布“游击队”的成功,但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1963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突中共打死国民党“游击队”员172人。几天以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其他城市的监狱里。当年年底,关于国民党在浙江、江西、福建、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的“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有许多报道。

蒋介石的一支“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一场数年之久的特殊争论。

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残余部队,大约1.2万人。1949年,他们越过了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

当时,毛泽东的部队正在华南作战,1953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国民党在缅甸的活动。并要求缅甸政府报告国民党的一切违法活动。在与缅甸经过5个月的协商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其军队撤出缅甸领土。

1954年5月30日,这支部队的司令李弥将军宣布自己的指挥权已被解除。近7000名国民党军人途经泰国回到了台湾,一切费用均由美国负担。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撤退的军人中有1400名随从人员。观察员们不禁注意到,在撤退的军人中,多数为年龄很小和年龄很大的军人。留守下来的都是身强力壮而且好战的士兵。

尽管丛林里疾病盛行,缺乏适当的医疗措施,但是,仍有强大的物质刺激,使他们呆在他们的所在地。他们通过精心看管的罂栗园走私鸦片,从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并且由陈纳德将军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支付从台湾运送进口武器的费用(起初是征得泰国同意的)。

毫无疑问,国民党残余部队从事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达数年之久,但唯一的疑点是,他们这样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蒋介石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干的。

1973年夏未,我在伦敦接到了一些有关这个方面详细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国民党政府本身也参与了在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金三角”进行的鸦片贸易。

事实上,我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在缅甸的这种秘密贸易后来发展得更快了。为此我曾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过两篇文章(它们分别发表在1973年9月28日和10月10日的报纸上)。

时隔一年,当我访问台湾时,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矢口否认国民党政府卷入了这场秘密的鸦片贸易。

他们说,国民党人员从事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就要严惩不怠。然而,国民党情报局继续在缅甸的一些不同城镇保留着军事基地。我毫无怀疑地认为,国民党在这一地区还继续从事许多“正常的”活动,包括收集情报,破坏中共的通讯和军事设施。

中国的内战就这样在小打小闹中继续着。

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些空袭和游击活动不过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憎,仅此而已。

但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活动则帮助减轻了挫折,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对大陆拥有主权的主张。

在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蒋介石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结识并保持尽可能多的“自由中国”的朋友。他的外交活动是异常主动的,多年来一直由一位博学而老练的人操纵着,此人就是叶公超博士。对蒋介石来说,获得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美国支持他与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等反共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年复一年,赞成保留台湾代表团作为“中国”代表的人数在不可避免地减少。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蒋介石加强了与那些憎恨北京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南越和南朝鲜就是明显的例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一组织的两名澳洲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只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卿杜勒斯倡导的强硬政策,一切都将平安无享。

蒋介石知道,只要这一政策不改变,他就可以依靠许多大小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国,或是美国的附庸。

诚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国,它不久就承认了中共政府,但这并没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不时出现的背叛行为也逐渐侵蚀着蒋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使美国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大约两年以后,蒋总统会见了埃里克·周,表达了他对戴高乐的钦佩之情,同时也批评他削弱了西方盟国的势力,蒋还突然补充道,丘吉尔是看透斯大林的唯——位西方领导人)。

但是,如果美国人自己也愿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这是缠绕蒋介石的一个恶梦。

出于担心,蒋介石于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国进行长期访问。她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国。

蒋夫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讲话中断言,只要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国民党就能独自干好“那项工作”,即收复中国大陆。

蒋介石在会见美联社的斯但利·M·斯温顿时强调: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陆,没有必要求助美国的军队。我们不想让美国卷入任何战争。在中国大陆,它是我们和中共之间的事。一旦我们回到大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力量,”

在蒋的家属及顾问圈内,年青时不易发脾气的蒋介石现在常常对美国同盟者们的胆怯和不理解感到吃惊。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拒不听取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直接打击鸭绿江对岸的共军的建议,结果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吃了败仗。

