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一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始,在这本书中,韦伯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他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探究,力图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www.loach.net.cn]他认为源于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本书是从宗教领域的革新与精神层次的变化的角度来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因而韦伯从各个方面对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宗教的研究,与涂尔干认为要研究宗教就必须研究最原始的图腾崇拜现象所不同的是,韦伯没有给宗教界定一个严格的定义,他只是粗略的做了一些划分。韦伯把宗教划分为非理性的宗教和理性的宗教。而在这本书中,韦伯就围绕理性的宗教如何通过宗教改革把传统的禁欲主义改革成为入世禁欲主义,而这种具有入世禁欲精神的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在韦伯的阐述中,新教伦理主要包括路德的天职观、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论、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而根据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念来从事的行为必然是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行为。

韦伯在导论中从自然科学、思想、政治等不同方面论证了西方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性与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理性,而正是强大的技术能力、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接着韦伯澄清了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财富的贪婪等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其实这也正是我一直都疑惑的,正如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所说,禁欲作用是孕育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至少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说,必须节约成本、积累资本。但是,从宗教禁欲下解放出来的、世俗的享受资本主义生产成果的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资本在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市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信徒们都深信禁欲主义的教义,在日常生活中都崇尚节俭,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产品的滞销不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然后再后面的阅读和请教老师后,对这一疑问有一定的理解。韦伯在对“宗教关系和社会分层”的讨论中通过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比,发现不同的宗教氛围影响人们的不同教育背景,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天主教徒更加青睐传统手工业和中等人文教育,并且倾向于从事手工业行业,而较少参与现代工商业生活。新教徒更偏爱技术学习教育和工商业教育,新教徒在资本占有者、管理者和高级劳动从业者的人数中占有显著优势,而新教徒大多是拥有一定资本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样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的资本,对于资产阶级的禁欲就显得很重要了。因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关键就要积累资本,扩大对棉纺织业等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并且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并不反对合理的获得行为,赞同合理使用财富以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限制消费与谋利解放的结果是资本的积累,在任何场合,这种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生活发展的影响。所以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有一致性。同时,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相比照的,在他看来,传统主义的工人好逸恶劳,企业家宁愿经营多种商品而不愿追求标准化,这样的思想就需要宗教的禁欲思想的教化。以加尔文教为例,预定论认为人一出生就被上帝决定了其是否为选民。恩宠一经决定,就不会失去。任何宗教手段(如圣事、教会、忏悔等)和其他手段都不能使其获得拯救,所以每个人都要通过财富的积累和平时的善行来努力证明是上帝的选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这样对于那些信奉加尔文教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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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来说,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会努力地工作,节俭地生活,把资本大部分都用在扩大生产上,这样,随着当时主样工业产品棉布的增加,更多的底层人民可以穿到物美价廉棉布,技术的发展,消费的扩大,就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www.loach.net.cn]

正如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般,仔细读完这本书后,除了疑惑,我对韦伯也有自己的理解。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理性,而新教伦理对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也是韦伯重要论述的问题。首先是天职思想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中,教徒以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以自己积累财富的多少,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节俭的生活来获得上帝的恩宠从而得救。这样,每个教徒无论其出身如何,为了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便需要在日常事务劳动中获得成功。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原则通过新教伦理也潜移默化的在教徒的观念中扎根。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不是为了创造可挥霍的财富或为了奢侈的享受,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大部分民众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传统的只满足于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宁愿少做事,多清闲的职业观相比,新教伦理实际上便孕育了一种勤劳刻苦,努力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

再者新教伦理催生了世俗禁欲主义。与传统宗教不同的是,新教伦理所催生的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前者把禁欲主义限制在寺庙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它鼓励教徒们努力投入到世俗劳动中。在这种禁欲主义中,教徒们把创造财富看成自己的一项义务,认为追求财富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最终得救。所以,要节制欲望,提倡节俭和杜绝奢侈享受。在禁欲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勤劳、节俭、财富积累等资本主义精神,成为生产扩大和财富积累的力量源泉。同时,就如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信用”,禁欲主义反对对时间的浪费,认为浪费时间便是为增添上帝荣耀的劳动的损失。因此每个教徒除了睡觉吃饭等基本生活所需的时间外,都必须投入到世俗的劳动中,不断积累财富。韦伯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入世的禁欲主义,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金钱的滋生繁衍,很大程度地促使西方社会理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迅速铺开。但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凸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逐渐失去了宗教伦理精神,日益与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宗教感情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活动中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所需要的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是不尽相同的,在资本主义需要迅速发展却受传统伦理精神制约的中世纪的西方,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杠杆,迫切地被时代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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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韦伯通过对禁欲主义精神、职业观念、财产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论证了他的观点:“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总体看来,韦伯通过宗教与精神这一特定的角度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颇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本身也说明了文化机制也将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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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为引起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即禁欲主义精神,它能使人们发扬经济理性主义,注重勤奋、守时、节约、信用等,正是这种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在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教正式 体现了这些原则。(www.loach.net.cn)加尔文认为,聚敛财富并不会阻碍教会发挥作用,相反地,它将大大提高教会的威望,而这是十分可取的;由此,它允许教职人员为谋取利润而动用其资产。清教徒们反对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劳动。“他们执持反对态度的真实道德依据是: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事实上,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纵懈怠”[1]P123。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圣徒的永恒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尘世生活里,人为了确保他蒙承圣恩的殊遇,他必得“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按照主之意志的明确昭示,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赠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无职业者缺乏有条不紊、明达事理的性格,清教徒职业观所强调的重点就在此处,而这正是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

