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冀洪雪:苏剧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一 : 冀洪雪:苏剧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冀洪雪:苏剧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苏剧的前身是“苏滩”(原名南词或对白南词),由南词、昆曲及吸收民歌小调的花鼓滩簧合流衍变而成,已经跨越了三百余年历史。在江、浙、沪的滩簧系统中,苏州滩簧是发源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支。学者王染野曾指出:“在江苏流行的众多滩簧中,简称‘苏滩’的苏州滩簧是首先形成的,其它‘滩簧’,不论是‘常滩’、‘锡滩’、‘申滩’乃至安徽南部的‘芜湖滩簧’等等,都在‘苏滩’之后,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 [1],并认为“沪剧、锡剧乃至安徽南部的‘芜湖滩簧’等剧、曲种的形成,都是受了‘苏滩’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有的甚至直接由‘苏滩’蜕变而成”。[1]

苏剧由坐唱形式的曲艺正式演变为戏剧剧种已有近百年,有“前滩”和“后滩”之分。“前滩”曲目因受昆曲影响,在表演上,具有其它滩簧剧种(如锡剧、沪剧、甬剧等)所不及的抒情细腻和优美委婉,却又比昆曲更通俗、自由;而“后滩”戏则保留了来自民间的粗犷和拙朴。江南多个地方戏曲及民间音乐都曾搬用过苏剧优美的曲调,受到苏剧的艺术滋养。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曲的曲子也来自于苏滩的曲调。京昆泰斗俞振飞生前曾认为,苏剧这样好的艺术一定不能丢掉。[1]

一、苏剧衰微的症结分析

数十年来,苏剧之所以未能像越剧和其它源于滩簧戏的地方戏剧那样获得广泛的观众追捧,苏剧的艺术价值长期被戏剧界所忽视,处于“气血两亏”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惟有追根寻源,找出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抢救、复苏苏剧方能见效。

自上世纪30至40年代以来,苏剧尽管也与越剧等地方剧种一样经历了成长、发育的历程,但相形见绌,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落差。

综观中国戏剧史,传统戏剧几乎都起源于乡村民间,但任何一种地方戏剧的成熟与发展都经历了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惟有在城市,特别是在大都市发展,地方戏剧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存在,才能在艺术的成熟度和影响力等各个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在这里,我们不妨首先以越剧与苏剧的成长、发展作一纵向比较。先说越剧:上世纪初,浙江嵊县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开始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数年后有了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1923年诞生了第一个女班,次年进入上海演出。20年代末,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从业者对越剧进行变革,称为“改良文戏”。40年代初期的几年间,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越剧改良。在表演上,越剧一方面向话剧、电影学习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表演方法,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剧学习优美的身段表演和程式动作,逐渐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风格及舞美,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越剧逐步建立起了正规的集编、导、演、音、舞、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机制。新中国建立后的50至60年代前期,越剧迎来了黄金期,涌现出诸多流派,在几代名剧作家和艺术家演绎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大批有重大影响的经典之作。“越剧现象”说明:一个剧种的兴盛,必须通过声腔、音乐等方面的不断创新,才能使其保持活力;必须敞开大门,让富有艺术造诣的文化人士、名编导介入,才能不断提高剧目的质量和水平;必须拥有后浪推前浪的优秀演员,才能在演出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苏剧而论,苏滩进化为苏剧后长期与昆剧合班,前滩又与昆剧有着近亲血

缘关系,从而给苏剧带来了利与弊的两重性。苏剧前滩部分的本子移植于昆剧,从文学角度看,具有相当高的水准,但却又有着明显的弊端。它因依傍昆剧而缺乏具有苏剧特色创作剧目的支撑,从而弱化了其自身的个性,制约了发展。在昆剧传统定势的笼罩下,特别是上世纪前期在昆剧衰微的局面下,尽管拥有一批好的演员,仍然使苏剧刚登上大中城市的舞台就缺乏与其它朝气蓬勃的新兴戏剧竞争的一种锐气,一股活力。30年代末随着昆剧仙霓社解体,“传字辈”中的一部分艺人跻身苏剧,这固然对苏剧作为独立剧种和进入城乡舞台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时“传字辈”等昆剧艺人改演苏剧,实在是无奈之举。所幸的是,解放后的几十年中,在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关心下,苏剧的境况有了一定改观。苏州的苏剧演出团体始终存在,先后培养了昆苏兼演的几代演员。在剧目方面,苏剧也并不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好戏,如脱胎于昆剧的苏剧《花魁记》曾唱出了几代名家。“弘字辈”的王芳首次获得戏剧梅花奖,也是以苏剧《醉归》的出色表演而一举夺魁。但是,从总体来看,苏剧在与其它地方戏剧的竞争中,其影响力终究还是未能占得上风。

其次,从苏剧和其它地方戏剧的横向比较分析上,找出苏剧自身的软肋。第一,在剧目创作方面,苏剧“后滩”拥有的传统剧目数量相对较少,与其它地方戏剧相比存在明显落差。当上海滩簧、无锡滩簧进入城市后,剧目上有着极大的发展,在城市逐步站稳了脚跟。例如沪剧向文明戏学习,以西装旗袍戏和编演新戏占领了上海大都市的舞台。锡剧先从弹词、宝卷吸收改编了《珍珠塔》等剧目,后又转向京剧学习,才在中小城市有了长年演出的剧场。相比之下,苏剧则显得缺乏新的突破。此外,近几十年来,鲜有熟悉苏州地方戏剧的剧作家加入苏剧的创作队伍。《花魁记》固然堪称苏剧的经典力作,但仅靠一二出名剧毕竟难以支撑一个剧种。第二,长期以来苏、昆兼演的格局影响了苏剧演员艺术才华的发挥和展现。从“传字辈”开始到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几代演员,不但都在昆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经过长期的艺术舞台实践,在苏剧方面也富有深厚的艺术造诣。但就影响力和受众面而论,苏剧远不能与“百戏之祖”的昆剧相提并论,造成了昆剧一直是几代苏剧演员的“主战场”。当人们谈论起这几代演员,评论的话题往往集中在他们的昆剧表演方面,这就使苏剧名角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受到了极大局限,也难以形成一批固定的戏迷和票友。

二、苏剧抢救保护的必要性

对于存在“病症”的苏剧,是让它自生自灭呢?还是采取措施加以抢救、保护,这是文艺界聚讼纷纭的问题。笔者认为,苏剧不仅要抢救、保护,还要以呵护优秀传统戏剧文化的心态,对症下药,开出药方。原因有三:其一,苏剧是一门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表演艺术,不能让其消亡。它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风格和自然风物的影响,其唱词、道白多用甜圆糯软且舒展自如的苏南水乡方言,而其音乐旋律又是由地方语音生发而来,与吴人的语音及吴地民歌结合得很好,是典型的吴门戏曲。在当今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口流动频繁,苏州方言逐渐发生异变的情况下,苏剧这一传统艺术正是正宗吴侬软语的表现和传播的载体,是苏州方言的最好教材。苏剧得到有效的抢救与保护,纯正的苏州方言也等于有了一个长久保存的语音博物馆。其二,苏剧有其自身的潜在优势。它在近现代社会生活中发育成长,以灵活的姿态摆脱了传统戏剧程式的束缚,擅演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其三,苏剧尚有一批技艺精湛的传承人。这些已退出舞台的苏剧老艺术家依然对苏剧怀着深厚的感情,积极投身于苏剧艺术的传承事业。

当前,抢救、保护苏剧面临着难得的机遇。2006年,苏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明确了保护机制和传承人制度。苏州在保护、弘扬地方戏曲艺术方面成绩斐然,为苏剧今后如何走出一条路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苏州地方党委、政府和文化界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通过有效措施,使苏剧不像元杂剧那样令人遗憾地成为文字上的历史记载,而是鲜活地生存在当代社会。

三、苏剧抢救和复苏的思考

当然,苏剧要能够真正复苏任重而道远,决非一日之功。这是因为,任何一个艺术品种的发展有着其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复杂因素影响。苏剧在新世纪的命运不只是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其当前急需的是重塑艺术个性,展现其艺术魅力,才能“出人头地”,获得当代观众的青睐。这就需要审时度势,以针对性、前瞻性的眼光,解决长期以来困惑苏剧发展的几个问题。

其一,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发展中求创新。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移步不换形”的活态保护,增强其生命力。无论是传承苏剧优秀传统剧目,还是创作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都必须通过理性的透析,深入认识和研究苏剧的剧种特性和艺术品格,进而推出艺术精湛,能发挥其艺术本体特色优势,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剧目,并借此满足当代观众对地域文化情感的依托和他们的审美需求。

就继承传统而言,首先要强调对其本身艺术品格的继承。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苏剧最本质的核心就在于它的方言特性和声腔曲调,所以必须克服其长期素衣清唱造成的曲调方面的某些不足,把苏剧曲调创新的基本建设工作做好,并把苏剧伴奏乐器的基本配置规范化。苏剧要姓“苏”,扭转观众“昆苏一锅”的审美偏差。其次是对优秀传统剧目的继承。眼下当务之急是对苏剧艺术资料库进行审视,对前滩源于昆剧的剧本进行整理加工,有目的、有步骤地积累一批有价值的精品,在整理中应突出体现苏剧独有的特色,使观众在审美感觉上认识苏剧虽与昆剧存在血缘关系,又具有自身的个性和价值。对于苏剧从后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艺术精华,应发扬后滩的鲜活性、趣味性、淳朴性,表达大众的生活情趣和纯真感情的优势,进行个性重塑,使其在苏州众多的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

从当代观众对戏剧审美的需求来看,停留在“翻箱底”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苏剧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属于它自身能称得上传统优秀的保留剧目并不是太丰富。这就需要“推陈出新”,在把握苏剧本体艺术特征的前提下,创作出高质量、高水准的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来争取、吸引观众。

在新编历史剧方面,剧作家应该讲究“情真”和“理真”,这一方面要求新编历史剧是真实情感的合适承载,传达给当代观众积极的思想内容和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剧本的情节和细节合情合理,不与当代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相悖。清初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渔曾提出,无论词曲及古今文字“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2]14。这是强调剧作家选择题材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符合“理真”。同时,李渔还强调作为历史题材的剧作要努力营造出一种与历史的真实环境和事件相吻合的社会背景和故事情节。剧作家创作新编历史剧固然应充分考虑该剧是否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总的脉络,保证剧中的情节和行为是根据生活的客观规律“应有”,符合“理真”,但同样重要的是也应实现剧作家的“主观表现”,达到“情真”。在剧本的词采上,李渔强调要“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和忌填塞”[2]17-24,强调通俗易懂,并给予观众一定的内心震撼力,启发观众对历史审视。在把握了上述要领的基础上,剧作家如再“重宾白”,熟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