而今,他们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未能炸毁河内,也未能摧毁越共主要的指挥中心。

当然,中国大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共有了原子弹。

一旦让中国的势力中心发展壮大,就会构成一种威胁。美国为什么不理解这一点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这些核武器极易受到美国首先发动的进攻的破坏。然而,这一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些都是蒋介石在家里和总统办公室常常争论的问题。他保证将这些问题用合适的外交语言传递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1966年4月,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杯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

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党的优秀思想家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

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

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象1967年的那样有意思,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议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

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动乱的实质所迷惑,象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反动派”,但是,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党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命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

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宪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一切行动。这一“临时条款”

还允许总统和副总统超过宪法第47条规定的两届任期而重新被选举,而且,它还给予总统宣布“中共动乱期”结束的唯一权力。

事实上,直到蒋介石去世,他从未这样宣布过。但是,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好运把他和他的政府带回到大陆的话,他很可能会判定,在明显的抵抗结束多年以后,“动乱”并没有过去。

事态发展的这一状况自然会产生许多异常的和不公正的现象。

其中最致命的一个事实是,台湾的大多数居民被统治在他、们没有参加制定的法律之下。就此而言,“中共的动乱”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台湾的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说:

自21年前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台湾以来,任何企图指出这一事实,即国共之间的战争已变成唇枪舌战而不是军事战争,并且,这种局势已变得相当稳定了;企图促使政府面临并接受现实;企图要求政府使局势恢复正常并恢复国内自由;企图建议台湾的政治前途应根据自决原则由台湾居民来决定,所有这些企图都被政府当作天大的冒犯并作为叛乱来处理……。

这段话的作者(该文登在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于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音译)教授,台湾国立大学前政教系主任。他和他的两个学生由于印制1万份传单而被捕。

这些传单实际上是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传单。

由于负责印刷传单的人的揭发,3人于1964年9月同时被捕。1965年4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两名同犯分别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蒋介石大赦了彭教授。

1966年,他的两名学生的刑期也被减半。

无论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雷震因背叛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发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职员中的一名前共产党员。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名为“改进地方选举论坛”的反动组织。

1965年底,一份受欢迎的杂志《文星》因发表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年。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他们分别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败了。他们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以后他们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在“中华民国”,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义、总统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长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嫉的比率继续增大。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非凡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为基础年,该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74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点,把1952年作为基础年,那么1974年的消费指数则为431。但是,这种比较是不精确的。如果把1952年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年,1974年的国有工业生产指数为783.5,私有工业生产指数为3950.8。

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养兵60万,并把60%的国民预算用于国防,同时,人口也从1952年的800万剧增到了1974年的1600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专家为政治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当土地改革纲领的起草人陈诚将军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时候,蒋介石选择了卓有成绩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博士作为前行政院院长的继承人。

此举意义重大,严博士于1966年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

副总统(以37票的微弱的数票获得通过,这还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进国民大会进行投票之后才获得通过,这表明北方籍的国大代表对蒋介石选择另一个南方人作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普遍感到不满,因为严博士也是江苏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专家治国论者是财政部长李国鼎和经济部长孙运旋。他们指挥着60年代未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蒋介石于1972年5月“推荐”他的儿子当行政院院长时,李和孙是被蒋经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三个部长中的两个。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1972年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些变化标志着台湾当地人在参与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卷入政治麻烦的前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同年12月,“自由中国”举行1947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选为台湾人候选人提供了机会,使之改变了他们在老化的国民大会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数的状况。(为了保持拥有大陆主权这一构想,可供选举的席位只有53个)新成员的选举每6年举行一次,然而,1947年当选的1376名代表都是终身的。)

1972年只有一件事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并于5月20日宣誓就职。这是他第5次连任国家元首。