这正是突出了加尔文教改革的核心——上帝选民论。它认为只要是笃信上帝的清教徒,不管他原来的地位如何,只要勤勉的劳动,以获取日常事务的成功,就可以避免被罚入抵御的命运,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这种劳动是天职的概念使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在精神领域具备一种冲破传统观念的动力,从而努力工作和生活,以合法的手段来获取财富,他们鄙视贵族的穷奢极欲和新贵的大肆挥霍,但却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争赞扬有加,这些行为无非都是为了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事实上,清教徒的这一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和劳动的。也就是说,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那种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其理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直至今天仍然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1]P132-133。但作者同时也认为,“人们服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者说就像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心寒的重负”[1]P133。其实这种生活方式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它却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它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就是对财产理性的使用和对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严格限制。“这种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必然产生一个后果,即是,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1]P135-136,而这些则成为了理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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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2000字

这学期的读书计划,我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文明世界的著作,虽然初读有些晦涩难懂,但是深入其中让我觉得收获颇多。尤其是作者表现的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如反复强调书中所研究问叙的范围和界限;如多处强调概念的最终完善形式,不能在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的研究原则;如撰写了篇幅等同正文的注释等)为后世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典范。马克斯•韦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他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他致力于探讨这样1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
韦伯作为1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其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1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 为了 考察这一问题,韦伯的社会学的核心部分之一是宗教社会学,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1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而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首先就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开始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所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仅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作为1种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究竟应归结于怎样的一些环境?以往人们仅把资本主义作为1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因而仅以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1种经济活动方式,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和精神内涵。 由此,韦伯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新教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他讲的新教主要是指加尔文教,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相对,其新教伦理主要是讲加尔文教的伦理。加尔文教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其认为光凭信仰还不行,还要有善功,这个善功不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善功,不是购买恕罪券,或者是参加十字军东征、捐献财产给教会,而是你勤勤恳恳的劳动、发财致富,这就是善功。他认为上帝派你到世界上来,是让你创造这个世界的财富,把这个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国,你把这个世界建设的越好,越说明你忠实的履行了上帝派来的职责。但是要记住,你创造财富不是为了个人的消费,不是为了个人的挥霍,而是增加人间的荣耀。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人,加尔文教在新教主流3大教派中世界影响最大的,尤其影响了美国,美国的主流精神就是加尔(www.loach.net.cn)文教的清教精神,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教的一支。
他们认为创造了越多的财富,而且越是俭朴的对待你所创造的财富,就越有资格认定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人,这1种观点恰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种观点恰恰无形中客观鼓励了资产阶级的竞争。在竞争中胜利的、成功的、扩大财富、获得财富的人最有资格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他的意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在于使世俗的劳动获得了神圣的意义,获得了宗教的意义。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加尔文这一套观念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1种合理性的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需要合理性根据,现在加尔文教提供给你,告诉你拼命的发财、拼命的创造,恰恰说明你被上帝所拯救,反过来你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挥霍浪费,恰恰说明你可能是被上帝所抛弃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经典作品,它为人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新教伦理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立论视角,引起了社会学、宗教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启示人们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1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又必然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渊源。
作为1个时代的思想家,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运用他独到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这些熟悉并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在不觉中颠倒了乾坤。与马克思的切入点不同,韦伯关注的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对人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说是信奉新教的地区普遍性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趋势,并促进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然而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下了定论:新教伦理(或宗教改革)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既使在韦伯的反对者那里,批判的声音也显得分外无力:在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前,合理化已经出现在基督教文明当中,阿隆认为,韦伯在这一点上也十分清楚:“他不否认解释的多样性,但强调解释的完整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作者片面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经济唯物论是很明显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的最终根源应从时代的经济条件中寻找,不应仅仅停留于时代的宗教这类意识形态上。正如韦伯本人也意识到的,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伦理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缺少了这方面的探究难免会陷入对文化和历史仅作片面的唯心论的因果解释。此外,韦伯把对历史和文化的唯物论解释视作1种片面性的解释,也是我们必须予以反对的。