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2]44-45;“重科诨”,了解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2]55,那么这一剧本就基本成功了。在这一问题上,苏剧可以从其它剧种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迪,走出自己的路。

在现代戏创作方面,苏剧有着比昆剧更多的优势,完全可以大胆拓展思路和戏路,对其数十年来现代戏创作的成败得失认真反思。解放以来,苏剧曾推出过一些现代大戏和小戏,其中也不乏有较为成功的作品。但从总体上来看,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不多。苏剧现代戏的创作与苏式滑稽戏相比落后很多。但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为剧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苏州拥有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和倾心于苏州题材创作的作家群,只要调动作家,尤其是调动那些熟悉苏剧的作家的积极性,苏剧现代戏的创作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美梦。

其二,处理好苏剧演员承前启后的关系。解放后,苏剧培养了几代演员。目前,“继”、“承”字辈老艺术家已先后退出舞台,如何传承他们宝贵的艺术财富,如何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尤其是如何让“弘”字辈的苏剧演员担纲起领军作用,这是值得政府主管部门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借鉴京剧“音配像”的成功经验,抓紧抢救“继”、“承”字辈艺术家数十年来舞台艺术资料,把他们的艺术成果长期保存起来;鼓励青年演员树立起勤学敬业的精神和超越自我的勇气,使得老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通过青年演员的刻苦学艺得以延续,逐渐形成一批足以支撑得起苏剧剧种的名演员和名演奏家;学校方面应吸取以往培养的苏剧学员就业后几乎全部流向昆剧演出的教训,明确学科培养方向,集中教育资源办好苏剧班。

其三,拓宽苏剧的生存空间,搭建展示苏剧的广阔平台。实践证明,各个层次的艺术节庆活动不仅是展示艺术成果的大舞台,也有助于提升城市品位,推动城市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在各类节庆活动中,应整合包括苏剧在内的地方文化资源,发挥节庆活动的延伸效应,使之形成具有苏州特色、辐射面广的文化品牌。苏剧应该勇于自我推介,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并创造条件,走出家门,参与周边城市的文化活动。当然,从整体开发来看,节庆活动只是一个方面,苏州在复苏苏剧方面还有更大的优势。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近几年苏州的文化旅游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将苏剧融入苏州旅游业,必然将极大地丰富苏州文化旅游业的内涵,突出其特色。同时,在当前社会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传媒已广泛普及并高度运转,是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提供者。我们可以在电视、电台中安排苏剧演出节目,从而提高苏剧艺术家在广大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让观众熟知,并喜爱苏剧。希望苏剧能借上述途径突破进入市场的“瓶颈”,逐步走出一条“出人出戏多演出”的路子。

其四,亮出苏剧专业演出团体的牌子,改变“苏昆不分家”的现状。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苏昆剧团改称“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在建制上虽然同时挂“江苏省苏州苏剧团”牌子,但在昆剧走遍中外的光环下,苏剧却又一次遭受冷遇,被边缘化。显然,只要苏剧团体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家”,苏剧将永远是守侯在昆剧榻旁的孩子。重振苏剧演出团体,与当前文艺团体改革的精神并不相悖。苏剧团体固然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精品创作的扶持力度,鼓励苏剧演职员牢固地树立起精品意识、市

场意识和振兴苏剧艺术的责任意识,解决苏剧青年演员匮乏,音乐等基础人才紧缺等突出问题,但这并非是走一切由政府“统包统揽”的老路,而是要按照中央六中全会决定的精神,通过改革建立起有利于艺术生产的竞争、激励机制和艺术人才培养、管理机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复苏苏剧的任务艰巨而繁重,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爱护下,经过行之有效的细心调理,苏剧这枝“虎丘山下的茉莉花”终将会重新绽放出诱人清香。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市文化研究中心·民族民间保护办公室)

[1]俞振飞在1987年底由戏剧理论家张庚主持的苏剧座谈会上发表该观点。

二 : 中国廉政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文稿

中国廉政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张晖 何燕

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及人文素质。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我党把长期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提升到文化高度的崭新认识,它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形态的拓展和丰富。研究廉政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廉政建设的文化内涵,纯洁人们的精神境界,保证政治清明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通过考察中国廉政文化的发展脉络,以期对廉政文化建设作出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传统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几千年治乱兴衰所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纵览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吏治比较清廉的朝代,就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凡政治腐败,官贪吏酷,往往导致政局动荡,民怨沸腾,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内在原因。因此,廉政,是古往今来清明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政治家的崇高理想。为了保证吏治的清明,中国古代创造了一套以施行“仁政”思想为核心的,包括选拔、任用官吏和监察等制度在内的廉政文化。这是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总的说来,传统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廉廉政文化,属 1

于政治文化范畴。“廉”作为为官者之品德(官德或政德),有清正、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关于“政”,儒家创始人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的“正”,既有公正之意,也有正派之意。就是说,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既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孔子多次提到“仁政”思想,如 “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阳货》)等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于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源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不逾节,不自进,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廉耻”为廉政文化基本内容,以“仁政”廉政文化为核心。

其次,在儒家廉政思想的指导下,在选拔官吏时注重官吏的道德修养,以达到树官德,纯民风的目的,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廉政风气。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这是因为,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相伴而行。因此,官吏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的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扬清激浊、办事公道、救危助困等,又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官德,也就是权 2

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遵纪守法等。另外,中国古代的百姓视官如父母,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世袭政体的崩溃,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时更加重视能力与德行。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并强调“清洁于货”是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即用官时必须考虑“清廉”之节。秦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三国时,曹魏创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终止。尽管该法在选官标准上过于重门阀家世,但对才德亦有具体要求。如西晋咸熙二年颁行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就有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唐朝统治者在“德礼为政教之 3

本”思想的指导下,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其时,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其中第三条是“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书吏部》)。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核。《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课方面,对“四善”的要求与唐代是完全一致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代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本之膏梁”,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第三,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是廉政文化的制度保障。中国古代虽然有廉政思想和鼓励选拔廉德官吏的措施,但专制制度的本质决定,仅靠思想的控制是不够的,权力失去监督往往滋生腐败。为了监察各级官吏的执政活动,弹劾其不法行为,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从而维护统治秩序,从制度上维护政治清明,保证官吏廉洁,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和严密的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历史沿革中逐步形成两大主要系统:御史台系统和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台官、宪官或察官,职在通过弹劾手段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又叫言官或垣官,职在谏诤封驳,审核诏令奏章,对上纠正皇帝的决策失误。秦汉时监察制度已初步形成。秦时在中央设御史府,长官为御史 4

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在地方上设监郡御史。汉武帝时加强了监察制度,除在中央设御史大夫外,又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这三者互不统属,“职在典军师、外部诸君,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外无尊卑”[28]。地方上创立了刺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各设一刺史,刺史级别不高,但代表中央可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东汉时御史府改称御史台,属少府,地位提高,权力加重。秦汉时期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得到发展。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成为完全独立的专门监察机构。废除了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谏官系统走向规范化、系统化,有了自己独立的机构——集书省或门下省。隋唐时期监察制度趋向成熟。隋设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上设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由察院的监察御史巡回按察,形成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和门下两省,负责规谏皇帝,形成台谏并立的局面。宋元时期,监察制度得到强化。宋朝时中央设谏院,台谏职权相混,趋向合一,地方上设通判,监察地方官吏,直属皇帝。元朝时中央设御史台,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在地方上设立了行御史台,行御史台作为御史台的派出机构,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常驻地方,监察地方官吏,从而使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机构浑然一体。明清时期监察制度更加严密,明时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专门的监察机构,直接受皇帝统制,科道并立。地方上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上基本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的监察系统达到空前统一和严密。

然而,在我国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相比而言,腐败文化的包袱则可能更 5

为沉重。江雪松(2005)就把我国古代的腐败文化概括为:传统文化中的"贪渎文化",传统的血缘宗法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等几个方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此外,与那些占相对少数的廉吏相比,贪吏则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历史学家吴晗甚至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吴晗,1943)。回顾历史,可见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任务是何等的任重道远。

二、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奠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从文化上反腐倡廉、清除腐败的根源,建立一个廉洁的始终保持先进性党,一个清正高效的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夙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在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并维护党的健康肌体的斗争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反腐倡廉的理论和政策,为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被围剿的境地。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党的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廉政文化建设即被提上日程。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初创的中国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以保证对人民利益秋毫无犯。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强调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2同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941年5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严肃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6

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

3者从重治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正式宣布把“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

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4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项基本政策之一。共产党和根据地民主政府应自觉厉行廉洁政治,“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这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国以后,毛泽东强调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廉洁政府。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尔后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厉行廉洁政治,并成功地领导了建国后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初战,形成了五六十年代为世人仰慕和国人怀念的清新优良的党风、政风和民风,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

1、确立了厉行廉洁政治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对共产党人来说,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为政清廉、克已奉公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坚持廉洁政治,才能真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唯一宗旨,也是党和政府厉行廉洁政治的唯一宗旨和思想基础。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本身决无3《中共党史教育参考资料》(第8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4页。

4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页。

7

私利可图”。6他的《为人民服务》著名演说,概括了党的宗旨。建国后,毛泽东多次重申:“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7,因此,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不仅要明白党的根本宗旨,更重要的是践行。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最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树立人民权力观,强化公仆意识。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8 可见,人民是权力的主体,掌握权力的工作人员只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9

2.提出了廉政文化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第一,提倡谦虚谨慎,反对搞特殊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党内多次强调谦虚谨慎,反对以功臣自居、搞特殊化,多次重申七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六条规定,把自己当作普通老百姓的一员严格要求。建国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有的同志认为这样有功的高级干部,应当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

第二,提倡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建国以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针对执政党容易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强调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366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9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边区参议会演说,载《.解放日报》,1944-12-16. 8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作为克服官僚主义弊端的主要途径,并通过干部深入基层的具体制度和措施来贯彻这一思想。

第三,提倡精兵简政,精简节约。这样做既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又是一项重要的廉政建设措施,因为精兵简政,缩小机构,一方面节省了人力,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克服机构臃肿的毛病,提高工作效率,还能节省经费,减少行政开支,促进廉洁之风。

第四,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毛泽东强调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条件差要讲艰苦奋斗,就是条件好也应坚持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严以律己,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度难关。60年代初期,尽管我们党由于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失误,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群众仍然把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大批党员和干部,能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群众同甘共苦,犯了错误,又能切实改正,这是60年代初我们党能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原因。

第五,提倡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我国是个穷国,生产力水平低,提倡勤俭建国,厉行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不仅在经济上意义重大,而且政治上对于克服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也有重大意义。