专家政治的有力发展对蒋的外交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复一年,台湾政府不得不拉选票以保证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与那些会投台湾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国家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服务。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被邀请来参观台湾的农业生产。当然,这些领导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很满意的。紧接着,台湾又开始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培训非洲人,派专家到非洲国家工作,时间通常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蒋介石政府向非洲19个国家共派专家630人。结果,在诸如利比里亚、卢旺达和象牙海岸等国家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并且品种也多样化了。台北为此得到的回报是,当联合国就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席位进行争论时,这些国家都对台湾投了赞成票。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这实在让人吃惊。如果大家都不象蒋介石那样固执的话,那么关于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设想早就被抛弃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蒋介石自己对任期合法性的说明本身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并未完全被其“收复大陆”的梦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较公开的讲话中说,假如台湾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的话,他自己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帮助,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以后就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赶下台了,因为到1968年时,中共将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核武器系统。1968年来去匆匆,蒋介石还是未能“收复大陆”。但是,他仍在发表号召“收复大陆”的讲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攻大陆”的计划也逐渐模糊了。

对蒋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是来自尼克松总统。

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竟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

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尼克松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当大会就此进行表决时,76个联大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井同时撤消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然而,还是有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

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侮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凡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形象。

联合国投票表决的结局是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结果。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冗长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东西,不过,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话是一个明显的通告:从现在起,蒋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报还有许多含糊其词的语言,美国既通告解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安全条约》,并且在近期也不发展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74年9月,我在台北与一位国民党要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讨论了这一形势的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当时逐字记录下来了:

“蒋介石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顽固。他失去了中国。

如果他还这样顽固下去的话,他也将由于不承认现实而失去台湾。他甚至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认的话,我们将有两个美国大使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湾当局鼓起勇气对这一新形势作出了反应,别出心裁地通过开设“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公使馆和大使馆的场所,井以此获得友好国家的外交承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突然改变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尽管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作出这种转变,但美国的行动促使其他政府在这方面有了转变)。台湾在马德里开设了一个“孙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开设了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这种形势一直在继续。

然而,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但从体力上来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据说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体老化的无情现实确实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87岁(应为88岁一译者)。

几个月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枢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

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权力的转让是按照宪法规定有秩序进行的,年逾七旬的副总统严家淦博士于4月6日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掌握实权的人物蒋经国提交了辞去总理的辞呈。

但这一辞呈很快就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冒险故事的悲惨结局,是命运的野蛮捉弄,是一场终未实现的梦。









第廿四章 对蒋介石的评价
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

我们大家今天还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希特勒曾给他那一代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丘吉尔由于打败希特勒这一贡献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铁托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就象穆斯塔法·基马尔从前改变了一代人一样。

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的人物——

毛泽东共同统治中国并在这个国家里决一雌雄,这是蒋介石的不幸。

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

他的运气糟糕透顶,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因此他做什么都要做得彻彻底底。

按男人、军人、作家和思想导师、政治家和领袖等不同身份对蒋介石进行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就象不能这样研究戴高乐一样)。动机、失败和成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难分难解。

蒋介石无疑将以一个“失去中国的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而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叙述这个重大失败的背景,以便寻找其原因。

事实上,我在叙述过程中就特别强调了蒋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职所造成的错误,我也指出了围绕着他的种种不幸,不管这些不幸是否影响到他避免错误的努力。现在,若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以考虑也许是有用处的。

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

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尽管他也有社会理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这些理想被置于次要地位。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在他看来,最大的罪行莫过于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着三处矛盾,其中之一是虽然他能够对敌手残忍地进行报复,并常常采用立即审讯及处决的办法,但他缺少彻底地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种残酷的性格。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

在20年代,蒋介石曾有一段时间把中国共产党叫做“傀儡”,但在共产党自我证明他们独立于莫斯科之后的很长时间,甚至是在60年代中苏大决裂以后的时间里,他仍然这样称呼他们。

一个假的标签会很快破坏贴标签者的信誉,看来蒋介石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

蒋介石用惩罚或将予以惩罚的警告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培养人们对他的忠诚,出于这种想法。他不允许任何不愿执行其命令的事出现,并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彻。