三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名书简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可以说是对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详细分析的伟大著述,同时,它也是一本当代青年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名书简单介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研究专家权威全译本,知名学者余英时作序推荐。

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1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显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本书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探讨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大陆发轫和发展的根源,让读者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另1个视角来重新认识这套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本书收录了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第二部《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其长度接近正文三分之二的注释,则全面反映了韦伯十年来对所论述问题持续思考的研究心得,是目前内容最完整的中文对本。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出名和最有争论的专著。韦伯试图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去说明貌似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运作制度背后却由一套极为不合理性的新教伦理所支撑,即近代资本主义合理经营的态度是由新教,尤其(www.loach.net.cn]是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伦理所驱使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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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1864年韦伯生于德国埃尔福特,出身于1个经营麻纺织工业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爸爸是一位法学家,活跃在当时的政界,妈妈是1个正统加尔文宗教信徒,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她对韦伯的成长影响极大。儿时的韦伯体弱多病,但智力过人。青少年时代的韦伯才高气盛,颇为自负。
1881年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之后转入柏林大学完成学业。188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开业律师资格。1891年任柏林大学法学讲师,1892年升为副教授,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受“社会政策研究会”委托,分析德国东部农业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发表多篇文章,开始其对德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具体分析。1894-1896年先后任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1897年韦伯因爸爸去世,受到很大刺激,第二年得了神经衰弱症,在5年之间反复病发住院,研究工作一度中断。1903年他健康状况稍稍好转,就恢复了研究工作。由于严重的神经疾病,在1898-1917年整整20年间不得不脱离教职,至1918年韦伯重新执教担任维也纳大学教授。
一战爆发时,韦伯报名参军不成,在海德堡1个后备野战医院管委会任预备军官,义务组织9所战时医院。韦伯还曾以专家身份作为德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在会上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
1919年受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1920年6月14日年仅56岁的韦伯因患肺炎在慕尼黑去世。
韦伯虽然患有严重的神经性疾病,但勤奋治学,长年坚持学术研究。同时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韦伯曾与其他学人共同创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并担任编辑,德国社会学学会也是在韦伯帮助下建立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内容精要


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共七章。
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1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1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1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对这种现象韦伯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问题只能是:“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中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科隆大教堂韦伯引证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里,但这些话确实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1种观念、1种奇特的伦理、1种精神气质。就是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1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1种目的,当作1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1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1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1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1917年时代韦伯
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上自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的民主代议制度,下至体现理性化灵魂的股票、支票、债券等商业化手段,无不反映了理性主义的特点。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传统。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

实际上,在原文中要找到对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根本不可能。通读全章,却可以隐约感受到1种倾向或1种独特的“精神”文明: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1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1个词语相联“天职”。我们可以在其它的文本中找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界定:“凡是在生产经济中,一群人的需要,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是通过企业的途径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就是资本主义。简言之,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从事资本核算的企业,即应用现代会计学,编制资产负债表,通过计算来控制生产效率的生产性企业,)。上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无疑可以抽取几个相当有概括性的关键词:理性、资本主义企业、资金核算、计算。可以说: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社会精神即韦伯所说的“个人或集体总的态度”或说“社会组织或个人态度问题”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是属于韦伯所界定的关于社会行动的4种理想类型中的1种:“伦理理性的行为”,这类社会行动可以根据行动所具有的对固有的自觉信仰来界定,如此,它是独立于任何功能动机的,仅仅受制于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标准。我想这一理想类型的定义无疑正是理解韦伯宗教社会最重要的钥匙。因为属于这一行动类型的人从事行动时“主观上常常认定行为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此不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及完成行动的条件是否具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动仅仅服务于他们的尊严、义务、美、信仰或是某件事情的重要性之信念,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不计任何后果、条件。虽然资本主义一经成熟,理性化充斥整个社会,人们便会抛弃上帝。正如《新教伦理》一书结尾时韦伯不无担心的那样:“当竭尽天职已经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之际,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之际,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已从“价值理性行动”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韦伯悲哀地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这便成了另外1个问题了,不是本篇所涉及的内容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