3、指出反腐败的基本途径实施民主监督和从严治党

如何才能抑制共产党内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息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这个历史周期率,形成反腐倡廉,保持内在健康活力的机制?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时就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9

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之初,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意识到“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如果对腐化堕落的不处理,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于是他们提出了实施民主监督的一些设想:第一,加强对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制约。主张“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权力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第二,加强党内监督。认为“党的各级监察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对于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加强群众监督。提出“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第四,实行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自身出了毛病,除了加强党内监督外,“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建国后,我党还制定了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上这种广泛性的群众监督确实比古今中外任何抑制和反对腐败的办法都应具有力量。这些理论设想从今天来看都是很重要、很正确的。可惜在当时并未能在实践上抓好法制建设,从机制上解决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党的建设,把加强党的建设当作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反腐防变的基本途径。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一方面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是廉洁政党的特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从严治党,提出了新形势下党建的基本要求。这一时期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廉政建设与党的建设合为一体的特色,均体现了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

4、以阶级斗争为反腐败的动力,以开展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方式 10

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后,面对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毛泽东非常痛恨,出于担心党变修国变色的考虑,加上对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在确定反腐败基本思路方面,他把党内的腐败现象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把反腐败斗争定性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腐败现象尽管表现各异但集中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腐败,即在政治路线上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在实践上表现为思想右倾、搞修正主义。二是经济上的腐败,即以权谋私、贪污浪费,搞投机倒把。三是作风上腐败,表现为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对上级吹吹拍拍,对下级横眉冷对甚至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行为。四是思想上的腐败,即忘记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贪图享乐,铺张浪费,怕过艰苦生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毛泽东分析中国客观上存在许多促成腐败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根源,政治根源和国际根源,毛泽东一方面警钟长鸣,告诫全党要警惕党内出现腐败现象,注意防范和反击资产阶级的侵蚀;另一方面,一旦发现党内出现腐败,主张坚决彻底揭露,强调反腐败一定要“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主张开展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败的主要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失去隐蔽的地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具有腐败思想和行为的人们有所畏惧。因此他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反腐败的专项斗争,以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上述内容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反腐败体现了以政治思想建设为核心的特色。这一时期非常强调政治思想革命化。认为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形成以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就能预防腐败的发生。这一时期反腐败斗争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它既是一种理论、科学,又是一种运动、实践。它即是理论化的实践又是富有实践色彩的理论。由于它不可能 11

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局限,其中有些还属于探索性失误,但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使之转化为全党同志的共识,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对消极腐败现象,始终是绝不妥协地坚决斗争,因而取得了反腐败斗争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邓小平初步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廉政文化也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新特点。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怎样反对腐败?邓小平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当时的党的历史使命,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论断,形成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理论,初步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主要框架。

1、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和廉政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思想,阐述了反腐倡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邓小平紧紧抓住能否使党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个课题,致力于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政策以来,不到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而是大量。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不仅充分 12

地看到了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一面,而且深刻地洞察到腐败给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的极大危害。他说,我赞同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觉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时,面对着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他多次严肃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资本主义所侵蚀腐化。邓小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从关系党和国家的面貌,历史命运出发,鲜明地向党提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提出了反腐败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观点,阐述了反腐败斗争和觉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

如何处理好反腐败斗争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这是邓小平一直关注的课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1月,小平同志就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它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反腐败斗争也不例外。离开了这个中心,必然失去服务的对象和真正的意义。1982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强调:“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保证。”“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方向走。”这表明,反腐败,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是要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行,要用反腐败和打击经济犯罪这一手来保证经济建设的进行,这就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这里邓小平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反腐倡廉要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来进行,要用反腐败和打击经济犯罪这一手来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

13

3、提出了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反腐败思想,确立了反腐倡廉的原则方针。

1982年4月,小平同志首次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6年1月,他又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1989年6月,他再次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他在与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1992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同志在“两手抓”的提法上尽管有所不同,但一次比一次深刻,始终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两手抓,两手硬”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他的反腐败思想体系中,是最精辟、最有丰富内涵、最具指导性的战略方针。 也贯穿于这个时期整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始终。

4、提出了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抗得住腐败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在十一大的闭幕词中讲了一段放话,他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提出了从思想和作风上反腐败的问题。1989年6月,小平同志再一次深刻总结了以往的教训,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 14

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同时,他结合腐败现象的产生,重点强调了加强艰苦奋斗教育的问题。他讲:“我们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历来注重思想建设,立足思想教育的传统。

5、提出反腐败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逐步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轨道。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指出:“克服特权等腐败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制度问题。”这次讲话中他还谈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强调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和法制建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提到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时再次主张建立各种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体系,来抑制各种腐败现象。他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他在党的八大上指出:“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以便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监督。”1980年8月,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民主监督制度在权力制约中的重要性,他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总之,从客观上剖析党内错误和腐败现象的根源,把反腐倡廉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思考和落实,在不放弃思想教育的同时,着重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腐败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既坚持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方法,又克服了过去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实践中不注意健全制度 15

并按制度办事的做法。这是邓小平对党的反腐倡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对党和国家逐步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经济化的轨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江泽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丰富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所有有结构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的格局逐渐形成产生了一些不正当竞争和腐败行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及消极影响,也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中来,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腐败行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在毛泽东、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战略、工作任务、工作步骤、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走出了一条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为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其主要内容有:

一是系统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这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江泽民指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们,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16

二是系统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基本方针。这就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反腐败与经济建设重大措施的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妨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及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对策;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判断是非,掌握政策,既支持、保护广大党员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又严肃惩处严重干扰破坏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违法乱纪待业;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等两手都要硬起来。实践证明,摆正反腐败斗争的位置,正确处理它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保证反腐败斗争正确方向和取得成效的基本前提。

在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战略方面,江泽民坚持把反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其中重点是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要深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解决。为此,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领导全党广泛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十分注意从管权、管钱、管人等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入手,进行相应的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泽民指出,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工作,特别要搞好人事、财政、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改革也要实事求是,一切措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最终以社会效益来检验。

三是系统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工作任务。这就是坚持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查办违法乱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在全党筑起拒腐防变的党纪国法防线和思想道德防线。这两道防线的建立和巩固,对 17

于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

四是系统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工作步骤。这就是,坚持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具体问题抓起,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江泽民认为党要坚持反长期性任务和阶段性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作思路上,必须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首先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进而逐步把腐败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宏观上作出战略规划的同时,注意从群众反映强烈、干扰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和经过努力能够取得成果的问题入手,提出明确、具体的阶段性要求和目标,集中力量进行整治,力求抓一项成一项,积小胜为大胜。

五是系统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就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直辖市、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全党抓反腐倡廉工作的局面。

六是系统是阐述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反腐倡廉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永远得到人民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规律,是党的先进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也是党80多年自身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经验的高度总结。

总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规律作了深刻的揭示,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开创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18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完善

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廉政文化建设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认真总结了多年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总结,吸取了全党、全国人民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智慧,十六大后的中国反腐败已经基本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摸索出一套适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还不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反腐败指导思想,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比较成熟的反腐败理论框架,比较好地克服了过去习惯使用的“运动式反腐”,和“比较多地依靠领导人的批示、指示的带有一点人治色彩的权力性反腐”的局限性,这对进一步惩治和预防腐败,对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影响。

1、提出反腐新思路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2月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明确提出了“三个仍然”的著名论断:“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识到反腐败的形势不是“比较严峻”,而是“仍然严峻”;不仅要“反对腐败”,而且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反腐战略方针的这一调整,成效显著,不仅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肯定,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通过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加深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指出反腐倡廉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第一要务,辩证地处理好反腐倡廉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必须逐步消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根源,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必须牢记两个“务必”, 19

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性特点以及建设目标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2、“三位一体”的制度反腐体系初步建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立健全这一体系,是近年反腐败的重大成果和突出特点,对于进一步惩治和预防腐败,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3、反腐战略将现“三大转向”

第一,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目前,实际斗争中执行的以治标为主的方针,使得我国的反腐斗争基本上处于一种原地踏步和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转向主动进攻,在腐败高发领域整合资源,实施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的方针,实现反腐斗争新的突破,巩固反腐斗争的已有成果。

第二,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在我党的反腐斗争史上,大体经历过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果断停止了运动反腐,明确提出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制度问题”。但在实践中,我们在较长时间内基本上仍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反腐模式,这使得在不少地区和部门的反腐败中,常常出现反腐败的力度因领导者的改变而改变,反腐败的重点因领导者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相提并论。十六大关于“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20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重要提法,为制度反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改革开放的25年基本上是向下放权的25年。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得到下放的权力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没有经常的监督,必然经常滋生缺点;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监督上的这“三个没有”,既是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设计的弊端所致,也是现行党内监督体制亟待改革的原因所在。2004年,中央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是我们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将在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4、反腐战术 “三大转变”。即从“小作坊式”个案反腐,向大规模的“集约式”规模反腐转变;从纪检机关、少数职能部门分散地、单打独斗式地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合成作战,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从侧重打击腐败,向惩治和预防腐败并重转变。并通过廉政文化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进家庭的六进活动,用先进的廉政文化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有利于教育和宣传群众,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讲究诚信、尊重法制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环境。

总之,新一届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使整个社会保持着反腐的高压态势,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开展了全方位的反腐败斗争,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是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的继承深化和发展,对反腐倡廉规律和党的纪律检查监督规律认识的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规律认识的深化。

21

综上所述,从战争年代,到新中国建立、到全面掀起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高潮,从改革开放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发,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与腐败作斗争中,不断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清除腐败的新思路、新对策,从没有停止过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发展,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反腐倡廉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观点,使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并日臻成熟。

五、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国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是什么呢?主要应从以下四大方面着手进行:

一是思想建设。即明确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予以丰富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工作都应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根本指导。廉政文化建设也不例外。具体一点说,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两个务必”的思想、“谨防糖衣炮弹”的思想、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及反腐倡廉、加强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思想、当代中国新领导集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求真务实”思想为指导。同时,还应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如民本、仁爱、德治、诚信、廉正、慎独思想)和外来文化的思想精华(人权、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监督思想),以充实当代廉政文化的思想库。

22

三 : 南京的地名与历史上的官员有些关系

南京的地名与历史上的官员有些关系

王府巷

王府巷有大、小王府巷之分。大王府巷也就是现在的王府大街,北接三茅宫,南接建邺路;小王府巷东接丰富路,西接大王府巷。大小王府巷相交呈“T”字型。大王府巷如今是繁华热闹的王府大街,小王府巷却依旧是一条经历了历史风雨的小巷子。