他曾表示,这样就足够了。如果发现他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他就会大发雷霆,下令枪毙一两个或者进行讨伐。但是并没有群众机构来确定政策对人民的影响是否已达到了预期效果,也许在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明显地不同。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无疑也占了上风。

深入地研究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拜者;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宗教的力量;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策略,却是不容否认的。

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根基。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正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接受苏联代表如鲍罗廷的建议,按照共产党的路线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很欣赏从他开始的一切权力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

但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而蒋介石却听信地主残酷地对待农民,而且很久没有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

从苏联原有的模式中,蒋介石引进了无孔不入的秘密国家安全机关,大量使用间谍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仅这样是无法维持他在大陆的统治的。

他认识到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试图创立的新观念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终于流产。

他的“新生活运动”没有激起普遍的热情,尽管半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积极推动这次运动,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这一次,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又略胜一筹,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管被当作官方经典大力推广,但没有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大多数人对它一无所知。

必须说明,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孙中山革命失败之后出现了普遍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者的挑战,以及日本的入侵,还有他的盟友们不小的判断错误、欺骗行为和对他的背叛。

但我们却不能站在他一方说他的困难要比共产党初期遇到的困难大。

毛泽东作为一个处境艰难的少数党的领袖,在强大得多的政府军包围下,好几年得不到苏联的援助。不过,最后苏联的援助对共产党取得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蒋介石却失去了相应的外援。

蒋介石犯下的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最致命的错误是在1926年至1928年间向北进军途中他所产生的征服中国的幻想。在国民党的史书中,这次进军叫“北伐战争”。蒋介石经过充分的准备,正式接受军阀们交给他的领导大权,这是一种惩罚的标志,也是蒋介石的权力膨胀的象征。

对蒋介石来说,这种权势转移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因为蒋介石希望用简单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

也许,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一些军阀,例如阎锡山和冯玉祥,力量很强,能够发动正面进攻。蒋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这些军阀赶出他们的据点,也不想用他选定的人来代替他们。他希望结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腾出手干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消灭共产党”。

在大陆的其余时间里,蒋介石则往往由于草率从事而自食其果。

在军阀看来,他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但无疑是最大的、最有权力的军阀。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无条件地把他当作领袖,甚至当他在1928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时,他们也依然如此。当有利可图时,他们会派军队支持蒋介石,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拒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蒋合作,在日本侵略时情况是如此,在内战期间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蒋介石最大的判断错误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时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

从军事角度上讲,蒋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这佯的指示。

日军在装备、训练、纪律和指挥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抗战部署尚在开始阶段,他希望能在对日军进行反击之前完成这些布置,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对付日本人之前,如果进展顺利,他希望能“消灭共产党”。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于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惨重的失败。这就给广大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军阀一个明显的印象——蒋介石不准备抗日,他只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正因为如此,少帅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获释以及周恩来戏剧性的出现使得蒋介石永远不肯原谅张学良,因此把他无休止地囚禁在屋子里,这也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大错。

虽然蒋介石常常是阻碍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敌人,但他还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敌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计划使红军在江西的实验成为泡影,但是毛泽东突破了他的严密封锁,率领红军和他们的追随者行军6000英里,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他们不仅在那里继续战斗而且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

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剿共”战役无疑是一个胜利,但从长远看,红军长征的意义冲散了蒋介石的胜利。因此,这也必须算作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胜负的评估表上,这应该算是他的对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丢分。

“围剿”计划的全面失败和西安事变中的惨败使蒋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我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未至磨争论过,我认为蒋介石以大撤退争取时间的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的,但却带来了长远的对他不利的政治后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此时国民党却听凭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践踏。除个别地区,例如“模范长官”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外,国民党在大部分地区都未能建立起训练有素的、成功而坚强的游击军。

结果,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蒋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战略上,而且很关心中国之外的大国政治,因而忽视了“微型战争”,而正是这种战争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尽管蒋介石的战略从军事常规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级将领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一种深深的灾难性的感觉。