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对圣经中Calling一词的误读,和客观上对禁欲苦行伦理观的削弱,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在下篇篇首,韦伯便引述了1647年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并通过对加尔文主义的总结归纳,敏锐地观察了加尔文主义对“预定论”的重中与提升。可以看到:“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他只有独自1个人走下去去面对哪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一基本教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教徒明白“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韦伯认为,“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样,虔诚的教徒们从幽暗的、“寂静”的教堂走向世俗生活,从“排斥世尘的禁欲观”走向“尘世内的禁欲观”。
既然说,上帝的救赎不在教堂里,那么,教徒们怎样在尘世中体现上帝的荣耀和表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呢?——有人说“善行”,其实“善行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时也成为了选民的标志。”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那么,除了善行还有什么东西呢?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便是达到拯救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之后的“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因经济活动不但忠实地达到将伦理合理化的要求,并与严格的合理性相结合。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它被认为是种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这也显示上帝笑纳他经济生活的方式”,与尘世外的禁欲观相比,尘世内的禁欲观将经济活动不仅赋予了宗教伦理的意义,并且它本身就借着给予经济活动的伦理的意义而合理化经济行为/活动,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
这样,我们毫不费力地将资本主义和新教论理联系在一起:价值合乎理性行动。新教论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的积累阶段,发现作者从文化精神宗教等方面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动力,我和同学们讨论后发现韦伯的著作是有一定客观性的,经济原因并不是促成历史车轮推动的唯一力量,新教伦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估计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分裂也许也是新教伦理和旧式的封建领主制度的斗争的反映,当时对于禁欲和享受还出于1种疑惑的状态中,如何把握这个度的问题引发了南北战争?当然,这只是我在阅读之后的异想天开,一切只是假设,需要我们阅读体验更多来证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

实际上,在原文中要找到对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根本不可能。通读全章,却可以隐约感受到1种倾向或1种独特的“精神”文明: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1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1个词语相联“天职”。我们可以在其它的文本中找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界定:“凡是在生产经济中,一群人的需要,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是通过企业的途径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就是资本主义。简言之,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从事资本核算的企业,即应用现代会计学,编制资产负债表,通过计算来控制生产效率的生产性企业,)。上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无疑可以抽取几个相当有概括性的关键词:理性、资本主义企业、资金核算、计算。可以说: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社会精神即韦伯所说的“个人或集体总的态度”或说“社会组织或个人态度问题”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是属于韦伯所界定的关于社会行动的4种理想类型中的1种:“伦理理性的行为”,这类社会行动可以根据行动所具有的对固有的自觉信仰来界定,如此,它是独立于任何功能动机的,仅仅受制于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标准。我想这一理想类型的定义无疑正是理解韦伯宗教社会最重要的钥匙。因为属于这一行动类型的人从事行动时“主观上常常认定行为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此不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及完成行动的条件是否具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动仅仅服务于他们的尊严、义务、美、信仰或是某件事情的重要性之信念,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不计任何后果、条件。虽然资本主义一经成熟,理性化充斥整个社会,人们便会抛弃上帝。正如《新教伦理》一书结尾时韦伯不无担心的那样:“当竭尽天职已经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之际,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之际,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已从“价值理性行动”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韦伯悲哀地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这便成了另外1个问题了,不是本篇所涉及的内容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

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对圣经中Calling一词的误读,和客观上对禁欲苦行伦理观的削弱,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在下篇篇首,韦伯便引述了1647年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并通过对加尔文主义的总结归纳,敏锐地观察了加尔文主义对“预定论”的重中与提升。可以看到:“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他只有独自1个人走下去去面对哪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一基本教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教徒明白“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韦伯认为,“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样,虔诚的教徒们从幽暗的、“寂静”的教堂走向世俗生活,从“排斥世尘的禁欲观”走向“尘世内的禁欲观”。
既然说,上帝的救赎不在教堂里,那么,教徒们怎样在尘世中体现上帝的荣耀和表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呢?——有人说“善行”,其实“善行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时也成为了选民的标志。”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那么,除了善行还有什么东西呢?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便是达到拯救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之后的“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因经济活动不但忠实地达到将伦理合理化的要求,并与严格的合理性相结合。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它被认为是种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这也显示上帝笑纳他经济生活的方式”,与尘世外的禁欲观相比,尘世内的禁欲观将经济活动不仅赋予了宗教伦理的意义,并且它本身就借着给予经济活动的伦理的意义而合理化经济行为/活动,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
这样,我们毫不费力地将资本主义和新教论理联系在一起:价值合乎理性行动。新教论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的积累阶段,发现作者从文化精神宗教等方面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动力,我和同学们讨论后发现韦伯的著作是有一定客观性的,经济原因并不是促成历史车轮推动的唯一力量,新教伦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估计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分裂也许也是新教伦理和旧式的封建领主制度的斗争的反映,当时对于禁欲和享受还出于1种疑惑的状态中,如何把握这个度的问题引发了南北战争?当然,这只是我在阅读之后的异想天开,一切只是假设,需要我们阅读体验更多来证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专家点评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在西方,他的名字经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海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奉为当代社会学的三位精英。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极为丰富的著述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在20世纪很少有学者能像韦伯那样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作为1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他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1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其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就是宗教社会学。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1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是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这一系列的第一项研究,也是韦伯自己所建立的宏伟大厦的一块基石。