巷的名字由来有二个说法,都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王府巷在南唐时期叫做“皇甫巷”,因大臣皇甫晖居此而得名。后音讹为“王府巷”。

  皇甫晖是南唐魏州人,随军驻扎于贝州城。唐庄宗时,他追随裨将赵在礼谋反,夜焚贝州城,移驻魏州城,赵在礼见他凶猛顽强,提拔他为马步都指挥使。明宗到魏州后,皇甫晖再次同赵在礼勾结,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庄宗之祸”。明宗即位后,皇甫晖因功提拔为陈州刺史。南唐李时,封为江州节度使,是南唐的一员得力虎将。周世宗南侵时,他与姚凤守清流关,为宋太祖生擒。被俘后他拒不投降,不屈而死(一说是重疮死)。

  二.但史家对王府巷之名的起源是有各种争论的,有的说得名于南唐,由皇甫巷转音而来;有的说始自元代,因文宗为藩王时王府在此而得名。

据《秣陵集》记载:“皇甫巷是南唐皇甫晖所居,亦名王府巷,在朝天宫东下街口闪驾桥北,旧有龙祥寺址,寺即元文宗藩府,巷即寺旁路也。人知以藩王府得名,不知先本晖第宅。”但是,《元史文宗本纪》则说,文宗在泰定二年到建康做藩王,就住在皇甫巷。皇甫巷被误讹为王府巷是有可能的,但真正称为王府巷,应在文宗的藩王府设此之后。

  元朝的第8个皇帝,文宗,1328年,24岁的孛儿只斤·图帖睦尔称帝前,在建康做藩王时就住在此地,王府之名从那时起才真正名副其实并一直沿用至今。图帖睦尔北上即位途中,写下了一首七律,诗名叫《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7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文宗图帖睦尔当上皇帝后,于天历二年改建康为集庆,并将他的藩王府舍为寺。图帖睦尔是在此发迹,最后登上皇帝宝座的。他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故取寺名为“龙祥集庆寺”。

这座寺庙受到了文宗的特别关照。建寺时,他就拨出田五十顷,赐给该寺,时隔一年后,又买瀛国公赵显的田作为龙祥集庆寺的永业田。在皇帝的亲自关心过问下,这座寺庙的规模发展得极大,东跨西虹桥,西抵冶城,从今中山南路以西,直到朝天宫。

  王府巷在明清时代,设有上江考棚,是上元和江宁两县士子科举考试的地方。同治四年迁到三条巷,以后又迁到白下路今六中所在地,咸丰年间,上江考棚毁于战火。小王府巷5号,为上江考棚旧址,内有邢园。

太平天国革命时,翼王石达开先住在城北清溪里巷熊氏宅,后迁斛斗巷刘氏宅,最后住在上江考棚邢氏绿园。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在此设立机房,织造缎子和布匹。

王府园

王府园位于中华路北段,南起锦绣坊,北至中华路内桥南口,朱元璋称吴王时,此地为吴王府花园,故称“王府园”。原是条巷子,1992年改建为居民区。

王府园到底因谁而得名呢?《南京地名大全》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1992年,由原王府园、旧王府、东王府园、西王府园、锦绣坊、李家苑、润德里、慧园等街巷拓建而成。因是朱元璋称帝前,任吴王时的王府在此地区,故名。”


  根据史料记载,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南京(时称集庆路),改集庆路为应天府。1361年,朱元璋攻下镇江后,称吴国公。1364,朱元璋改吴国公为吴王,这一年为吴元年。1368年,新的皇宫建成,朱元璋登基移居,离开了他一直居住的吴王府。

  关于朱元璋的吴王府,清《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王府园,元南台遗址也,明祖为吴王居之。新宫既成,此成旧内矣。”

  而在明人撰写的《金陵古今图考》书中,有《明都城图》地图,确实标有“旧内”的字样,位于内桥与清平桥之间偏南位置。记者将明代地图与现在的地图进行比较,明代的“旧内”,大致就在今天的“旧王府”一带。

  《明史·徐达传》云:“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旧邸者,太祖为吴王时所居也。(徐)达固辞。一日帝与达之邸,强饮之醉而蒙之被,舁卧正寝。达醒,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帝觇之大悦,乃命有司即旧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这段记载描述了朱元璋移居新宫后,把旧邸王府园赐给中山王徐达的故事。

朱元璋称帝后,曾想把他之前的吴王府赐给徐达,可是徐达不敢要,皇帝的旧宅,岂是谁都能住得起的于是朱元璋就将离吴王府不远的一块地赐给了徐达,也就是今天的瞻园所在地。后人的误会,也许因此而起。至于吴王府的确切位置,我记得曾经有资料说,是在今天的水游城一带。

  明亡后,吴王府被废为菜圃。在菜圃中,建有一座有名的私家园林──五亩园。《白下琐言》称:清嘉庆中,阳湖(今武进县)孙星衍观察曾侨居旧内之五松园(园内有古松五株)。后又利用菜圃隙地,栽花种竹,称“五亩园”。再后来五亩园废为茶肆。

朱元璋还没有当皇帝之际,府邸在王府园,附近的巷子也因而得名东王府园、西王府园。

王府里

位于集庆路西段南侧,鸣羊街东侧。传清代某王宅在此,后成街巷,名王府里,1950年并入鸣羊里。

  王府巷

位于集庆路东段北侧。东起柳叶街,西至原吉祥街。传清代某王爷府第在此得名。1995年拆迁,并入五间厅居民区。

据《南京市地名录》记载,以前城南船板巷、吉祥街一带还有另外1个“王府巷”,这个王府巷和皇甫晖、元文宗都没有关系,邓振明说,相传有1个太平天国的王爷住在这里,“所以,南京出现了第二个‘王府巷’!”

老王府巷

在城南门西的璇子巷、长乐街附近,曾有1个老王府巷。民间传说,明朝有1个“三山王”住在巷中,但这位“三山王”究竟是何许人也,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了。

郭府园

南起建邺路,北至丰富路,据记载,明代武定侯郭英曾在这里住过。

公元1335年,出生濠州(今安徽滁阳市)孤庄村(安徽凤阳)。

公元1352年,参加红巾军。他与兄郭兴从朱元璋起兵,甚见亲信,令值宿帐中,呼郭英,明朝巩昌侯郭兴(郭子兴)弟是也。

公为郭四。跟随朱元璋克滁、和、采石、太平,战鄱阳湖,征武昌,克淮安、安丰。

公元1376年,任北平都指挥使。

公元1380年,升前军都督府佥事。

公元1381年,与付友德、陈恒、胡海等征云南。

公元1384年4月,封武定侯。食禄二千五百石。

公元1389年11月,长子郭镇为驸马都尉,尚第十二皇女永嘉公主。

公元1394年10月,“册武定侯郭英女为辽王植妃”。
公元1398年4月,“敕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虏远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候,余皆选拣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屯驻堤备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

公元1399-1402年,靖难之变,罢官回家离宁。公元1403年2月,去世。终年68岁。追封营国公,谥威襄。

北京武定胡同原名武定侯胡同,有志书说:因明武定侯郭英宅第得名。实际上郭英是明初随太祖朱元璋征战南北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洪武十七年因论平南功封为武定侯,永乐元年卒于南京官邸,并未在北京居住。而北京的武定胡同宅第是其后人建造的。
另外武定侯郭英妹是为太祖之宁妃,其子郭镇又为太祖女永嘉公主驸马,孙女为仁宗之贵妃,郭氏三代与皇室结姻,可谓实足的皇亲国戚,因此永乐迁都北京后郭家仍得赐京城官邸。而真正名噪京师的是第五代武定侯郭勋,史称他凶暴多智,在献王入太庙、崇道灭佛之事中极献媚得宠于嘉靖帝,并得势骄横,嘉靖十八年进封翊国公,不但其官邸富丽,而且“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嘉靖二十年因夺没人妻田宅,擅作威福,肆虐无辜而受弹劾,翌年死于狱。

信府河

信府河位于中华门城堡东北,南起信府河,北至军师巷,因明初信国公汤和久居于此而得名。曾名石门槛。

  汤和字鼎臣,明初濠州人,为人豪爽,足智多谋。元朝末年,为生活所迫,参加了红巾军农民起义,先随郭子兴,后又追随朱元璋转战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地,屡建战功,为开创明王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洪武十一年,被封为信国公。

朱元璋把他与徐达视为“擎天之柱”。明王朝巩固后,朱元璋开始削弱诸将势力。汤和激流勇退,自请解甲归田。朱元璋当即批准,并下令在中都(今凤阳)为他建府宅。第二年,因有倭患,明太祖令其复出,在东南沿海设防。洪武二十八年汤和病死,被追封为东瓯王,谥号“襄武”。

信府苑也在此。

马府街

马府街南接太平南路,北接白下路。马府街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我国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在南京做留守太监时,他的府邸在这条街上,由于郑和原姓马,这条街也就被称为马府街了。  

  根据资料显示,马府的原址大概是现在的马府街小学所在地。
  现在,在马府新村的尽头有一块建于1990年的郑和府邸遗址纪念亭和纪念石碑。六角亭子上的红色油漆有些脱落,亭子中央竖立着一块石碑,石碑的正面印刻着“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府邸遗址”的字样,而在石碑的背面则是介绍有关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情况。

此街因明三保太监郑和府第居此而得名。郑和,本姓马,后因从燕王朱棣起兵有功而赐姓郑。但黎民们不买皇帝老子的账,不叫“郑府街”,而叫“马府街”,以示“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的传统文化心态。

汉府街

汉府街位于长江路东端,梅园新村以南,因明代汉王陈理的王府在此而得名。

  据《钟南淮北区域志》记载:“汉府者,洪武初封陈友谅子理为汉王,建府西华门外,后徙高丽。永乐中封子高煦为汉王,亦居之。旋以反诛。清初改为织局。”
陈理之父陈友谅是湖北沔阳人,打渔出身,本姓谢,因其祖被陈氏入赘为婿,故改姓陈。元朝末年,他曾做过小县吏,因与上司不合,参加了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归徐寿辉部将倪文俊领导。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成,陈友谅趁机杀死倪文俊,将其部收归己有。自此以后,陈友谅军威大振,占有江西、福建等地。两年后陈友谅迎徐寿辉移都江州(今江西九江市),自封为汉王。至正二十年夏,陈友谅随徐寿辉攻打太平时,乘机谋杀徐寿辉,掌握了这支红巾军的军政大权,并在采石矶登基称帝,建都江州,国号汉,年号大义。为了打败朱元璋,他联合张士诚,相约东西夹击集庆。由于张士诚未能配合作战,陈友谅败退江州。朱元璋攻下江州后,陈迁都武昌。他大造楼船,准备再次顺流而下夺取集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两军大战于鄱阳湖,陈军全军覆没,陈友谅中箭身亡,其子陈理继位。1364年,陈理被迫投降朱元璋,被封为“汉王”。现在长江路292号大院,就是当年汉王府的一部分。