虽然,面对残忍的侵略者,他们在转入内地的过程中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在战争初期——从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气一直很高昂。从1939年初开始,一种腐败现象出现了。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难以适应的战时首都,陷入孤立,这里的公共设施过于拥挤,而且很不方便,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径令人愤慨万分,身披枷锁的农民忍饥挨饿。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胁的事实使得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最轻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后,巨大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重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给者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得政权普遍腐化堕落。

蒋介石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但却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下属聚敛财富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执政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正好被它的对手和攻击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共产主义者成功地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必须指出的是,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但后来,他把共产主义看作铁板一块的简单看法却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泽东心中燃烧着民族主义的火焰。

中日战争初期,斯大林愿意给蒋介石政府一定的帮助。

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它把日本人拖进中国战争,使之远离苏联远东地区,这对苏联是有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开始向国民党的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泽东开始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国共两党实现暂时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国际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对国民党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日本在与苏联有关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

这时,斯大林不再希望树立蒋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国际宣传系统口径一下变了过来。同时,一种错误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几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论作者、评论家和一般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这种双向宣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更是如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战时和战后分别由重庆和南京发回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被歪曲的有关共产党的观点成为被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接受的教条,而蒋介石本人所作的宣传却没有什么效果。蒋夫人宋美龄为了本国政权的利益和争取美国对其行动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进行大量宣传。

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须说明,中美之间当然已经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将军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国在中国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他很快就从总体上反对蒋介石了。美国被迫参战以后——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果——蒋介石又回到他原来的观点,认为相比之下,反对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国可以替他做这件事),而节省力量,准备同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进行决战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觉得蒋的这种态度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国人。他把这种想法电告他的上司——罗斯福总统和国防部的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的反面报道,也由于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努力,这种分歧不断加深。

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积极主张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支持1944年春缅甸大规模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的目的是要打破对中国的封锁;他还许诺在战后阻止苏联攫取东北方面支持中国。作为条件,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和共产党共同解决国内问题的承诺。

但是,美国总统在德黑兰同斯大林和丘吉尔(没有蒋介石)

进行了进一步的会晤。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不履行他答应蒋介石的条件,事实上,美国人没有实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答应蒋介石的任何承诺。在1945年2月召开的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会议上,作为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罗斯福总统答应了斯大林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他们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民党政府重返东北,此外还把大量的日军装备送给共产党的军队。

这些行为本身——在斯大林这一边,也在罗斯福那一边——或许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需要,却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然走向军事失败。

此外,蒋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几次错误,从而加剧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对所占领的区域使用残暴的统治手段,而蒋介石本人没有控制住这种做法;西安事变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他对希望能释放少帅并派他回东北以确保国民党统治的建议置之不理,相反却继续囚禁张学良;他解散了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使共产党方面的力量得到补充。

最好的战略家的明智建议都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他也许应该更好地从东北占领区撤退,加强他对南方的统治,而他却希望能永远地保住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地方。他的部队伸展得过长,这使他丢掉了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份。马歇尔将军使团曾致力于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这种努力不仅遭到失败,而且使蒋介石维持在大陆统治的机会减少。

苏联把日本的装备送给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美国也不甘落后,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1月,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这对国民党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在美苏之间,这种无意识地得到贯彻的决定使蒋介石在军事上毫无希望地处于劣势,最后,士气低落和失败主义情绪使国民党的统治走向了崩溃。

那么,我们怎样来评价蒋介石的一生呢?作为一个军人,在20—30年代的内战期间,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决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阶段里,他也表现出对战略的了解。

但是,他的战略是一个避免失败的战略,而不是一个争取胜利的战略。他在内战中的全面失败埋葬了他的军事威望。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

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

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他知道国际共运对他的威胁,但他却用使问题过于简单化和过分宣扬自己的办法毁了自己。

在写作方面,他不象其他军人政治家,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作品和学说,但是,他为这些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础。他的排外主义思想贯穿《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历史学上,他既不是创始者,也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

他不懂经济学,他那本(由别人代笔)土生土长的《中国经济论》中的思想是华而不实的和不成功的。

最后,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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