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弟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要回答各种批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韦伯的大量学术论文与专著正是在病重到逝世的十几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出版的。可以说,韦伯的重要成就,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在此期间做出的。韦伯在其短短的56年中写出了众多学术专著,但由于韦伯过早地去世,使他未能完成自己庞大的研究设想。韦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学,他创造性地框架了现代社会学的体系,他不仅仅在诠释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在经济史学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广泛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乃至音乐、艺术等各个学科。韦伯的社会学及其相关的主要论著有:《中世纪商社史》(188年)、《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国家法和私法的意义》(1891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神》(1904-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1906年)、《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1909年)、《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1911-1913年)、《儒教与道教》(1915年)、《印度教和佛教》(1916年)、《古代犹太教》(1917年)、《作为职业的学术》、《作为职业的政治》(1919年)、《城市社会学研究》(1920年)。韦伯去世后陆续整理出版的有:《经济与社会》(1921-1922年)、《音乐理性的及社会的基础》(1921年)、《政治论文集》(1921年)、《科学论文集》(1929年)、《经济通史》(1924年)、《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文集》(1924年)、《国家社会学》(1956年)等。
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你信仰什么,你就该生活什么。通过韦伯的论证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信仰作为个体精神世界的基石,对当代西方社会个体产生的巨大“聚变作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妙语佳句

1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相关资料

《马克斯·韦伯评传》;《马克斯·韦伯传》;《马克斯·韦伯文集》

四 :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引言

初识马克思·韦伯是在研习民族学的本科,成打的人类学理论人类学大家和人类学书籍如三座大山般压着我,我如同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般迷恋着这个学科。马克思·韦伯便是这些众多社会学人类学家大拿中的一个。每每泡在图书馆沉浸在人类学大家的哲理名言和睿智思维的海洋中,总是会偶遇马克思·韦伯和他的众多著作:《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学术与政治》还有这本最为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后来,适逢毕业和实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点就选在了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当地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隆务寺成为了我与其他几位同学的调查点,寺庙经济成为我们这次调查的主题。怀着对藏传佛教的好奇和对隆务寺的崇敬,我们每日穿行于隆务寺各大学院之间,和僧人攀谈,观摩辩经和大型盛会现场,收获颇丰。调查过程中会根据当天调查的资料在脑海中搜罗读过的书目或者研习过的理论中是否有可以支撑调查之结果的相关理论。最后在撰写实习调查报告时,就大量运用了马克思·韦伯的卡里斯马权威的相关理论。

后来有幸读到了韦伯夫人玛丽安妮为丈夫所做的传记,其中记载了在德国民主革命爆发后,韦伯在海德堡一个学生会上的演讲,演讲中的一段话深深的碰触到了我的神经:

“当你们看到第一位勇敢的走进但泽的波兰官员被子弹射杀的时候,你们决心噤声不语的时候——当你们已经认定,这样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时候,那时,我任凭你们处置,那时,你们先把我收拾掉得了!”

这两句话,韦伯是“挥舞着双手充满激情的说出的”,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和者寥寥,整个世界以冰冷的沉默答复他的野火般的激扬,着实令人心酸。

一、内容概述

马克斯·韦伯的主要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作为一名社会学者,韦伯受到了几种思想体系的影响,如苏国勋先生认为“韦伯从实证主义中汲取了客观性,从德国浪漫主义中学到了敏锐关注个体性的意志自由的原则,从形而上学中借鉴了它的历史性。”但作为一名深受李凯尔特影响的新康德主义信徒,韦伯关注个体性的意志自由的原则和拒斥任何脱离经验的研究方法都可以从新康德主义哲学中找到解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著述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书中韦伯主要论述了两方面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本质;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韦伯阐明了新教中加尔文教派的理性化程度和理性化过程,回答了为何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伦理何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很强的亲和性,指出加尔文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真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起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在韦伯看来,个人应该如何行动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最终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意义上,韦伯是个人主义唯名论。

“因为,圣徒的永恒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尘世生活里,人为了确保他蒙承神恩的殊遇,他必得‘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主的意志明确昭示,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123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部分和《经济与社会》中支配社会学的部分,韦伯用“铁笼”来隐喻资本主义现代生活的图景。在韦伯眼中,世界从新教徒暂时居住的异乡变成难以逃离的“铁的牢笼”是西方理性化的一个悖论性的后果。西方理性主义发展到新教阶段,把信徒变成上帝的忠实奴仆,他们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而刻苦工作,用经济上的成功作为恩宠确定的标志,过着简朴的生活,结果便很自然地导致了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使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遭遇到了和中世纪修道院类似的下场:宗教理想受到严重侵蚀,“增加上帝荣耀”这一新教徒唯一的人生目标和激情的来源被他们的后代子孙渐渐淡忘,唯剩下“为赚钱而赚钱”的现实心态,物质产品对人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蓬。’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蓬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二、本书的理论方法