邓府巷

邓府巷位于洪武北路东侧,南起中山东路,北通长江路,因明朝开国功臣、宁河王邓愈居此而得名。

  邓愈(1337~1377年),本名友德,朱元璋赐名“愈”,安徽虹县人(今泗县)。邓愈自小随其父邓顺兴从军,16岁接受父兄之兵权,号令全军。每遇战事,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向披靡,部属都心悦诚服地听其号令。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攻占滁阳后,邓愈即率部队从盱眙赶来相随,被授为管军总督,常与李文忠、胡大海、常遇春协同作战,先后参加了攻打集庆(今南京)、夺取镇江等战役,因军功升江南行省参政,总制各翼兵马,后设计攻占陈友谅盘踞的抚州,奉命以江西行省参政守之。陈友谅率部从长江中游顺江而下攻打抚州时,邓愈和朱元璋的外甥朱文正(即李文忠)共同防守抚州。当时陈友谅的攻城部队,有水、陆军共计约60多万。邓愈和朱文正夜不解甲,奋力抵抗,坚守3个月之久。朱元璋亲自带兵赶来为他解围。洪武初年,他又作为大将军[www.loach.net.cn)徐达的副将率部西征,追杀元军残部,攻克河州后,迫使吐蕃地区的酋长交印称臣。后明太祖命邓愈为征西将军,远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全胜。在班师途中,邓愈突患急病卒于寿春,时年41岁。邓愈去世的噩耗传到南京,朝野震惊,明太祖甚至痛苦失声,下令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封邓愈为宁河王,谥“武顺”,葬于邓府山。至今,邓愈墓前尚存神道碑一、墓碑一、石文臣二、石武将二、石马二、石马夫二、石羊二、石虎二等,这些石刻,威武雄壮,庄严肃穆,为明初陵墓石刻之精品。

邓府苑

升州路附近的邓府苑,和邓愈却没有关系。“这条小巷曾经叫做斗门苑、豆腐苑,后来改名邓府苑,传说有1个邓姓将军在这里住过。

常府街

常府街在太平南路东侧,东接复成桥,西接大杨村、细柳巷和三十四标,因明初开平王常遇春府第在此而得名。现在杨公井以东的花牌楼,即常遇春府邸之西牌楼。

  常遇春(1330~1369年),字伯仁,安徽怀远人,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以骁勇善战著称。元末,安徽北部地区的农民大批破产,不少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元朝统治。常遇春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他虽然文化水平很低,但用兵之法往往与古代兵法相合,常能出奇制胜。在进攻张士诚、消灭元王朝的战争中,他任副将,与大将徐达共同领兵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勇猛异常,时称“常胜将军”。他自己也常常说,只要给他十万兵,就能横扫天下。因此,人们又叫他“常十万”。明王朝建立后,常遇春被封为鄂国公。

  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与李文忠一起出兵攻克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还师时暴病身亡。常遇春死后,被赠中书右丞相,又因攻克开平建有军功,被追封为“开平王”。

  明初朱元璋对开国功臣还是比较尊重的,建国后就在南京城中择地为他们建造府第。明太祖朱元璋为徐达建了魏国公府、大功坊等。常遇春的功劳,仅次于徐达,所以除兴建常府外,还盖了花牌楼来表彰他的功绩。府邸和牌楼所在地,便名为“常府街”、“花牌楼”。常府的规模很大,仅常府花园中的大小池塘就有9个,号称九连塘。今杨公井以南,尚留有九连塘的地名。常府的牌楼也十分壮观,上面刻有各式花卉纹饰,故被人们誉为“花牌楼”。

在常府西侧修筑的一座华丽的牌楼,人称花牌楼。街因以得名。民国《首都志》载:“花牌楼,常府西牌楼也。一名雍睦里。清道光中李太守璋煜以其守更严肃改名太平路。”民国时曾发展为书店街。

游府西街

1910年的地图上,在如今的游府西街一带,标注有“游府署”。游府署,即游击府署,是清代游击将军办公的地方。游击将军属武官序列,主要负责南京城的治安警卫。

据资料记载,1910年地图上所标注的游府署,建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当时有房屋八十四间,规模虽然次于当时的两江总督署(今长江路总统府),但仍然堪称宏大。

可惜的是,后来经历多次战争,游府署的建筑最终无一幸存。在1928年的地图上,游府署所在地已经成为电话局。如今,就只有游府西街的街名与曾经的游府署有关了。

民国期间,游府西街的东段叫做党公巷,西端叫做廖家巷

沐府西门

在相府营一带,有1个老地名:沐府西门。明初,黔宁王沐英府第的西门在这里,所以得名。之后,改叫街巷名,1930年消亡。

李府巷

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城图与南洋陆师学堂《金陵省城全图》都有这个巷子名,得名是因为明朝初年,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的府第在这里。1995年,因建弓箭坊居民区而拆迁消失。

李府巷,东起弓箭坊,西至大彩霞街,相传此地大片房产归清末名臣李鸿章所有。

李府街

据传明初开国功臣岐阳王李文忠曾经居住在这里。

后标营附近的李府街,因为明代吏部衙门设在这里,曾经叫做“吏部街”,后来讹传为李府街;

张府园

因明代张统领花园居此而得名。

许府巷

是由“许家巷”升格而来的,因为先前已有了1个“许家巷”,再来1个便添麻烦了,便使“家”变成了“府”。

旧王府

紧挨着王府园南边,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路叫旧王府,也有200多米长。

陆府巷

集庆门附近有陆府巷。

施府桥

在五福街、柳叶街附近。

府西街

中华路和中山南路之间的府西街,位于清代江宁知府衙门以西,因而得名,它还曾被叫做西锦绣坊。

东府城

亦叫东城。古城湮灭久远,昔日位于明皇城西安门外,青溪桥东,南临淮水。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冬建。原为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任会稽王时的旧府第。后为操纵朝政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居宅。太元十四年(389)六月,司马道子移扬州治所于东第,时人呼为东府。义熙十年刘裕在东府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兴建府城,故称东府城。东城府开东、南、西三门,无北门,城星期三里九10步。东晋以宰相领扬州牧,东府城既是相府,又是扬州刺史治所。形势险要,每建康有事,必置兵镇守。景和元年(465),一度改东府城为未央宫,昇明三年(479),萧道成晋封为齐王,以东府城为齐王宫。梁武帝末年,东府城政筑砖墙。梁敬帝绍泰末年,城在兵火中焚毁。陈天嘉年间(560--566),城东迁三里,于齐安寺西重建府治,陈亡后废弃。

蓝家庄

凉国公蓝玉的府第。蓝玉(?―1393年),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妻弟,定远(今属安徽)人。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于捕鱼儿海中大破北元,基本摧毁其职官体系而名震天下。后遭疑谋反,被明太祖处决,株连一万五千人。

军师巷

传说诸葛亮曾住此地,与乌衣巷等东吴遗址相呼应。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来到南京,与孙权共谋抗击曹操,就住在军师巷。

刘军师桥

邓府巷和刘军师桥相距不远,走路10分钟即可抵达。邓愈的府第和刘伯温的府第这么近,是不是方便串门,商量前线的战争对策?这已经无法猜测。

都司巷

都司巷位于鼓楼广场的东南,“都司”是”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明代的都指挥使司作为一省掌兵的最高机构就设于此。清代时的都司衙门也设于此,因而得名。由于是军事机构和兵士的驻地,因此这里的建筑除了江南民居特有的跑马楼、青砖墙、半腰门、雕花窗外,还有拴马鼻。

  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平定天下一统中原之后,为了肃清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领江南30万大军出征云贵高原。奉朝廷“遣汉制夷”之命的兵士中就有不少人居住在都司巷一带。战事结束后。朱元璋为了巩固西南疆土的边防,命令这些兵士携家眷在黔中“屯田戍守”,从而形威了汉族移民群体特称的“屯堡人”。

  2003年8月,都司巷这一地名被废除。2005年7月,20多名来自贵州安顺市的“屯堡妹妹”作为明代兵士的后裔来到魂牵梦萦的南京寻根,她们在祖先居住过的都司巷故址寻找600年前的记忆,寻找至今未改的乡音,寻找世事变迁的亲人……

程阁老巷

程阁老巷位于新街口东南,东起洪武路,西至中山南路,因明代阁老程国祥居此,故名。

  程国祥,明上元县(今南京)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崇祯时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退休后回南京定居。程国祥年幼时,家境贫寒,甚至“父死,无以为葬”,他的一位姓李的邻居施地给他葬父,程国祥甚为感激,将家中惟一的老鹅送给了好心的李姓邻居。后来,人们就将邻居李家住的巷子,叫做“一鹅李家巷。”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政府军费开支激增,国库空虚。当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增加军费时,不少人认为,既然国家拿不出钱来,就应当向地方增派各种税收。程国祥反对这样做,理由是各地灾荒不断,战乱频起,地方上已不堪承担这种摊派了。他果断地提出暂借“都城赁舍一季租”的办法,筹集到了十三万两银子。崇祯皇帝从这件事上看出程国祥很有才华,于是提拔他为东阁大学士,所以人称他为“阁老”。

  程国祥为官清正廉洁,虽身列卿相,仍然是“布衣蔬食,不改儒素”。在他告老还乡时,两袖清风,深为时人所敬重。

  程国祥故居在程阁老巷14号,大厅结构古朴,用料考究,是南京现存的少数明代原构建筑之一。

杨公井

清光绪年间,有一年久旱不雨,河沟干涸,百姓吃水成了问题。金陵城内一位叫杨镜岩的军事长官为了解决军队和百姓的吃水问题,率领部队就近挖井。经一番艰辛努力,终于打成一口井。然而僧多粥少,一口井仍然解决不了众多军民饮水的难题。他又用自己的积蓄雇用民工再打了两口井。这三口井,井水清澈甘甜。“吃水不忘挖井人”,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杨镜岩,在井旁为他立碑,并将这条街道命名为杨公井。2007年,这些井被夷为平地。

晏公庙

南京孝陵卫有个晏公庙小区,据说以前这里有一座晏公庙,可是不知道晏公是什么人,庙也找不到了。在下关也有1个晏公庙社区,那里是否也曾有一座晏公庙?这两座晏公庙今天还有什么遗迹吗?它们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故事?晏公是谁?他名叫晏戌子,是朱元璋“捧红”的水神。晏公曾经被海神妈祖收服。