韦伯的方法论中还有一个亮点是提出了关键性的概念工具——“理想类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理想类想,目的在便于探讨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宗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并且韦伯还用类似于“类型比较法”的方法考察了世界各大宗教和经济伦理之间相关性。

说到马克思·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者们总是会不自觉的将另一位马克思——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进行比较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书于1904~1905年,这个时期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已经盛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可是,韦伯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为何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关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法的分歧和相似之处的多角度分析也是社会学中的热门话题。

研究角度而言,韦伯是一位宗教社会学家,而马克思的主要研究领域则是哲学与经济学。因此,韦伯更注重从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来解释社会现象。另外,马克思与韦伯进入经济学的路径不同:一为“历史哲学”,一为“史学”。马克思的理论的基本构架是黑格尔式的整体主义历史哲学,而韦伯所受的却是具体的史学训练。所以韦伯更重视个案与个体(这一点从他所举的例子便可看出)。而马克思则强调集团、阶级。

需要强调的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错误阐述可能会导致我们认为韦伯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其实不然,他所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单纯从经济改革中推出宗教改革。在书中的结尾他也提到,只是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整个社会条件的影响,但是,“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

三、关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的比较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有两位德国思想家以他们天才般的独特智慧和思想体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雷蒙·阿隆将马克思作为第一代古典社会学家,而将韦伯作为第二代古典社会学家。吉登斯则将马克思、杜尔干和韦伯三位作为最杰出的经典社会学家,他们代表了社会学中三种重要的传统(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批判社会学)。

说到马克思与韦伯的不同:一位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预言家或先知,一位是“价值中立”的倡导者;一位宣布其理论本质上的阶级性与政治性,一位宣称学术与政治分离;一位是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发起人,一位是社会主义运动最严厉的批判者;一位被认为开创了唯物主义,一位则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这些区别显而易见,但是如果因此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韦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始终站在与马克思对立的立场,那么我们将严重忽略一点,那就是韦伯的理论不单单是出于寻求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它同样也有对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诊断与批判,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韦伯决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相反,倒是大大发展、扩展并补充了马克思的理论。尽管他们对现代社会研究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但这种不一致与其说构成了简单的对立关系,不如说是形成了一种互补。

卡尔·洛维特在其名著《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与韦伯的终极关怀都是“人的解放”。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他们分别提出了“自我异化”与“合理性”概念,在洛维特看来,这里的差异只是表明了他们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的差异,“合理性”是对“自我异化”的发展。这一点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者“异化”观念已经在生活中淡化,无产阶级的劳动被归结为一种自由劳动,并且我们习惯的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是一种理性组织,因此才会动摇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信念。

四、个人愚见

关于卡里斯马,韦伯有这样一段话:

卡里斯玛支配无论在哪一方面——当然也包括经济的基础这方面——都与官僚制支配正好相反。官僚制支配要靠恒常性的收入,特别是货币经济与货币租税来维持,而卡里斯玛则虽生存于此世,但却不赖此世之粮为生。关键性的要点在于:卡里斯玛对于有计划的、理性的赢取钱财——事实上,一切理性的经济——总觉得有损品格而加以拒斥。

——马克思·韦伯《支配社会学》P.265

在经过对隆务寺的寺庙经济课题的调查之后,我意识到,以宗教与经济的视角而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在于他从宗教的角度提供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学解释。韦伯对世界诸文明的比较和历史研究也正是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推进。然而韦伯在分析中国何以缺乏发展理性资本主义因素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于佛教这一维度,而仅仅将佛教划入救赎的大众宗教,却忽略了佛教所营建的经济与公益事业及其社会影响。尤其是长城之外的藏区,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国家、家族力量之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在社会经济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过去藏区寺院的经济,由于占有大量赐封的土地,围绕着寺院进行的政教合一的生产是寺院获得经济的主要来源。而这样的获得,其实有着自身的一套布施、供养的宗教逻辑在内,其所得不是用来继续发展扩大再生产,而是对于神佛的馈赠,围绕寺院展开的经济活动,也是在一种非理性的支配之下。佛教的意旨是个人、众生的灵魂救赎,是一种拒绝与世俗妥协的修道生活。然而,作为经济体的寺院,其僧侣的日常生活又需要金钱与物质的供养。修道生活在其发展的卡里斯玛阶段,是一种反经济现象。韦伯在为这种修道生活作出解释的同时,也指出:“想要靠着反经济的手段来维持生计,长久而言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一种政教合一的阶层制组织,藏区特殊的宗教环境和政治、经济条件正好孕育了这样一种维系寺院作为经济体和宗教正当性的体制。佛教并非在印度,而是在藏区发展出喇嘛教(藏传佛教)的阶层组织,甚至在仪式的细节上都达到可与西方罗马教廷相对应。

在人类精神的谱系中,马克思.韦伯自始至终都是同样杰出,不可缺席,尽管在其生前并未获得相应的荣誉。在文明盘根在高效率机械的基础上、文化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用宗教伦理的而非经济科技的手段去解读资本主义,其行为本身便具有一种不可泯灭的精神,是一种强调,为文化复兴竖起的一面招魂幡。另外,在唯物论日炽的形势下,马克思.韦伯坚持认为,宗教思想不可能从经济的物事演绎出来,有自己固有法则性和不可抗的力量。譬如路德派和卡尔文派之间的差异,“如事关非宗教因素的影响,那么主要也是来自政治的作用(而非经济)。”韦伯学术的传承者帕森斯则公然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所写。书中固然多处出现与唯物论者商榷的语句与例证,尤其在其著作最重要的特色之大篇幅的注脚里,韦伯的主张更加鲜明。但不可以以偏概全,掩盖或无视两个马克思观念的相同处,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特征,对资本主义的忧虑,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性关怀,不少地方二人的观念都如出一辙,虽然在对社会未来的展望上,两人是完全相逆的,马克思.韦伯持悲观态度,卡尔.马克思则抱乐观态度。某种程度上来讲,帕森斯响亮的论调毋宁是对韦伯精神的背离,“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同样是可能的,”这是学者应该具备的客观而谦和的态度。现代的人阅读韦伯的著作,内心依然时时被那些日久弥新的思想所激荡,丝毫不见故纸堆里的腐旧落后,一方面是由于韦伯的远瞻性和坦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和韦伯的时代仍存在不胜枚举的共通性。无论从文化精神、学术研究、和对当下的指导意义来说,韦伯及其著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五、结语

马克思.韦伯是一个“不写诗,不幻想”的人,但不能因此认定他古板无趣,毫无诗性的特质,相反,人们只需稍加留意,便可以在其严谨的学术著作里找到诗歌阴郁的基调。本质上讲,这是一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和理性主义来架构诗章的人。换言之,诗性是韦伯著述的基础,也是韦伯从同时代的思想者群体中脱颖而出的诸要素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1904年的美国之旅后,当马克思.韦伯决计用宗教伦理去诠释自己的时代,我们就应该得出上述的结论。“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在他的名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束处的这一句,更让他的诗意的特征无可逃遁,又有谁能够冷静的把它视作隔靴搔痒的学术语言。对国内的韦伯爱好者来说,最为耳熟能详的是于晓、陈维纲的译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日前亲见新浪微博上有人针对某佛寺面临的驱逐僧团、强占庙产的相关微博作出这句评论时,更加想到了韦伯和他的这本书。“幻想”这个词,用来形容韦伯,韦伯夫人用的难免透出几分无奈,但是从而让我打心底里更加确知韦伯笔下所反对的“幻想”跟诗意完全是两码事,因一种妄自尊大的成分在内而被鄙弃。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卷第一章“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最末一段所写:“此种禁欲则封起修道院的大门,转身步入市井红尘,着手将自己的方法论灌注到俗世的日常生活中,企图将之改造成一种在现世里却不属于俗世也不是为了此世的理性生活”,走出斗室“入世”的还有韦伯本人,他意图将自己的学识全数“灌注入俗世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他从政理想以至竞选德国民主党地方领袖的驱动力,不同的是,前者全面获胜,后者迎来的却是冷淡沉默的会场,还有不愿意去理解接纳他的民众。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彭强译[M].四川人民出版,1986

2、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张钰.解读韦伯的三大隐喻探测韦伯对现代性的洞察[J].社会,2005年06期

5、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思.韦伯传,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五 :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最初发表于1904年,但是,历时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引发“韦伯热”,而且在中国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人的致富欲望与道德完善的关系,韦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www.loach.net.cn)

第一,韦伯的研究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稍微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东方民族而言,是一部痛苦的殖民掠夺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本质的分析和批判,更符合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知。但是,迄今为止,人们不得不面对和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腐朽没落乃至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反而还不断地生成演变,甚至成为当今诸多国家和地区效仿和追求的目标。这一现象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发展,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精神价值是什么等等。作为独立思考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绝不能回避它们。

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因。(www.loach.net.cn]在他看来,正是新教伦理的尽天职、蒙恩、勤奋、劳动、守信、克制、俭省、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尽管在某一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无片面性,但是,毫无疑问,韦伯独辟蹊径,从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出发,探讨二者的因果联系及其动态关系,从而促使人们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探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或动力,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为后人开辟了新的视角。