  传说晏公原本为水神,他面如黑漆,浓眉横髯,千里眼与顺风耳是他的手下。晏公虽为妈祖所收服,却不改本性,纵容手下为害江湖,浮海为怪,毁船沉舟,为害商渔。妈祖于是驾轻舟巡游东海,找寻晏公,与之大战一场。晏公不敌败下,但仍不服,幻化神龙,兴风作浪,再来相犯。马祖投下神绳,随投随粘,牢固难解,晏公才惧而伏罪。妈祖收服晏公后嘱咐他:“东海险恶,你今统领水族诸班救民危厄”。

  另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著,晏公名戌子,江西临江府清江镇人。“大元初以人才应选入官,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奄然而逝。……启棺视之,一无所有,盖尸解云。父老知其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显于江河湖海,凡遇风波汹涌,商贾叩投所见,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坚牢,风恬浪静,所谋顺遂也。”

  朱元璋下令全国建庙拜晏公。说起晏公庙,不得不提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据说他与张士诚打仗时,一次化装出行,乘船遇险,是晏公显灵救了朱元璋。清赵翼《陔余丛考》和《七修类稿》中有描述:“太祖时与张士诚大战,徐达屡战不利,太祖扮为商贾亲率冯胜等十人往援,顺流而下,江风大作,舟将覆,太祖惶惧,乞神,忽见红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谁也?默闻曰:晏公也。”

  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后,又听说晏公帮助沿江的百姓以烤猪为饵,擒获了毁坏江堤的猪婆龙(即鼍龙或称扬子鳄)。于是诏封晏公为神霄王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天下建庙祀之。从此晏公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水神,职司平定风浪,保障江海行船。在当时以舟船漕运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的年代,在往来繁忙的水陆交通中枢重地,在船工渔户密集聚集的地方,都有了晏公庙的踪迹。南来北往的商贾船工路过此地,均要登岸上香祭拜;乘舟外出的客商渔民,都要来此乞求平安丰达;无数善男信女岁岁祭祀,香火旺盛。

  民间将妈祖拜为海神,晏公为河神。当年欲出海的人们,必到天妃宫乞求妈祖保佑;欲行走于江河湖泊的人,则必到晏公庙进香祭祀,以求平安顺行。


相府营

名有争议,一说为古代买卖烧香的铺子,后为区别于香铺营的另一条路。也有说是古代宰相住所,甚至说是明代的。

八府塘

白下路附近有1个老地名,名叫“八府塘”,据传说,这里曾有明代的八府巡按衙门。因为地形复杂曲折,湖塘众多,南京民间流传过“八府塘的鬼——跑不远”的歇后语,如今,“八府塘”已经衍生出了东八府塘、西八府塘2个地名。

杨将军巷

东起碑亭巷,西至网巾市。明朝杨姓将军居此,故名。曾名“杨家爷巷”,文革时为前进西巷。经查,将军名为杨凌。

安将军巷

网巾市香铺营小区,红庙小区,洪武北路以西。也说是明朝安姓将军居住于此。

状元境

状元境在夫子庙闹市区一隅,东起贡院西街,西至教敷营,是一条只有100多米长的小巷,以南宋秦桧的儿子秦熺,孙子秦埙(探花)还是秦堪,两状元居此而得名。因秦桧是陷害忠臣岳飞的奸臣,后人耻其姓,所以状元境前面不加“秦”字。“文化大革命”时期,状元境曾名立新巷。

清朝的秦大士,(1715—1777年)江宁人(即南京、和曹雪芹同年出生)字鲁一,涧泉,号秋田老人,21岁中举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38岁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南京老百姓俗称秦状元。

秦涧泉自幼聪明,lO岁时即能写出八股文,少年时书学欧阳询、柳公权,即小有名气。他一向淡泊名利,致力于学,官至侍读学士,景山官学总裁,书称其“名儒硕德,望重一时”,乾隆二十五年升为侍讲学士,教皇子读书。乾隆二十八年,秦涧泉退休在家,49岁告老还乡。秦大士回南京7年后,时任陕西巡抚的大儿子秦承恩买下原是明末崇祯皇帝赐给当朝首辅大学士何如宠修建的大夫第府邸居住。即长乐路57、59、61号的房屋,它是南京明清两代府第建筑的代表,世为罕见。九进外带书楼,楼字高挑开间阔大,59号的厅堂是南京现存最大的古民居厅堂,仅木柱直径就达40厘米,极为宏伟。因世事更替,故居59号只剩下两进,61号还有备道。在故居的东屋还保存着秦状元用正、草、隶、篆四体书写的诗词,秦以“诗、字、画”三绝闻名。于故居的后花园种植柏、梓、桐、椐四木,取意“百子同居”,世代书香相承。

秦状元里

在三山街。

焦状元巷

焦状元巷,位于珠江路西端北侧,因明万历状元焦竑居此而得名。

  焦竑,字弱侯,生于明嘉靖(1522~1566年)年间,万历十七年(1589年)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修撰授皇长子书,著有《澹园集》、《焦氏类林》、《焦氏笔乘》等书。

  相传家住南京珠江路北门桥畔的才子焦竑,由于距江南贡院考场比较近,临考这天,他从容不迫地带上笔墨等文具,从家中步行去考场。

出门不远,经过一小宅,忽然门楼窗口有人向下泼了一盆水,水落地上发出叮当声。他走近一看,发现有一只黄澄澄的精致手镯。他估计,这很可能是清洗时混入水中被泼下的。当焦竑抬头时,木刻花窗早就紧闭了。他想,如主人发现珍贵物品丢失,定会怀疑仆人所为,事态发展下去后果严重。想到这事的严重性,他竟忘记了考试的时间,闷坐在这家门槛石旁,等其家人来寻找。等了好久,终于有位年轻丫环泪汪汪地下楼,直冲水迹处寻找,焦竑听丫环诉说原委后,当即把金镯奉还,丫环感激得涕泪俱下跪谢焦竑。

这时焦竑才想到,可能要点名进考场了,立即向贡院跑去,但此时,时间已过,大门紧闭,焦只得垂头返回。刚走几步,忽听有人叫喊:“不好了,贡院失火啦”!这时,万名考生被困在院内。正在生死关键时刻,考场负责人做出决定,打开大门,放出考生,避免人命事故的发生。经众人全力扑救,不多时,大火虽被扑灭,考场内却已空无一人。后经主考官同意,重新点名进考场。

焦竑进入考场后,很熟练地做完了各道试题,第一榜就中了举,第二年会试中了进士,经殿试,取得一甲,中了状元。这一喜讯当即轰动京城,人们都赞扬他好心得了好报。他出生的这条小巷,也被大家称之为焦状元巷。

尚书巷

尚书巷位于大光路西段北侧,南起大光路,北至八宝东街西端。因明代吏部尚书倪岳居此,故名。曾名崇礼街。

  倪岳,字舜咨,据《万历上元县志》记载,倪岳为明天顺元年进士,入翰林,为编修,进侍读,擢礼部右侍郎,进尚书,“仪文制使,多所拟定。”弘治年间,倪岳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倪岳享年58岁,谥“文毅”。由于他为人正派,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受到人们的尊敬。为了纪念他,其所居里巷命名为尚书巷。明万历二十六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南京时,就住在崇礼街,徐光启专程从上海来看望他时,还到倪岳故居访古。

沈举人巷

清代这里有1个举人叫沈九思,他教了很多学生,在地方上影响较大,为了纪念他,这条巷子就取名为沈举人巷。

三元巷

明代尹凤武,武艺高强,应试武科,三试皆夺魁,人称连中三元,住所之地故名“三元巷”。

石婆婆庵,石婆婆巷

方位:长江路附近;进香河路

南京有很多关于“石婆婆”的地名,比如长江路附近的石婆婆庵、进香河路的石婆婆巷、红花街道的石婆庙以及六合竹镇的石婆村。这位“石婆婆”究竟是何许人也,《南京地名大全》终于揭开了答案。

石婆婆,原名芮娘,是明代洪武年间礼部尚书陈迪家的丫环(一说乳娘)。朱棣夺取皇位以后,陈迪全家只有5个月大的七子陈珠,被芮娘匿藏而得救,其余人全部遇难。芮娘带着陈珠来到山东邹县,并将他抚养长大。芮娘的义举受到百姓的尊崇,她去世后,百姓将其视为慈神。

后来,在芮娘活动过的南京、山东等地,都建有供奉她的庙宇,因为其雕像是一尊石质的老婆婆,人们亲切地称芮娘为“石婆婆”。南京的几处石婆婆地名都和供奉芮娘的石婆婆庙有关,可惜,那些石婆婆庙如今都已不在。

张都堂巷

实辉巷的单号最大是27号,双号最大是22号。15号与17号之间,是“鞍辔坊”和“实辉巷”的向交路口;14号和16号是“张都堂巷”与实辉巷的相交路口。2个路口相距十来步远。“鞍辔坊”向南延伸,一直连接到“璇子巷”;“张都堂巷”向北延伸,连接到长乐路上。

黄公桥

黄公桥是为纪念明朝早期人,“三元及第”的安徽贵池人黄观,而修建的黄公祠旁的木桥。在靖难之役后,黄观被朱棣所嫉恨,其状元的身份被革去,故明代保持连中三元,受记录的只剩有商辂一人。

张家衙

张家衙位于南京中华门东侧,南起三条营,北至剪子巷,因明代抗倭名将张可大的府邸居此,故名。
张可大字观甫,万历二十九年(1601)武举人,任登莱(今胶东一带)总兵官,进右都督,平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据《金陵通传》记载,有一次张可大查抄当地某税官家产,税官之子欲以钱财贿赂,掩其罪,不料张可大不为所动,秉公执法,皇帝听说后,称赞其不但为良将,亦是良吏。后孔有德造反,登莱城遭重兵包围,张可大英勇阵亡,被追封为进荣禄大夫,谥“庄节”,赐赠太子少傅,建祠于雨花台,堂号“旌忠”。张可大好学能诗,虽身在军旅之中,但手不释卷,颇具儒将之风,人们为了纪念张可大,于是将他府邸所在地命名为张家衙。
上世纪30年代,张家衙住着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丁鸣午,外号“丁剥皮”,在家授徒数十年,以管教学生严厉而著称,所以丁氏的学生多有成就,尤其对《论语》中所述的伦常礼节,奉之惟谨。在门东一带,丁先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张家衙虽然是一条羊肠小巷,纵观其貌,古老而质朴,殊不知,它在明代应天府城中,还是一条闻名遐迩的以名人府邸命名的街坊。

谢公祠

在南京城南门西的高岗里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名叫谢公祠,小巷因曾有东晋名门望族谢氏的祠堂而得名。府邸在乌衣巷的谢氏家族,其宗祠为何会在偏僻的城南小巷?