第二,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

从基督教发展历史看,早期教会坚持《圣经》及教父们的教义,强烈谴责一切不利于“诚实”经济的活动和行为。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用高利贷和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劳而获,不散财而敛财,不播种而收获,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种土地而得,而是借穷人无衣无食而获”。圣利奥大教皇曾把基督教的教义概括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然而,在12、13世纪,随着城市发展与市场扩大造成的贸易增长,现实与早期教会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面对新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不难发现一种把神学教条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现状加以调和的倾向。中古后期教会对商人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承认了商人作为社会有用成员的地位。15世纪神学家枢机加耶坦甚至认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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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经营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会顶层,这是对其“美德”或成就的报偿。[www.loach.net.cn)

这表明,教会的经济伦理本身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一方面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也必须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韦伯认为这种调整是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变化的文化基础。总之,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但是,一种特定社会的伦理观念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限制。以保护文化传统为名,拒绝文化更新与变革,只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是陈旧的伦理观念禁锢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突破原有伦理的界限,使社会陷于混乱和无序状态。

由此,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在中国传统思想与学说中,毫无疑问,存在着许多糟粕的东西,例如,“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等级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长官意志”等等。这些落后的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阻碍社会的进步,抑制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有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勤俭节约”、“信则人任焉”等等,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转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通过深入研究韦伯的著作,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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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伦理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www.loach.net.cn]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客观地说,我们也承受着市场化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冲击。或许我们过去穷怕了,太渴望致富,太急于致富;或许物质诱惑的力量太大,在我们身边,追逐利益的人犹如扑火的飞蛾,前赴后继地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向堕落的陷阱涌去。总之,出现了严重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例如,相互欺诈、坑蒙拐骗、以假冒真、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骗税逃税、走私贩毒、嫖娼卖淫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它表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选择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内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伦理道德的问题。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基础,没有合理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点,势必陷入混乱甚至崩溃。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对于订立契约的双方而言,能否遵守契约,成为该经济运作方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在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中,对一个“经济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就是出于获利目的而表现出来的诚实守信。弄虚作假欺骗他人,必将破坏经济信用关系,使契约双方均无法达到获利的目的,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因此,我们在不断完善社会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和法律建设的同时,一定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和伦理基础的建设,为市场经济体系寻找到它的支撑点或基石,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持续和规范地发展。[www.loach.net.cn]

第四,尽管韦伯的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人为地拔高或无限地美化也是极为错误的。韦伯的研究也有局限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批判。

首先,阶级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其社会而独立地存在。马克斯〃韦伯毕竟生长和活跃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俾斯麦时期,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因此仍然不能脱离其时代打上的阶级烙印。从其被誉为“有时代代表性的哲学家”来看,他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为资本主义竭力辩护,其学说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道德理念。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人们不难发现许多美化“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言论,他反复强调资本家是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量入为出和严守规则等等,完全忽略了资本家在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的贪婪无度、残酷剥削、血腥镇压和无情掠夺的一面。毫无疑问,这有悖于历史事实,有失历史的公正。难怪丹尼尔〃贝尔(Dan iel Bell)对韦伯提出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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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欲苦行主义”加以补充,认为还有另外的一面,即“贪婪攫取性”。[www.loach.net.cn)

其次,理论局限性。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经济之所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法律因素,也有科学技术因素、教育因素等等。从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对社会进行观察与研究毕竟只是一个角度,绝不能代替其他研究角度、途径和方法,否则就会导致偏颇。可以说,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更新,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城市的兴起、贸易的扩张、社会需求的扩大、利益的驱动、观念的更新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酝酿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单纯从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很难全面解释为什么西方社会现代化发轫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也很难解释由于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反过来要求抛弃陈旧的传统道德和伦理原则,新的社会形态强烈呼吁进行新的道德文化、伦理精神和宗教信仰的建构,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无疑起决定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讲,韦伯最多不过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再次,时代局限性。如果说韦伯在其书中重点分析了16世纪的欧洲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于欧洲近代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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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相对贴近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某些情形,那么,其观点和结论已经很难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运行轨迹和演变趋势。[www.loach.net.cn]例如,韦伯一再强调新教伦理之一——勤奋俭省的重要价值,但是,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即通过“节制欲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如果说过去是消费与积累成反比关系(消费越少,积累越多;消费越多,积累越少) ,那么,现今在某种意义上是消费与积累成正比关系(消费越多,积累越多;消费越少,积累越少)。同样,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东南亚“四小龙”经济的腾飞等等,其内在动力就绝不是用新教伦理可以解释得通的。而中国经济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也很难单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诠释。总之,我们切不可将韦伯的分析简单地套用于当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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