“东山再起”成语源于谢安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这首《乌衣巷》,许多南京人都非常熟悉,其中的王、谢,指的是东晋名相王导和谢安。

当年的谢家是金陵的望门显族,府邸在位于秦淮河畔繁华的乌衣巷。乌衣巷曾驻有东吴时孙权的乌衣营,因而得名,东晋时名相王导、谢安的府邸不仅有禁军驻扎,而且因其家丁常穿着黑衣而使之“名副其实”。

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出身名门大族,年轻时很有才干。公元366年41岁那年,谢安离开会稽东山来到南京(当时叫建邺)做了官。他在今南京城东三十里的1个土山上,造了一座别墅,并按会稽东山的名字把此山也称东山。人们因此称谢安为谢东山。

公元383年8月,前秦苻坚亲率百万大军南下伐晋。正当东晋群臣恐慌时,谢安临危不乱,坐镇东山,精心排兵布阵,以8万军队打败了前秦的百万大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这同时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东山再起”故事。

“内举不避亲”成就一代名将

“淝水之战”的胜利,既有东晋在谢安等人辅佐下日益兴旺的基础,更有谢安作为东晋的总指挥“内举不避亲”策略的胜利。战前,谢安用其弟谢石担任前线大都督,侄谢玄任前锋,子谢琰任中前锋。战争打响后,谢琰首立战功,谢玄、谢石也相继告捷。故史书说,前秦之败也,“成于玄、琰,然后时实为都督焉”。谢玄也由此成为一代名将。

在谢公祠附近,还有条叫“同乡共井”的小巷,它因有一口名“同乡共井”的井而得名,“同乡共井”同样和谢氏家族有关。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北方一百余万官民南渡江南。这口井原是王导所建,他的本意是用以鞭策从北方来的官民同舟共济,在江南站住脚跟并巩固政权。

而稍后的谢安成为东晋名相后同样鞭策南迁官民要风雨同舟,后人就在这口井附近建立了谢公祠。几年前,在谢公祠巷和鸣羊街交界处发现一块石碑,上书“晋康乐公碑”。谢家三公之中只有谢玄字“康乐”,因此认定该碑为谢玄之碑。

谢灵运谢眺等皆谢氏后代

谢氏不愧为名门望族,后代人才辈出。古有“王家书法谢家诗”的美誉,王家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而谢家则以山水诗派的鼻祖谢灵运、谢眺为代表,世称“二谢”,谢灵运为“大谢”,谢眺为“小谢”。

被誉为“山水诗祖”的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他15岁时由钱塘(今浙江杭州)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居住在乌衣巷。其爷爷谢玄因在淝水之战中功勋卓著被封为康乐公,灵运之父谢瑍早逝,由灵运袭封康乐公。

东晋义熙元年(405年),21岁的谢灵运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谢眺与谢灵运同族,其高祖谢据是谢安的弟弟。谢眺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写景抒情佳句,至今脍炙人口。

洪公祠

在南京繁华的新街口南面,老街古巷相衔交织,是著名的老城区。这里有一条长约二百米的老街,名洪公祠,一直是南京市公安局所在地;宅东连明瓦廊、三元巷,通中山南路大道,西衔丰富路、秣陵路,为要道通衢,是人们熟悉的老街。清初,这里是总督江南军务洪承畴的大府宅,其死后,清政府为纪念他的功绩,在此辟建了当时南京最大的祠堂,故街名洪公祠。洪承畴(1593——1665)是明清的时候的福建南安人,字彦演,号亨九,明万历时进士。崇祯时任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河南军务,镇压农民起义军。崇祯十四年(1641年)曾率13万军队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会战,结果大败。次年松山陷落,洪被俘,押至沈阳后降清。1644年洪随清军入关,第二年到南京,总督江南军务,镇压江南抗清义军。南明朝廷杰出的抗清将领黄道周、夏完淳等人,被俘押解南京后被其杀害。顺治十八年康熙帝即位后,洪承畴退职回南京,继住洪公祠府宅。据《广阳杂志》记载,洪承畴入都后,派人至闽迎其母入京,到京后,其母见儿即大骂,并以杖重击之,日:“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死汝,为天下除害!”洪受母杖责急逃窜,方免死伤,其母随即买舟南归。洪母不溺于私爱、不惑于利荣,深重的民族气节,为后世人称颂!由此可见,1个人如果不惜以一时之荣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苟且偷生、为虎作伥,不但众叛亲离,更遗臭万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洪公祠被毁,洪府大院被改建为忠王府。民国年间,洪公祠处辟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解放后,保密局更易为南京市公安局,街道拓宽,成了交通衢冲。

蒋王庙

蒋王庙庙中供奉的是东汉末年秣陵(今南京)县尉蒋子文。蒋子文,东汉广陵(今扬州)人,汉末任秣陵(今南京)县尉,追逐盗贼而战死于钟山脚下。东吴孙权建都秣陵后,封其为钟山神,改“钟山”为“蒋山”,建蒋王庙,历代祭祀不绝。

宋代曾极《蒋帝庙》诗云:“白马千年系庙门,炉烟浮动衮龙昏。阖棺漫说荣枯定,青骨犹当履至尊。”记录了宋代蒋王庙“炉烟浮动”的盛况。

民国时学者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中说:“蒋子文之庙,始兴于吴,崇于晋,大于南齐,而衰于明”。蒋王庙在民国元年(1912年)被改为私塾,后又改为小学,蒋王庙戏台在新中国建立后被改为校舍。至20世纪60年代,庙被毁坏。庙会始于何时不可考。2005年,由于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等诸多原因,蒋王庙庙会活动暂时停办。

朱状元巷

东起仓巷,西接莫愁路,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状元朱之蕃府第此处开盘,鞭炮雀跃声名鹊起。

朱之蕃(?~1624)明代大臣、书画家。字元升,一作元介,号兰隅、定觉主人。原籍山东聊城茌平县,后附籍南直锦衣卫(今属江苏南京)。万历二十三年科举状元,官终礼部右侍郎,任上曾奉命出使朝鲜。后以母丧,不复出仕。工书法,善画山水花卉,传世作品有《君子林图卷》等,另有文集传世。

朱之蕃先祖世居茌平,后附籍南京锦衣卫。其父朱衣,官至知府。朱之藩自幼工书善画,能诗能文,万历二十三年(159)会试,传胪第一(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谕德、庶子、少詹事,进为礼部侍郎,改吏部。万历三十三年(1)奉命出使朝鲜,与其国才士互相辩难,赋诗赠答,应对如流,且语言得体,不辱使命。以老母去世服丧,不复出仕,朝廷屡召,皆辞。天启四年(1624)辞世,享年69岁。临死前言:“人生聚则成形,散则成气,一来一去而已”。卒赠礼部尚书。

之蕃工绘画,竹石兼东坡神韵,山水酷似米芾等大家。又工书法,真、行书师法赵孟頫。得颜真卿、文征明笔意,日可写万字。在他出使朝鲜期间,朝鲜人以人参、貂皮为礼品,请他作画写字。他将所获得的礼品,尽行出售,另买书画、古器以归,其收藏极为丰富。他于泰昌元年(1620)所作《君子林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著有《使朝鲜稿》4卷、《纪胜诗》1卷、《落花诗》1卷、《南还杂著》1卷等。南京至今仍有朱状元巷。走时,听来1个古代爱情故事:朱之蕃少时穷困,投奔苏员外做家教,对苏家小姐一见倾心。苏员外知悉此事后大怒,将之逐出门去。苏家小姐偷偷送上二十两银子作为国考报名费,敦促他博取功名。一年后,朱之蕃高中状元,旋即奔赴苏员外家提亲。苏员外率全家跪迎……

  还有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也是在朱状元巷14号出生的。




曹都巷,党公巷,薛家巷,花家巷,韩家巷,蔡家巷,童家巷,廖家巷,管家桥,侯家桥,严家桥,洪家园,姜家园,随家仓,方家营,史家里,陆家里,韩府山,幕府山这都是有故事的地名。

梅家灰堆

中华门下,居然有个小巷子叫“煤灰堆”。它100多米长,原先七拐八弯的,狭窄,地面是高低不平的大鹅卵石,房屋又旧又破。当地老人说,清朝时,这里住了一位姓梅的大富翁,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将他家变成了一堆灰烬,人称“梅家灰堆”,后来误传为“煤灰堆”,于是将错就错,变成了地名。

  这个地名实在不雅,以至有人不相信是个地名,以为是开玩笑说的,人们写这个地名也易错为“煤炭堆”、“煤炭灰”,不过老南京、老邮政还是能知道是写“煤灰堆”,因为南京没有与它相近的地名了。现在的煤灰堆,房子多经整修,地面铺了柏油,早已今非昔比了。

望仙桥

桥已废。昔日位于朝天宫之西古运渎河上,即今文津桥与张公桥之间,古之西州桥,以西州城得名矣;宋之武卫桥,明弘治至正德年间大文人史忠,字廷直,自号痴翁。他能诗作画,精通音律,能做新声乐府,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不喜结交权贵,终身不肯出来做官。

其妻何玉仙也是多才多艺之人工书善画,尤通音律。史忠为提高她的技艺,曾觅两京绝手琵琶张禄授之以技,使其尽得其妙。夫妻俩感情很深,每当玉仙外出将归时,史忠就站在武卫桥上凝望,故时人称之谓“望仙桥”、“史桥”。

狗皮山

狗皮山地名的形成,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直接的关系:明朝初年,朱元璋迁徙国内10万熟练手工业者聚集京师,形成了著名的‘明十八坊’。其中,众多从事制革技艺的匠户多集中在七家湾一带,形成明代南京皮革制作中心,当时评事街(原称皮市街)成为摊贩云集的皮货市场,是南京有名的‘皮革一条街’,这一片的牛皮街(甘雨巷北段)、牛首巷、打钉巷、千章巷等地名都与皮革制品有着直接的联系。至于狗皮山,则是因为贫穷匠人选择在此晒狗皮而得名。如今,狗皮山已不存在了。

这狗,可不是什么官员,不是富豪。放在这里讲,一因为少见,二是因为与朱元璋有直接的关系。

与朱元璋有直接关系的地名很多。

“百猫坊”又称“石猫坊”,失去名字的王府所在地

原来位于南京市城南升州路上浮桥东100米左右。“百猫坊”初建于明洪武年间,原是明朝水师名将虢国公俞通海府前的牌坊。关于这座牌坊的由来,传说是朱元璋为了破俞府的王气,以“猫”吃“鱼(俞)”的寓意,所以正对俞府建立了一座汉白玉雕刻的上有100只猫的牌坊。牌坊高3.6米,宽10米,从基石到顶部分6截叠加而成,下部有4根粗壮的柱子向上逐层加高,整体看上去像一座整石雕刻。白猫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特别是柱子下部前后各有1个高1米左右的类似狮子的猫,形象生动逼真。


  “百猫坊”是南京地区惟一流传的明代府邸石坊,早在1982年就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前期,当地新盖小区,开发部门没有经过文物部门的同意许可就私自拆掉了“百猫坊”,为此,有关文物部门一直在追究责任,同时责令要把这座石刻保护好。这座石刻遭破坏后,一开始就被放在金沙井和中山南路的拐角处,后来因为当地环境太差,秦淮区文化局将它们移往了一处小院保管,等重新规划好后再易地重建。曾经有专家提出,可以把“百猫坊”放在民俗博物馆靠路边的草坪中央,以展示石坊形象,但这个提议最终因为民俗博物馆周边的环境没有清理出来而搁置了起来。
  为了亲眼目睹一下这座“百猫坊”的真迹,前往当地勘察了现场,发现:“百猫坊”已经几乎残不忍睹,整个石坊已经七零八散,和垃圾一起被堆放在1个小院子里。由于石坊用的不是很好的石料,经过几百年的风雨,加上根本没有保护,已经风化不堪,残件没有一件能看出“猫”的形象,唯一一件较完整的石刻,脸部已经完全损坏,令人痛惜。但是从仅存的石刻残件来看,还是能看出当年这一建筑的精美。大量如意纹、回纹、缠枝纹、草纹等装饰着实是明初石刻装饰的典范。其实所谓“百猫坊”极有可能是民间的误传(朱元璋的传说太多了),因为从现有的遗迹来看,类似狮子的“猫”其实就是石狮,与一些保存下来的明清石狮造型很相似;而且在当时来看,猫并没有作为1种吉祥动物出现在各种装饰物上,更难想象朱元璋会把一座全是猫的牌坊赐给像俞通海这样的功臣(朱元璋还赐给了徐达一座花园,赐给了常遇春两座花牌楼……)。

相传俞通海当年的家宅在今天的彩霞街菜场内。彩霞街菜场位于双塘路东头、上浮桥附近。走进彩霞街菜场,却看不到一点俞家老宅的影子。不少居民都不知道这里就是俞通海老宅的所在地。

洪武帝手下战将俞延玉父子四人,极善水战。人称“俞家四条龙。”爸爸俞延玉、老大俞通海都为大明的建立殁身。大明建立后,老二俞通源被封为侯爵,老三俞通渊也被拜为都督佥事,掌握兵权。为表俞家功德,洪武帝还下敕建造了俞府。谁知,在修皇宫靠后湖的城墙时,屡修屡倒。派人观察,发现秦淮河附近俞府内有一霞光,夜间直射后湖。钦天监认为出了鱼精,洪武帝也有这样的看法。并且断定应在俞家身上。为保朱家江山永固,洪武帝决意要焚烧掉他亲自下敕建造的俞府,把俞家满门抄斩。满朝文武虽然与俞家有过并肩战斗的情谊,但为了保大明,也都认为只有把俞家灭掉——谁叫他家有鱼精转世的人呢!只有军师刘伯温虽然也认为俞家真有精怪投胎之人,却说这是天意。如果违天意而满门抄斩,将会招来更大的祸殃。洪武帝害怕了,忙问刘伯温有没有既不违天意,又可使朱家天下安若磐石的妙计。刘伯温向他提出了两条办法:一是找出鱼精转世之人,做道场祷告上天后杀之;二是实行压胜之法。洪武帝见此法周全,便同意了。让刘伯温给俞府的人算命看相,找出了鱼精转世的俞通远的1个男孩儿和俞通渊的1个女婴,杀掉了。又下令把俞府附近的地名全改为带猫字的,以猫来克鱼。

于是,俞府周围出现了数个“百猫坊”;俞府所在的街,改称“柳叶街”——柳枝可以串鱼;从柳叶街顺秦淮河入江方向的两座浮桥之东,有“船板巷”——船板可以栏鱼;附近还设有“钓鱼台”,钓鱼台的尾头叫“撒网”——网尽鱼也,后改称沙湾;为了堵住鱼入江之路,秦淮河的支流上,有“堵门桥”(陡门桥);为了防止鱼怪漏网入海,还有“赶鱼巷”(干鱼巷,现称甘雨巷)——将鱼赶回捉之也。一位老人说,这条巷子里曾经立了一根很高的柱子,据说是朱元璋当年用过的鱼竿,后来拆了。这就是刘伯温的压胜之法——用八条街和百猫坊将鱼团团围住,使之灵气全无。城墙也就修起来了。

燕王河

南京还有一条世上最短的河,全长只有180米,可能知道的人就不一定特别多了。这条小河的名字叫燕王河,位于南京清凉山石头城下、石头城公园内的鬼脸城北侧。燕王河东西走向,发源于明城墙之下,蜿蜒流入外秦淮河,长度虽短,但却拥有500年历史,拥有三座桥梁,是一条满载人文风情和历史传说的正儿八经的河流。
  燕王河之名来自于明成祖朱棣的有关历史传说。传当年朱棣年少时雄才大略,更兼性格豪放,直言不讳,以此不大讨洪武皇帝喜欢。朱元璋登基后大兴土木修建了庞大的南京城,志得意满,率大臣和诸位皇子环城巡游,盛赞自己的城墙如何固若金汤。当下众大臣山呼万岁齐声讨好,而朱棣却信口直言道:好是好,就怕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打中后宰门……元璋听后心中暗吃一惊,没想到被朱棣点中了自己一直不愿正视的软肋,一时无名火冒了上来,但碍着众人之面也不好表露什么,于是顺手剥了个橘子交给朱棣。

朱棣回宫对马皇后说知此事,马皇后吓得脸色煞白说:快逃命吧!父皇赏你吃橘子,是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谁知还没等朱棣来得及逃走,朱元璋早已命守城卫队将城墙13个城门全都紧闭,准备捉拿朱棣。事不适合迟,朱棣生母翁妃见此,便将朱棣和王妃徐小姐(徐达的女儿)暗藏于自己轿中,谎称到清凉寺烧香还愿,将朱棣安全带到了清凉门。下轿后见情形紧急,便与徐王妃悄悄登上了清凉山,准备从清凉山西麓鬼脸城出走。因为这段城墙正好是朱棣当时监造,他知道这里有一处为排城内积水而留下的1个涵洞,于是连夜钻涵洞逃到外秦淮河,换乘小船逃离了南京。

朱元璋捉人没捉到,也不好大张旗鼓派兵捉拿自己的儿子,于是干脆听从文武进谏,封朱棣为燕王,留在北京一生一世不许回来。后来元璋薨世,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继位,朱棣发起靖难之役,攻占南京,夺取帝位,自己登基当了皇帝。
  朱棣登基之后,人们当然忘不了那条曾经救过一代帝王性命的小河,于是便为之名曰燕王河,而且一直叫到了现在。
  南京民间关于燕王河的传说有各种不同版本,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是朱棣曾经从这里逃生,还是朱棣督工时主张修建的那个涵洞,但想必总会与朱棣存在着某种渊源。至于真相究竟如何估计永远都难得搞清楚了,毕竟朱棣前前后后的明代史存在着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遑论这么一条无关紧要的小河沟了。

燕王的生身之母瓮氏,是独霸一方的首领陈友亮的爱妾。朱元璋灭了陈友亮的队伍,杀了陈友亮满门。见瓮氏颇有姿色,便纳为妾。第二年,瓮氏生了一对孪生子。因只怀孕8个月,朱元璋硬不承认是他的骨肉。没有开过怀的正室马氏也认为养七不养八,怀孕8个月的孩子养不活,怀疑瓮氏在家给朱元璋之前便有了身孕。他们二人百般审问,瓮氏都只说是朱元璋的骨肉。朱元璋夫妇之不相信,给瓮氏船上特意用铁片串成的裙子,折磨了四年,把瓮氏折磨死了。朱元璋还想把那对孪生子也杀掉。亏得刘伯温给2个孪生子看了相,说他们因朱元璋而有大富大贵之相。孪生子之兄尤其贵不可言。朱元璋这才相信他们是自己的骨肉了。把它们排列到第四、第五位,取名朱棣、朱橚。朱元璋坐了江山以后,给5个儿子封了王位,朱棣被封为燕王。
一次,朱元璋问军师刘伯温:“将来5个儿子谁能做天下?”
刘伯温说:“明日上朝,五龙子中抱玉柱的那位便是。”
第二天上朝,燕王朱棣一时高兴,抱着玉柱打了个转儿。正好被朱元璋看到,从此增添了几分偏爱。后来,燕王得知了这些内情,对刘伯温无限感激。尤其是他的神机妙算,更是佩服。所以,这次选地建都城,便带了他来,并对他言听计从。


明城墙上预留的涵洞口,据说当年燕王朱棣就是从这里爬出来的。



600多年前的高干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随意挑选居住点,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呢?不是的。他们很可能住的是朱元璋盖的“样板房”。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为了规范当时官员们的生活待遇,就想出了“样板房”这一招儿。“尽管官方资料没记载,但一些文人小记上有记载。”明史专家马渭源说。“样板房”由工部来建,皇家掏钱,论功劳大小,决定房子的大小。当时一批开国功臣,尤其是武官,住的都是“样板房”。由于样板房是皇帝赏赐,因此大臣不能说“不”,不然就是抗旨不遵。

  而朱元璋又是1个节俭的皇帝,他的皇宫大院内,曾有人提出要好好精装修一番,比如安个地板之类的,都遭到了朱元璋的呵斥。因此,当时官员们住的“样板房”,也是相对节俭的。马渭源说,房子在哪里,怎么建,建成什么样,都是公家安排,自己无权过问。而且,该用七架梁还是五架梁,房子面积多大,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机制。

  当然,也有人拒绝住“样板房”的,那就是徐达。徐达一家身世显赫,儿子当中也有继承公爵的,女儿还嫁给朱棣当了皇后。徐达看朱元璋赏赐房子,谦虚地表示,自己不能要,赏赐太大了。当然,后来徐达家也是明开国功臣中很豪华的。“徐达家的房子是当时除皇宫外,南京城最大的。传说,从现在的瞻园一直到白鹭洲公园,都是徐达家的。”

下页更精彩: 1 2 3 4 5 下一页
上一篇: 桂林两江四湖-桂林两江四湖——榕湖、杉湖分析报告 下一篇: 潘蔚女儿-女儿情(蔚蔚细语)

优秀文章